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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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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成员。我当时领导苏联政府，自然同他有密切的联系。那时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分析头脑的人，性格坚定、目标明确，虽然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显得年轻些。在苏联政府的季度扩大会议上，他通常都要积极发言。当然，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问题主要是涉及哈萨克斯坦。他的视野、思维的范围也很广阔。后来他成了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应该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以至后来在苏联和独联体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更加确信，他是一位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不仅在哈萨克斯坦，而且远在哈萨克斯坦境外地区都拥有威信。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这之前，12月8日，在籍籍无名的坐落于离波兰边境30公里的别洛韦日森林的白俄罗斯村庄维斯库利，就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件：苏联不复存在了。后来才知道，在有关这一骇人听闻事件的文件上签字的，有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恕我直言，他们并不是祖国历史上的什么杰出的人物，却把毁灭伟大国家的罪责揽到了自己头上。是的，甚至他们亲身体验的那种掺和着酒劲儿的政治快感，也并没有妨碍他们明白，他们所干的事其实就是搞政变。对此，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看来只有我国）表示赞许。这些犯罪分子们宣称，似乎他们只是确认了苏联政治上的死亡。这种骗人的手法有点像一群医生蓄意把患者搞得病入膏肓，然后又弄出个“三人小组”来宣布这个活着的患者已经辞世，并把他送入太平间。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家伙的真正作用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纳扎尔巴耶夫没有参加这可耻的别洛韦日事件，政治远见使他没有堕入彀中。但是正如常言所说，生米已煮成熟饭，更因为12月8日已经宣布成立独联体取代苏联，其成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所以其他的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只好自己决定未来的命运。结果是1991年12月21日在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包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11个独立国家的独联体的阿拉木图宣言。我想，当时这样的文件还是必要的，因为独联体的创立消除了苏联混乱无序崩溃的危险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后果。但可惜15年前宣言规定的许多东西，只是停留在纸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年来在独联体各国内部以及在其成员的相互关系中，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已变得日益尖锐的缘故。
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想，答案应该到1991年我国历史突变这一事实中寻找。在那之前，我们都生活在被称为多民族的，而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国际主义的国家里，因为这个说法更准确地指明了苏维埃政权时期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性质。事实也是如此，当乌兹别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发生了具有悲剧性后果的地震时，全国不是都伸出了援手吗？有些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沿岸的人，他们把话剧、展览这些东西送到莫斯科来（也送到其他城市去），可是在这些各共和国代表的心目中，莫斯科不就是他们亲爱的家园吗？而那些科学、文化、艺术活动家们，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他们所受到的，不也都是全国人民的承认和爱戴吗？我讲的这些，只不过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各民族真正统一过程中的一鳞半爪。在这一过程中，民族隶属问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
可是当我们的共同家园被毁之后，一切就坍塌了。于是大家只好星散，各回各的民族老家。其间出现了政治投机分子、企图攫取政权的冒险家，他们又吹燃了本来已渐趋熄灭的民族主义炭火。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学者们开始连篇累牍地炮制与过去方向完全相悖的文章和课本，政治家们则立刻忘记了他们借以受教育的俄语，发疯似的学习怎样才能用本民族共和国的语言发音正确地喊出有关他们民族利益的新口号。新滋生的“实业人士”掌握了“美丽的”外来语词——“比兹涅斯”、“巴克瑟”、“马尼”等等。对这一切本可以一笑置之，然而这些新思潮东一处西一处很快都化成了反俄罗斯族的、反俄国的声明和行动。它们的性质显而易见：共和国的事业越糟，领导者越是无能克服困难摆脱危机环境，他们就越想讨好来自大洋彼岸的木偶操纵者，这些在本国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的人，就越是想捡起民族主义这个破烂武器，找到妨碍他们实现国内外既定目标的敌人。当然，要想“发明”比俄罗斯更合适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不但目标显著，而且就在身边。当然不可能把它打倒在地，但是却可以用它来装出一副为本国人民幸福竭尽全力搏斗的样子……
这是一群投向根本就不存在的火焰的政治飞蛾（但他们迟早会烧毁自己的翅膀），遗憾的是各共和国都有部分居民被他们引入歧途。这些人的名字不值得一提：他们在空中飞不了多久，而且他们捞到的荣誉也实在太多。但是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还有一大堆更严重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时也是对这些国家来说，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国家中俄罗斯居民、操俄语的居民的状况问题，就是他们如何迁回祖国母亲怀抱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由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得确切些，由那些在新国家内与之利害攸关的人煽动起来的局势。还是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复乐园的努力
可以说，现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关系是良好的。共同的经济利益、对外政治任务、科学和文化联系，使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语言。然而，苏联解体之后，尽管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内，它的俄罗斯居民也不得不经受（现在也是）不少困难，许多人被迫从该共和国迁出。在苏联时代，俄国人对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俄罗斯人是该共和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成员，占70％，这一点就是明证。但是，到了1991—1992年，俄罗斯居民们却突然成了“大国沙文主义者”、“占领者”和“殖民者”。讲俄语的学校减少了，共和国用俄语讲授的课程也减少了。可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下，但凡有一点可能，俄国人都会想方设法到境外，最好是到俄罗斯，去找工作。人们纷纷抛弃一切，到新的地方安家落户。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间的移民过程涉及大批群众，其规模堪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迁移”相比。从哈萨克斯坦向俄罗斯迁移的结果，仅1990—1999年间哈萨克斯坦就流失了将近140万人。这一移民潮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超过76万人。在俄罗斯移民总数中，哈萨克斯坦移民所占比重约为40％，约占最近十年间由独联体各国移居俄罗斯总人数的1/4。有一点很有意思，据1989年人口统计资料，俄罗斯居住着63。6万哈萨克族人，其中在十年过程中离开我们国家的只有6000人。当前哈萨克斯坦居民中大约只有40％是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大约也占到40％，其他民族占20％。
近年来各种事件的发展，令我们有某些理由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系的历史前景持乐观态度。当前面临的局势对共和国本身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这就促使共和国领导对国家内外方针进行重新审视。首先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发表正式声明，采取行动，同俄罗斯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在我国开设领事馆，等等。从一切迹象看来，比较露骨的、较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哈萨克斯坦已成为过去，民族政策基本踏上正常轨道。虽然这些还不足以提供俄罗斯居民在共和国稳定居住的充分保证，但总算是可以让俄罗斯人在一个长期阶段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时期去适应，并形成保卫自己未来利益的机制。
不仅历史经验，而且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相互关系的实践也证明，要想消除肆无忌惮的、其实质为破坏性的民族主义毒素，最好的药方就是国家间、人民间的全面合作，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一体化。可惜的是独联体各国未能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协作，至今仍令人颇感失望。这就提醒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要寻求更有效的国与国之间的一体化形式。
建立这种新联盟的倡议者之一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4年正式访问莫斯科时，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公开提出成立欧亚大陆联盟的必要性。许多俄罗斯的以及一系列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对此设想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之间现有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具形式，双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保证遗留的和新产生的问题得到解决。同年的9月，根据纳扎尔巴耶夫倡议，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国际科学—实践大会《欧亚大陆：国际潜力及其开发》。
苏联解体过去了3年。这期间有一个想法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这个伟大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步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把过去的加盟共和国、现今的主权国家重新团结成一个一体化的建构？
得到哈萨克斯坦总统参加这次大会的邀请之后，对这个问题应持什么立场、观点，我想了许多。当然也是在准备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这次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已经3年没有机会就这一重要问题阐述我作为公民的观点了。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对经济政策有不同意见，我才辞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请允许我在这里摘录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几段讲话：
在这里，在哈萨克斯坦土地上召开这次大会的事实本身，几乎是具有象征性的。最近，正是从这里，发出了后苏维埃广阔土地一体化的倡议。欧亚大陆联盟的主张就是其中之一……
哈萨克斯坦总统的立场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这种立场的吸引力、对这种立场的理解，在我看来，是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现实，反映了苏联国家重组的过程和在这片领土上成立的新国家的改革过程。
新的边境和海关，许多居民阶层的无权和贫困，分崩离析的经济联系，难民潮，雪崩一样的犯罪和贪腐，地区冲突，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这些就是我们一度强大的国家崩溃的后果。
今日在我们词汇里出现的许多说法，如“近邻外国和远邻外国”、“移民”、“签字国”、“难民”等等，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标志。
中央对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失控过程演变成为经济的分裂。在几十年漫长时光中一直由互代和互补这样的基本原则起作用的全苏劳动分工体系瓦解了。
物质生产的经济条件，各共和国之间早已确立的经贸交流实质内容，尤其是合作关系，雪崩般地崩溃了。由于这个原因，独联体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30％到50％……
独联体国家把对外经济联系从独联体内部转向其他国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们之间互相供货减少的同时，燃料、金属及其他原料资源源源转向了世界市场。
把现今独立国家一体化的必要性硬是同苏联解体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一体化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的经济，在于利用昔日苏联积累起来的强大潜力。这种潜力一定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克服向市场过渡产生的休克现象……
严格地讲，“国家一体化”这一概念不完全实用于我们的独联体。在世界实践中这一概念通常是用在那些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国家，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因而也是多样化的经济调整模式，有对结合条件（主要是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和国防能力）的广阔选择余地。（还是以欧共体为例……）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这些独立国家的又一次一体化。这些直接相邻的国家不仅位于欧亚大陆，而且从前苏联统一经济的存在中，继承了全面的依赖关系和相互关联的合作生产，往往具有垄断水平高而技术水平落后的特点。许多企业的产品由于竞争能力低下，应该承认基本上只能在相互贸易的市场上找到销路。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考虑到任何范围中的一体化，都要首先立足于独联体各国国民经济的相互联系，我又强调说：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得不置身于早先已存在的经济关系轨道之上。问题只在于这些关系将是混乱无序的，还是应该让我们把它引入协调的经济体系轨道。正如有句名言所说：“……每一个个体，都只能置于共同关系中加以考察……”
我一直是主张开放经济的，但一定要遵循伙伴关系和互利原则。如果不把我们当做地位平等的伙伴，在制定对外关系战略时，我们就应对此加以考虑。目前，类似的“游戏”还在继续。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认定，即使将来有西方资本投入，主要也是投向原料部门和生态方面不利于西方的部门。首先是投向燃料能源综合体，这是他们今天和明天都需要的。看不到这一点，就等于促使我们更加依赖西方，促使我们己经严重扭曲的经济长期停滞，使许多经济部门落后于时代。（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些话是我1994年说的！）。
现在，世界上明显地划分出三个强大的经济发展中心：美国、欧盟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这些中心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它们有矛盾、甚至互相对立。但也有日益深化的合作。这是时代的要求。任务是要在这个“三角”中找到自己的平等地位，将之变成为自己谋取经济福利的源泉。
这种事情只有在我们学会正确支配自己的巨大潜能，克服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时，才能完成。我们具有一切条件，可以成为平等伙伴，而不是世界经济的附庸。为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再结成一体，汇集我们所有的努力，为每个成员谋取幸福……
在苏联这个框架内，俄罗斯的作用虽然显著，但并不是我们“死乞白赖”非起这种作用不可。它在同某些共和国打交道时，充当的是输血者，它在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中，满足了这些国家不少需求。很遗憾，不知为什么这一点并没有被注意到……
在新的组合结构中，像过去那种由俄罗斯输血的状况不会再有了。新国家以不少代价争取到的独立和主权，在客观上就决定了它们必须遵守伙伴关系和互利关系的原则……
这就是我在12年前讲话的部分内容。
从纳扎尔巴耶夫宣布建立欧亚大陆联盟的想法那一刻起，许多年过去了。当时许多国家的首脑没有接受这一建议。怕在某些方面失去主权的担心，促使他们不敢和任何有效的一体化沾边，即便这种一体化有利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但是生活本身坚持要求创建一个新的组合形式，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地区性联盟。而欧亚大陆联盟的构想，不管怎样，并没有寿终正寝，只是在俄罗斯换了首脑后，这一构想才得到正式承认：2000年10月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的总统在阿斯坦市签署了关于建立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的声明及相关条约，2001年5月得到了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会议批准。
2003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第一届经济论坛。这次大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加深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体化本身以及一系列必要的民族机构的建立，使我们这些国家有可能比此前在独联体框架中更广泛地提高多方面合作的效率。正如预想的那样，共同体所带来的一个附带的、但非常重要的结果，恰恰就是民族间，首先是国家关系方面矛盾摩擦的明显缓和。实践证明，一体化是民族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也是同这种邪恶作斗争的有效工具。
廓清12月事件的本源
现在，当本章的叙述完成之时，我还想回顾一下早已成为往事的1986年阿拉木图事件，并就它的实质提出某些结论性看法。上面已经提到，关于12月事件和动乱，派到阿拉木图的莫斯科委员会不失时机地进行了跟踪调查。动乱期间委员会掌握了领导权，对有关动乱的种种说法都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存在一个组织群众（请注意：基本是青年学生）搞示威游行的专门指挥部，走上街头的有吸毒者、酒鬼和无业游民。但委员会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民族主义动乱。
然而仔细的调查表明，吸毒者和酒鬼作乱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据共和国卫生部资料，经医学检测，被拘留者当中没有一个吸毒者，也没有一个酒鬼。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指挥部，这一点也已搞清。还有一个说法：库纳耶夫身边的人有不少都同可疑事件有关联。他们利用了青年人的好冲动，是挑唆破坏法制的人。有个普通工人就说：“应该恢复共和国的秩序，大家在这里相处得就像兄弟，谁同谁都没有个人恩怨，这些暴行都是黑社会、刑事犯罪分子、贪污分子、受贿官员干的，他们害怕科尔宾上任后共和国形势会发生变化，那些藏在库纳耶夫背后的既得利益者，要为这一切负责。”
可以说，在阿拉木图事件中，某些大学中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表确实起到很大的挑拨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动乱并没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几十年来朝夕相处在一个大家庭中，此时这种影响还是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纳扎尔巴耶夫是这样写的：“我认为，促使莫斯科的代表把我们完全排除在监控广场事件之外的主要原因，是怀疑我们会利用群众的情绪牟取私利。尤其使他们不安的是游行群众纷纷递上条子，建议推举阿乌耶利别科夫、杰米坚科、米罗什欣、莫罗佐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等人为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可以说，单就这一列出的名单，也明白无误地证明，青年人根本没有反对俄罗斯族的人当共和国领导的意思。虽然如此，臭名昭著的‘哈萨克民族主义’这张牌还是打出去了。在那些日子里，领导人都是用一种不容反驳的、有辱人自尊心的命令的腔调来同我谈话。”
在我看来，正是莫斯科领导人同地方干部交往中的这种盛气凌人的作风，成为先是学潮、而后转为骚乱的主要原因。恕我直言，中央那种不仅对共和国领导人，而且对共和国居民说一不二的作风，负责党的干部政策的利加乔夫简直是粗暴生硬的工作，还有那位遇事完全听他指挥的总书记的愚蠢——正是所有这一切，激起了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相信国内社会关系体制真正改革的人们愤怒的浪潮。他们觉得这是往他们心灵上吐了一口浓痰！关于发生的事件，苏联人民代表、著名诗人奥尔扎斯？苏列依缅诺夫说得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业已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影响了这些事件的发生，此时的青年人相信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将成为政府法令的这种宣言……说起话来满嘴新词，干起事来还是老一套，这种言行不一，尤其令相信改革的青年人、学生和年轻工人极度愤慨。”
可是来到阿拉木图的那些中央代表，莫斯科那些提议和组织实施共和国第一书记任命工作的人，能承认自己智能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吗？当然不能，因为强制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在他们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他们就又犯了一个不亚于前一个错误的错误：搬出民族主义这顶大帽子来吓人。
发布的第一批消息称，骚乱是“觉悟不高的青年人在民族主义分子的挑唆下”组织的。报纸连珠炮似的射出了一颗颗炮弹：“黑社会、被收买的三K党分子、地下民族主义组织……”首次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反改革势力”。最后，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内中有几段谈到了“哈萨克民族主义”。
阿拉木图事件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会使双方受到伤害——不论哪一方，也不论使用这一武器是否出于美好的愿望。我有时甚至觉得，中央关于哈萨克斯坦事件性质的错误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挑拨作用。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借助错误结论也能激怒群众，促使他们走上街头，从而收到某种政治效果。
当然，这在共和国引起了起初是没有声息的、而后便是公开的负面的反应。3年以后，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第十五次会议一致谴责苏共中央决议没有客观地、合乎原则地评价十二月事件，却把它称之为“哈萨克民族主义的表现”。在共和国党中央例行全会上通过的声明说：“应该完全肯定地指出，青年人走上广场，目的不是反对其他民族。”
阿拉木图12月事件——这是国内年轻民主的稚嫩幼芽同当时依然遵循陈规旧矩和老标准解决政治问题的那套制度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公开性的宣布，人们接受它并实际运用它的决心，同旧思维以及党和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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