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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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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木图12月事件——这是国内年轻民主的稚嫩幼芽同当时依然遵循陈规旧矩和老标准解决政治问题的那套制度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公开性的宣布，人们接受它并实际运用它的决心，同旧思维以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习惯之间的矛盾这时便初步公开显露出来。
在高调宣布“公开性”和“改革”的同时，倡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过渡阶段的复杂性。然而社会生活的这两个内容却同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制度发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固有的易冲动性和解决问题的浮躁和肤浅，成为80年代后期发生这些事件和许多其他事件的原因。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事实上是对“改革”的第一次考试，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及格。更糟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汲取内中深刻的教训。他们在彼时彼地看到的所谓民族主义表现，其实并不存在。而真正民族主义复活的危险和利用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反改革势力来消灭党、国家和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危险，他们却并没有看清楚。
此后不久，我们便会遇到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了。
第3章 第比利斯：颠倒黑白的审判
民族主义狂热
1989年4月7日，戈尔巴乔夫深夜从英国飞回。陪同他访问的有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按当时的规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在伏努科沃机场迎接总书记。总书记只是出国访问时才有这种欢迎仪式，国内访问时，中央书记不参加迎接。
也是按照传统，大家聚集在机场大楼，由戈尔巴乔夫简略地讲了讲出访的成果，同时询问了我们这里的情况：在他从希思罗机场起飞后那段时间有什么非常事件发生？
真的，就在此前，共青团员号潜艇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附近沉没。全世界都在议论纷纷。亚佐夫和巴克兰诺夫依次报告了正在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调查委员会。戈尔巴乔夫简短地做了结论：“你率领这个委员会，”他对巴克兰诺夫说。“物色人选，马上去现场。”
我向总书记讲了一件非常事情。在诺里尔斯克发生了矿工的第一次大罢工。他们在矿井里已静坐多日，不肯升到地面，除非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没有关于罢工的法律，政府不想在黑暗的巷道里，而是要在桌面上讨论这些要求。奥列格？舍宁，当时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下到矿井，但是没有说服矿工。他们至死不让步。我同工会领袖沙拉耶夫拟定了一个致矿工的电文——可以说，是很强硬的。我给戈尔巴乔夫读了，他总体同意，只是做了些不大的修改。
然后，利加乔夫谈了第比利斯动乱的情况，告诉大家他在中央召集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可是我只是在机场时才得知召集会议之事。看来是不认为有必要邀请我参加会议。我说明一下：据我的总理地位，只有总书记有权邀请我参加任何中央会议，但如果他不在，政治局召开的正式会议我则必须参加。但利加乔夫没有召集政治局，只召集了部分人开会。而他在那次著名的发言中说到政治局关于第比利斯问题的会议，而且要求我作证。如果真开过这样的会，那就是4月7日晚在伏努科沃2号机场的会议，可那不叫“政治局会议”，而是“迎接总书记从伦敦归来”。
戈尔巴乔夫马上说：
“应该飞到格鲁吉亚去。”
他提议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周六晨起程。然后我们就分别了。
星期六8点，我同往常一样，开始工作，注意观察诺里尔斯克局势：矿工们在看到我和沙拉耶夫的电报后，立刻升到地面。我为一个什么问题打电话给苏共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助理回答：
“他正在开会。”
“是什么会议？” 我想知道。
“讨论格鲁吉亚事件。”
“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不是要飞到那边去吗？”我奇怪了。“现在讨论是不是早了点？没有出什么事吗？”
“什么事也没发生，”梅德韦杰夫的助理安慰我。“帕季阿什维利（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控制着局势，谁也没去格鲁吉亚，没有必要……”
那次会议上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我至今不知其详。但我认为总书记不可能不知道。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履行他的委托。我不理解两位有多年领导资历的党的工作者怎么就这样破坏了下级服从上级的制度。我想，在谢瓦尔德纳泽当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他恐怕未必忘得了游行示威者，但也未必会急于去纠正局势，更何况帕季阿什维利正在“控制着”局势。他是怎么控制的，我第二天才知道。我接待室的值班员往别墅来了电话，激动地给我读了关于第比利斯深夜事件的密码电报。我只问了一句：
“要开政治局会议吗？”
“不知道，”值班员小心地回答。“没来电话，没有邀请……”
4月9日事件不是一次自发的、随意之间发生的行动，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的行动。
还是从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说起。在格鲁吉亚，仿佛是随着魔棒的一挥，形形色色的“民主”党派、组织和团体就纷纷出笼了。如果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谈到地区经济核算和自我管理原则时还是相当注意使用外交辞令的话，在格鲁吉亚一切都是立刻摆到政治层面上来谈了。出现了“打倒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式狂妄自尊！”“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独立的格鲁吉亚万岁！”等口号，紧接着又出现了“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等等，不一而足。出现了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领袖人物。实质是格鲁吉亚成了操练反苏活动的演兵场。西方“民主中心”人数众多的密使走马灯似的来到第比利斯。
1987年末成立了“伊里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在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导致多个“领袖”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圣伊里亚真理会，领导人为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
伊里亚？恰夫恰瓦泽自由主义者协会，领导人为奇亥伊泽、马穆利亚、恰夫恰瓦泽；
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领导人为尚格拉亚等人。
同时成立了以尚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他们掌握了面向青年人的报刊和电视。在改革口号的掩盖下开始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格鲁吉亚历史，揭露俄罗斯“帝国”的政策等等。
1988年这些团体的领袖们开始积极活动，发起和发展了共和国内反对苏联共产党和现存制度的政治运动。他们把重点放在青年大学生身上，大学生的群众集会在他们眼中是人民积极性和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他们还把重点放到了相当一部分文艺和科研知识分子身上，这些人在当时被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乱中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迷醉。
格鲁吉亚反对派势力得到了一部分接近谢瓦尔德纳泽、在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任期内同他合作过的人物的支持。这些人宣称，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他们在所谓的权利捍卫者和起劲反对格鲁吉亚苏维埃制度的人当中寻求支持，以求证实自己的论点。这一部分人中就包括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
我不可能对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作出政治鉴定。我只想谈谈当时反对派中最活跃的领袖之一——加姆萨胡尔季阿。格鲁吉亚后来的命运同这个人有关。加姆萨胡尔季阿为1939年生人，毕业于西欧语言系，语文科学副博士，是户斯塔维里研究所的研究员。1956年因组织非法的旨在争取格鲁吉亚独立的戈尔戈斯拉维利协会而第一次被捕。
这个人之所以有名是沾了他父亲——格鲁吉亚文学经典作家老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光。儿子赢得了维权运动受难者的光环。无限的虚荣心强烈地控制了这个人的一生。他比别人更有权力欲，甚至企图赢得大选……成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大牧首。1979年他再次被捕，并被送交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他完全认罪，并就此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被判三年流放，由于共和国领导说情，服刑地点定在高加索阿尔卑斯山牧场。刑满归来后，他实际上与积极的政治生活隔绝，直到80年代末才又重新登台。
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活动形式是群众集会、会议、游行。
1988年11月，共和国首都形势趋于紧张，当时在政府大楼（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大楼）前连续举行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会上高呼口号，要求立即给格鲁吉亚以完全独立，退出苏联——人们把苏联称之为“继承了罗曼诺夫王朝大国沙文主义方针的苏维埃俄罗斯帝国”。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他们把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旗从政府大楼楼顶扯了下来。运动领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被莫斯科牵着鼻子走的”共和国现政权。
在第比利斯市检察长通过格鲁吉亚电视台讲话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发出呼吁后，从11月末起，未经批准的集会停止了，所谓的“杂牌军”的领袖们在格鲁吉亚其他城市组织群众集会的企图，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下面我引用一段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关于共和国1988年12月事件的表述：
……极端主义组织的领袖们，尤其是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采列捷利、昌图里亚等人的活动，其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已经暴露无遗，但我们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消除他们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
……十月的日子证明，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护法机关的表现也不佳。因为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明确的指示，不知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该如何作为，他们基本上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立场。这就破坏了劳动群众对法律威严的信任。与此同时，极端分子和教唆者却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更加相信他们的违法活动和行为不会受到惩罚。
……所有这一切没有成为共和国党组织深入全面分析的课题，没有对党的组织工作，尤其是思想、教育工作作出相应的修正，结果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这些事件还有更深远的根源。存在一种说法，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本可以在10月使格鲁吉亚紧张局势缓和。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苏共政治局委员同那些“杂牌军”领袖们谈判了些什么，但这之后却有命令“不许触动‘杂牌军’成员”！而他们的政治分量日益加重——这却是事实！
为数众多的关于4月9日的文件有意避而不谈当时在格鲁吉亚形成的社会政治形势。在改革的“设计者”之一谢瓦尔德纳泽领导时期，格鲁吉亚贪腐现象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切都可以出卖——从官职到司法判决。甚至每个下级机关都按月有“贡金”上缴给上级机关。人们并不避讳地公开谈论这种事，而且如果有人没有凑足这笔“贡金”，还可以借给他钱，以表同情。
谢瓦尔德纳泽之后，掌权的是帕季阿什维里——一个诚实的、正派的人，国际主义者，他决定同这种现象开展斗争：逮捕了一大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其中有谢瓦尔德纳泽的左右手、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这些人的供词很值得玩味。
共和国检察长巴拉巴泽在中央委员会大院内自己的汽车里开枪自杀了。库塔伊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阿斯拉尼卡什维里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也开枪自杀了。两个人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起来的干部和亲密战友。据南奥塞梯州党委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切霍耶夫掌握的材料，案子越来越不简单：谢瓦尔德纳泽的名字已经相当公开地被人提起——形象一点说，再跨出一步，铐子也可能戴上他的双手。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苏共中央已经管不了帕季阿什维里。事情明摆着：如果他当时停下来，案子一刹车，他自己也就难逃戴上手铐的下场。
不过莫斯科也得以采取了一些措施，责令格鲁吉亚克格勃主席伊纳乌里退休，争取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取代他位置的是意志薄弱的官迷吉姆巴里泽。（有一个事实很说明问题——他在向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以索布恰克为首的4月9日事件调查委员会汇报时说，关于强力部门准备采取的行动，他只是在开始前15分钟才得知！这就是——中央局委员，克格勃主席！）
格鲁吉亚党中央发生的事，戈尔巴乔夫当然是知道的。对他来说，失去谢瓦尔德纳泽不仅是失去指挥部的一个成员、一个他信得过的人物，而且还意味着大大损害改革方针的信誉。党内反戈尔巴乔夫的情绪日益强烈，一旦改革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被关进大牢，他个人的命运又将怎样，实难预料。
如上所说，1988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只能猜测。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季阿什维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
1989年 2月末，抗议活动又连续发生。人民阵线指挥部已经开始发挥经常职能。正是从这里控制了大众传媒和共和国电视，党和国家的某些工作人员也跑到这里来表明自己拥护格鲁吉亚独立的决心。当时民族关系的局势对人民阵线来说也是天赐良机。格鲁吉亚人总是兴高采烈地谈论自己民族的独特性。民族主义经常存在于格鲁吉亚社会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干部政策中。
在这个550万人口中只有300万是格鲁吉亚人的共和国内，中央机关、各部、各局实际上95％是单一民族。所以民族问题很容易被挑动，也很容易把大多数格鲁吉亚人吸引到“杂牌军”的旗下。更何况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发出金牌，宣布必须根本改革民族关系。
居住在东格鲁吉亚的阿塞拜疆人和贾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率先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但巴库和埃里温的强硬立场向那些发热的头脑泼了冷水。紧接着发动了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有计划的长期攻击。在许多群众集会上，他们把阿百哈兹和南奥塞梯称为俄罗斯的第五纵队，各部、局都向这些自治共和国发出了把公文译成格鲁吉亚语的指示。克万奇拉什维里教授的一篇文章说得更加露骨，实际上竟然建议所有非格鲁吉亚人绝育。格鲁吉亚教堂也为“民族关系改革”增添了一份贡献：它的首领伊里阿二世在自己的呼吁中承诺，杀害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人将遭诅咒。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在讨论局势时，更经常地提到了武装对抗的危险。需要采取非常措施。但莫斯科却仿佛被催眠了，只是一个劲地说：要忍耐、要对话。放纵恣意妄为使这些人得其所哉——在那些日子里就差没把中央第一书记从群众大会上一脚踹出去了。
掀起下一轮群众运动的借口和造成格鲁吉亚局势紧张的原因，就是所谓的“阿布哈兹问题”。
1989年3月18日，共和国古达乌茨克区雷赫内村的3万阿布哈兹族人经批准集会，通过了致阿布哈兹公众的呼吁书，内称：“请求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恢复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1年宣布成立时所具有的地位。”
通过这一决议的理由，正如呼吁书中所说，是“阿布哈兹民族问题被逼进了死胡同。自治共和国土生土长的居民正处于民族大灾难的边缘，他们正在被强迫迁出……阿布哈兹语言、阿布哈兹文化和历史、共和国的民族国家地位、自古便有的地理名称、阿布哈兹文字……一切都在遭受迫害。沙文主义者撤销了阿布哈兹学校，用格鲁吉亚语授课……”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使民族关系中的禁区暴露无遗。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利用这一时机，展开了更加积极的活动。比如，在第比利斯和格鲁吉亚某些城市，展开了公开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人们打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旗帜，要求把共和国内的非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化：“在格鲁吉亚不应有任何非格鲁吉亚事物存在……”
杂牌军领袖们巧妙地利用了“阿布哈兹问题”，煽起了民族主义之火，一步步改变了他们在第比利斯群众集会上的标语口号和要求的性质。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的“分立主义”政策，转向了公然低毁苏联共产党，低毁全苏政府，号召消灭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和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情况日趋严重。3月 27日在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大楼前举行群众大会。大会组织者之一采列捷利看准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在会上竟宣布成立一个新党——“格鲁吉亚民族独立党”。党纲的基本内容当场宣布出来，其中包括废除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退出苏联、从共和国领土上撤出苏联军队、引进外国军队。大会宣读了格鲁吉亚成为独立国家的要求：它应拥有本民族军队，使用格鲁吉亚货币，建立国家银行。而且这个新成立的党的要求还不止于此：它还要求归还“苏维埃化”之后被兼并，然后又转划给土耳其、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格鲁吉亚土地。集会上讲话的加姆萨胡尔季阿则号召撤销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
1989年4月4日，集会群众赶走民警，擅自占领了政府大楼和电视广播委员会的广场。从这一时刻起，在第比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便不断举行未经批准的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会，大会明显具有反苏联的民族主义、极端主义性质。为了吸引更多人们的注意，他们在广场上安装了扩音设备和话筒。
政府大楼前参加集会的基本上是科研所、出版社、制片厂的职工，各机关、团体、工业企业的职员，高校学生和普通中学高年级学生。
集会的参加者，包括中学生，都宣誓要积极抵抗，“不怕流血”，决不向法律秩序的保卫者们让步，要留在广场，直到他们提出的那些实质是反宪法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采列捷利、昌图里亚以及该党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向集会群众讲话，号召人民举行全国政治大罢工和绝食抗议，建立“人民运动统一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他们鼓动群众不服从合法当选的政权机关，建立“临时政府”，在工业、交通企业、学校和机关组织纠察队。他们的目的是要组织一支青年队伍，控制公共交通，在群众集会地附近街道构筑街垒，组织对法律秩序保卫者的积极抵抗，“直到流血”。
这些政治“活动家”们煽动与会群众大搞民族迫害，先是4月9日在苏胡米市对阿布哈兹人，后又对奥塞梯族人。大多数演讲者的讲话除谈及“阿布哈兹问题”，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必须采取实际可行的措施对共和国党政机关施压（政治罢工、群众大会、向其他国家政府呼吁），目的是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脱离苏联。为了保证这些反宪法要求得以实现，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采列捷利及杂牌军的其他头头们，以“格鲁吉亚人民”的名义，向一些外国政府呼吁协作，请求它们给予相应的帮助，邀请联合国部队进驻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土。
从4月5日清晨起，政府大楼和电视广播委员会大楼前的群众集会继续举行，人数达到约五六千人。4月5日晨近5点时集会结束。会后约30个年轻人宣布在政府大楼前绝食，直到“格鲁吉亚成为独立的国家”。随后几天人数增加到约150人。
群众大会的气氛越来越明显地具有反苏、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性质。集会群众中间首次出现了杂牌军头头们事先准备好的反宪法的极端主义口号标语牌。在举行群众集会的地点，公共交通全部瘫痪。
在苏胡米，格鲁吉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罢课在继续，机务段的包车组没有上班，导致客运和货运列车有一段时间停止运行。在加格雷市，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也在举行。
加姆萨胡尔季阿鼓动第比利斯集会群众和格鲁吉亚居民继续开展反社会行动，而且宣称：“阿布哈兹民族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这些部落懂事，我们还可以平等待之，但得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恢复历史的公正，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安家落户……他们同格鲁吉亚人和格鲁吉亚展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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