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远华大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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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次的较量，“先机”能否助他赢棋，那倒要拭目以待了！
　
7　遇到强硬对手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历来就是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主题。

在中国，走私与反走私，腐败与反腐败这种较量的结果当然是：正必胜邪。

从举报信发出到1999年4月初被批转到海关总署，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

海关总署反应强烈。湛江大案其时就要公开审判，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将被送上断头台。社会对海关的种种议论风涌而起，海关总署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想到湛江一波未平，厦门又掀起更大波澜。

然而，海关总署党组立即召开署党组会议，并形成统一意见：上报中纪委，立案查处厦门大案。走私与腐败唇齿相依。总署领导也清醒地意识到：厦门大案，“一条龙”走私的背后必定是“一条龙”腐败。但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矛盾，敢于首先向自己身上的毒瘤开刀，不怕流血流脓。海关总署党组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对共和国的无比忠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胆略和巨大的勇气。

中纪委收到海关总署关于立案查处厦门大案的报告后，立即拟文并附有海关总署党组的报告，上报中央主管政法工作和纪检工作的领导。

1999年4月20日，中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分别批示：由中纪委、海关总署共同负责查处厦门特大走私腐败案件，其中走私问题由海关总署为主查办，腐败问题由中纪委负责查办。于是，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就有了代号，叫中央“4·20”专案。

根据中央指示，中纪委、海关总署、公安部等抽人员组成“4·20”专案组。组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担任。专案组又成立前线总指挥部，由海关总署一位副署长任总指挥，监察部一位副部长任副总指挥。这位总指挥是在海关总署根据国务院部署组建缉私警察队伍时，中央从公安部调任海关总署的副署长，分管走私犯罪侦查局的工作，到任也才几个月。

“4·20”专案组的初期工作，主要是对举报信内容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因而开始时，近两个月的工作艰辛而又十分隐蔽。

任专案组前线总指挥的这位副署长原在公安部任副部长，有着30多年的从警经历，对公安工作感情笃深。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即将过55岁生日的时候，命运发生了变化，他从公安部走出，进了海关总署机关大院。不到一年，又被中央点将，作为厦门前线的总指挥，挂帅侦破厦门远华走私大案。

赖昌星的命运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他本来想走进这间房子，却被安排到了另一间。命中注定他要与这位总指挥“短兵相接”。

正是这位副部长的到来成了赖昌星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成为威胁他赖昌星生存的重要人物，也成了他急切要攻关的新目标。赖开始想方设法要和这位副部长套近乎。

可是，北京传来的信息却令赖昌星一时无法定下应对之策。信息告知，此人为人正直，处事公正，北京“网”内人士无由与该副署长接近、联络感情，更不要说为赖说情了！

赖昌星降低要求，只想能和他一起吃餐饭，以后的事情再说。但此人居然连机会都不给，这多少令呼风唤雨惯了的赖有些失落、不满，同时感到遇到强硬的对手，心里有些发憷。

厦门的谋略班子定下的策略是：密切关注，静观其变；如其不识相，定要置远华于死地，那就不客气了，也得给他找一点儿麻烦，再不行就伺机将其“灭掉”。
　
8　确定初战主攻目标　
　
北京的这位副署长当然不会知道赖昌星的应对方案。这是后来他到了厦门，从案犯的供词中得知，他听后也不过为之一笑。

不过，1999年4月底，自他受命挂帅以来，却为怎样不辱使命而常常度过不眠之夜。

根据中央指示，他得调兵遣将，将专案组搭建起来。首先得对举报信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判断，而不能贸然行事，然后要搞出一个侦破方案。这是一个涉及500亿金额的走私大案啊，一旦动作起来，必然牵出上自北京下自地方的各层次的显赫人物。其中，厦门海关首当其冲逃脱不了干系。目前海关系统，经历湛江大案冲击，已经变得相当敏感了。谁挂帅赴厦门主持查处远华大案？中央钦定了他，用心可谓良苦。

他来海关不久，与海关相关的事并无牵涉，这是有利的一面；然而又正是对海关知之较少，所以让他挂帅查私，当然有门外汉的感觉，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而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对举报信的可靠程度一时还不摸底，对查处的方法、策略也心中无数。在公安部时，他曾过问过几个走私大案。那时，已得出结论：走私犯罪，尤其是大规模的法人走私定有背景，定是谋划周全的高智能犯罪。对远华案要是查不下去，要是误入歧途，要是形成僵局而被强行收兵……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他都将时刻处在风口浪尖上，天天在刀刃上跳舞！

搞公安的人，一听到大要案，谁不跃跃欲试？就冲500亿这个大数字，他的神经被刺激得兴奋起来！这是职业病。

他知道，首要问题是在海关总署机关内物色一个主持查私的将才。他想到了海关总署调查局局长章国胜。

1998年，章国胜任总署调查局局长，上任第四天，受命查处福州“10·12”移动通讯器材走私大案，一举把受贿放私的福清海关原关长带出。这位总指挥回海关总署征求党组其他同志的意见，最后署长表态：中央让你挂帅，用人按你的意见办。总署侦查局副局长吕滨，也是从公安部调过来的，他们之间比较熟悉。吕滨主管侦破工作，理应披挂上阵。中纪委也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二室的副主任孙文健，一个是三处的谭辉。将才定下后，调兵则是章局和吕副局他们的事了。

到1999年6月，除两个组长外，组员已确定了9人。中央“4·20”专案组正式组建。

首先，专案组领导指示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查总局，选派侦查处刘处带领得力侦查人员通过公安部的渠道，从广州潜往厦门。任务是掌握赖昌星走私集团的最新动态。侦查人员潜入厦门后，对重要嫌疑人进行秘密布控。

专案组领导又部署9人小组集中研究，评估举报信的真伪，并尽快拿出初期行动方案。参加过湛江走私案查处的几个同志论证：厦门案走私活动的组织性、系统性、隐秘性均是湛江案所没有的。

另外，避开海关的闯关走私，在海关无单证可查。由于各走私链的环节掩蔽，要查出真相必须要破开链条上所涉及的诸多环节，才可获得确切证据。这在查处事后案件（海关专业术语，即走私成功后被发现的案件，其特点是现场已消失，走私货物已不复存在）中又称得上难中之难了！所以，后来中央领导听了汇报后评价说：和厦门案比起来，湛江走私案那是“土包子”所为！

举报材料可信度高，但查证（即调查取证）难度又极大，举报信中的证据材料中，叙述植物油走私的材料不但丰富，而且具有可查性，初战主攻植物油走私！

　
9　电脑房里抓线索　
　
12日晚，方案组提前一天半，向专案组领导递交了突破方案。

专案组领导听取汇报，并慎重审核方案，认为分析意见和突破方案很缜密，并且表示赞成方案组的选择，将植物油走私作为突破口。

专案组的小江，已猫在海关总署计算机房一整天了，他买了一条面包，4盒方便面，中午都顾不上去机关食堂打饭，一边嘴啃面包一边眼睛盯着屏幕的计算机程序，寻寻觅觅，想从中找出所要的东西。

方案组中，小江是个计算机行家，小伙子英语也特棒，他大学一毕业就到大连海关工作，关龄4年，倒有两年贡献给了总署调查局的大案查处工作，其中湛江走私大案就花去他一年时间。他受命从海关总署计算机数据库中，调取厦门口岸1997、1998两年里所有申报植物油进口的资料。

应该说，海关应用计算机管理进出口资料起步较早。各口岸海关数据传输已实现网络化。我国对外公布的外贸进出口数据均由海关总署提供，准确度极高。

小江先输入厦门口岸代码，调取植物油申报进口资料。结果，没有发现有关数据。再以毛豆油、棕榈油、菜籽油等植物油的商品编码输入，调取从厦门口岸进境申报资料，也无痕迹。

另辟途径。直接输入举报信点名的12家外贸公司的代码，在全国各口岸搜寻进口植物油的痕迹，还是空白。

面对着显示器屏幕，小江沉思起来：数据库受病毒感染后，数据消失了？不可能！海关总署数据库属于国家机密信息储存库，防病毒的“防火墙”不会轻易被病毒所攻破。并且，总署计算机数据库属海关内部网，并未进入互联网系统，外界无由进入。

小江决定，再以运载工具船舶名称输入。举报信上列举的37条船舶名称，经一一输入后，竟然在厦门口岸还是没有发现线索。

真是计算机数据库出了问题？

输入其他口岸代码，调取植物油进境申报资料！一试，正常。那么，再输入船舶名称当中好记的“红宝石”、“蓝宝石”船名，以调取这两艘船在其他口岸的申报资料。

调出来了！上海、镇江、北海口岸到过这两艘船，载运货物为确认是植物油！

“厦门口岸进口植物油的资料没有进入总署计算机数据库！”小江将这一结论报告章国胜。

章局这时恰巧就在厦门，与专案组领导在一起。章局随即向专案组领导汇报、请示，让小江等人到中国外轮代理总公司以调查进出口船舶资料的名义，从计算机数据库中查证植物油在厦门口岸进出境的资料。

傅处带领小江等人直奔中国外轮代理总公司，顺利地获取有关重要数据。电脑资料表明：1997、1998年中共有近30艘船舶运载约50余万吨的植物油抵泊厦门口岸。

小江还调取了原油在厦门口岸入境的船舶资料：1996年至1998年，约有690万吨原油流入厦门口岸。傅处和小江用表面的沉静掩饰着心中的狂喜，他们不露声色地向中国外代管理计算机数据库的同志表示谢意，带着一堆打印材料打道回府。回到驻地，他俩迫不及待地给头儿挂电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章局，有戏！37条船舶资料全调出来了，预申报进境口岸均是厦门，运载货物除了植物油还有大量的原油。”

　
10　外围侦查　
　
6月下旬，章局从厦门飞上海，同行的有傅处。此行目的明确：通过“红宝石”、“蓝宝石”的船公司“思图而特”驻沪办事处，查寻进境船舶在境内的航迹，查取植物油入境厦门口岸的证据，与中国外代计算机数据库中的“有”相互印证。

专案组成员上海海关的老张已奉命从北京先回到了上海。为防止打草惊蛇，章国胜布置上海海关监管处出面，召开所有驻沪中外船公司办事处座谈会，座谈建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对海关监管的要求这一课题。

“思图而特”是一家国际上知名度颇高的船务公司的名称，总部在美国，分部在挪威，亚洲总部在新加坡，中国业务代表处在上海。裘先生代表“思图而特”驻沪办事处出席座谈会。

当傅处向裘要求提供从1996年起该公司进出境中国的船舶清单时，裘面露难色，解释道：“船舶清单等资料向外提供要得到驻沪首席代表的首肯，我难以做主。”

第二天，老张和上海海关船监处的小吴直接到“思图而特”驻沪办事处造访，亮出海关调查证，向裘施加压力：“贵公司进出中国口岸的船舶是必须向中国海关申报的，资料无密可保。不予合作的话，会让海关生疑：是否有进境船舶未作申报？”

裘先生急忙摇头否认：“这不可能！”随即表示可以提供进境船舶清单。清单上列有104条船舶，其中有“思图而特”自己公司的，也有借挂他们公司牌号的，资料文字是英文。

老张让人将资料翻译后电传北京。

北京那边很快有了回音，清单上有多艘船舶，其中包括“红、蓝宝石”轮及“海上渔鹰”号等，全是举报信中提及的走私油轮。

章局带傅处飞回北京，他指示上海的老张再去办事处，摸清104条船舶抵靠口岸和船载货物及离境日期等情况。但裘又将“皮球”推向首席代表身上，不过，他为表示配合海关的诚意，告诉老张：“首席代表两天后返沪。”

两天以后，老张和小吴拜访首席代表，明确来意，首席代表倒爽快，让办事处的船务部予以全面配合。老张终于调取了加盖“思图而特”驻沪办事处红印的有关资料，其中在1997、1998两年中有5艘船舶载运植物油进入厦门港并空船离开。至此，植物油走私痕迹不但得到印证，而且资料已很具体。

“思图而特”的底很快就被摸清！

要确证植物油走私闯关成立，还得排除一个可能性，即厦门关计算机与总署计算机联网传输过程中因发生阻碍而丢失了原来的申报内容。可到厦门海关去查证，在当时无异于“入虎穴窃虎子”，而且容易打草惊蛇。

可专案组当时的一举一动可以说尽在赖昌星的掌握之中。

为暗查得以顺利进行，章国胜故布疑阵，特意把厦门海关当时分管调查工作的接培勇副关长召至总署，向接交代任务：内地某海关有一案件的货物是从厦门口岸进境，该海关已扣留走私货物。现在总署与该关联合派员到厦门关调查该批货物进口申报情况。因案情重大，希望接培勇全面协调，防止扯皮、推诿，给案件查证工作造成障碍。章要求接不要向调查人员了解案件取证的任何情况，也不必向关党组通气。待案件明朗后，章自己会向杨前线关长解释说明。杨前线、赖昌星很快知道总署已派来调查人员。赖疑窦丛生，暗中派员监视调查人员的一举一动。

　
11　暗查厦门关区　
　
傅、李二人7月7日在接培勇陪同下，来到了船管科。科长吴宇波（后来查清此人沦为赖氏走私集团的共犯）介绍了船管科严密的监管操作规程。傅、李事后议论，似此监管，即使有一条未申报的游鱼通过，恐怕也会被抓住。

要摸清油船有无入境申报，货物进口有无报关，关键之处在于：查阅船舶申报资料、船载舱单以及海关数据库内货物报关资料。前两项的纸页资料在船管科，后3项的电子数据在技术处。调查人员的调查目标锁定在已被中国外代和“思图而特”驻沪办事处的资料确证载油入境、靠泊厦门口岸的红、蓝宝石等5艘船舶上。离京时，章局特地交代傅、李，不准带一页纸，更不准带笔记本进厦门。船名靠脑子记。查获资料不要求复印，也不许记录。因此，他们的基本工具就是人脑。

船管科为傅、李调出了1998年5月、6月两个月的厦门口岸船舶进出境登记表。装订工整的15大本，记载了679艘次的船舶资料，但没有查到所要调查的那5艘船舶的资料。而这5艘船舶进、出境的准确时间就在这两个月里。

第二天，调查人员来到技术处，从计算机的进出境船舶预申报库（国际航行船舶进入中国境内，要在72小时内向抵泊口岸的船务代理进行预申报，24小时内向船代确报如船名、来自港口、吨位、载货舱单、拟离开日期等内容，船代则向海关等联检4单位转报上述情况）及电子舱单库中查找那5条船的信息资料。时间从1998年4月15日起，电子屏幕一页页闪过。傅、李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不断翻动着的屏面。翻到1998年5月3日这一页，船名栏出现了：“Redshappnine”（红宝石）一串英文字母，虽然没有其他内容，但傅、李两人仍是心跳明显加速，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然而他们表面始终不露声色，继续往下翻，一直翻到7月15日，共翻过901个航次、88条船舶的预申报资料，再无所获！

傅、李两人断定，“红宝石”轮船在预申报库中出现，完全是走私分子在外代环节留下的一处疏忽过失，或者是“红宝石”电传给外代的预申报资料那天，当班人员恰巧不是被走私分子所收买的人员，他忠实地按正常程序将“红宝石”预申报的电传内容输入了计算机，而数据一经生成就不能更改或是删除，且又通过联网传输进到了海关的电子数据库。

走私分子这一疏漏却没有被调查人员疏忽过去。猎人的眼睛一下子就捕捉到了猎物的踪迹。

再调舱单和货物报关进口数据库的数据，时间段相同，又是上千个屏面翻过，但没有“红宝石”及其他4条船的资料。傅、李两人心中已肯定，“红宝石”所载进口植物油并未向海关报关。这一船植物油闯关走私的结论已成立。

但他们还是非常谨慎地又到船管科调阅了1998年3月24日到7月31日共计1400份进口纸质舱单。经仔细查找，未有“红宝石”影踪。

经过3天反复查找，他们返回北京。

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摆在专案组领导面前，结论是：厦门地区确定存在植物油走私的事实！

专案组初战方案暗查取证成功！

专案组将暗查结果上报，高层领导吃了颗定心丸，指示：按突破方案继续出击，一定要尽快将厦门走私黑幕撕开！

　
12　赖昌星仓皇出逃　


6月9日，前线副总指挥率中纪委有关人员抵福州。第二天上午，同省委、省纪委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会面。他通报了尉健行、罗干等中央领导批示，说明已组建专案组，准备彻底查处厦门走私大案，希望得到福建有关方面的配合与支持。

赖昌星自从知晓“4·20”批示内容以后，已从多方面实施了挽救颓势的措施：其一，赖携5000万钱款进京多方打点，企图摆平事件。然而，努力并未取得任何结果。在中央下了决心以后，北京方面在李纪周被“两规”的情势下，无人敢轻举妄动，哪怕发表关于查处的反对意见也被认为是越了“雷池”，查处厦门案的总趋势是无法改变了。现在的努力是要让查处搁浅，造成查不下去的局面才是上策。到那时，才可出来说话；其二，赖组织关系网内的律师，有关媒体的栏目主持人，有关创作人员，为其鸣冤叫屈，也未见成效。为此，赖昌星继续在全面销毁走私证据方面狠下功夫。他自己办公室的电脑硬盘被拆下，扔到了白鹭洲湖中。侯小虎系赖昌星走私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他到口岸各环节找人谈话，晓以利害，布置再检查一遍，一定要做到不留下有关走私的任何证据；并且，赖昌星将掌握走私核心机密的人员作了排队，让这些人随时准备离境出去。

6月10日，专案组领导向省高层领导通报的内容，赖昌星当天就掌握了。专案组当时对此还未有所察觉。

6月20日，专案组领导率章国胜、吕滨、孙文健等几个司局长飞抵福州。此行目的是与省市有关方面，落实联合行动计划。21日上午，福建省、厦门市有关领导、纪委、政法委、公安厅、局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气氛热烈，开了一个上午。湛江走私大案侦破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特案特办，快速抓捕”。1998年9月8日，中央批示查处湛江大案（所以专案代号为“9898”），至9月底走私主犯和主要腐败分子几乎全部落网。因此，“4·20”专案的领导两赴福州，就是为动手抓捕赖昌星等走私要犯作好组织准备。

专案组领导云集福州的同时，章局已受命布置调查局从各地海关抽调办过大案的好手共18人待命。一旦专案组下令动手，18人即可当天赶到厦门，执行作战方案。

然而，21日上午会议刚结束，专案组领导便接到厦门侦查人员报来的消息，赖昌星等走私骨干分子已于6月11日始相继外逃。

根据技侦手段获得信息，是有人通风报信。专案组组织抓捕赖等要犯的信息是在6月10日晚被通报给赖昌星的。向赖通报专案组行动计划的有北京和福建两地的渠道。由于通风报信者采取了防范措施，无法落实到具体人头上。

另据侦查得知，直到赖昌星逃走前夕，走私活动还在继续。就在5月16日，驻厦门部队某部向海关提供情报：“大鹰”号外籍油轮走私柴油5000吨。海关对该船在港内偷卸走私油虽有发现，但未及时拿获。待到6月17日将“大鹰”号油轮押回厦门时，船上仅剩500吨柴油。而赖昌星集团的核心人物林清辉，打电话告知调查处某处长：“大鹰”号所载之油是远华公司的。后来，调查处某处长就事论事象征性处罚了一下。另外，据侦查到的信息，赖昌星的香烟走私还在搞。
　
13　谁是内奸　
　
听了汇报，专案组领导震惊的同时异常气愤，他们与福建方面通报情况时，与会人员均是厅局级以上干部，走漏风声、通风报信的究竟出在哪里？按照行动方案，准备6月20日以后动手的计划严重受挫。海关召集的18个人已准备出发，机票已全部预订好，却骑虎难下：目标消失了，强行进攻则获胜把握很小。

怎么办？在温泉宾馆整整憋了两天！“4·20”专案组的厅、局级以上领导全集中在一起了，前线总指挥召集这些领导反复研究，分析形势，研讨方案。

6月23日晚上，专案组负责人统一了意见：既然侦查小组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