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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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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反而说什么‘有人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和列宁，装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我们党员象尊敬马克思、列宁那样来尊敬他’，弄不清他指的是什么人。”
毛泽东说：“他指的是王明那几个人，他的秘书何民说过：‘少奇最看不起王明和李立三等人，他们除了装腔作势吓唬人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才实学。去年他的儿子刘允彬从湖南到了延安后，我曾经和他谈过一次话，他长期是受王明等人的打击的。刘少奇和王明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江青笑了笑说：“反正我看刘少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啊！”
“何以见得？”毛泽东问道，“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看你有什么说法！”
“列宁说得很清楚：‘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他严格要求社会科学应当用客观态度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及其发展的条件。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层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江青说到进里时，望了一眼听得入了迷的毛泽东后，接着说：“我讲的这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毛泽东一边赞赏她，一边提醒道：“你讲的固然都对，不过应该知道，理论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才行呢。陈独秀和王明都是背马列书的专家，但是我说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只会用马列的一些只言片语来吓唬人。当然，我不是说你，希望你继续努力才好。”
从此，毛泽东对江青的确是更加器重了。江青对华国锋产生好感还有另外的原因：一九七五年夏天，社会上纷纷流传一些谣言，华国锋特意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的谣言很恶毒，比如有这么个说法：一九七二年，美国的一位女教授采访江青同志后，写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泄露了党的许多机密。毛主席看了这本书后，提笔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大家不用多说，肯定是谣言了。我们都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从来没有这么一个批示，更没有所谓周总理保护了江青同志这一说。我看，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的烟幕，其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毛主席和敬爱的江青同志，我已经指示公安部用很大的干劲来破这个案。”
康生听了沉默不语，他是中共中央资格很老的情报专家，也是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的老特科成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引起毛泽东对他的重视和信任，就是因为他比大多数的政治局成员都懂得多。他领导的特科成员现在几乎所剩无几了，特科在此时成了禁区而无人问津。只有康生把过去的许多历史材料都加以复制后，小心翼翼地锁在他的保险柜里。他保险柜里的还不止这些东西。他很清楚，这种消息的来源，不是一般的人所能造出的，显然是出自中央。
他对江青和华国锋说：“我看这些东西还不是现在能够查清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我们大不必兴师动众，这些人迟早会跳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公安部都要干什么？”华国锋显得很气愤和着急。
当时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在不住地咳嗽。
华国锋说：“我不管这些，反正这种谣言都是针对着毛主席的，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和按兵不动，我们已经和底下的人说了，让他们限期破案。”
尽管此事不了了之，但是江青还是很感激华国锋的，她万万没想到他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江青正在回忆她的往事，有个人影出现在囚房的附近。尽管天气寒冷，那人没带帽子，穿着军装。他在墙上的小孔窥望镜里看了一会，又和另一个刚走上来的人小声嘀咕了几句，就消失在阴影里。
江青继续往下看那份她的所谓罪行材料：
“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四人帮’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已到，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秘密串联，阴谋策划。他们伪造毛主席指示，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迫不及待地要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华主席、党中央觉察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四处刺探情报，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对抗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四人帮’长期苦心经营、早就预谋策划的产物。由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上海广大工人阶级、共产党员、驻沪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民兵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四人帮’预谋这场反革命武装暴乱，顷刻瓦解，彻底失败……”
江青长叹一声，自语道：“无耻，无耻，真是太无耻了，他们就是靠谣言和骗局赢得了这个政权啊！”
第十四章
江青说：主席，你看到过我写的悼念鲁迅的文章吗？当年整刘少奇，汪东兴也很卖劲。并得到毛的赞扬。但整林彪时汪故伎重演却达不到目的。由于自己有把柄在江青手里，汪鼓动华逮捕她。
看守人员按照江青的要求，把她要看的书给她送来后，她从崭新的《毛泽东选集》里找到一张毛泽东照片，恭恭敬敬地挂在了墙上。
“江青，把毛主席的照片摘下来！”看守干部大声命令她。
江青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似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那个看守员进了监房，亲自动手去摘照片，江青制上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挂主席的照片？主席是我的丈夫！”
“不让你挂，我们正是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你很明白，进里是监狱，不是你当中央领导人时候的办公室。我们不能允许把主席的照片挂在监狱里！”
江青冷笑着说：“看来他们是很尊敬主席，这倒使我更加明白了什么是‘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修正主义分子的表面现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证明阶级斗争的复杂和变化莫测。”
为此，她连续几天没有吃好饭。但是，没有什么人过来问她。一个女看守悄悄地对她说：“你不吃饭正合了有些人的心思，他们巴不得叫你死呢。你应该活着，而且要活得比在外面还要好才是对他们的打击。”
这番话，再一次启发了江青。她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了。
不知怎么回事，她现在想研究佛家的说教了。她想起毛泽东十年前给她讲过的话：“所谓的佛，其实都是人。释迦牟尼本是一个王国的王子，只是为了所谓解脱人生的痛苦，便放弃了王子的荣华富贵，毅然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道，历经千险万苦终于成佛。佛祖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五六五年，是古代印度北部迦妣罗卫国国王净饭王和王后摩耶的太子。他幼年沉默寡言，二十九岁时离开宫廷修行。三十五岁在一棵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而成佛。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也应该大彻大悟，那就是一心一意为了人民。所以，不经过受苦受难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
有了这种精神准备，江青的心情比原来好多了。
每天早晨，她都要大声地读一会儿毛泽东的书和马列的著作，有时还要唱几段京戏。她故意放开嗓门唱《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休看我戴铁镣里铁链，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江青，不许你在这里大喊大叫！”看守警卫干涉她了。
江青微微笑道：“这就是革命文艺的力量。它不但可以鼓舞我的斗争勇气，而且还能够震撼修正主义者们的胆量。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有时候，江青在监房里朗读革命导师的语录：“我们已经讲过，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全部的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斯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不能想象还有比这种曲解马克思思想的行为更粗暴更丑恶的了。”
她还冲着铁窗唱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江青的性格和毛泽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甘心于忍受压迫和受制于人，都有着强烈的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和远景计划，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蓝图而不惜一切地为之奋斗不息。
一九三九年底，毛泽东和江青谈了许多个晚上后，决定写一本关于论述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著作。于是，开始了她的调查研究工作。江青当然认为，这是她义不容辞的工作。
江青对毛泽东说：“我看这本书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论》，在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还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论。这本书，正好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毛泽东考虑再三，把这本书的名字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江青记得毛泽东一开头写得那几句气势磅礴的话：“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江青认为，现在的形势，比起当年来，何其相似乃尔！
就是在这本书里，毛泽东写道：“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样，就把党内一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政客们的阴谋都粉碎了。江青这样想。她知道，到了延安以后，周扬，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说他们是党在白区文化工作的代表。她对毛泽东说：“这些人都是一些文痞。他们在文化上大搞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是一伙文化宗派。真正的代表是鲁迅。再一个，不客气地说，是我……”
毛泽东点点头：“我对鲁迅是最佩服的，他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匕首和利剑。”
“而周扬和田汉他们恰恰都是反鲁迅的急先锋。”江青说，“主席，你看到过我写的悼念鲁迅的文章吗？”
不等毛泽东回答，她就从她的皮包里找出一卷旧报纸，从里面拣起一本题为《绸缪》的杂志，她翻开其中的一页，指着一篇署名“蓝苹”的文章《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说：“这是我含着眼泪写的，是怀着对那伙反动派的深仇大恨而写的。”
毛泽东仔细地推敲了江青的那篇文章，忍不住拍案叫绝！文章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上海，其精神和勇气更令人敬佩。毛泽东说：“通过这篇文章，我更加喜欢你了！”
他用红铅笔在江青的文章上划了记号：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前的时候，突然一种遏止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那么一下！’
“由于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是每个人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后面批道：“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光。”
想到这里，江青的眼前闪现出汪东兴的脸谱。几十年前，他显得纯洁、精干、忠诚而又那么善解人意。他在江青面前，从来没有顶过嘴。他曾经激动地说：“江青同志，你和鲁迅一样，都是无产阶级的旗手。我最爱看你演的戏。”
一九六三年，汪东兴奉命陪着刘少奇访问了东南亚几个国家，其中就有印度尼西亚。
他回来后，当着江青的面说：“刘主席的老婆王光美，简直不像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的夫人。她在印尼的九天。处处都是资产阶级的老爷和糜烂的生活。他们在访问中闭口不谈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而处处突出他们自己。当王光美看到悬挂刘少奇的画像，听到有人喊刘少奇万岁时，微笑着鼓掌，洋洋自得。王光美还拉着封建豪阀日若苏丹和特务头子警察总署在一起照相，说：‘有你们在，我们就保险了。’她比起江青同志来，差远了。江青同志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呢。”
汪东兴还在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办公厅的大会上讲话时说：“从一九六三年后半年起，江青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大抓京剧、芭蕾舞、交响乐的改革，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她深入到北京京剧一团蹲点，亲自指导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疯狂抵制，百般破坏并恶意中伤江青同志，但是她毫不理会，坚持革命，取得了成果。江青同志还亲自指导排演了我国第一个革命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周扬、林默涵之流也破坏。江青同志同他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为粉碎资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统治，创建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她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就在汪东兴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也和林彪进行着联系。林彪很关心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汪东兴就经常向他作这方面的汇报。甚至毛泽东得了感冒和气管炎发作，他也及时地汇报，引起了江青和张春桥对他的不满。他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配合林彪活动，并攻击张春桥、姚文元的问题败露后，使他不得不提心吊胆了。
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开始调查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会议的问题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林彪和叶群一伙尽可能地缩小范围并开始采取新的反攻。林彪他们相信，只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他们就可以打倒毛泽东的力量或取得政权。林彪认为，大多数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势力都讨厌在鼓吹继续革命理论的那些秀才们掌权的政权里工作，尽管他们还在那里应付着，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现在时机到了。
汪东兴也是其中的一个，他站在中央办公厅的房间里，身材魁梧而又仪表堂堂，张春桥又瘦又矮。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张春桥作检查时，张春桥似乎缩成一团，看上去像个坨子。
“我从来没有看见主席发这么大的火，”张春桥听了汪东兴的检查后，清了清嗓子才说，“你能认识到陈伯达和他的幕后策划者的阴谋是好的，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主席已经讲过了，改了就好，谁也不要再揪住不放了。”
张春桥说的这些，正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对他和江青等人已经布置了：“汪东兴这个人和林彪、陈伯达及他的四大金刚们不同，他对我还有用，你们出面对他保护，这有好处。一九六六年底，他给过我一份刘少奇的材料，现在他又揭发林彪了，我看他还是想跟我走的。”
毛泽东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工作会议开过以后，汪东兴自己组织几个人整理了一份刘少奇的材料。毛泽东从这份材料中，进一步信任了他。
材料写道：“刘少奇早在一九四二年主持新四军的工作时，就和邓子恢（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新四军副政委）、黄克诚（保卫以刘少奇为首的军部的第三师师长）、叶飞（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刘震（新四军二师四旅旅长）、饶漱石及地方上的周小舟、陈少敏、舒同、陈丕显、曹荻秋和周扬、夏衍等人勾结到了一起。那时，他的秘书是赖奎。”
“一九四五年八月，刘少奇在延安不听毛主席的告诫，大作‘和平梦’。毛主席、周恩来和王若飞于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一日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央的工作。他乘此机会，把彭真、伍修权、叶季壮等人派到东北。彭真把晋察冀的大权交给了罗瑞卿。彭真到了东北后，马上伙同高岗、陈云、安子文大反林总，搞得林总无法正常工作。刘少奇还帮助高岗修改了几篇类似《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企图组织他的势力，毛主席回到延安后，才陆续开始纠正他的错误。”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的政协会议以后，刘少奇曾经指示全党：‘政协会议付诸实现，中国就走向和平的阶段。’这是典型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年七月，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到苏联留学，他亲自写信给他的儿子说：‘你要安心学习，不要过问国内的事，要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回国参加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当前只有苏联独此一家。其他国家都要走苏联的道路，因此不仅要学技术，还要学管理方法，把苏联的一切经验搬回来，再加上苏联给予我们的无私的援助，我们的建设就不要那么长时间，不要费那么大的劲了。’这也说明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由来已久的。”
毛泽东看了汪东兴整理的这个材料，满意地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
江青也看了那份《刘少奇的罪行大事记》，她最感兴趣的是另一段：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撤出延安，转战陕甘宁边区。当时，江青同志也和毛主席在一起，共同指挥我们作战。而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到河北西柏坡时，一路上大搞形左实右的错误土改，即臭名昭著的‘搬石头’运动。这时，在刘少奇为首的帮派体系里又加了一个陆定一，他公开说：‘陆定一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是一般的人能比上的。’”
“在这个时间里，我们亲眼看到江青同志协助毛主席起草命令，分析敌情，布置兵力，指挥打仗。而直到第二年即一九四八年底，刘少奇才和王光美正式结婚。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捧上天，动不动就把他老婆拉出来在全党面前显赫。相比之下，江青同志是高山，而王光美不过是个小丑。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了天津，公开抹杀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胡说：‘将来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有可能跟我们发展到社会主义，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联合资产阶级上。应当号召工人以忍耐暂时的痛苦，实现劳资两利’。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斗争啊！”
江青也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表示：“汪东兴同志是一个有头脑的好同志，他在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是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的。”她把那份材料亲手交给了姚文元，让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写文章批判刘少奇。
不等姚文元动笔，戚本禹来了个捷足先登，根据中央文革的精神写起了文章。
戚本禹抚弄着脑袋上那坚硬的头发，他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一些。汪东兴暗忖，真奇怪，戚本禹并不见得比姚文元差多少，为什么江青独自喜欢那个姚篷子的儿子呢？当然，从各个方面讲，他都是希望戚本禹应比姚文元强一些。
戚本禹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时，被杨尚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八司马”之一。当时，戚本禹和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人由于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等负责人提意见，说他“对上争功讨宠，对下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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