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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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有关你阅过的一些文件和讲话中，就有‘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字眼。”

江青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窍不通。毛主席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和范围所指的。‘揪军内一小撮’是一回事，军内的确有一小撮坏人是另一回事。过去主席的讲话里也有说军内有坏人的字眼。但是，在一九六七年的武汉事件后，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反军乱军的浪潮，这才是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严重问题。我们所指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指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这一概念。你们讲的是另外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我们也没有共同的是非标准。”

尽管如此，江青还是提供了一些她自以为是功劳的情况。

刚过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上作了“还我长城”的批示后，江青就分别给周恩来和林彪打电话，很严厉地说：“你们看到了吗？这一段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要揪军内一小撮，这不把军队搞乱了吗？不管是什么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就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警惕政治扒手的阴谋。主席建议你们在一定的范围和场合，公开批判这个‘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八月九日，林彪就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大军区代表时，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靠两个条件，一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二是靠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现在有一股反军的逆流要注意。江青同志讲了，谁要是反军抢军队的武器，她一定要自卫。这是正确的。”

周恩来也在八月十一日召开了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说：“现在到处反军，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是敌人的花招。我们不能让敌人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们要正确地分析当前的形势，要提醒小将，不要在大好形势下犯错误。”

江青跟专案人员讲完这些后，大声说：“在纠正关锋、王力等人的错误中，我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我对军队最有感情，这是人所共知的。正是在我的亲自部署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组织了《红旗》第十四期社论，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又在八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连续下达了两个中央文件，部署了拥军爱民的战略措施，有力地粉碎了那几个小爬虫的破坏活动。现在你们把我们当年纠正的错误强加在我的头上，何其毒也！”

“关锋和王力难道不是你树立起来的人吗？我们认为，他们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的支持下进行的。”专案组的人很严肃地说，“对此，我们是作过详细地调查的。”

江青说：“调查也是有阶级性的。在这个时候，所有被调查者敢不敢说公道话，就要分析。我最为相信的是原始的材料和当时所发的和我批示的文件及材料，这才是我们了解事情的出发点。比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在解决关锋和王力的错误时，我是第一个发言的，讲的就是批评他们不顾全大局，背着我和大多数文革小组的同志提出了那个‘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起初他们还想辩解，但是在客观事实面前，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错误。当时总理还想让他们代职检查，我说：‘不，必须停止他们的工作，不能让他们继续招摇撞骗了。’所有这些都有铁的事实为证。我知道你们是不敢正视这些的，但是总有一天这些事实会讲话的。”

讲完这些后，江青抹掉刚才由于激动流出来的眼泪，继续说：“你们抓住我在一个讲话中说过‘文攻武卫’的词，把我说成是挑动武斗的祸首。其实，这也是徒劳的。‘文攻武卫’最早还是我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是针对着走资派挑起农民进城，组织保守势力大肆屠杀造反派而讲的一句话。我们是主张军队在受到坏人的包围和抢夺武器弹药时，采取必要的行动的。这也是请示了主席的。而且周恩来同志也说过同样的话，为什么你们偏偏要把这一切都加在我的头上呢？还不是墙倒众人推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吗？”

“江青，你讲这些没有丝毫用处。你的罪行，是上了文字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和材料，说明你对军队是有刻骨的仇恨的。你听听，这是你支持的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会见驻军文艺团体负责人的讲话。”然后，专案人员给她念了一段陈亚丁的话：

“江青同志指示叫我‘点火’、‘夺权’，”管全军文化工作“。我现在既没有职务，也没有组织，我现在是孤军作战。想了好久，只好找几个我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的同志来谈一谈。我不敢找组织，不敢找部长们，因为阵线还不清楚，找错了门不好办，再说也不了解情况。我今天请同志们来就为一个目的：点火。江青同志让我夺权，让我把全军文化工作的权夺回来。我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支持。你们这些同志我比较熟悉、了解。我现在是一个人，连个助手也没有，所以就把你们请来了。我也衷心地希望江青同志不仅管军队文化工作，而且希望她也管军队的其他工作。江青同志要我回总政去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念完后，那个专案人员显得很得意：“怎么样？这总是你让他回去干的吧？这还不是反军乱军的证据吗？这还不是铁的事实吗？这你总该承认吧？”

江青冷笑道：“一个陈亚丁的几句话能说明什么？你们如果敢让我出去，我能找回一千一万个这样的证据。不错，当总政在批林批孔中非常不得力时，我是让他，还有其他的同志回去点火，是点批林批孔的火。因为只有他们才对孔夫子和林彪的尊儒反法的典故和文字有所了解。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是主席让我和张春桥同志负责的，这也是一条罪吗？你们把陈亚丁的话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用来攻击和陷害我，究竟是什么用心？”

江青心中的疑团，随着这拨人离去，越发大了。这伙身份并不明了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来问这问那，是真正想把问题弄清楚呢，还是走个过场？或是……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不把自己弄个身败名裂、罪恶滔天，他们是不会甘心的。否则，他们怎么向全党全国全军交账？华国锋怎么能够坐稳他的第一把交椅？

江青的腰陡然地挺直了。她终于明白过来，为啥专案人员滔滔不绝提供这么多材料，为啥用那么一种复杂的眼光盯着她。他们的方针是早已定好了的，只是想把他们的对手永远蒙在鼓里才是他们的真正用意。多么恶毒啊。

过了几天，专案人员又来了。

这一回，他们给江青摔出一颗她绝对想象不到的“炸弹”：王洪文揭发她在批林批孔中，多次和他及张春桥商量，要夺军队的权，要把总政、总参的权夺回来。江青对他说：“过去我们把总政和总参看得太简单了，现在才知道这两个部门对军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的军队和大军区可以不买国务院的帐，可以不买政治局某个常委的帐，但是他买总政和总参的帐。毛主席原来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林彪的问题暴露后，让李德生把总政的权要了。这个权不能给他，要夺过来。主席和我谈话时，让我提名，我就提了洪文同志，看来你掌握不了这个权，还是让春桥同志干吧。将来你干总参谋长，我就不相信你干不好。”

江青愣怔地瞅了他们一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这是她和张春桥说过的话。他怎么能把这话端出来呢？这是他们的核心机密啊。这几句话，实际上暴露了中央当时决策的整个过程和背景。唉，王洪文毕竟年轻，缺乏上层的政治生活经验，把一些不该讲的话也给他们端出来了。她相信张春桥就不会被骗。就是像文化大革命斗黑帮那样被押去游街、坐上飞机，也不能这么慌呀，这会儿你怕什么呢？

还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张春桥就私下和江青说：“王洪文同志到中央以后可以把他的一些缺点暴露出来。以后你可得经常地提醒他注意，不然是会辜负主席对他的期望的。我说这话完全是为了他好，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你看他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江青问道。

“一是坐不下来，二是好吃懒做，讲究虚荣，不能很好地学习，这是很危险的。一旦将来有考验，我担心他会经不住考验而变节的。”张春桥说：“未来的斗争是很复杂的，我们考虑问题如果不从最坏处准备，将来恐怕要吃亏。至于我自己，无所谓，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有所准备了。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国家不相信马列了，已经把马列打碎了，何况我们呢？’”

一听这话，江青不禁有点悚然：“还是和洪文同志多谈一谈吧，主席培养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主席的接班人从历史上讲，都没有选好。当然，我不是说王洪文就是主席的接班人。主席这次讲过了，接班人不能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但是，洪文毕竟是我们过去竭力推荐和支持的，他有什么问题，对我们也不好嘛。”

事后，张春桥和江青的确和王洪文谈了话，王洪文也表示要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这次重大的历史考验中，他还是经不住他们的软硬兼施，作出了糊涂的事。你就不好好地想一想，你就是跪下，他们能放过你吗？一个政治家的一生，不能只看活着的时候人们对他怎样，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的是在他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这才不枉活一生，江青这样想。

“我已经很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江青对专案人员说。

“怎么？我们才刚刚开始就不谈了，你以为是在对你采访吗？这是审讯！”

“审讯又要怎样？我是个病人，我经不住你们这样的审讯。如果你们不顾我的身体允许不允许，我只得拒绝和你们再谈下去了，我就什么也不说了，让你们去审木头人去吧！”

果然，江青把头往旁边一扭，再也不理他们了。

没法，他们只好让江青回到她的监房去。江青进了她的囚笼后，还气呼呼地说：“这一套手段，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我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抗议，我不接受他们这一套。”

监管人员说：“江青，你不要不识好歹，这还算对你不错呢。当初，关在这里的犯人所受的罪比你厉害的要多得多。”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革命者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牢房，我是受走资派迫害的，不是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是由革命人民来定的，是由毛主席来定的。现在，毛主席所定的坏人，统统地平反，统统地出来了，这还说明不了问题吗？你们过去也是口口声声地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毛主席刚刚去世，你们的话就不算数了？”江青突然激动起来了，大概是说累了，她稍微平了平情绪，又放缓语气，对那人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发这种脾气，我今天是太激动了。今天，我才算看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世态炎凉哪。”

江青这时才表现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反而引得监管人员吃吃地笑起来，连声说：“妙，妙！我以为江青从来不会哭呢，原来她哭起来也是很伤心呀。”

江青猛省过来，立刻沉下脸来说：“你们懂个啥？我从来不是为自己流泪，而是为我们这个党，为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即将失去什么，到你们也猛醒过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了。我一个人无所谓，而我身旁还有一大批革命者呀，他们这一回可是跟着我受连累了。不过这样也好，革命嘛，总要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如果从这个方面说，这又是一件大好事。我能够想得开！”

于是，她又破涕为笑了。

江青一转身，就看见门上的观察孔里有人往里望。她用鼻子哼了一声：“想看就进来，不要那么鬼鬼祟祟的，缺乏正大光明的勇气。我江某是公开的，无事不可对人言，”

是的，江青认为，自己的当年是一部鲜红的历史，特别是跟随毛泽东之后，她就开始了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为标志的历史。她很少和别人谈自己的当年。尽管戚本禹怀着万分尊敬的心情多次表示，他愿意把写好江青作为自己毕生的一件光荣的使命。但是江青还是很少和他讲自己的什么。倒是对张春桥，她曾经表示出愿意让他知道自己的过去。但是后来的工作，她才感觉到依靠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她断断续续地给张春桥和几个她最信任的人讲过一些事，但是很不全面。一直到她被捕，她都没有把自己的过去真实地公布于天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江青曾经给毛远新讲过她在延安的一些帮助毛泽东指挥若干重大战役的故事，尽管如此，毛远新却不想去找她多聊。为什么？他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去听她海阔天空地空谈一阵，乱吹一通。

江青可是经常地回顾她自认为辉煌的岁月：

从一九四〇年起，上海和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们纷纷来到延安。本来偏僻、荒凉的延安小镇和黄土砖砌的窑洞山坡上，顿时活跃起来了。

还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初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出了他和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江青就对毛泽东说：“主席啊，上海滩的那些文痞们都跑到延安来了，我怀疑里面会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你要小心点才对。我对某些人的历史，一直是怀疑的。我向康生同志讲过多次了，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

毛泽东说：“这是免不了的。肃反一定要证据确凿，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想当然。否则。就会出乱子。这里有你认识的熟人吗？”

江青就点了张庚、周扬、茅盾、陈企霞、林默涵、徐懋庸、陈荒煤等人的名字。

毛泽东当时对“左联”的情况不甚了解，江青便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务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洪灵菲等七人。鲁迅在成立的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说：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若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炙，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的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这个我知道，鲁迅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鲁迅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武器。当年，大概是三〇年的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左倾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实际上，鲁迅是反对了他的路线的。不过，很策略罢了。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点遗憾，就是没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天天见面嘛。”

江青说：“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地反对鲁迅。散布许多的攻击鲁迅的言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事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的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还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这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的态度是多么的明确。”

“这些文章要找来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

“我每想到当年去瞻仰他的遗容时，就浑身充满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

毛泽东又问到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时，江青的话匣子完全打开了，她滔滔不绝地说：“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是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捏造鲁迅与托派有关。果然，托派分子乘机拉拢鲁迅了。陈仲山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给鲁迅写信，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寄来了他们的刊物《斗争》、《火炬》。鲁迅虽然是在病中，但非常气愤，抱病写了《答托洛茨基的信》，痛斥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以为光荣的。’‘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民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特意指出，你们给我寄刊物，‘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是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出我是什么什么的缘故。’这对周扬们实在是个很大的嘲弄。这封信，当时在《文学丛报》、《现实文学》上全文刊登。但是，周扬、夏衍主办的《光明》拒绝刊登；鲁迅托茅盾送给周扬的《文学界》，也不予刊登。你看，他们对鲁迅尚且如此，何况对我呢？当时我在上海时，想向他们寻找一条保护的出路，哼，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女工对我有所帮助呢，那些人不但生活上是流氓，政治上也是流氓！”

毛泽东说：“对这些人的过去，只要不是现在还从事国民党交给的破坏活动的，一般的就不要再追究他们的问题了。要往前看嘛。”

“我知道，在党内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路线。”江青说。

毛泽东说：“你讲得完全正确。三十年代的问题，如果可能就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去解决。我想，有些人的问题并不需要我们讲话，自然会有人替你出那口恶气的，只要真理在你的手里。刘少奇同志的文章你看到了吗？”

“还没有。”江青说：“他的文章是谈三十年代上海的事情吗？”

“他并不是完全赞成鲁迅的，他认为鲁迅和周扬他们的矛盾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

“放屁！”江青忍不住骂出声：“他对当时的情况了解多少？凭什么胡乱发表议论？”

毛泽东说：“你不要激动嘛。刘少奇起码在现在是支持我的嘛。他在党内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这个人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有一定丰富的经验。我劝你要多靠近他，团结住这个人。在下一个整风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来一个清算教条主义的斗争。”

和毛泽东谈完话后，江青仔细地看了刘少奇一九三六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二卷第一号上的那篇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

刘少奇说：“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叫‘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作为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这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什么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在这本杂志上批道：“抹煞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那天，江青到鲁艺去听课，正巧碰上了张庚和田汉。

“蓝苹同志，想不到你也来延安了？”张庚显得格外的热情。

江青冷冷地说：“没想到我还会活过来吧？这可是了不起的奇迹。当初，为了糊口找你们，你们不给饭吃，只好走啊！”

张庚很尴尬地说：“如今到了延安，都是革命者了。过去的恩恩怨怨都不要讲了，让我们还是在一起干吧。”

田汉急忙给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