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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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的路，同样是这个下场。”

她当然没想到，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自己就被华国锋逮捕，送进了囚笼，真应了张春桥所说的那句“身后不利”的话。当时她还幻想这只是暂时的局面，目前看来这种盼望很可能要破灭了。特别是邓小平让华国锋解放出来后，这只“归山虎”，几乎得到了全国上下曾在各个运动中受过批、挨过斗的所有被打倒的那股势力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这种后果，可是她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江青有时想起这件事，就归咎于此。尽管她自己也不是那么相信这一点，但是闲极无聊的时候，这种念头不住地浮现出来。迷信也好，唯心论也罢，反正事实就是如此。一位哲人说过：“神鬼之事，信则有，不信则无，不必强求。”江青也只好作罢。

她记得毛泽东刚刚和她结婚的时候，就对她说：“我们俩，今后谁也不要离开谁，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了。我和开慧、子珍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不会永远的，只是暂时的夫妻。自从和你认识后，我就感觉到我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离不开你了。”她当时多少有点撒娇地让毛泽东发誓，毛泽东果然当着她的面发了誓。

这一切，恍惚还在眼前。

一九四三年底，延安评剧院排演了一出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还没上演，胡乔木就对剧团说：“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像延安再没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彭真看了排练，也说：“我同意胡乔木和齐燕铭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这出戏的编剧找到江青，反映了这个情况，江青很关心这件事，马上去剧院看了戏。她很高兴地说：“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帮你们修改一下吧。”

江青把剧本拿回来后，作了许多的修改，然后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果然像江青所说，对这个戏的主题很感兴趣，不但看了剧本，而且也动手修改了剧本。延安评剧院根据新的剧本重新作了排演，彭真、胡乔木等人看了还是不同意演。毛泽东火了，说：“他们懂得个屁！舞台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情。如果演戏变成了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毛泽东看了延安评剧院的《逼上梁山》后，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深夜亲自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让江青整整齐齐抄出来，交给剧院的领导和编剧等人。

毛泽东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江青对毛泽东的这封信的内容是当成一件大事来对待的，她不容任何人对毛泽东的指示或思想有任何的违背或不同的表示，因而引发了许许多多的所谓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件。

就以《逼上梁山》为例，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接见样板戏剧团的时候，多次说：“大家应当反复学习毛主席给延安平剧院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指明了戏剧革命的方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件。但是，自从毛主席发出关于《逼上梁山》的指示后，围绕着这个剧目，一直进行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周扬、胡乔木、齐燕铭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企图扼杀《逼上梁山》。他们始则篡改毛主席亲自审阅的剧本；继而封锁毛主席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指示；然后打击、迫害《逼上梁山》的执笔人；又借批判‘反历史主义’来破坏《逼上梁山》的名声；他们还一再要在剧目中把‘逼上梁山’砍掉；最后还发展到策划公开批判《逼上梁山》，说这出戏是‘漏网之鱼’。他们这样干，就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为了扼杀戏剧改革运动，就是为了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霸占我们的戏剧舞台，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造舆论。”

一位历史的观察家对此说：“本来是一件小事，放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就变成了整倒对手的武器，这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悲剧。”江青听到汇报后，不屑一顾地说：“他们说的是屁话，根本不懂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实质。本来已经分清的是非，让有些人随着把那批老人解放出来，又搞糊涂了。解放干部并不是说我们错了，而是让他们在实践中继续改正错误，给他们一条出路。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究竟谁应该负这个责？”

当时，没有任何人回答她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该由她自己来思考这些事情了。

一次，江青当着监管人员的面，打开《毛泽东选集》的封面，对着毛泽东的相片说：“现在没有多少人执行你的指示了，只有我还和你在一起，我永远是和你在一起的。历史真会和人开玩笑，当年的成千成万的人都像在演戏一样，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一个都不见了。只有我是始终如一的。这是革命的气节，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在和专案组打交道的时候，江青提起了战争年代的往事，总是滔滔不绝，收不住尾：

“你们不是说中央文革小组在迫害彭德怀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彭德怀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开始批判他了。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之前，中央召开了华北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集中力量批评和解决彭德怀在华北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彭德怀对此是怀恨在心的，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还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十五天还不行吗？’这说明他的目的是不纯的，是要报复的。延安整风以后，中央决定不让彭德怀再回前线工作，但是还让他当党中央军委参谋长，他对党中央的决定同样是不满的，对工作消极怠工。有一次人们说他吃胖了，他说：‘坐在延安，像猪一样地吃，怎么能不胖！’实际上，他是在含沙射影地骂人。他决不是在骂他自己。”

“你不要讲那么多题外的话，还是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主体讲一讲你的问题和错误，难道你就一点错误也没有吗？我们听了还是这么多的话，就是听不到你作一点点的自我批评。”

“现在还不是我作自我批评的时候。”江青说：“假如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可能会作自我批评，假如我还没有被捕，我也可能会作自我批评。或者说，你们还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还会作自我批评。今天，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们已经把我当作敌人来看待，我同样认为华国锋等人已经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再作自我批评，已经是多余的了。我除了为真理辩护，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辩护，再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你难道不知道党的政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吗？”

江青冷笑一声：“那是毛主席的政策，也只有毛主席会有那样的度量和勇气。你这个小人物不明事理，太书生气十足。你可以去问问老华、老邓，他们敢这样吗？他们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不剩地统统打下去，哪里还有什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一说。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你替他们吹牛，他们可不会听你的半句。他们从宽的是他们所包庇的那伙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请原谅我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因为这都是毛主席的东西，我当然要用。”

“你是不是就不考虑你出去继续工作了？”

江青吃惊地说：“我不知道是他们在骗你，还是你在欺骗我。我可是绝对不会上这种当的。可以说，他们的路线不改变，或者政局不发生变化，他们是绝对不会放我出去的。其道理很简单，他们害怕我，害怕真理，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怕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你们所说的这些话，我是一个字都不相信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对生活会失去信心，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和他们坚决斗争。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如果你们还想实践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过的话，我只希望你们跟邓小平捎句话，让他像毛主席对待他那样来对待我就行了。谢谢，我已经累了，该休息了。”

回到监所，江青并没有休息，今天她可是一点都不累，她的整个神经都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审讯员在她临走的时候，送给她一份材料，建议她仔细地看一看。

在这里，最大的贫乏就是看不到各种材料和文件，以致她很难准确地判断国内国际的形势。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那份很不及时、时有时无的《人民日报》。而这样的报纸，她自己很清楚，那是很不那么准确的，除了对自己有利的消息外，其余的都要加以限制和封锁。而她偏偏是对限制和封锁的那些东西还感兴趣，千篇一律的文字她是根本不看的。不过在这里，这些东西也不是及时的，所以这些也显得宝贵了。

那份材料是八十五岁的梁漱溟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五日，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字字句句如一连串的电火和炸雷，以致江青几乎是一口气看完的：

“……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制。在旧中国，蒋介石就只靠人治，一切问题由他一个人主宰。进了新中国，情况发生了变化，按说有了人民的宪法，应该搞法制了吧。毛泽东后来变换了一个形式，主要也是靠人治。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是不是新中国成立二十年来，其宪法已成为最高权威，人人都遵守宪法呢？回答是否定的。就说大家所诉说的文革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照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这样做……

“时至今日，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因而也是最有本钱搞人治的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有，也许永远不会有。在未来中国，即使有人想搞人治，也不会那么容易，困难将会大得多……兴许还会有人有意无意地搞人治，但我可以断言：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毛主席晚年的悲剧，难道还不足使后来的中国政治家们清醒、再清醒吗？”

江青对梁漱溟的印象不深，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她是知道的：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人家交待清楚嘛。他们都是你的亲密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都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毛泽东狠狠地挖苦他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

现在，这个人也出来了，都出来了。所有毛泽东反对过的人统统出来了，就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人出不来，岂但出不来，简直是要斩草除根，一网打尽。

这就是当前的事实。江青这样恶狠狠地想道。“都是一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就在临她被捕的一个星期前，她对着华国锋骂道。当时，华国锋还说：“你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眼前的这些，究竟又刺痛了谁的心呢？江青几次提出要见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就是不敢来见她，这只能用心虚来解释。江青这样想。

江青又想起了一九四五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那些日子里……

“江青呵，到了开党的七大的时候，你也要做工作，一定要保证王明、博古、李立三和王稼祥这些人选入中央委员会。如果他们落选了，这个会就是一个失败的会，分裂的会，很不成功的会。”毛泽东和她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态是很严肃且十分庄重的，一点都没有往常那种幽默和风趣。

江青说：“别人，我估计问题不大，王明可就不敢肯定了。他的对立面很多，而且一直是反对你的。相当多数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让他们选择的话，没有多少人会站在他们这一边。”

毛泽东微微笑道：“历史上反对我的人很多，如果都不选，就没有多少人了。有人盼望的就是我来个一言堂或者是一人党，这是不得人心的做法。王明过去反对我，但是他的影响很大，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利多害少。再说，反对我的人中，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进来可以听听多种意见，这样好处大得很那。王明这种人留在党内也造不起反来，蒋介石来可就不一样了。”

江青聪明得很，马上就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幕式。这毕竟是毛泽东加入中共以来第一次完全按照他的理想和由他主持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他的激动和重视是可想而知的。

江青看到大厅内的主席台正中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台上的五把木制椅上，依次坐着大会主席团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主席台顶端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标志着这次会议的宗旨。

当她看见王明和李立三的时候，特意热情地对他们说：“润之让我转告你们，他坚决支持你们竞选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他是要投你们一票的。他说了，都是老中央领导了，团结在一起有多好呀。他不赞成有些人搞的小团伙。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不相信那种纯而又纯的做法。”

李立三很感动地说：“有毛泽东的这番好意，我就是落选了我也是高兴的。”

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民主，江青亲自参加了代表们的分组讨论。

在讨论修改党章时，彭德怀发言说：“我是不同意在党章上写‘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的，一个人的思想哪能百分之百正确呢？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还有百分之零点一不对嘛。就这，也不能全部保证革命胜利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但是，与会者一致同意写上，刘少奇表现得最为积极。他说：“我们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集体代表嘛，为什么不写？一定要写！”但是，当他主张还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但能够重新坚决革命的，也可以选为中央委员”时，康生、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坚决反对，没有写上。

六月九日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亲自到代表中继续做工作，让大家选举王明、李立三、博古等人。这天的会议过程中，他始终坐在会上听唱票，等到这几个人的选票过了半数时，才松了一口气。他喝了口水说：“一个革命家，如果不懂得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搞团结，他就会被敌人所打倒，历史上哪里有孤家寡人能成功的例证呢？”

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邓小平成为中央委员。江青认为，这是他们坚决反对王明、拥护毛泽东的结果。因为毛泽东那时的威信，已经到了建党以来的最高峰。任何想在党内攀居高位的人，没有他的点头是不可能的。

监狱外的一声吆喝，江青从当年回到了现在，她哼了一声，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哪里还有毛主席这样的人呢？他们捞权，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这样的人掌权，怎么会容得下像我这样的革命家呢？”


　

　

　

　

　

第二十章
　

江青目瞪口呆地看着邓小平复出后所打的政治式的“太极拳”，她说：华国锋迟早也是汪东兴的下场，你信不信。战争年代，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今后江青要参与军事机要的决策。

　

　


江青1951年在无锡农村犁田

　

　

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当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审判林彪和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意见时，华国锋才同意让中央书记处讨论并拿出一个方案。他忧心忡忡地说：“能把林彪和江青当战犯对待吗？我们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对彭德怀或其他党内的反对派们都没有这样处理过，单单对林彪、江青用这种手段，历史上能够站得住脚吗？”

邓小平非常坚定地说：“我们国家正在由人治到法制的过渡，我们这一代手里如果不完成这个历史的转变，还要交给后代们去完成吗？这就太对不起后代们了。对林彪和江青进行审判，就是这个过渡的第一步。我们要给后代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华国锋还是不放心地说：“这个问题要慎重地考虑，因为公开审判涉及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江青这个集团，他们的事情大量地要涉及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态度。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我看还是先让大家讨论一下吧。”

这时的华国锋，虽然还是身兼数职，但他的权力已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共“十一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已经发生了结构上的很大变化。由于邓小平巧妙地运用政治斗争的策略，中国从舆论到权力的核心都在不知不觉的自然中进行着一场根本性的改革。

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后，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事实上就控制了中央的决定权。他完全把那位一年多前还在他手下点头哈腰的华国锋当作了木偶，政治式的“太极拳”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根本辨不清东南西北，睁着眼睛钻进了邓小平布置的“天门阵”里。邓小平首先从解放知识分子作为突破口，推倒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张春桥组织制定的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中的“两个估计”，他用激动人心的语言说：“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教育黑线怎么能专了我们的政？不符合事实么。”于是，知识界一片欢腾。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邓小平提议把胡耀邦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从组织上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平反昭雪的党员和干部到处称邓小平为“邓青天”，他赢得了人心和党心后，又开始了下一个部署，这就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央下达批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这一措施，使从建国不久长期实行的打击对象，一下子取消了五分之一。紧接着，邓小平又提议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一律称为农业劳动者。这下，举国一片“太平景象”。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胡耀邦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后，邓小平推波助澜，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从理论和思想上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枷锁，为他首先在中央动“政治大手术”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半年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虚晃一枪，提出“今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口号和方案，实际上他思维的重点是在政治上。这次会议提出的平反内容，被紧接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通过。这就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六十一个叛徒案件”等一系列问题。全会还增选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临时采取措施，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