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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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有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正在这时，陈伯达进来了。他来的时候，曾经向江青打了招呼。

“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看到了吗？”周恩来问道。

陈伯达说：“春桥同志向我介绍了一下情况。我看主席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周恩来笑着说：“你也学会这种会议语言了。”

“不学不行啊，”陈伯达说，“没有这种语言，红卫兵这一关你就过不了。在这‘子教三娘’的时代，就得学会这种语言。”

“从主席的指示当中，是不是能够体会到主席有结束这场运动的意思呢？”

“主席早就想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敌人不断地挑起新的事端，运动老是结束不了嘛。”陈伯达说，“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还得继续一个时期。总之，我也不同意这么乱下去了。再乱，就不是乱敌人，而是乱我们了。”

“主席的指示，报告林副主席了吗？”周恩来说：“林副主席也很关心主席下一段的部署和安排，这是大局啊。

陈伯达说：”军队那边的传达，由杨成武同志负责。他会向林副主席汇报的。据说，林副主席这一段也是很紧张，主席的部署有许多他也是没有想到的。看来还要倒一批人。关锋和王力的停职反省在造反派那里反响比较大。依我看，这场运动的主力军正向军队和高层中形成。革命小将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一些人看不到这一点，所以要犯错误。

“你知道主席最近在想什么吗？”

“我听江青同志讲生席现在关心的、所考虑的问题，已经往前想了，想明年的事。主席想得是党的‘九大’怎么开？主席就这个问题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他觉得今年没什么问题了。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在坚持天天读，每天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怕这样还是赶不上主席呢。

周恩来岔开话题问道：“关锋和王力现在怎么样？本来主席对戚本禹也要采取行动，但是为了给他一个机会，会把他挂一段时候再说吧。他们也可能暂时不好解决。主席指示，任何人不准提问他们，不准批斗或让群众组织去干扰他们。这是他们和那些黑帮分子有区别所在。”

陈伯达说：“我看杨成武同志和王力及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关锋和王力都隔离审查了很久，杨成武还去看他们。还给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什么指示？”周恩来打断他的话，问道。

陈伯达说：“他说主席从上海坐夜航飞机回来后，对他说过‘我们和王力的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锋只是个骄傲的问题。’杨成武当时说：‘除了江青的话外，其余的人的话他都不听。’毛主席说：‘那也不行。怎么能只听一个人的话呢？武汉的问题都是王力不听劝告造成的。他一下车就表态，那还能不乱吗？’这是个重要的机谋，他怎么能告诉给他们呢？对关锋和王力，江青也是不感冒的。他们俩在许多的场合公开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他们正是江青支持的。杨成武这个人，叫我怎么说他呢？”

从他的话语里，表现出对杨成武极大的不满。

“现在不管什么事，不通过江青同志几乎什么也干不成。”陈伯达见周恩来没有说话，就继续说，“我也和江青同志说过，让她少插手一些具体的事，这对她有好处。我完全是为她好，但是她并不理解。现在，林彪同志对她有一定的看法了。”

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也没有对他们的话表示什么态度，好像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他说了些什么。陈伯达相信，只有周恩来才是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当初，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话时说了这么一句：“刘少奇动不动就把王光美搬出来替他宣传什么。其实，王光美算什么，江青要比她强得多。江青早年参加革命时，就一直搞文艺工作，她领导文化革命是有其发言权的。”陈伯达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马上表态：“不错，江青同志在文化工作上是内行，政治上也是很成熟的，她作为文艺革命的主将一定能够胜任。”

他们当时都没有预料到，眼前这场文化大革命会演变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大革命。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发动向一个人的进攻是善于选择时机和打开突破口的。有时候，一部电影、一篇文章、一本小说都可能成为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导火索。

那是一九五一年初，江青找他汇报说：“现在有一部电影叫《武训传》，是极端反动的影片，要在全国进行批判，有的人起码要检查。”周恩来此时还不了解江青的特点，就问：“有必要吗？”江青说：“为什么我们有的领导人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不感兴趣，却对一个地主阶级的奴才如此歌颂呢？这里有一个立场问题，对人民的态度问题。”周恩来还是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只是简单地应付了一下，同意她下去调查。

结果，毛泽东亲自写了《应当重视电影的讨论》的社论，指出“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社论特别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些话，都是令人感到石破天惊的语言。

周恩来知道。早在一九五〇年四月，毛泽东就通过江青向他转达说：“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到了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又说：“《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同年十月十六日，他又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

当时，周恩来曾经把毛泽东的这些话向刘少奇传达过，刘少奇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对这些事最好不要多插手，听其自然也就是了，我从来还没有听说一出戏和一部电影能够使一个国家灭亡的，这事是主席听从他的老婆多了无事生非而已。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那么好，总是想找他们一些把柄。我看我们还是都不要小题大做，否则，对党的工作不利。”

这话，周恩来始终没有跟毛泽东讲过。

后来，江青又对他说：“文化部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而对其他的一些什么人的话却是奉若神明，这是不正常的。如果要从历史上看，他们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当时，江青担任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是，没有多少人把她的话当回事来看待。她只能处处搬出毛泽东来。她对胡乔木、陆定一等人说：“你们拍《清宫秘史》这样的电影为什么不向中央请示啊？这部影片有问题，起码要作一定的批判。”

“请示谁？”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请示了有关的领导同志。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呢？总不能拍一部片子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胡乔木也说：“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江青到此，一见无法再说什么了，只得来找周恩来。

周恩来耐心地向她作了解释，但就是没有向她说明此事是由于刘少奇的原因。事实证明，毛泽东对一切不听话的人，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指示：“文艺部门、戏曲、电影方面也要抓一个推陈出新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鬟。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如水袖等等。推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按这个样子，二十年后就没有人看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

周恩来带着周扬去找刘少奇，研究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说：“主席的这些话不能作为指示来看待，只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戏曲和艺术，不能搞行政命令似的领导。我们的领导很多，你说一句，他说一句，人家到底听不听？这样一来，文艺工作就没法子搞了。”

周扬很赞成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得对，是内行的话。”

周恩来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把这事再拖下来。

毛泽东的态度逐步地变得更加强硬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又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半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再次批示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同年，毛泽东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是资产阶级！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催促下，文化部搞了一个《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道：“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江青对周恩来说：“主席认为周扬他们这么搞一下，只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周扬可狡猾呢。当年鲁迅和他们斗争的时候，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讲：周扬一伙‘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拨弄是非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唯以嗡嗡营营为能事。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是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到了现在，他们还是玩弄的这种手段。”

“江青同志，不要想得那么多，也许事情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总理呀，这可不是我的看法，主席也是这么讲的。”江青似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同周扬一些人的斗争可是由来已久了。他们本身就是王明一伙的人，而且丝毫没有改过。早在一九三五年，周扬和夏衍等人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策划解散上海的‘左联’时，鲁迅就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周扬自己说他们‘大胆地提出了解散文总及其所属团体的主张’，夏衍通过住在上海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向住在莫斯科的萧三写信，商讨此事。王明立即指示萧三写回信，说‘左联搞宗派，要解散。’不几日，王明又敦促萧三说：‘你不写，那我就让别人写！那就说明你不赞成统一战线！’于是萧三急忙写了回信，提出解散左联的指示。周扬和夏衍立即行动，开始叛卖左联。”

周恩来说：“这事当时鲁迅知道吗？”

江青说：“周扬先是派他的亲信徐懋庸去打通鲁迅。但遭到鲁迅的拒绝。鲁迅说：‘组织统一战线的团体，我是赞成的。但左联不应当解散。现在的左翼作家虽然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政治上其实是很幼稚的。去同资产阶级作家搞统一战线，搞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人家统过来，反而容易让人家把他统一过去了。如果左联解散了，左翼同人没有商量的组织了，就更危险。我主张左联不解散，秘密存在，作为统一战线的核心。’但是，周扬还是不死心，又要派夏衍去说服鲁迅。夏衍不敢去，便让郑振铎约茅盾去游说鲁迅。鲁迅依然是那个态度。这下周扬不高兴了，便让沙汀打上王明的旗号去压鲁迅，说：‘鲁迅先生不同意解散左联的意见不要坚持了，这是中央的指示。我们已经从巴黎的报纸上看到外围组织可以解散。左联也是外围组织，所以必须解散。’鲁迅一下子火了，说：‘共产党提出了统一战线，是不是也解散共产党？’我早就不相信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了。现在看来，鲁迅的意见和毛主席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和主席多次提到鲁迅，主席都是敬佩他的。”

周恩来问道：“最后解散左联，鲁迅参加讨论了吗？”

“没有，”江青说，“周扬、夏衍这些人不顾鲁迅的反对，背着他伙同胡乔木等人召开了常委会，作出了解散左联的决定。然后，才派徐懋庸再次去向鲁迅传达。”

“当时胡乔木担任什么角色？”

江青说：“胡乔木当时是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他和周扬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对鲁迅很不尊重。鲁迅听到他们的决定，只好说：‘既然大家决定解散，我只好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是解散的时候，必须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之所以解散，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新的阶段，使这个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如果不声不响地解散了，就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影响，以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那是很不好的。’”

周恩来点点头说：“鲁迅考虑得有道理。我以前对这段历史不了解。”

江青说：“主席特别佩服鲁迅的这种硬骨头的精神。鲁迅坚持公开发表宣言，实际上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重大原则问题。但是周扬表面上同意鲁迅的意见。但又提出要交‘文总’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左联和其他组织不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宣言。鲁迅还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但是到了最后，周扬和胡乔木等人决定，‘文总’也不发表什么宣言了。”

“为什么？”周恩来问道。

江青说：“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周扬和胡乔木他们的说法是‘很快就要成立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怕使国民党把救国会当作文总的替身。那样就对救国会不利。’这完全暴露了他们投降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嘴脸。这笔帐，我看迟早要清算的。”

周恩来暗暗吃了一惊，只是没有表示态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关锋、艾思奇等人谈话时，第四次批判《清宫秘史》，说：“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我看他们能顶到什么时候。就是到一百年，我也要批判他们。”

那天，江青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向他转告毛泽东的有关意见。她说：“总理还记得吗？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鲁迅在逝世的前夜，发表题为《死》的遗嘱，其中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又说：‘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也，如有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这里表示了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一伙人的势不两立的立场。我和主席学习的就是这种态度和精神。”

周恩来当时认为，他终于明白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文化大革命包罗的内容越来越多，打倒的对象越来越大，他实在有点吃不透了。

现在，研究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他觉得这场大革命的目的可能已经基本达到，是不是会开始收尾呢？他这样想。

但是，事实证明他还是想错了。

江青她能够把周恩来弄得在她面前服服帖帖，但是在这些人面前，她就一筹莫展了。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已经逝世了。他的威严再也不可能保护她了。

江青的目光停留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上了：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江青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以苦笑来对待了。


　

　

　

　

　

第二十六章
　

五七年的反右，江青曾为毛泽东选送了不少材料，得到毛的表扬。后来在一个公开场合她自豪地说：“我是毛主席的流动哨兵”

　

　

　


江青、周恩来和尼克松

　

江青有翻阅报纸的习惯。她翻阅报纸和别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别人看报纸是从新闻和文章中增长知识，吸取力量，她是从这些多如牛毛的报纸中发现问题和观察动向。而且她发现的问题还往往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成为他处理问题和决定政策的依据。毛泽东从建国后就对她说：“你给我从国内国际两个窗口盯着点。窗口虽小可见天哪，所有的动向总会在这个窗口内表现出一点端倪来的。外国的评论比国内的强。他们对世界上的许多观察，往往反映了问题的另一个侧面，不可不注意。”

江青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曾经这样表白：“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和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作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

这里，江青说得很谦虚，好像她只是提点建议。其实，她的权力大得很。她在毛泽东的身边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从她一系列事实中而不是从口头上看出来的。不过，江青的这些话也说出了她的一些工作的特点。

江青被捕之后，依然保持着她的这种特点。

从监狱里为数不多的报纸上，她很敏感地发现中国的政局将要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她得意地对监管人员说：“邓小平这个人，除了毛主席能够对付得了，谁也抑制不住他。我可以从他的言谈笑语中发现他的真实思想，华国锋就差远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十万八千里。你们看罢，邓小平非把华国锋赶下台不可。邓小平是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一个真正强者，尽管我和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和分歧。但是我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江青看问题的敏感和判断的准确，早在一九五六年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就表现出来了。

还在一九五五年，江青就对毛泽东说：“苏联的报纸上对斯大林的赞扬显著减少，我估计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会诋毁这位伟大的人物的。”

毛泽东对此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