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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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一九五五年，江青就对毛泽东说：“苏联的报纸上对斯大林的赞扬显著减少，我估计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会诋毁这位伟大的人物的。”

毛泽东对此将信将疑。他对江青说：“给你的任务中，尤其多注意国际问题，特别是苏联的动向。这个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最大。斯大林的逝世，可能要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内的方针有所改变，你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当大会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好几个渠道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后，江青首先看完这些材料，她对毛泽东说：“你看怎么样，事实证明了吧？赫鲁晓夫这个人，在斯大林健在的时候，他是最拥护斯大林的，不然他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斯大林逝世不到三年，他就露出了真相，说明他改变斯大林的政策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他是在一切条件都对他有利的情况下才采取这样的行动的。”

毛泽东沉思地说：“这下可好了，整个东欧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势必会波及我们中国。”“这是肯定的。国际的反苏势力和我们国内的反共分子一定要遥相呼应，制造一些事端。这点我们可要早作准备。”江青说道：“这种政治气候对我们有所不利哪。”

毛泽东说：“我们国内也有反对派，也会利用苏共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的报告作文章的，这是肯定的。依我看，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的路线，我们党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错误。”

“依我看，斯大林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宜在自己的国家内大反斯大林，相反对赫鲁晓夫这个人，倒是值得特别警惕。”江青说：“起码这个人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政治品德不好，要是在中国，他也是个高岗式的人物。像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保不住也会出现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那么一来，你就是斯大林了。不用到你百年之后，现在就可能会有秘密报告一类的东西。”

这话说到毛泽东的心里去了。说心里话，从赫鲁晓夫一上台，毛泽东就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是太好的。虽然他头顶的脑袋亮光光的，白衬衣外面的西服也很整洁，说话、办事显得非常精神和果断，但是他在毛泽东面前，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气，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忍受的。江青这番危言深深地刺激了他。他不能不有所准备了。

苏共二十大开过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在同苏共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很直截了当地说：“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看法有一定的分歧。我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的一生，要作具体的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总的来说，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所有这些，我们希望苏共同志们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情。”

江青激动地对毛泽东说：“你讲得太好了，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当头一炮。在全世界都在拥护斯大林的时候，我们也说一些赞扬的话，这不足为奇，也不算先见之明。但是，当苏共和全世界的反动派都来攻击斯大林的时候，你出来替斯大林说公道话，这就是伟大之处。”所有这些，江青的态度和毛泽东不谋而合。

“这些话，如果是刘少奇或者邓小平讲，效果会更好一些。”江青说。

毛泽东冷笑一声：“他们？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反对个人迷信。他们热衷于什么集体领导，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集体领导似的，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在中国带来的副作用。”

“刘少奇这个时候，不再提倡你的思想为指导了。”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我这根拐杖可以丢掉了。就像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一样。不过，也可能他和他们不一样，还是再看看吧。中国的问题已经够复杂了，我们的面前有许多的困难和许多的敌人，这要一个一个地来解决。”

“是这样的，不能到处出击。”

毛泽东在接见苏联大使的时候，再一次地说：“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做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态度是极其有害的。”

大使耸耸肩膀，表示遗憾地说：“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只希望你如实转告赫鲁晓夫等领导同志，我毛泽东就是这种态度。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是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批判他们错误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其他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这种犯有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江青认为，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这样对待她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就是犯了同样的这种错误。

她在和专案组头一次接触的时候，就说：“我要见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请他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毛主席早就说过：反共的右派掌权，是不会长久的，很可能是短命的。这话是在致我的一封信中讲的。让他们看一看，也许会震动他们一下的。”

说完，江青大笑起来，却是一种干笑，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事情并没有按照江青预料的那种局势所发展，江青渐渐地沉不住气了。这时，她才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如果没有政权作保证，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谈。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得心应手地处理党内的各种反对势力，是由于他手中掌握了决定性的权力，然后才能够把他的智慧和权力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演出了无数的有声有色的话剧来。

一九五七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指出：“这些年，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果是破坏党内的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

邓小平也说：“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的悲剧重演。”

与此同时，陆定一、周扬等人也在宣传系统作了若干的规定，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毛主席而一律称为毛泽东同志，等等。但是这一套，并没有得到很及时的贯彻。

江青把这些表现，作为一种敌情动态报告给毛泽东参考。

“主席，党内的这些动向，是个信号。”江青说：“党的八大由于你的主动，他们还羽毛未满，可能还自觉不大成熟，所以没有行动。九大时可就不一定了。”

“这次八大，我是以退为进。”毛泽东说：“这是观察一些人真面目的好办法。下一步怎么办？还是因势利导，一步一步的来。”

毛泽东当时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他在会上曾带有警告意味地说：“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但是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洞，中国也是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活动。我看对待这些蚂蚁，不一定用滚水浇，用扫帚打扫一下就把他们扫除干净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都有一股右倾或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今年五月人代会、六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我看我们要准备打仗，把这几股歪风打下去。”

毛泽东说完刚才那句“以退为进”的话后，背着手走到窗前，望着院子里的高大挺拔的松柏，很有感触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你就是把最危险的后果告诉他们，他们还是要作垂死的挣扎。”

江青问毛泽东：“你把话说到这样的地步，右派岂不是不跳了吗？”

“不跳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毛泽东说：“他们为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不可。为了在我们有利的时候跳出来，就只好‘引蛇出洞’了。既然是迟早都要出现的事情，那就晚出不如早出。对那些即将跳出来的人，为了弄清楚他们的能力和作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们过去的历史。我看中国可不是匈牙利或东欧那几个国家。他们起不了大的气候。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而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农民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跟我们走的。离了共产党，中国就没有出路嘛。只要我们自己的党不出问题，就没有任何力量打败我们。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也就是你讲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他们会致我们于死地的。但是，我有准备。现在还没有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犯上作乱。”

整个房间里，回荡着这位巨人对一切暗藏着的反对派的鄙视和轻蔑。这对江青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大的鼓舞。

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新闻和文化、工商等各界的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纷纷起来响应这一号召，给党的各级机关提意见、提批评，帮助执政党进行整风。

江青在后来的讲话中，曾这样讲道：“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识破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看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整风指示发出后，毛主席又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先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暂时不作反批评，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暂时不予反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暂时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全国人民分清了香花和毒草，认出了牛鬼蛇神，才为后来的反右斗争打下了基础。”

对此，刘少奇是反感的。这年的五月七日，他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的谈话中，有所针对地说：“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在这个时间里，江青的工作也忙到了极点。她不停地搜集情况反映，帮助毛泽东听取汇报，从报纸上和内部参考里寻找材料，然后择要选送毛泽东。

江青对他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跳得最凶。他们叫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反对在机关中建立党的组织；叫嚷要搞‘政治设计院’，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他们甚至要‘轮流坐庄’，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是一种舆论，将来也许会有行动的。”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着急，天塌不下来。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充其量不过是喊喊口号、骂骂娘而已。”

江青不停地给毛泽东报材料，作汇报：“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章乃器、毕鸣歧、李康年向党进攻，叫嚷‘定息二十年不能变，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经没有区别，党中央应该对资本家充分信任，不应歧视，放手工作，让他们抬起头来。’会内会外，他们的气焰十分嚣张。”讲到这里，江青站起来，走到毛泽东跟前，点着桌子说：“还有那个周扬，这次表现也不好啊。他通过座谈等方式，在文教界鼓励人们向党进攻。他攻击党员‘像特务一样’，‘七、八年来思想改造是严冬，到今天才感觉到有点初春的气候。’还说：‘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靠知识吃饭。’‘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是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是内行。一定要科学家领导科学，美术家领导美术，音乐家领导音乐。我主张办好同人刊物。’等等。这个人物跳出来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我们的同路人。”

“这次斗争中，我们还得有重点，还得保护几个人，不能没有团结对象。打倒一切，往往会导致打倒自己。这在我们的历史上是经常有的事情。”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革命来革命去，最后革命到自己头上的事，过去有，今后还会有。”

江青这才不吱声了。

毛泽东根据他掌握的材料，认为火候差不多了，便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让江青誊写一份交给党内刊物发出，他指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江青在中南海“一组”，即毛泽东办公室和身边人员的党组会上说：“大家都看到了吧？眼前这场斗争不是一般的斗争，是一场未来斗争的总演习。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就开始酝酿如何防止这个悲剧了。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引蛇出洞’，选择最好的时机，把隐患的社会基础给他搞掉，这样，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响应的人了。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小看了这场斗争的意义。”

有人问道：“这样搞下去，我们党的整风怎么办呢？”

“这次反右结束后，党内的问题当然还要继续搞下去。”江青说：“究竟怎么个搞法，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问题的特点来决定。党内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让我和大家打个招呼，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能经受住各种形式的考验。我作为主席身边的一个哨兵来说，倍感责任的重大。我想大家和我的心情是一样吧？”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江青调阅并替毛泽东修改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全国人民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江青得意地向毛泽东报告：“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后，反右烈火燃遍全国。六月八日和九日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工人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和反击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整个人民都发动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好的人民，我们的胜利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主席，我看到我们国家的光明前途了！”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亲自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直指章伯钧和罗隆基利用报纸进行反党的事实，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使他们完全置于人民的声讨之中。这样，原估计六月二十六日的人大第四次会议出现大规模的反共事件，结果会议出现了大规模的揭发批判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费孝通等所谓右派的高潮。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以为资产阶级右派有多么大的力量，原来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七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进一步指出：“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这是一小撮人。”紧接着，毛泽东又到青岛作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说：“反右是一个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经济战线上的革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思想战线的革命，才能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反右胜利后，毛泽东在一组专门表扬江青，说：“江青这个哨兵干得不错，问题和时机都抓得比较准确、及时，没有贻误战机。如果不是这场斗争，我们很可能经受不住党内党外、上层基层的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那样一来，我们的反击就困难得多了。在这场斗争中，江青同志算立了一功。今后还有大仗呢。”

江青和别人谈话时，微笑着说：“多年来，我一直是在默默无闻地发挥着一个战士的作用，一个警卫的作用。这个警卫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这样的警卫了。我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作用，从来没有向别人讲起过，也不值得讲。现在和你们谈一谈，就是告诉你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有人说我只会搞文艺，其实，他们不了解我的历史呀。知道了这些，大家就明白了，我其实是一个政治家。”

讲起被捕之后，她不上一次地对审讯她的人说：“你们让我说什么？讲自己的历史吗？那全部都是闪耀着毛主席思想光芒的足迹，我感到无限的光荣。我这个人可以无愧地说，自从我追随毛泽东主席之后，我没有做一件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党的事情，你们这样对待我，其实才是最大的犯罪，你们敢公开地审判我吗？你们敢让我面对人民讲话吗？你们只要是英雄好汉，就敢，否则，就不敢，我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


　

　

　

　

　

第二十七章
　

文革前夕，江青以搞京剧革命为名，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策划批《海瑞罢官》。她说：“不错，批判《海瑞罢官》就是我搞起来的！”

　


江青和周恩来接见非洲友人

　

极大的寂静有时比最大的喧哗还能扰乱人心。监房里的静谧，曾经使江青感到满足。刚刚把她关起来的时候，她还带有嘲弄的语气说：“这么多年艰苦的工作，我也感到确实累了，能给我找这么一个地方休息休息也不错嘛，谢谢华主席了。”

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来问她什么，她反而感到有点空虚了。她问监管人员：“他们怎么不来了？我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和他们说呢，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中央最高层的斗争一点都不了解。这对审理我的案子可是很不利啊。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坐下来好好听我把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只要让我讲话，我相信同志们会理解我。”

“人家来问你，你又和人家吵。人家不来了，你又希望人家来。你这个人，真是不好理解。”监管人员这样说。

江青摇摇头说：“我希望他们来，但是我要他们听我实事求是地说。而不是按他们的要求让我说他们愿意听的那些话。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在这里。”

“我说江青哪，你考虑问题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