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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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江青哪，你考虑问题还是现实点吧。到了这里可不同于在你以前住的地方，而且你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应该考虑你晚年怎么办，就想在这里住下去吗？”

“这点，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江某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党的原则，我甘愿把这牢底坐穿。想让我投降，让他们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坚信，总有一天，这笔账是要和他们彻底清算的。”

“得，得，得，你江青的骨头硬，牢房还没有坐够，我是已经晓得了。不过，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告诉你，哪个吃了豹子胆，敢于和现在的中央领导人顶下去，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说完，监管人员左右环视了一下监房里的设施，背着双手，大模大样地走出监房。

没有人再和她说什么了。江青在寂寞的时候，一点小小的响动都会把她的烦乱情绪所点燃：“怎么搞的？就是对待国民党的战犯，我们也没有用这么残酷的手段，为什么对我一个有病的人采取这种法西斯野蛮措施呢？我要参加劳动！我要和人民在一起！”

有几次，江青唱起了《国际歌》，她竭力要在他们面前树立一种高大的英雄形象。

更多的时候，是她孤独一人。

江青想起了张春桥的一句话，她知道现在他也在监狱里和自己一样，正在思索问题。

“江青同志，有句话我考虑很久了。”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底的时候就对她说，“不知对不对？本来我不想讲这句话的，我相信主席会考虑到这些事情的。但是，今天我不得不说了。主席总有百年的时候，身后的事情一方面是他替党考虑，另一方面是我们来考虑。文化大革命看来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被打倒的或被整过的那些人，是不敢对毛主席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可以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迁移到我们的头上。那些庞然大物，什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丕显，等等。毛主席健在，他们是纸老虎。毛主席百年后，他们有可能成为真老虎。我们在战术上不重视他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不可弥补的。这些人还在，心不死。人家在这个地方经营多少年了。他们有他们的接班人，他们的两面派手法会迷惑相当多的同志，包括主席。比如邓小平这个人，他就迷惑了主席。他还会迷惑更多的人。我担心我们不早些采取措施，他们有朝一日，一定会卷土重来的。那时候，一切都晚了。”

“采取什么措施？”江青问道。

“一是权力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二是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必须实行专政，不能像邓小平那样，再给他们复辟的机会。”张春桥说，“细细地分析，有些机会是我们给敌人的。这不能怪人家，得怪我们。我们心慈手软就会给人家留下空子。”

“什么？”江青的脸色倏地一变，“你说，是我们手中的权力还小？还是我们再获得更大的权力才能保证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她的神情不知是恼意，还是糊涂。有的时候，她的表情是多变的。

张春桥吃惊了，感到浑身的冰凉：这话还不是明白无误的事情吗？不是我张春桥要权，是为这个阶级要权，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将来要权。好像我个人有什么……他所有的委屈一下子涌了上来，但是他隐忍着。

这时，江青仿佛理解张春桥的话意了，但是一切都悔之晚矣。

铁窗外的脚步声响起又消失，牢笼里依旧是一片死寂。空气像凝固了一般。突然，外面爆发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又是监视！江青从心里骂道：“简直像狗一样，日夜守在老娘的身边！”

不大一会儿，铁门打开了，监管人员说：“走吧！”

“这回又要有什么鬼名堂？”江青冷笑着问道。

“我们和你差不多。除了比你自由外，其余和你一样，什么也不知道。”

江青走进专门审讯犯人的那间办公室后，看见里面坐着三、四个人，都是同一种面孔。有的人是第一次见到，看来是又换人了。她不等他们说话，就一屁股坐在了通常是她坐的那把椅子上。

“江青，这一段时间里，你对你的问题有什么新的考虑吗？”

“我？”江青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只觉得自己的脑壳里嗡嗡作响。“我的考虑很简单，你们的这一切做法都是非法的，你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勒马回头，还能取得人民的谅解，否则，你们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你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说这种话？你简直狂妄到了极点！我们愿意告诉你，你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要记录在案的，对你将来的处理，都要起一定的作用。”

“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江青丝毫都没有惧色，“你们拿出了对付刑事犯罪分子的一套来对付我，可以说是瞎了眼睛。江某人是不吃这一套的。你们趁早收起来吧，不然江某人拒绝回答你们的任何问话。”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负责这次审讯的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为首的放缓语气，说：“你的这种要求，我们回去后可以转告。你也知道，我们没有权力回答你提出的这种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把你的问题的责任搞清楚，以便将来对你处理时不至于偏重。这点，你应该清楚。”

“我有什么问题？”

“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了。我们想弄清楚你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担负了什么样的责任？他们说了些什么？你说了些什么？”

江青坐在屋子里沉思了一会，端起给她准备的那杯水，慢慢地呷了一口，脸色发青地喘着气，一双骇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审讯她的人们。从他们的脸色上，她看不出一点点同情和怜悯，这样的回答还有什么意义呢？她觉得周围是冰一般的大山，一瓢瓢冷水往她身上泼，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她感到自己的全身愈来愈沉、愈来愈沉。冰冷冰冷的水从头顶落在滚烫的面颊上，使她感到麻木，脸庞上的肌肉不住地在抽搐、抖动。

“你想好了吗？”他们又追问了一句。

“要问这个问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奉毛主席之命部署、安排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的，我为能执行这个伟大的使命而不胜荣幸之至！这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职责。这个问题的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和春桥、文元无关！”

讲到激动处，江青竟站起来，比比划划地说：“我就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头儿。”

“江青，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们今天只是要全面地了解你的情况，谈不上处理和追究什么责任。是对是错，是你的问题，还是毛主席或周总理的安排，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后再下结论。你只要提供情况就行了。”

江青说：“那好，我愿意跟你们说一说这个问题的前前后后。不过，我们得定个君子协定，我讲话的时候，你们不能插话。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别人打断我的话。如果你们遵守这个君子协定，我就讲。否则，我们就不要进行这种不愉快的谈话。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好了，你讲吧。我们在听你讲哪。”

江青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条斯理地讲开了：

“我得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讲起，了解文化大革命，了解我为什么要批判《海瑞罢官》，当然就得了解这出新编历史剧究竟是怎么一出戏呀。”江青指着对面的一个审讯人员说，“请你不要说话，我刚刚开始讲话，你最好不要打断我的话。我讲到哪里了？对，就从庐山讲起吧。”

江青低着头，想了想，接着说：“彭德怀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的三面红旗。一九五九年六月，他访问东欧几国，和赫鲁晓夫暗中勾结上。回来后，就准备要和毛主席算账，要反党。这是和苏修预谋好的，得到苏修的支持的。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主席就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不断地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总结和纠正。但是，彭德怀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些人，恶毒地攻击我们的三面红旗。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一个意见书，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他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诬蔑成‘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还诬蔑毛主席是‘一人说了算’、‘不民主’、‘胜利冲昏头脑’、‘骄傲了’，所以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甚至，他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中央没有几个明白人’，要改组党中央。他们前呼后拥，一起上阵，向党进攻。”

“江青，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了，我们希望你能讲得简短一些。”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不了解前面的这些，就不可能理解后面的事情。”江青是有自己的思路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是按着她想的那套路子往下讲，“毛主席洞察一切，他已经看透了彭德怀的用心是要打倒中央的大多数的领导人，最终的目的是他自己上台。所以，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在会上讲话后，七月二十六日又作了书面批一下。‘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进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毛主席的批示已经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但是他们毫不醒悟。一场大规模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不得不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我再说一遍，你讲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从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在庐山举行。毛主席在开幕的这天讲道：‘现在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自由。我看这个自由还是少给他们吧。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八月十日，毛主席在另一个书面讲话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干部也有。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党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证明之一。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别人，是彭德怀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撤销了他在军队中的重要职务。”

“这个情况，我们很清楚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审讯人说，“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这次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彭德怀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都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毛主席的。解放以后，他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是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决议宣布撤销彭、黄、张、周所担任的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他瞟了江青一眼，接着说：“我们是要你说你们所干的事情，不是让你讲党史。你看我们了解的也不比你少吧？”

这次，江青出乎预料地保持了冷静，她微微笑道：“这个大背景我讲清楚了，就可以讲关于《海瑞罢官》的事了。从一九五九年六月起，吴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质。就在这个时候，彭真在怀柔的一次讲话中，就散布‘北京这几年农业减产的原因，天灾是次要的，搞得几年挨饿，必须追究责任。过去晋察冀，三年就上了正规，现在十几年也没有上轨道，政策来回变，怎么行？’这年四月，刘少奇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视察，攻击毛主席‘犯了错误’，‘毛主席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搞调查研究已经不够用，不适用了。刮五风，中央不知道，中央只知道多征粮，搞得下面没有饭吃，家破人亡。’他们都竭力夸大灾情，企图嫁祸、毛主席。到一九六二年普遍地出现了翻案的风潮。”

江青列举了如下的事实：

一九六二年二月，广西、一拐建、安徽等省刮起了“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安徽大搞“责任田”，得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六月二十四日，刘少奇说：“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于是，河南开始搞“借地”，山东搞“包产到户”，谭启龙说：“包产到户有利于党，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包产到户，一包十年、二十年不变。”河北也搞“十项小自由”。

这年六月，彭德怀在刘少奇的鼓励下，向党中央递交了八万言的翻案书。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主持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他对翻案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这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次全会的公报，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在对国内阶级敌人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倾向。”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主席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上作了批示。这个批示是和我讨论后，毛主席亲自写在一张纸上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情形啊！”

江青讲完这些，带有挑衅地问道：“我讲了这些，你们有什么感想啊？难道不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预见而感到震惊吗？”

“你可以继续讲，我们对你讲的这些都感兴趣。”

“是吗？”江青沉下脸来说：“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他亲自指挥王光美，从原则到具体部署，都作了详细规定。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她大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联，反对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对准了社员群众；她扶植坏人上台，对抗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她所炮制的桃园经验，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这个所谓的‘桃园经验’，在天津和北京宣传一通后，由刘少奇动用中央的名义，批发全党全国执行。”

在场的人，此时都静悄悄地听她讲述。他们按照王鹤寿交待的话，静看江青如何表演。

“毛主席看了王光美的经验报告，很气愤地说：‘她懂得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让她在全党全国胡说八道，不如让你去创造和总结一套关于文化革命的经验，这也许比他们那套欺人之谈更为实际。’于是我开始了文化革命的准备工作……”

江青的回忆是苦涩的，也是她所谓的荣幸的：

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后，对江青说：“你看他们配合得多么密切，彭德怀要翻案，刘少奇、邓小平就支持他们。这个吴晗呀，完全是书生气观点，根本不知道彭德怀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他们完全是一种思想上的共鸣嘛。”

“可以组织批判，把他们的邪风压下去。”

毛泽东说：“现在不到时候，等时机和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再说。”

江青开始秘密地组织人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了。

她找以批判《红楼梦研究》而著名的理论家李希凡时，把这个计划向他透露出来。李希凡深知这件事情的后果难测，思索再三，婉言谢绝了。

江青一怔，这才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得不好，真会引起一场大的是非之争。当时，中央在讨论彭德怀的翻案的意见书后，都主张给他一定的工作，看看他今后的表现再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遮掩。搞政治的人都会耍这种手段，他们的目的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会公布出来的。在实现他们的意图之前，说什么话都行，一旦目的达到，他们的真面目才会逐步地暴露出来。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一种不祥之兆早已袭上毛泽东的心头。他很清楚，他和他的这几位战友多年来已经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明天分手，全党的最高层也不会有什么波动，这个地球上离了谁，也会转动的。与其把党的最高权力交给这些人，自己下台，还不如大闹天宫，把他们赶下台，自己稳稳当当地掌上几年大权，将自己开创的革命事业轰轰烈烈地继续进行到底。

毛泽东很清楚，要搞别人时，就要作好别人搞你的准备。谁也不会俯首帖耳地任你宰割，除非你有极大的权力永远能镇服住大局。他自信，他就有这种能力和本事。

一九六四年夏天，江青以搞京剧改革的名义来到上海，她把毛泽东和她的谈话精神告诉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柯庆施听罢，几乎没有犹豫就说：“北京不敢搞，你来上海搞。张春桥同志是我们这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完全可以全力配合你搞。彭德怀这个人可是不好惹的，他现在名声虽然不太好，但是党内总还有那么几个人愿意跟着他跑，他能迷惑一批人。我们党内也会有人利用他来反对毛主席的，这一点连我们的春桥同志都看透了。”

江青对张春桥的情况实际上是很熟悉的。她对此人的评价是：看问题透彻、尖锐，待人忠厚、热情。江青对他在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也比较了解，因此很信任他。她在上海和他搞京剧《智取威虎山》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友谊。她和毛泽东提起他时，毛泽东说：“让他多参与政治，多关心生产和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理论家如果不和经济管理、政治斗争相结合，只会变成空头的政治家，于事无补，这点要告诉他。如果是人才，他一听就会懂的。”

张春桥曾用激动的语言讲述过他和江青最初的合作：

“我希望同志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江青同志搞京剧革命的经验，京剧革命也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就拿你们现在都看的《智取威虎山》来说吧，上海京剧院五八年就搞出来了。但是他们有六年的时间，这个戏就几乎被打倒了，就再也不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搞得站不住，资产阶级力量很大。他们的帝王将相一下子就复活了，《智取威虎山》又退出了舞台。我是一九六四年接触这个戏的。那时江青就跟我讲：‘这个事情呀，是很艰苦的，不容易呢。’我当时对这话还不理解。我说：‘我不懂戏，二黄、西皮、我也不懂。要我去搞政治，大概还可以。戏曲剧团的演员我也不认识，恐怕搞不好。但是我可以试试干！’一干就是几年。到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这个戏算是基本上站住脚了。这两年半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艰苦，什么叫做细致。每一个唱段都很艰苦。现在我随便举个例子，像杨子荣第八场的一个唱，就是座山离试探他，他准备送情报的那一段唱，就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如果把初稿到定稿叠起来，就是厚厚的一大摞。好多的作曲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一工作，搞了一遍又一遍。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满足，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修改。在江青同志领导下搞来搞去，不过是搞了八个样板戏。但是，同志们，你们不要小看它，就这八个就占领了舞台，夺取了阵地。到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八个戏和他们的旧戏比一比，看看哪个好？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因为张春桥是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的，他没有说明就是他在搞这个戏的掩护下，他们一直在策划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毛主席讲了，写这篇文章要准备担风险，要有被那伙反革命分子陷害和攻击的思想准备。文章一发表，就会掀起狂风恶浪。围攻是避免不了的。”

张春桥说：“这次先把姚文元抛出去，练练兵，也给他树树威信。我们要有自己的笔杆子。”

江青说：“你的话像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