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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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上发表了。彭真指示《人民日报》转载，要求保吴晗过关。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扬组织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说：“我一看，就知道是假批判。他们不想触动吴晗的那个要害。”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和有关的负责人开会，让胡绳传达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有意隐瞒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言的那一段，并阻止关锋补充。会上，彭真说：“我们还是要放，扯得越宽越好。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现在是先混战一场。”到了一月八日，彭真指示邓拓和《北京日报》社社长范谨给吴晗写信，告诉他，他的主要问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其他没有问题。”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批发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和田家英商量，把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话全部删去。继续说：“毛主席认为，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可以作结论，”制造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事件。一月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询问批判吴晗要害的文章可不可以发，彭真让许立群回答：“不行！”他们并扣压了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数篇文章，即后来的“扣压左派文章”。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现在有些文章火气太大，妨碍自由讨论，是一个很不好的偏向。我们已经查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邓拓也是左派，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为了放好，大家不要再谈政治问题，不要讲庐山会议，等等。”

陆定一也说：“以大局来说，还是不要联系彭德怀为好，这样会把事情搞复杂的。”

康生在会上批判了彭真的观点，指出：“我们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同吴晗划清界限。不要打击左派，要依靠左派，培养左派队伍。要集中火力针对吴晗，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和要害问题，要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还严厉地批评了许立群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专门整左派的问题。“

会后，彭真成立所谓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彭真指示他和姚溱立即起草”汇报提纲“。起草过程中，他们神神秘秘，连同住一楼的康生都不告知。

二月五日，彭真在《汇报提纲》上批示：”此件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内传阅和商榷，可直接提交政治局常委讨论批准。“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除毛泽东不在外，其他几个常委都出席了会议，由非五人小组的许立群汇报，彭真插话，算通过了提纲。周恩来提出：二这个提纲一定要请示在杭州的毛主席批准方可作为中央的文件下达。”刘少奇便建议彭真亲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二月八日，彭真带着昨天出笼的“提纲”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通过调查不是。”彭真向毛泽东送了关锋和戚本禹、邓拓的几篇文章，提出要整左派的风。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三年以后再谈，现在要保护左派，不要打击左派。”彭真还问：“要不要下政治结论？”毛泽东说：“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出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完结的。”

汇报以后，彭真无视毛泽东的意见，指示胡绳和许立群起草所谓中央的批示，要把他的汇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达。二月十二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由刘少奇主持，在他的家里召开会议，讨论提纲并把它最后定稿，以中央名义批发全党：“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中，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第二天，自以为得意的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说：“吴晗的问题不准再谈所谓要害，不准和庐山会议再联系，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个请你慎重些。这是彭真让我告诉你的。”

……

江青讲完这些后，身子往后一靠，愤然变色道：“像彭真这样明目张胆地对抗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行为，就是放在现在也是不能允许的。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现在我依然认为《二月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它扯起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面破旗，祭起了‘五大法宝’：一曰‘放’。二曰‘先立后破’。三曰‘反对和防止左派学阀’。四曰‘纯学术讨论’。五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大家有份’、‘混战一场’。彭真的目的，是企图扼杀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要你还是尊重客观事实，你就应该承认这个铁的结论。”

“我们不允许你继续诬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我也不允许你们肆意攻击毛泽东主席当年制定的中央决策。”江青似乎理直气壮地说，“我过去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依然是如此，将来还是这样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以他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我不是那种‘有奶就是娘’的政治庸人或骗子。我希望你们如实地把我的这些话反映上去，杀头、坐牢吓不倒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你还是共产党员吗？你早被党中央开除了！”

“错了！”江青厉声说：“那样的中央我是不承认的，我只尊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对那个反对毛主席的中央，我嗤之以鼻！开除，在我眼里，那是不算数的！”

“江青，你应该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已经不是那个中南海里的女皇了……”

“放肆！我在哪里还用你告诉我吗？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哪里，无非是监狱剥夺了我的自由罢了。但是不能剥夺我的思想！”话没说完，就被江青打断了：“我从来就没有当过、更没有说过我是什么女皇。这个词完全是谣言公司造出来的。你到现在还这样讲，只能说明你自己太无知，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过，我也可以谅解你们，你们不这样也是不行的。好了，你们可以走了，因为我已累了，我被你们折磨得够苦的了。”

预审员回到家里，回想这次预审，深感这位第一夫人的厉害。她的厉害在监所里都可见一斑。

江青在监所里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她昂着脑袋，盯着铁窗外面那蔚蓝的天空。一只小鸟在牢房的上空飞来飞去，像是在留恋着这儿的主人或是还没有看够这儿的景物。望着它，江青的思想渐渐地接触到了实际，严峻的生活现实在她的面前触目惊心地表现出来了。不过，她没有像王洪文、姚文元那样消沉下去，也没有感到迷茫、费解。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是思考的开始。她知道从她被捕的那一天起，她的那种政治家的生活已经结束。但是，另一种政治生涯正在开始。她认为，不经过这一场风风雨雨，它的历史还不是最完整的，经历了这样的里程，历史将会更加尊重它自己。她从来就相信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力量。一场斗争结束后，她又想着下一场斗争。她永远想着和人斗，和一切她认为不合她的理想的思潮斗，她将要在斗争中渡过她那短暂的而又是漫长的一生……

江青想起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和她，还有康生的谈话。

那天，康生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彭真在北京的所有活动，特别是汇报了《二月提纲》出来的详细经过，“情况都很清楚了。”毛泽东沉默了片刻，端过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润润嗓子，缓慢地说：“看得出来，你心里还有气，这可以理解。但是大可不必。彭真把盖子捂得那么严实，心中有鬼嘛。我知道他本人也是支持彭德怀的，让彭德怀出来工作的，就有他的份嘛。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你不同意他们也不行了，他们已经连成一气。用正常的办法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我是不和他们去争一时一事的得失的。我在北京斗不过你，老子走！我不听你们那一套！我记得你在延安时跟我讲过的话。刘少奇和彭真的历史是有问题的。现在还不到时候。还要再看看。诬蔑我们的人不可能不受到惩罚。”

听了这番话，江青和康生眼前都一亮，急忙都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毛泽东的话。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反对。他说的渐渐地慢下来，目的是让他们记得更准确些。

“去年，我跟一些人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在说笑话。但是林彪同志听出我的意思来了。他说，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如果没有主席，我早就要重上井冈山了。有什么了不起，出了修正主义无非是再打一次革命战争嘛。林彪的话启发了我，与其让他们把我们赶下台，不如我们把他们赶下台。”毛泽东坚定地说：“你康生回去跟他们说，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如果再包庇坏人，打击左派，那就把北京市委、中宣部、五人小组统统地解散！我看你们再胡闹！不打烂这些坛坛罐罐，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就创造不出来！”

这时，康生和江青才看到，毛泽东的那双始终漠然的眼睛里闪出了虎气生生的目光。他那结实的面孔上，呈现出愠怒之色。他们仿佛受到了一种鼓舞，毛泽东的态度这样鲜明，尚能忍受一时之气，我们又有何不能呢？好吧，你彭真不是要跳吗？就让你跳！我等着你一个跟斗翻下去……

康生回到北京后，脸上红光焕发，马上召集关锋和戚本禹、王力等人开会，透露了一些毛泽东的意图。当然，许多的话，变成了他自己的了。“我要和这个彭真开个玩笑，剎剎他的威风！噢，这个人，也想搞一点什么的经验了，哼，什么都喜欢出风头，显示和别人不一样。这次很快就把风头出够了，栽了跟斗他才会知道，政策不是他彭真定的！”

康生直到三月三十一日，才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部分指示。

彭真立刻草鸡了，他的眉头拧成个疙瘩：“我可不是包庇吴晗，我只是想多放一放，是想钓出几条大鱼来呀。汇报提纲不妥的地方可以修改嘛。你千万要和主席解释我实在是没有反对他的意思啊！”

他不再活动贯彻他的《二月提纲》了，急急忙忙地一边准备假检查，一边研究所谓“提拔新生力量，加强领导核心”。彭真提出要李琪、范谨、项子明为市委书记处书记，不久再提王汉斌、张大中为书记处书记。还从四清地方调回他的内弟张文松，以加强市委领导。刘仁也迫不及待地和人说：“中央要彭真同志管军队工作了。”

康生听到这些汇报，立刻向毛泽东打电话：“警惕彭真的反革命政变活动，现在已经有反常举动了。如果没有准备，一旦有事，就不好应付了。”

其实，毛泽东在杭州的时候，早已开始调兵遣将，完成了他的特别部署。四月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后，周恩来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决策，彭真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我们都以为他向主席汇报了，他欺骗说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见，我们才批准他的提纲的。回去立刻批判彭真，从组织上处理好他的问题。”

时机成熟后，毛泽东在四月十六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错误。会议一致决定：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重新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发了揭发彭真的七个材料给北京市委，明确要他们揭发彭真。

彭真立刻给毛泽东打电话，表示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说：“我从来没敢想过要反对主席，我的确是想把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搞好的，我愿意一切听从主席的安排，主席让我干啥就干啥。”毛泽东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晚了。”就把电话放下了。

以后，彭真再也和毛泽东联系不上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布撤销和批判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撤销了他的中央职务，开始对他全面审查。于是，彭真被正式打倒了。而江青引为自豪的那个《通知》还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务必充分注意这一点。”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一场以揭露和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大方向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实际是以江青为首的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过批准成立。

于是，江青正式登台亮相了。

“你们好好看看那篇《通知》，我江某就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的。你们不都是检查过吗？为什么又要翻案呢？”江青带着鄙视的讥笑，多次质问审讯她的人们。


　

　

　

　

　

第二十九章
　

中央常委听取对江青审判的准备情况汇报，邓小平拍板说：要快点审，越快越好。

　

　

　


　

　

　

彭真刚在人民大会堂他的那间办公室里坐定，早已等候的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就进来了。他喝了一口浓味十足的龙井茶，见满屋的人都微笑着看着他，不禁笑道：“怎么样？这一段大家都辛苦了吧？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啊，你们准备好了吧？”

“基本上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说。

彭真说：“我们将要演出一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审皇后’，意义不简单哪。好了，你们把准备好的方案汇报一下吧。”

“鉴于侦察结果，这一次审判只起诉十名主犯，各个集团的一般成员，交给各地的司法机关去审理。这就是说，十名主犯将从林彪、江青集团的几十名成员中按照罪行程度挑出，同时照顾两案平衡，一案五个人。江青一伙中的康生、谢富治已死，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再加上两个案子都擦边的陈伯达，一共是五个人受审。林彪集团中林彪、叶群等在外逃中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自然首当其冲。鉴于他们在侦察中没有发现与林彪制造《‘五七一工程’纪要》、谋害毛主席和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有关罪证，那就要从承担这一罪行的‘小舰队’中定一主要人物同‘四员大将’一同受审。这一主要人物便是江腾蛟。”

彭真点点头说：“这里最难审的就是江青了。”

“最有意思的也是江青。如果只是审林彪的那几个，就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了。”

彭真说：“不错，这次审判得好不好，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江青的审判成功不成功。”

真是巧极了。十四年前，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们研究彭真的问题。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其余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着。

康生负责向政治局汇报毛泽东对彭真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主席多次和江青同志、我，还有其他同志谈话，严肃地批评彭真。主席说，彭真让你们打招呼，岂有此理，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从不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才是大学阀。”

“那还用说！”刘少奇以不屑作答的口吻哼了一声，“彭真历来不把中央，不把我放在眼里。我看他比学阀还要坏，是大党阀，恶霸！”

“毛主席四月二十八日在和我谈话时，又说：‘北京在彭真的把持下，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要按照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它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的垮台准备了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彭真的事情从偶然中暴露出来，一步一步深入下来。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会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搞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打倒他了。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康生同志不要无穷的忧虑，灰尘不扫不净，阶级斗争不斗不倒。我赞成鲁迅的意见：经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彭真的本质隐蔽了三十年。’”

刘少奇说：“彭真多年来对我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我对他忍了好几年了。他的问题的暴露是他几十年反对党和毛主席、反对我们这些人的必然结果。”

“你们和彭真打个招呼，让他别再推卸责任了。”邓小平说，“他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二天，好多人早就盯上他了。再辩护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今后少干些工作就行了嘛。”

周恩来也说：“彭真这个反党集团是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这个反党集团不仅在暗中活动，而且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两面派活动，表面上站在毛主席一边，实际上暗中背着中央贩卖私货，反中共、反毛主席，最典型的就是一九六六年他的那个《二月汇报提纲》。毛主席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揪了出来，扫除了党内隐藏的反党集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决定对彭真进行审查，并且撤销了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四月，还是在人民大会堂里的这个地方，江青在接见批斗彭真等人的红卫兵时说：“毛主席早就讲过，前北京市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当然指的是彭真了，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把持了许多的阵地和工具，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他们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集团。同志们，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我们这些人，就要杀头、坐牢了。你们在场的许多人，也将要受到迫害，有人就跪下投降，他们也是不会饶恕的。你们信不信啊？”

当然，她不会想到，历史还真的给她安排了这么一天。

当初，江青郑重其事地说：“彭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经常在干部中肉麻地吹嘘自己，为篡党、篡国制造舆论。事实上，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抗战时，他在晋察冀边区执行的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又变本加厉地继续执行王明路线，执行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思想，反对林副主席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彭真在国际活动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许多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美化资产阶级，美化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他吹捧叛徒铁托和赫鲁晓夫，吹捧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干了许多投降主义的勾当。现在查明，这个彭真，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在狱中自首变节，出卖同志。这个叛徒，后来又同刘少奇、邓小平相互勾结，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挖出了我们党内的这个叛徒集团，是一个丰功伟绩。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礼！”

讲到这里时，江青还真的站起来，给在场的红卫兵和学生们敬了一个不规则的举手礼。

现在，这个地方轮到商量处置她的时候了。

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下午三点，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这几个政治局常委，来到大会堂的福建厅，听取和研究彭真提出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审判江青和林彪集团的方案。

当彭真亲自向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时候，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全部列席旁听。

“江青等十名主犯的问题和情况基本上都查清了，起诉书主要解决这十个人的问题。”彭真说，“为了这次审判，两案审判工作小组先后调集了四百多人，做了五个多月的审讯、收集、核实、证据提取和起草起诉意见书的工作。现在，起诉意见书所列举的犯罪事实，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都划开了。我们竭力避免混在一起。”

华国锋点点头说：“特别是在审江青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人感觉到我们是在审毛主席。”

彭真说：“不会的，这两个集团，江青和林彪是头子。康生和张春桥是军师，两派是狼狈为奸的一伙，判刑完全是罪有应得。列入起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