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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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俅更富有欺骗性。”
江青知道他这番话的矛头所向，但她没有采取措施。因为她知道。即使现在她向毛泽东讲到这些，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江青想到这里，又翻开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那篇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文章，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就指出：“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个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是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
江青认为，这段话同样适合今天的实际。天天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死活不认账。今天他们统统都亮相了，事实证明没有冤枉他们。她又想起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时和她说过一句话：“我是主张历史应该有点反复的。反复才能识别人，看清人，考验人。正像列宁讲的，大革命高潮到来时，所有的人都会宣布他是革命者，连混蛋都会是革命的。但是，反革命一上来，相当的一个多数都要反正。所以，我看还是多一点反复好。我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的演习。真正的反复辟斗争还在后头呢。”
江青多么希望这场斗争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啊！
第二章
江青对检察官说“我才是保总理的！”文革中反周恩来的种种内情，又一一浮现在她的眼前……
江青在1970年代后期参加国庆游园
江青一听检察官让她谈他们反周恩来的计划和原因，立刻火了。
她气愤地说：“你们说我反总理，究竟有什么根据？不错，也许我和总理亦一些问题有分歧，这在党内是正常的，毫不奇怪。根本扯不上是反他。”
“你们搞的批林批孔和评论‘水浒’，难道不是一场阴谋？”
江青冷笑道：“看来，你们对当时的历史一窍不通，也根本没有吃透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这是很可怜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四年初，毛主席亲自审批了由姚文元同志执笔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文章说得非常清楚：“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段话讲的明白无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是决不会把它和周恩来同志牵扯到一起的。”
连检察官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记性，时隔几年，她对过去的历史还记得那样清楚和完整。看来，让她回到今天的现实当中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只能靠过去的回忆来过日子了。
讲到评论《水游》，江青更是滔滔不绝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市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这丝毫没有要整周恩来同志的意思。有人故意这样讲，只能说是别有用心。要说实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保总理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江青说她保周恩来，是指十三年前的事：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对江青和那些文革新贵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对于周恩来来说，却恰恰相反。一些企图在一个早上就要手握大权的人，把下一个要整的锋芒对准了周恩来。导火线是从红卫兵发现了周恩来的一份历史材料开始的。材料最初落在关锋和戚本禹的手里，很快江青就看到了。她报告毛泽东以后，毛泽东让她采取谨慎的态度。
紧张的会议和文件的处理之后，周恩来第一次休息了一下。
已经观察了好几天，毫无结果。那几个工作人员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谁也不提防会被别人监视，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央文革小组还会派人在秘密地盯梢着他们。这样，负责监视的人的任务就显得很容易，非常枯燥无味。
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最近和张春桥的一次谈话。
张春桥曾问毛泽东：“左派到底有多少？”毛泽东回答：“大概百分之十吧。”张春桥又说：“到了运动后期了，左派是不是会多一些？”
毛泽东说：“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吧。如果都是左派，也就都不是左派了。”
张春桥深有体会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啊，我看在革命时期，走在革命前面的总是少数，但要争取多数。在新的难度面前，左派要从少数到多数。唉，左派永远不会是那么多的呀。只有世界观非常革命化，真正坚定地、彻底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左派组织是标志着大方向和整个路线的，不容易啊！”
对此，周恩来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他很清楚现在的左派意味着什么。
不但是他，而且整个中央的高层人士都在观察着目前的局势：
还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那个叫吴传启的就说：“我们有没有雄心壮志使学部成为北京各机关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现在北京还没有中心，我们抓两条路线斗争比清华还早，搞好有条件。提到路线斗争没有界限，要加强串联，到外边去，我们要成为第四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是第二司令部，周恩来还有一个司令部，我们就是第四司令部。”
周恩来闻之，冷笑一声：“简直是狂妄。”
有人揭发，吴传启是由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的。他和林杰、赵易亚、穆欣及潘梓年、陈大伦等人是一伙的。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声张。他当然不知道，有人从他的眼皮底下偷偷地整理了一大包材料，送往钓鱼台。收件人下班时收到了东西，并马上送到了十一号楼。
还在前三、四天时，毛泽东决定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彭真问题的决定向全国公开，在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的时候，他突然问起了三十年代临时中央在上海的情况，询问起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叛变的问题，而且问得很详细。
这使周恩来感到有点纳闷：是不是老人家又要追究自己在三十年代执行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呢？
毛泽东说：“恩来在大革命和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捕过，所以不存在着叛变的问题。刘少奇口口声声吹嘘他是什么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他几次被捕，而且过不了敌人的审讯关。这叫什么正确路线呢？相比之下，还是恩来的办法多。”
江青突然问道：“总理，你在三十年代是不是有一个化名叫伍豪？”
周恩来点点头：“不错，我在党内的代号是五号，以后就叫伍豪了。”
“据红卫兵揭发，他们从三十年代的报纸上发现了你的一些问题，到时候再和你讲吧。”江青冷冷地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其实，毛泽东在这个时间里，已经向康生了解情况了。
康生说得很清楚：“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的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所以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当时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重担。我和他，还有其他的同志，比如陈云等人，都参加了处决顾顺章的家属的战斗，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使敌人妄图破坏我党中央机关、逮捕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计划遭到破产。”
那天，周恩来刚进他的办公室。房间是长方形，约三十尺长、二十尺宽，满铺地毯，办公桌和书橱典雅而朴实。他的旁边是两厢双层花玻璃窗，下面是花丛。右边墙角有一个门，可能是通往卧室的。左边墙上有两个门，一个半开着，另一个关着，估计是通往内廊的。
坐下不久，秘书就送来了当天的文件。
翻开第一篇，周恩来的脸刷地变了。那是一份报上来的材料，有江青的亲笔批示：“请总理阅示。”材料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上海《申报》上刊登的题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运兵，且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看罢材料，一种不祥之兆涌向他的心头。
现在是一种非常时期，人们的头脑都已到了热得不能再热的地步。政治野心家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迫不及待地要打倒一切阻碍他们的人或力量，为此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和不择一切手段的。谣言和诬蔑在此时此刻便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和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他知道，眼下这份材料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精心制造的一场骗局，现在拿出来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不敢往下想了。
“我要江青同志。”周恩来拨通了十一号楼的电话。
“是总理吗？”江青很快作出回答。“你看到我给你转去的材料了吗？这是红卫兵小将们搞的，已经引起了众怒。关于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
“江青同志，我正是为这事打搅你的。这是反动派造的谣言，康生同志和陈云同志都知道这件事，当时的党中央也知道这件事，为此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江青“哦”了一声：“那好吧，脚正不怕鞋歪嘛，事实总会弄清楚的。”
这种不冷不热的回答，更使周恩来心事重重，陷入巨大的不安之中。
那天，康生也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请他证实这件事。康生说：“这是明摆的事嘛，你不要着急，事情总会很快弄清的，要相信党中央和我们的毛主席嘛。我建议你写个东西说明一下嘛。”
陈云闻讯来见周恩来，他显得焦急而又忧心不已。
“恐怕不是好兆头，”他说，“最近我也听到一些有关你的传闻，冒出个什么五一六的组织来反对你，听说是中央文革小组有人在支持他们。当然，反对的人也是参差不齐的。真正反对你的人是极少数的可怜虫，但是你也不能轻视他们。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人们的头脑已经发昏了，他们可以置起码的事实而不顾，一味地在那里胡闹。恩来啊，你可千万要保护自己，就是付出一定的代价也要保护自己。这值得。总之，我们不能让阴谋家的龌龊计划得逞。”
周恩来想了很久，他已有了自己的全盘考虑和打算。
“主席啊，我终于也向你喊冤了。”周恩来听到毛泽东亲自接他的电话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是叛徒，决不是叛徒！”
毛泽东哈哈大笑了：“恩来同志，我也听到一些流言蜚语了，这没有什么关系嘛，用事实完全可以戳穿他们的诡计嘛。”
周恩来的情绪有所平复，整整一夜，他奋笔疾书：
“主席：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联系，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理，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门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斟酌好久，才在信的结尾处签了自己的名字。
这封信，第二天便到了江青的手里。她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审阅了信和周恩来提供的大事记：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四月，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等经武汉入鄂豫皖苏区，顾留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上海当夜得到消息，中央有关机关全部迁移。
五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人……
江青看到进展，想起了周恩来前两天给她讲过的话，是对这件事的解释：
“当时，顾顺章的家属掌握和了解我们党的许多机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的地址。顾顺章叛变后，经我们侦察，取得了他们准备向敌人告密的可靠证据。他们还给顾顺章写信报告我党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地址，对我党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保卫党的安全，我们只有采取非常措施，将顾顺章的家属秘密处决，对于顾顺章的幼女，由我工作人员谭锺玉同志送回家乡代为抚养。”
江青继续往下看，她眼前出现了惊心动魄的烟云：
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发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同年九月，九·一八沈阳被日寇侵占。
十一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到了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二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从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报上登出的有：时报（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共七天）；申报（二十三日至二十八共六天）；新闻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共七天）；时事新报（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共七天）；民国日报（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共四天）。登得最详细并附照片的为时报。（附一专讯）。
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全文附）。
报上登出的有：时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共三天）；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时事新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口至三日共五天）；民国日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
江青看到这里，突然对顾顺章的悬赏启事感了兴趣，忍不住翻到后面，仔细地看起了那篇奇文，她轻声地读了起来：
“周恩来夫妇：查是案正凶周恩来，湖南人，化名极多，临机而变，共党有名伍豪者，即周也。周为法国留学生，历任黄埔军校教练，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妻名邓颖超，曾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妇女部负责人等职。又国民党方面查有共党中最为凶恶专事杀人之蔡飞，最近因在上海犯绑案拘入巡捕房，业经派人向巡捕房查问核办。”
她把这份附件看了又看，觉得不像是顾顺章的手笔。又翻到第二篇，才找到那篇东西。她觉得他们对周恩来的评价，很有点像。她一连看了三遍：
“敬启者，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长遣。对共党任何个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这是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料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也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噩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缔该犯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付讫共鉴。顾顺章谨启。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江青看到这里，不禁对周恩来油然产生一种敬意。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布尔什维克，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丝毫不过分。只是现在需要为我所用了。
周恩来从政治斗争的经验出发，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他多次对江青等人说：“今后，你们中央文革小组作决定，我们照办就是了。”
这一点，毛泽东也看得很清楚：周恩来是清白的。
对比，周恩来列举的大事记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我经汕头，从永定进入中央苏区。在闽西得知十二月十四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
二十日左右，我抵瑞金叶坪。
一九三二年一月，王世德发表叛变声明（全文附）。
江青觉得王世德的声明很能说明问题，特意用红铅笔划出来，请毛泽东留意：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毒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于前月‘按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人名李龙章者，实即敝人之化名。因该惨案却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也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分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毛泽东看罢，站起来好一阵沉思。良久，他才坐下继续往下看：
上海登一月十一日申报，其他报未见。据报，南京日报登在一月二日。
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附）。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上海报上登的有：新闻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申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报未登。民国日报未找到。
二月二十二日，申报在广告栏内登出如下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种广告处启事，登在广告栏内很少先例，而又在伪造脱党启事登报的同天，当时一望而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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