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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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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开庭前，江青回忆起在狱中与华国锋的交锋，回忆起整彭真、整陶铸的种种经历，自觉无悔。她说：“我要微笑着走向法庭。”
修正主义法庭进行人身迫害
江青在特别法庭开庭的前一天，连唱了几次《国际歌》。毕竟嗓子不如当年了，她的歌声已经没有了韵味。多的只是一种悲凉的泣调，给人一种难受的感受。监管人也熟悉了江青的这些大小动作，对她的行动一般地不作什么特别的制止。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世界。全靠我们自己。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乃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江青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毛泽东和她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一次谈话。那时，林彪已经摔死了，毛泽东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语调里充满苍凉而悲壮的气氛。
“江青，这首歌你还唱吗？”毛泽东问道：“我们这些人是唱着这首歌干革命的，奋斗了整整一辈子。有的人唱着唱着，就不愿意唱了。我说我就不是什么救世主嘛，别人偏偏不信。其实说我是救世主的人本身也许不相信。他们是他自己想当那个救世主。或者说他们是要骗别人也骗我自己。而我自己有多大的本事，我就很清楚。这是我不同于林彪这些人的地方。”
江青说：“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领袖，也需要热爱自己的领袖，这同一些别有用心人的阴谋是不同的。我和陶铸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相信林彪的那个‘顶峰论’，我就说：“你是想搞你那个顶峰嘛。凡是说别人是搞个人迷信的人，实际上都是让别人搞他自己的迷信。”
毛泽东听了江青的话，好长一段时间里低头不语，接着低声吟哼起国际歌来。
望着毛泽东的老态龙钟，听着他铮铮作向的话语，江青感叹万千了：自己的丈夫在迟暮之年，还总是把国家的大事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念念不忘地记在心上。他有千言万语想倾吐，然而林彪事件对他的打击，他实际上是难以言表的。
看着毛泽东沉吟不语，江青禁不住热泪盈眶了：“政局险恶，人心叵测，前途也可能凶多吉少。我们还是同林彪和他的党羽斗下去吧，事到如今，我们没有什么退路可走了。主席，你的心情不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我党的一批人，都是以他们自己的那个心来度你的胸怀，包括那个死去的林彪。现在是不是没有人想走林彪的路了呢？我看还是大有人在。相当的人，他们看上的是你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你的事业。能够把你的事业继承下去的人。几乎寥寥无几。”
“依你看，谁可以呢？”毛泽东第一次和她这样谈问题。
江青怔住了，她该说谁好呢？说张春桥吧，毛泽东似乎还是没有拿定主意。
还是毛泽东说话了：“我对春桥和文元是抱有希望的，但是他们还是经验不丰富呀。管理一个国家，没有丰富的经济头脑不行，春桥搞政治还可以，当国务院总理就不行了。军事也不行，没有打过仗，没有带过兵，到时候谁听你们的？还是要找个过渡的，春桥多在副手的位置上磨炼磨炼，就有了政治资本了。我在党中央也是长期得不到那几个大家长的重视，总认为我不行，经过实践的考验，是他们不行，这才得到了全党的承认。所以，我常常和你们说，你们不要争那个核心，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自然形成的。那个自己以自己为核心的人，是最终形不成核心的，是最终要被历史所抛弃的。真正的核心，是善于思考而埋头苦干，不出风头又谦虚谨慎的人。在和平的年代里，没有长期的中央工作经验是很难征服人心的。林彪从你们的大量活动中。预料到张春桥可能要取代于他，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春桥了。因为你们是他的竞争对手嘛。这样的人就是最胸怀短见的人。所以呀，我就看出来了，什么天才的争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统统是假的。而他要急于上台，急于夺权，这才是真的。表面上看，他们的矛头是针对你们的，实际上是针对我的。
这番话，才使江青真正大彻大悟了。
问题是毛泽东临终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华国锋这个人挂了帅，使整个形势急转直下。
华国锋有什么资历？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研究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周恩来就说：“华国锋这个人的水平不高，让他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恐怕难以胜任吧，还是由黎源同志担任，让华国锋搞个副职比较好。群众对华国锋站出来工作意见很大，说他是投机派，我看这个人说话总是在察言观色，也有看法。但是主席建议让这个人出来锻炼锻炼，那就让他出来吧。”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让戚本禹代表小组协助周恩来处理湖南的问题。
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时，就专门讲了这个问题：
“湖南军区是好军区，黎源同志是个好同志，我们准备让他当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任。陈再道在武汉还有点不太敢动是为什么？你们要想一想。你们对野战部队要拥护，要顾全大局，不要打乱中央的部署。章伯森、华国锋在湖南的干部中算比较好的。华国锋有错误，但他愿意改。过去有功，能力较强，你们对他不信任可以看看他嘛。他还没有登台你就打倒他不好吧？你们让他表演表演嘛。看看他是什么样的演员嘛。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干部一是看，二是帮。华国锋当然不能和章伯森相比，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唯一没有逃跑的。他和群众有广泛的接触，这点要比华国锋强。他在今年三月份左右就向党中央写信，为《湘江风雷》翻案，还是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的。这点。就值得华国锋同志好好地学习。”
华国锋马上表示：“我一定要向章伯森同志学习，他的政治觉悟比我强。我不如他。刚才戚本禹同志代表中央讲的这些重要指示我完全赞成，一定要坚决照办。”
戚本禹接着说：“造反派你们不要刚刚翻身，就要打倒别人。这不好嘛。你们要和野战军好好合作。要知道中央未明确表态支持你们的时候，是解放军站出来支持你们的。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特别是‘湘江风雷’，你们别忘了你们曾经是‘反革命’！你们要感谢北航红旗的同志，在二月逆流中他们给中央送来了许多材料，后来在民族宫你们又送来很多的材料，江青同志都看了。她看到这么多的革命小将受到压制，被关进监狱受折磨。她很难过，很同情你们。后来毛主席又看了许多的材料，他告诉我们，也是批评我们说：‘以后批什么东西要调查研究，不能看了东西就批，这样最容易出问题。’从那时起我们就对‘湘江风雷’作了研究。我们看了‘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同志的材料，认为叶卫东是个好同志。但是不是说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这个人骄傲，毛病不少。但是他不是反革命，他说过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江青同志说过，现在有人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来反对毛泽东思想，说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种人当然要打倒。但是，叶卫东同志不是这样。我们看了他写的材料，认为他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地发展的，从一个高峰到一个高峰，这是符合辩证法的。这样的规律本身是正确的。发展的本质就是一分为二。那天我问毛主席，主席说：‘应该这样看问题，我的思想为什么就不能一分为二？’主席给这件事情定了案，但是叶卫东不能骄傲，这不是说你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华国锋同志，你也要这样地看这个问题。”
华国锋连声说：“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要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坚决地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不能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再犯错误。戚本禹同志在江青同志身边工作，理解毛泽东思想比我们要强得多。你真是幸福的呀！”直到会议之后，华国锋还对戚本禹说：“请你转告江青同志，我今后一定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绝不做一件违背中央文革指示的事情，请党来考验我吧。”
那时的华国锋在他们面前温良恭俭让，没有一点不尊敬的表示，这也是符合规律的。
毛泽东几次对周恩来说：“华国锋这个人还是老实的，没有野心，看上去比较本分。”周恩来说：“还是再看看吧，湖南的问题目前看，黎源比较成熟。”是的，毛泽东看到华国锋似乎很老实，却是没有看到一个人本质是绝不会轻易地流露出来的。华国锋在没有羽毛丰满的时候，怎么敢在中央要员面前张牙舞爪呢？
一世精明善断的毛泽东，在他晚年的时候，对一切头角突出、不受羁绊的拥权自重的高级干部都是怀有戒心的，唯独对华国锋这类在中央既无根底，又没有什么势力的碌碌之人感到放心。一直在他临终之际，还对他最后的这个选择自鸣得意。他看了看那个留着小平头，对毛远新、江青，甚至连对他的机要秘书都点头哈腰的华国锋，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军队有陈锡联挂帅，政务有华国锋处理，春桥、江青你们掌握方向，这个格局可以了。”他临终的前几天这样对江青、毛远新说。
就在江青被捕大半年后，那天天气清朗，寒气逼人。江青披着军大衣正在监房里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时在江青面前消失了很久的华国锋出现了。他见了江青，把帽子一摘，露出明晃晃的大背头，和当年的毛泽东留的发型非常相似。这和当年，简直是天地之别。
监押地的警卫林立，军容整齐，哨兵们井然有序地侍立两旁，监管人员们恭而敬之地迎接了这位英明领袖。他的架式，比起江青的当年，强多了。
“还认识我吗？”华国锋低声地问江青，音调里含着杀气。
江青一见他就感到恶心，但是他是经她多次要求才大驾光临的，她没有破口大骂，只是坦然地点点头：“大概还不会健忘若此吧，你现在身为中央主席，想的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要把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事看得太重了。当然，我们之间并没有个人的仇怨，这你不否认吧。”
华国锋听了这话，一股愠怒之情直冲脑门。好啊，直到眼前，你还想教训我！他声嘶力竭地说：“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劝你向人民投降，你承认不承认，你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你看看现在的全国人民，听到把你抓了起来，大家是多么的欢欣鼓舞！人民早就把你恨透了，你还以为了不起哪。你一点都没有自知之明，我告诉你，现在你回头还为时不晚，否则，你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
看到他那副沉不住气的样子，江青却哑然失笑了。
“你笑什么？”华国锋立刻镇静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江青还想使他能够幡然悔悟：“你好好想一想，你今天的这一切是怎么来的？难道就这样忘恩负义吗？你对毛主席的感情对党的感情，就是这样吗？毛主席把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你，你却不以毛主席的事业为重，反而和毛主席亲手领导我们打倒的敌人相互勾结，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我死而无憾。只可惜，一个好端端的革命事业就丧送在你这个叛徒手里了。”
华国锋被“叛徒”二字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是从牙齿里发出这几个字：“你太放肆了！你有什么资格奢谈毛主席的革命事业。你才是毛主席的叛徒呢！你既然没有诚意，我就不和你浪费口舌了。这样空谈下去，有何意思？你就在这里待着吧。”说完，扭头而去。
又剩下江青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江青有时也轻轻地捶打着她的脑袋一个劲地反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并没有得罪这么多人嘛。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对我采取这种态度呢？”
她就不想想，当初刘少奇也没有得罪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那样对待刘少奇呢，这种历史的复杂情况，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吗？
就在江青面临法庭审判的时候，她再一次地想到了这些……
江青似乎一切都明白了，她多么想对所有的人剖白心迹呀，可是现在谁又能听到她的解释呢？谁又愿意坐下来听她的唠唠叨叨呢？那白纸黑字的《起诉书》似乎已经对她作了判决：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打砸抢，挑动武斗，制造冤案，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这些语言，都是她曾经批判走资派们的，现在反过来全部扣到她的头上了。笑话呀，笑话！
她想起了周恩来一九七四年夏天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这样说过：“有些同志在最近的一些言论中，对于江青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态度，据我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受过冲击的干部和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三个指头的缺点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重新工作后，对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了可贵的努力，也引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注意。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好的方面。但是，他们如果一味地纠缠江青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纠缠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陈旧老账，就会犯新的错误。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只能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向分裂。”
这些话，和毛泽东的许多指示一样，都已经失去了作用。从表面上看，他们对周恩来的评价倒是满高，几乎捧到了天上，但是他们对他所说过的话和他处事的原则，完全抛到了脑后。这些人，一意孤行，是按照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到了法庭上，我一定要揭露他们的这种鬼脸和阴谋。江青想到这些，捏紧拳头发下了誓言。她暗暗地骂道：“这些得势的小人，就像用废纸糊下的风筝，乘风而起，摇头摆尾，倨傲地俯仰嘲弄它下面的人们，一旦失去风势，就会像折断翅膀的野鸡似的摔在地上，碰个稀烂。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能猖狂几天！”
唉，沉迷于醉意中的美妙幻梦，就是害怕清醒。可惜，江青还在沉迷的醉意之中。
此刻，正在开会中的彭真也是非常的兴奋。明天，就要把江青这伙人押上审判台了，这对他来说，不亚于一个胜利的盛大节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彭真还正出席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尽管已经对他展开了批判，但是他还没有被撤销职务，他还在参加着中央的会议。这天一早，秘书送来了两份报纸，一份《光明日报》，上面有署名“何明”的文章，题目是《擦亮眼睛，辨别真假》。
另一篇是发表于当天的《解放军报》上的文章，题目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署名是“高炬”。“何明”是关锋的化名，他早已知道。这个“高炬”是何人呢？他叫人打电话问《解放军报》的编辑，回答是：“这是最高机密，不能外泄。”彭真费猜详了。
高炬的文章写得杀气腾腾：“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彭真断定：“这文章肯定是江青那个娘们写的，听她的口气，一副洋洋得意的架式，很像她独特的风格。她早就说过，我们决不放过一切反党的坏蛋！”
关锋的文章口气也不小，也是胜券在握的言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一切已出笼的、未出笼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伟大力量的画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秋风扫落叶般的悲惨命运，一小撮渺小的蚍蜉怎么能撼动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
现在，事实证明，他们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吗？江青不是一定不放过我吗？好，我们也来个针锋相对，一定不能放过你江青的半点罪行，一定要跟你详详细细地算个一清二楚。彭真想道。
当然他没有想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的文章不是江青写的，而是她和康生，还有另外的人布置《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写的。文章早就出来了，但是没有发表。江青看过清样后，指示说：“先放一放，等时机最有利时再发表。”所以，文章排好版后，就秘密地存在保险柜里，任何人不准泄露和打听。直到中央政治局就要揭开整彭真的盖子了，康生才对几个报刊的负责人说：“现在可以给彭真一点厉害的东西了，也和他开开玩笑，关锋的文章还是以何明的名义发表，解放军报的文章用‘高炬’的名义发，也就是要高举大批判旗帜的意思嘛。”
这就是文革前一场大战的前奏曲的来历。
就在这时，彭真又和江华研究：“为了体现我国法律健全的大好形势，在这最后的一刻，是不是给江青指定一个律师比较好呢？”不等江华说话，他又补充说，“这不是律师们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国家形象的大事。律师不仅要辩护，而且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江青的指定律师，要真正能够负起责任。”
江华当然知道，还在十月十一日，司法部就向中央“两案”领导小组推荐了十八名律师。由于江青的拒绝，法庭就没有再考虑给她指派律师。既然彭真又重提此事，不妨再在开庭之前通知江青一下，以体现特别法庭的法制严谨。反正现在还有几个律师集中在一所大宾馆里待命呢。这些律师都是中国法律界的知名人士，最年轻的已近五十，年纪大的已经七十多了。如果江青同意给她指定的律师，那当然会对特别法庭的这次审判更增加一些特殊的色彩。
“你们怎么这么好心，就要开庭了还要给我指派律师？”江青仄着脑袋，微笑地问传话的法庭代表，“是不是这场演戏还觉得道具不够，再来点给你们装潢门面的东西？是不是？我看你们还是收起这一套吧。我有没有罪，我清楚，毛主席清楚，你们也清楚，人民更清楚。谄媚的笑脸，往往隐藏害人的黑心，而正义的呼声，常常是以威严的面孔出现。奉劝你们还是少玩弄些花招，多干些好事吧。”说完这话，江青把头扭过去，再也不理那个来人了。
彭真听到汇报，摇摇头道：“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那就别给她考虑了。让她自己去喊叫吧。”
是的，从一开始，江青就对这次审判抱有刻骨的仇恨，她发誓决不和法庭采取合作的态度。她有她的一套看法。珍珠被人民普遍地当作石头的时候，你坚持说它是宝贝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一个人的信仰却是坚持一个人力量的支柱。她认为，革命的追求，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有甘愿吃苦的准备。有理想，有追求，就必然会有痛苦。然而这种痛苦是有价值的。胜利的希望之花就是诞生在这种痛苦的土壤上。所以，她决心在法庭上以一个新的英雄的身份，岿然屹立。
这种情况也不是偶然的。当江青于一九六五年初准备发起一场大革命的前奏时，她就为此事的后果作了考虑。“无非是让修正主义者把我的党籍开除，要不就是被他们的特务把我暗害。反正我是不怕死的。与其让他们默默地把我折磨死，不如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革命的事业，英勇悲壮地就义而死。毛主席也和我是同样的想法。”江青和张春桥说。
张春桥回答得也很干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个真正的要在历史上造就事业的革命家，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情操。没有这些，他的一生是苍白的，混浊的。或者是悲哀的，真正的悲哀。我不愿意虚度自己的年华，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写一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歌。这点，江青同志，你相信吗？”
“我相信，我当然相信。”江青把张春桥当作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看待，她对他那一整套的豪言壮语是十分欣赏的。她为他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可以说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包括这一次坐监在内。这一点，将在作者的另一部书《张春桥在狱中》里详细地介绍。
“如果出现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泽东曾经问过许多人，也包括张春桥。
张春桥说：“也可能我们这些人都得死，也可能我们起来和他们展开了新的武装斗争。依我看，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的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高。许世友说他会重新带上兵打回北京城，那就要付出大代价了。现在还是我们这些秀才冲锋陷阵吧。”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道：“回答得都很好，我将来会看到你们的行动表现的。”
江青想到这里，不由得叹了口气。这下好了，现在张春桥也和我一起坐监了，这也算是一种回答和表现吧。用这种行动来报答毛泽东的知遇之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想想历史上的无数英雄豪杰，他们青史上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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