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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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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所有的演员欢声雷动，振臂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慌忙说：“靠同志们努力，我全靠你们，我只是说说而已。”然后她就对《白毛女》的各场情况谈她的看法，从舞台到美术，到演员的表演，一点一滴，十分详细。“这个戏主要方向是成功的，主流是好的，有些小毛病改起来不难。如果主题思想再提高一些，格调、风格就更高。主题写农民起来反抗地主，那么怎么得到解放呢，就是八路军，现在叫人民解放军。我提个问题，今后修改《白毛女》，喜儿作为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典型，是要加强共产党如何领导把她救出来的过程，还是要描写她从自发革命到自觉革命的改造过程。这个很难改呀。”
很明显，江青蹲点搞样板戏，抓戏剧革命，就是要在文艺舞台上搬出歌颂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时期内容的艺术形象来。这才是她的中心任务。这也是她反反复复地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根本目的。为此，她把一切阻碍她进行这种革命的人斥之为修正主义。
早在一九六四年七月，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她就直言不讳地说：“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在这次革命演出中，革命的历史剧占的比重就不小。描写我们党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剧也是要的，而且也要树立标兵，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当然，要在不妨碍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主要任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可以上演。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经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和群众，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
这样，她就把一个戏剧的演出和排练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
当然，她的这一切不是她的发明，是她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的指示来实行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要推陈出旧。一天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一类。”他还拿上发表着姚文元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题为《略论时代精神问题》的《光明日报》递给刘少奇看，说：“我们的戏剧电影阵地，全让给资产阶级了，这些部门都是他们的人。无产阶级进不去。这篇文章提出了时代精神是以主要的革命潮流为主的。如果不这样讲，就是地富反坏右也会有他们的时代精神了。”
“你是听江青同志汇报的吧？”刘少奇笑着说，“你要给江青同志打个招呼，不要把文艺战线看得一塌糊涂。好像解放以来，我们文化战线就没有光明似的。我承认问题不小，但也成绩很大。江青同志把一些问题看得太过分了。”
毛泽东听了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当着政治局常委们的面他又说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你们可以看看，《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鼓吹鬼戏与淫秽的东西，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上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舞台上充斥的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是外国死人部。”刘少奇马上对周扬说：“主席的话，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也应该引起你们的注意嘛。戏剧和电影，要搞出点好的名堂来。”
所以，周扬在同年十月的戏曲工作会议上就说：“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正像彭真同志所讲的：戏曲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嘛。在艺术的问题上可是不能强求和硬性规定。那样下去，就会打乱了艺术的规律。”
江青把这些给毛泽东汇报以后，毛泽东说：“放屁！解放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拿不出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耻辱。这些人，我看他们像这样走下去，永远也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他想了很久。才对江青说，“我看还是你下去，亲自抓一些戏剧改革的典型出来，给他们树立几个样板看一看。用无产阶级自己的东西把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彻底打下去。”
“我以什么名义呢？”江青问道，“在北京搞一些东西可是很难呀。”
毛泽东说：“就以我的名义下去，就说是我让你下去抓点的。我就不相信北京就成了他们的天下。毕竟我还是中共中央的主席吧。刘少奇就把整个中国都控制完了？”
于是，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先找周恩来，再找彭真，让他们提供两个剧团以便作京剧改革的试验地。彭真说：“我们也在搞试验呀，你可以和我们市委的同志一块来搞嘛，不一定要单独搞了。”
江青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总理也是赞成的。我也和其他的中央同志征求了意见，他们都表示没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那好吧，我和市委宣传部的同志打一个招呼，让他们给你提供两个剧团。这样，江青在北京京剧一团和中央芭蕾舞剧院开始了她的改革试验。
刘少奇听到毛泽东的一系列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后，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召开了中央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周扬在讲话中说：“主席批评的这些，绝大多数是个认识问题，我们对文艺的情况和历史变化没有认识清楚。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大跃进时期党领导文艺的方法是简单粗暴的。”江青听到这话，马上反驳道：“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就更是粗暴了。我在这里刚刚开始了京剧和舞剧改革的试点，就有人反对了。新剧目还没有一半，已经有人在叫两条腿走路了。”
刘少奇仔细地听了各种意见后，总结道：“这个会议开得好，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们的文学家是改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师嘛……”
“哈，哈哈，”康生笑着打断刘少奇的话，插嘴说，“我的灵魂要靠那些文学家改造，我不承认。他们现在连他们自己还没有好好地改造呢，他们要来改造我们，简直是开玩笑。”
刘少奇瞪了他一眼，没有反驳，继续说道：“我们的文学和艺术队伍里，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也有些人是有二心的，反党的，要进行批评，但是不要像反右那样。文艺工作者下农村去可以开上大轿车去，作家可以在车上睡觉、做饭和生活嘛。这个不要太着急，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看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冷笑着说：“名义上是贯彻我的指示，实际上是抵制。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对我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我看，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否则写不出东西来。不下去不给开饭，看他们怎么办？江青同志生了病，医生让她下去听听戏，看看电影，一看就对我说，不得了了，我们的宣传阵地都给资产阶级占领了。我派人调查了一下，果然如此。让江青去抓戏剧革命，还有人反对。我看，这些人就不是共产党员，起码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我劝你们这些人都去看看江青搞的戏，给她一个支持。这不是支持我，是支持革命。”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连续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江青亲自指导过的戏剧，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毛泽东翘起大拇指，夸奖道：“好，你们演得好，比起那些帝王将相来，我看好多了。这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呢。”他转过身来问彭真，“这是你搞的吗？”
彭真说：“不，是江青他们搞的。我看有些东西还是比较粗糙，还要再认真些。”
观摩中，彭真、陆定一和周扬等人多次说：“江青搞的那几个戏粗制滥造，根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调演时大家看看还可以，演完之后也就结束了。”
陆定一说：“这些东西，非骡子非马，有什么看头，还是传统的东西过瘾。”
周扬在总结这次调演时，说：“我们认为，过去我们所提出的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拜师等等，这些做法并没有错，还是正确的。即使是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错了嘛。田汉、孟超，你们不要紧张，没有多大的事情。大不了就是作个检查嘛。”
毛泽东又对文学艺术上的工作连作两个批示后，周扬于七月十一日在文艺界开始整风。他一开始就把批判的范围限定在“写中间人物论”的几个人身上，强调不能乱批评。他说：“我在文艺的指导工作上也有错误，但是我的错误和夏衍的错误不同。我是没有经验的错误，他是路线的错误。这些，党中央是清楚的。但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我们还是要从思想上加以重视，不要再犯错误。”
江青把这次观摩调演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说：“看来这样批评他们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再寻找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不改，就是等于欠下了人民的账，我就不相信我们党的绝大多数的干部会跟着他们走。
一九六四年九月的一天，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从哈军工学院回来看他，爷俩就各种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别以为我们已经打下了天下，其实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中国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我看你还是到下面去，多接触实际，多研究问题。要记住，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我们学校里就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贴反动标语，反对共产党。”毛远新说。
毛泽东将身子躺在沙发上，沉思地说：“这些人不一定要抓，就放在学校里让大家批评教育，反革命分子就睡在我们的身边好，可以使我们经常地想到革命。就是在中央，反对共产党的也不是少数，文化界就更多了。对这些人不批评，简直不得了。”
就在和毛远新谈话不久，毛泽东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包活《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中宣部看到这个批件后，立刻请示刘少奇和彭真，刘少奇说：“先不要急着往下传，还是内部消化。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半天能够解决的。”
彭真说：“批什么，有什么可批的。我就不相信批判批判就能把问题解决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先把这个意见押一段时间而说。”
于是，毛泽东思索很久的一场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的政治大革命，就让江青开始准备了。江青在三年后的一次讲话中说：“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戏汇演之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试验，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送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位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得一片黑暗，一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问主席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搞戏，听录音，修改音乐。但是却也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来扼杀这篇文章了。同志们知道这些，会气愤吧？我们自己搞一篇文章，还是这么难，可想而知了吧。”
这就是江青对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种自白。也仅仅是一个参考。
毛泽东多次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对江青和其他一些人说：“中宣部在陆定一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了阎王殿，压制着一大批红小鬼。我现在考虑的是如何砸烂阎王殿，解放一大批受压的小鬼。周扬这个人早年跟着王明那些人走，三十年代反对鲁迅，和鲁迅几乎闹得势不两立，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我看是他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这个盖子什么时候揭开，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化艺术就有了希望了。”
“你说，对文化部、宣传部的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夺权的问题。我们在关于农村社教问题的决定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夺权的口号，那是指被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文化部就是这种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就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讲话和打倒一些人的依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作了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江青在这场运动中的独特作用，他说：“我国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坚决拥护周总理的讲话！”
“我们要响应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提出的战斗号召，坚决地、彻底地把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决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大会上发言的文艺单位的代表一致地说。
这是周恩来对江青和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一个公开的评价。江青想，如果说我对文艺界的这些人物点名就是对他们的所谓迫害和诬陷，那么在同一个讲话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又该是什么呢？所谓的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既不尊重当时的重大背景，又不研究当时整个党中央有关文艺界的一系列决定，只抓住我江某的个别讲话中的段落和词句，就要定我一个人的罪，这能令天下人眼气吗？
哦，昔日的文化、艺术界的阎王殿死而还阳，司法的阎王殿比他们还要利害十倍、百倍。江青看到这些，感慨地摇摇头道：“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得可真惨呀！”
第十二章
法庭调查，牵出七四年王洪文的“长沙告状”。江青认为，向中央主席去汇报看法，这有什么罪？但实际上这个事件的背景却十分复杂……
江青在修正主义法庭
从首次开庭以来，都五、六天了不见动静，江青显得有点焦急。
“为什么这么慢腾腾的？反正大权在手，把我的脑袋割了就行了嘛，搞这么烦琐干什么？江青对看守她的人员发唠叨。那天开庭的时候，她们乱揪我，就像对付小鸡一样。你们往上转告，我可不吃这一套。她们要是再敢给我要威风，我非要大闹法庭不可。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吧？我还是挺神气的吧？我就是要神气，尤其是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资格和我对话。要在十年前，他们敢这样，你看毛主席能饶过他们吗？”
连续几天看不到报纸，江青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她问哨兵“……这几天是不是在审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他们怎么样？我看张春桥是能够经得住各种考验的。王洪文就不行了，一是年轻，二是怕死。其实，你越怕死，他们就越要欺负你。我就不怕。”
这些话，江青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了。连哨兵都感到有点奇怪：“这老太太是怎么了？她和我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处？我们又不能把她怎么样？”
江青是深夜从秦城监狱提到这里的，这里的伙食比监狱有了明显的改善。江青把这些归于她坚持斗争的结果。那天，夜幕里，好几辆轿车在安静的柏油路上飞奔。江青把头依在座位靠背上，尽量坐得舒服些！！秦城监狱距离审判地太远了。她横下心来，一定要求他们让自己住在城里，否则就无法坚持。特别法庭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点。她住在离公安部不太远的一个住地，休息的条件还可以，当然不能和她在中南海的住地相比较了。
今天，她感到有些劳累，但心境却是畅快的。就像近五十年前参加中共第一次会议时那样，她就要开始一段新奇的生活尝试了。虽然这和当初的情况远不能相比，但在年近七十的江青心里却交织着一种奇特的梦幻和惊喜。这个人是喜欢斗争的。她信奉的格言就是：不斗则修，不斗则退，不斗则亡。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那些整人为乐的事情，有许多至今记忆犹新。
昨天晚上，她刚刚研究了《起诉书》里指控她的如下事实：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十月十七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策划，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搞篡权活动，阻扰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江青看罢，在《起诉书》的旁边批道：“四个政治局委员，研究一下中央的人事安排，向中央主席去汇报看法，这有什么罪？本来是合法的、正常的组织活动，被他们说成是‘反革命诬陷’。那么，他们在同一时间里。多次研究人事问题，甚至给我和毛泽东捏造谣言又是什么？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难道是公平的吗？”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饭后，江青被告知要出庭受审。“轮到我啦？好，我也早就准备好了，走吧！”江青把衣服穿好后，对着镜子照了照，又拢了一下黑黑的头发。这才站起来，随着监管警卫出了房门。她看了一下停放在那里的几辆小汽车，哼了一声说：“押一个我还用这么多人呀。我又不会插翅而飞。告诉邓小平，不要那么如临大敌嘛。”
“刷”地一声，轿车带着轻风，平稳地飞驰。就在这样的空隙里，江青的思想又开了小差，思索了一些琐事。对她，这也是一种休息，一种享受，一种乐趣。
上午九点整，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起诉书》指控江青的犯罪活动，进行调查。
审判台上坐着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其他的审判人员。他们都知道眼前的这个对手是最难缠的，有些人过去就和她打过交道，深知其人的利害，也有人把能够亲自审判江青作为自己终生最大的荣幸。当传江青的令声下去，台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摆出一种威严的姿态。
江青由两名女法警押着，来到了被告席上，她扶正眼镜扫了一下台上的人员，若无其事地坐了下来。她看到旁听席上的人坐得满满的，知道这又是一个机会。她要用自己的行动给所有的人树立一个“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的榜样。她的策略是：你不开口我不讲，我不和另外三个人说得不一样。这是当年她对付国民党的办法，今天又用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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