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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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是：你不开口我不讲，我不和另外三个人说得不一样。这是当年她对付国民党的办法，今天又用到这里了。

“被告人江青，今天是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的第一天，你听清楚了吗？”

江青将头稍微一歪，微微笑了一下，没有搭话。

“《起诉书》指控你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你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开会，秘密策划，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洋洋不理地说：“不是事实。”

“当时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策划了什么？”

江青学着电影《烈火中的永生》里江姐对付国民党特务的口吻回答：“不知道。”

“王洪文去长沙到毛主席面前诬告周恩来和邓小平，是不是你们共同密谋的？你们在一起密谋时，你说了些什么？”

江青沉下脸来，似乎得意地说：“前面的我已经讲了不是事实，后面的策划了些什么，我怎么会知道？”她觉得这样的回答很有力量，一下子把他们全堵回去了，迫使他们不得不拿所谓的证据。她需要的就是看看是哪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哪些材料。

“哦，你不知道。”曾汉周停顿了一下，提醒道：“你当时说了些什么，你自己讲的总该知道吧。”看得出来，他是按着他们制定好的审讯方案在例行公事。

江青也早有准备，还是那句话：“你们问的那些，我不知道。”

“好，被告否认，记录在案。”审判长对书记员说完后，根据公诉人的建议，传证人王洪文到庭作证。这是审判会议上特意准备好的一个剎手锏，就是要给江青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让她知道他们那个集团已经在党中央采取的措施下，面临土崩瓦解的境地。因为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的首次开庭中，王洪文已经承认一九七四年十月他到长沙面见毛泽东，是江青让他去的。

那天庭审一开始，法庭上就宣读了张玉凤揭发的王洪文和毛泽东谈话时王洪文的一段话。张揭发王洪文说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经那里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这时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审判长问道：“王洪文，你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王洪文回答说：“我谈过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不是我的原话。我去长沙是江青让我去的。和四届人大有关，是张春桥说的话。我还对毛主席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这是姚文元说的。”

王洪文的出现，对江青来说多少有点意外。她转过身来，微笑地望着王洪文。但是，王洪文却是不敢正眼看她。

“王洪文，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是谁让你和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十七号楼进行密谋的？”

王洪文说：“是江青。”

“是谁让你到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状的？”

王洪文的脸上，露出了某些不安和惊恐，他马上说：“去长沙向毛主席告状的建议是我提出的。江青只是提出要我赶在邓小平同外宾到长沙见毛主席之前去，目的就是要阻扰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不住地往王洪文这边看，她很想和他打个照面，给他一点力量和勇气。可是这个不争气的小子连看看她的胆量都没有了。她很遗憾地叹了口气，扭过头来对向审判长说：“我要方便去！”

审判长只得允许江青暂时离开了审判的场地。就在这一刻里，她想起了一个她认为最充分的理山，就是王洪文在回答问题时，公诉人采取了诱供的方式。她实在想不起她曾经和王洪文说的那些话。重新回到审判庭后，她突然发现王洪文不见了，马上气势汹汹地质问：“王洪文呢？他在哪里？他到哪里去了？你们对他采取了诱供和指供！哪里能这样审问一个人？让他如实地回答事实。”此刻的王洪文当年的那付姿态早已荡然无存。他的再次出现和他的回答依然是令江青大为不满的：“江青为什么要你赶在外宾之前去？”

王洪文说：“主要怕小平陪外宾去长沙，把问题的真相向毛主席讲清楚。”

“你们诬告邓小平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是阻扰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你去长沙是不是讲过周总理的事情？”

王洪文根本不敢朝江青投去一眼，他脸对着审判台，像背书似地说：“这话是十月十二日之前，约一个星期，政治局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来对我说：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的人选等事情，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安排的问题。周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对我说：‘我保留我的提名的观点。’并且说，周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经常去的有小平、剑英和先念等人。”

等王洪文作完证词后，审判长就让王洪文退庭。然后才继续问江青：“王洪文的证词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但是不是事实。”江青用手指着审判台上的人员说：“就算王洪文讲的是事实，难道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连向毛主席汇报自己看法的权力都没有了吗？就算王洪文是我派去的，这有什么罪？王洪文讲话后，为什么你们不让我和他对质？你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只有经过对质的证据才算证据，这些话经过和我对质了吗？你们自己都不执行你们的法律，还谈得上什么公正？王洪文只讲了一句实话，这就是到长沙告状是他自己提出的。其余都不是真的。”

“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后向你作了汇报，你为什么还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再去长沙到毛主席那里诬告周总理和邓小平？你要她们说什么？”

“没有，我不知道这些情况。”

“你有没有说过国务院的一些人‘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是总后台’等等这样的话？”

江青发火了：“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哪里知道要她们说什么？”

“被告人江青否认事实，记录在案。”

担任审判长的曾汉周似乎早有预料，他立刻又传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到庭作证。她们两个的出场，更使江青感到唐突。她还是转过身去，用一种很像长者的面孔瞅着毛泽东的侄女王海容。

王海容的证词显然是经过准备的，她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几张纸说：“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的白天，江青把我和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十号楼，说有重要事情要和我们谈。我们去了以后，她说，毛主席不久要在外地会见外宾，你们俩也要去参加有关的工作。你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一件重要事情。江青说：‘十七日晚上政治局开会，在谈论到风庆轮的问题时，邓小平和我吵了起来，他根本不让我讲话，我刚刚批评了他几句，他就拿上皮包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的会议没法开下去。国务院的一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总理在医院并不是真正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周总理都是一起的，总理是他们的后台。’江青又说，详细情况我讲不清楚，要等晚上我找到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后，再进一步给你们介绍情况……”

旁听席上的各界人士屏息静听，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央最高层发生的这一切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无所知。现在，当年的斗争在他们面前来了个大曝光，当然觉得新奇。特别是各种事件的主角就在他们面前，就更加引起他们的重视。于是，人们都关切地注目这里的一切。

王海容抬起头，有意地望了江青一眼，毫无惧色地说：“当天晚上，江青又把我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七号楼，我们去的时候，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在场。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的形势问题，张春桥颠倒是非地把当时国家的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崇洋媚外’所造成的。张春桥还诬蔑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要我们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把江青他们沟的这些意见向毛主席报告。在他们和我们谈话的时候，王洪文流露出他已经见过了主席，我们一再追问，他说他是偷偷地去长沙的，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我们听了这些，觉得他们是在四届人大之前要闹事，是要打击邓小平同志。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毛主席让他刚刚站出来的，会有什么问题呢？他们这样干，是通过整他而进一步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这是篡党夺权啊，王洪文已经在毛主席那里碰了壁，现在是想利用我和唐闻生陪同外宾的时候能见到主席再次告状。当时，我就和他们说：‘既然王副主席已经向毛主席汇报过，毛主席也有指示，那我们就不必讲了。讲了的效果也未必好。’张春桥、王洪文听了，没再说话，但是江青却说：‘你们还是讲讲好，让主席有个深刻的印象。他在长沙也是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的。’……”


江青的脸一直朝着王海容，她在静静地听着。她觉得很可笑，王海容和唐闻生究竟是什么地位？难道我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和你商量吗？她竭力在回顾着当时的情况，认为在适当的时候把它讲出来也许会对历史有好处。

王海容继续说：“我们当时就认为，江青他们四个人的行为极不正常，事关重大，所以在第二天我们赶到医院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我已经知道了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并不是江青所讲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要整邓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搞过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已忍了很久了。’周总理让我们见了主席之后，把情况实事求是地讲一下……”

这篇事先就已经通过“两案指导委员会”审查过的证词，收到了预想的效果。旁听席上议论声嗡嗡，他们对周恩来的尊敬，使礼堂里的舆论和气氛对江青等人大大的不利。这一点，就是江青自己也感觉到了。她索性坐直了身体，不再理睬王海容了。

王海容的发言在继续：“十月二十日，毛主席会见完外宾之后，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政治局开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听了很生气，他说：“风庆轮的事情本来是件小事，而且已经在解决，何必大动干戈？江青这么闹，有什么意思？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预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还是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主席还提议，邓小平可以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兼任总参谋长。毛主席在谈话中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十分欣赏。他要我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要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这些讲话深刻地说明，毛主席对江青是十分不满意的……”

审判场地，舆论大哗。旁听人对江青的气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真不是个玩艺，江青怎么连毛主席的话都敢不听呢？她是什么毛主席的老婆！简直是个白骨精！”陶铸的夫人曾志对王光美说道：“江青这个人历来是如此，毛主席已经表态的东西，她硬是要改变过来。毛主席已经和这两个女孩子讲得这么清楚，江青还是最后达到了她打倒邓小平同志的目的。这个女人的本事也的确不可小视。为什么王洪文、张春桥那么害怕她？还是有一套的嘛。”

没有多少人跟着议论这些。

王海容最后说：“我们俩在长沙的时候，主席身边的人还告诉我们，王洪文到长沙来告了周总理的状，说总理在医院搞串联，还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以上我说的这些证言，完全是事实，我可以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江青听完王海容的证词后，可以用“怒不可遏”四个字来形容。她刚要插嘴说话，被审判长打断了，审判长又传来唐闻生继续作证。唐闻生的发言和王海容所讲的话差不了多少。只是补充说：“江青、张春桥他们一再向毛主席报告：‘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讲起话来总是有情绪。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她还建议主席要及早采取措施，不要让他发展到林彪那样。我们听了江青的话都感到气愤……”

江青又想发言，被审判长再次制止。这时，公诉人要发言，审判长点头允许。

公诉人江文站了起来。他是江青的老对手了。为了搞好这次审判，他在以检察官的名义和江青的多次接触中，就已经掌握了她的特点和要想说的话。最初当江文到狱中和她见面的时候，江青先是对检察院派人和她谈话表示了感谢，接着就说：“现在你们提出的以我江某人和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这样的提法可是不正确的。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央文革小组是两派，一派是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另一派是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他们是受林彪指挥的。而我从来是反对林彪的。只不过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我们也不便公开，你们不知道罢了。你们好好地想一想，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能为我服务吗？再说，我也没有在叶群的家里烧过材料。那全是胡说八道……’”

看得出来，江青在一开始，还幻想通过这次审判，用合理合法的形式，来寻找自己无罪的理由。她反复地研究那本《刑事诉讼法》，以便寻找根据。她认为，这次审判是中央政治局斗争后对她的报复。她坚决否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在九月底结束的检察审讯中，江青还坚持对江文说：“毛主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结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也不是我的，而是林彪这伙人的。华国锋、邓小平这些人打倒我，是领导中心的一场权力斗争，他们要争权，从我们手里夺权。而我始终是代表人民的……”

她当时一直认为，眼前的这个江文是同情她的，起码要比原来审讯她的一些人要好得多。

现在，江文讲话了。他对着审判席上的法官，也对着旁听席上的人们严肃地说：“今天的法庭调查，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长沙告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有计划的诬陷。其目的就是阻扰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江青是主谋，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时，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都是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江青为什么你能够使这些人在你面前俯首帖耳？江青为什么你能够对这些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不是公认江青是他们的反革命头子，这是不可能的。”

这话，即使在审判台上和旁听席上的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听了，也会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这话没有说明问题的要害。江青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妻子，没有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没有她亲手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物的历史，她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权威。正因为她的许多的活动，最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所以，她自然而然地在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形成了她的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这个教训和原因，是需要认真地、具体地加以总结的，轻易地用一句话是很难说明问题的。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

所以，庭审刚宣布暂停，江青就坚决要留下继续说话：“我几次要求讲话，你们不让我说。公诉人要求讲话，你们马上就允许讲，这公正吗？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话要讲，我还要申辩！你不允许我讲话？我有权说话嘛！”当法警过来拉她走的时候，她还在大喊：“我要说话，我要申辩！你们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骗人！”

回到监押地，江青的情绪还是平静不下来。医生例行检查她的血压时，血压已经上升到二百一十至一百一十。当监管人员过来看她时，她狠狠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丑剧。他们就是怕我讲话。王洪文是个胆小鬼。为了他的利益，就顺着人家的意思讲。王海容和唐闻生活像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下去了，就往邓小平船上跳。他们都是一窝鬼。我知道你会向他们汇报的。好和他们商量下一次怎么对付我，我是不怕的。我早就有五不怕的精神。只要我不倒下去，我就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你知道，为了减少麻烦，我在出庭前都减少用水了。”

“审讯时，你可以上厕所呀。”

江青突然笑了：“那么多的人，老是上厕所恐怕不礼貌吧。”

“你既然还讲礼貌，那么法庭上问你长沙告状的事情，你总说不知道，一问三不知。这是干什么呢？这总不好吧。”

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事情复杂呀，这不是一句话二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事呀！我想好好跟他们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们又不让我讲。”

“现在是法庭调查阶段，法庭提出的问题你要如实地回答。法庭调查后，有你陈述和辩护的机会。你还是有时间讲话的。”

江青现出惊讶的神色：“今后还有我说话的机会呀？这样太麻烦了，还得再弄一遍。我是要好好地准备准备，我不能由这几个人胡说八道，我要讲我的话。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江青说这话自有她自己的意思。

一九七四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共中央的最高层领导核心，就从这一年起。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为中国向何处去而思索、考虑和准备上了。

毛泽东从林彪死后，就一直患病。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对外绝对保密，就连政治局里的多数人都并不清楚，但是他身边的人很清楚，历史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周恩来和江青对此更是了如指掌。江青总担心这样的消息传出去会动摇军心，就总在各种场合下翻来覆去地说：“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他每天都在认真看书学习，亲自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医生们说主席的身体这样那样，完全是谎报军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人为的颂扬、恭维和毛泽东有意采取的深居简出措施，总使他的活动处于一种特殊的神秘状态。

其实，早在进入一九七四年后，毛泽东的眼睛就越来越看不清楚，最后眼前几乎成了一片空白。他特意嘱咐身边的人，这个情况谁也不告，也不请医生来看。作为久经风霜的政治家，他很清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传出去，会对整个中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他秘密入住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他的失明，除了周恩来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身边的汪东兴等人外，其他人都不清楚。江青警告：“对外一律保密，谁泄露出去，就严惩谁！”毛泽东治病和检查，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就在这时，经毛泽东同意，请来了二、三个最有经验和有学问的专家来对他的身体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会诊。检查的结果使毛泽东身边所有的人都心惊肉跳了。

“这种病，学术上叫作‘运动神经元病’，在西方称为‘肌肉萎缩症”。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目前整个世界上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治这种病，按照常例，患病的人最多只能活两年。在毛泽东身边负责医疗的医生之一李志绥把这个诊断讲出来后，江青拍案而起：“这是胡说，这是别有用心。谁要是再这样散布这种谣言，别怪我不客气。李志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的话主席从来不听。医生的话，只能相信二分之一。”

但是，周恩来对科学是很相信的。他得到这个密报后，分别和几个医生谈话，了解情况。

在他和李志绥谈话时，周恩来反复强调：“一定要想办法给主席治好病，要不惜一切力量。”

“这种病。就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李志绥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

叶剑英叫医生们带上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眼球模型，详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江青知道后，更为生气了：“怎么说风就是雨，消息传到叶剑英、邓小平那里去了。你们这些人呀，一点头脑都没有，有人听到这些消息，不高兴得要死才有鬼呢。有人巴不得主席马上死了才好呢。你们不懂政治。唉，气死我了。”

张春桥提醒她：“这事是保不住的，迟早他们都会知道。现在是需要我们早作一些准备的问题。据一些同志的报告，总理、邓小平、李先念，还有叶剑英，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谁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问题？古往今来，凡是最高领袖面临关键的时候，中央最高层都要出问题的。”

他说话的时候，咬文嚼字，在一些敏感的词句上字斟句酌，说得很含蓄。

江青忧心忡忡，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她希望医生诊断不是真的，是一种误断：“主席的身体好好的，你看红光满面，怎么会是那么一种病呢？我看一定是他们在捣鬼。”

“江青同志，我也和那几个医生谈过话，看起来他们的诊断也许是有科学根据的。对待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一是要冷静，二是要有分析。这个分析是多种情况的分析。一旦事情的情况是真实的怎么办？另一种情况是那几个老右，也就是历史上一直和主席闹别扭的那些人，听到这些消息后会怎样？眼看四届人大就要举行，毛主席还能参加吗？不能参加就会在全国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