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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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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被清除出专案组，后来又被关押了五年之久。”
肖孟讲完后，审判官和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江青身上了。
江青清淡地说：“批复的报告和划了叉的签字，是我写的，我认识。但是内容我记不得了。我也根本不记得肖孟是专案组组长，我不认识他。关于王光美的问题，是康老亲自告诉我的。康老是我们党的肃反专家，敌人很害怕他。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都很信任他。我为什么不信任他呢？”
江华感到了这次审判是比较成功的，完全打乱了江青设置的预定计划。整个事情决不能按照江青的预想来发展，不给她留下任何推卸责任的机会。凡是容易牵扯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问题，法庭一律提都不提。现在看起来，这个方案的制定是十分正确的。想起来，办好这件事，的确很艰难呢。
按照中央的意图，只要能够证实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专案是江青直接搞的，就为以后中央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造了条件，也给在刘少奇平反问题上解脱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彭真在审判前对江华等人说：“一定要让全国人民都感觉到，诬陷和迫害同领导人的偏听偏信毕竟不是一回事啊。”
一开始，说江青是直接负责刘少奇专案的证据，就是原来专案组的人员证实，谢富治对专案组的人多次说，刘少奇的专案是江青同志直接抓的。但是，缺乏原始的书证。
具体办案的人翻阅了为刘少奇平反准备的上百本案卷，终于查到了谢富治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一个报告上的亲笔批示，明确指示刘少奇的专案是江青亲自抓，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然后，他们继续调查，又找出江青的信和谢富治、汪东兴的检查以及从六百多盘录音带里辨听出的江青的讲话，这就是为充分地证明江青是这个专案组的总策划。
审判长按照原定的方案，今天的审判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原先的预定计划。所以，他很满是地宣布：“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休庭。”
但是，所有的人包括江青在内，都知道并不会这么简单结束，好戏还在后头呢。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他才终于下了决心：从组织上解决刘的问题。为此，他要借重林彪的力量。那年二月中旬，在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主持下，许立群起草了《中央转发各单位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批示》。文件只字不提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口号和内容。刘少奇让许立群了解解放军在农村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情况，说：“林彪搞的这一套，实际上是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来代替四清运动”。他在有关的文件上批示：“四清运动中只能学习有关的文件，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中央的两个十条。”
就在这年二月下旬，林彪拿着刘少奇二月十九日对《工交会议的一些指示》来找毛泽东和江青，见面他就说：“你看，刘少奇这个王八蛋又再攻击解放军了，他同我是有仇恨的。他在这个指示中，诬蔑毛主席领导的工作‘有错误，对错误的看法，一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主席呀，是要和我们算账呢。还有邓小平，也在二月二十六日的工交会议上，提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思想工作要落实到生产。’明明也是和我唱对台戏嘛。”
毛泽东很沉着地对林彪说：“让他们唱嘛，物极必反，谁要是闹到后来不走向反面才有鬼呢。我是后发制人。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就不信中央的多数就是听他刘少奇的。我看，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地来吧。眼下打好两个仗，这个先不要提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邓小平对罗瑞卿讲的话引起了林彪的恐慌。邓小平说：“罗瑞卿总觉得冤枉，有委屈。我看，罗瑞卿同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就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如果你罗瑞卿承认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刘少奇也接着说：“小平的意见是对的，你有什么话一是可以讲，二是可以保留，将来让实践来检验。”
林彪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出来了吗？他们杀气腾腾，留待反扑呢。现在我们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将来他们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事情了。”
江青对林彪的话很有感触，也对毛泽东说：“风声鹤唳，战鼓咚咚，这场斗争可是不简单哪。”
毛泽东自有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选择的时机。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有意点文化部门说：“少奇同志在文化革命上是怎么想啊？我看，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部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譬如姚文元同志和张春桥同志就是这样的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解散了的那个农村工作部。少奇同志再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就要犯大错误。我对原则问题从来是不让步的。这次会议也算是个招呼。”
此刻的林彪，没有参加会议，他在从容不迫地和军队的一些负责人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部署着一场称之为“防止反革命复辟的战略措施”。
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刘少奇毫无觉察。他同样是在执行着反击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的战斗；主持中央的工作，解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罗瑞卿等人的问题；积极地推行派工作组的路线，也要去一些学校蹲点，派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搞文化大革命，等等。当他在他的活动中遇到了反对力量，出现了各种问题时，被毛泽东抓住了时机。然后，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刘少奇打了个晕头转向，败下阵来。
红卫兵的造反，毛泽东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他的那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干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成了红卫兵批斗、抄家、破四旧等一系列活动的理论基础。当全国各地出现一片混乱局面的时候，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讲：“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敌人，乱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地工作，我就不高兴。”江青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的精神，和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战友们到处支持造反派和红卫兵。
刘少奇认为的右派和“反革命”，变成了毛泽东支持的“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造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成了区别他们的一个焦点。
刘少奇说：“搞了几十年的革命，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看，这些问题上的是与非，还要经历一个时期才能看得明显。”
毛泽东说：“革命来革命去，革到他自己头上了他就不理解了。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共产党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刘少奇从来就是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的，这是十足的贵族老爷的态度。”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可非议地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至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一次大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作了检查，都承认他们犯了路线错误。军队的领导人和一些个别的地方干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进攻尤其利害，使他们深深地感觉到大兵压境。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的讲话，是一个决心整垮刘少奇的信号。他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必然产生。一条是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呢？就是毛主席敢字当头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这一次文化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林彪的许多话，实际上正是毛泽东的意思。
周恩来在会议前后，几次警告刘少奇：“你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流露对毛主席的不满。现在你是认识问题，可千万别最后成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处于策略上的考虑，毛泽东一直扮演的角色是在背后出点子，他所说的左派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执行，去冲锋陷阵。江青以她独特的身份，林彪用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保证了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步步地实现了夺权和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
“你们这不叫文化大革命，是消灭文化大运动。哪里有把一切都打倒的？这和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什么区别？”刘少奇发出痛苦的喊叫。“这样越折腾，我反而越来越认识到我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有错的是中央文革小组。”
刘少奇还算客气的，没有直接点出毛泽东犯了错误。
江青对毛泽东说：“我是赞成鲁迅的，不痛打落水狗我们就会被狗咬的。”
“怎么个痛打法？鲁迅说得再好，也要我们实践才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都不懂得经济工作，除了张春桥外，包括你没有实际经验也是不行的。刘少奇就看不起你们，他早就说过，彭德怀的问题要是平了反，谁应该对历史负责还不一定呢。他和总理谈话时，一再说要历史来鉴证今天的一切。你们难道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后果吗？”
毛泽东的话，在江青心里掀起了滚滚波涛。
毛泽东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难把刘少奇搞臭，很难使他被打翻在地后永世不得翻身，这就需要新的罪行和问题来证实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狱的那篇《反共启示》，成了刘少奇的所谓叛徒集团的一个导火线。刘少奇历史上二次被捕，被康生紧紧地抓住不放。康生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刘少奇的三次被捕，要认真地查证落实，我想肯定会有问题的。他从北方局的时候起，就一直重用叛徒，他那个叛徒集团是很猖狂的，彭真、薄一波，这是我们都清楚的，是有确凿证据的。他能不是叛徒吗？”
周恩来说：“刘少奇的问题是要认真地查证，他也是一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至今不好好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检查，反而要问我们要证据，诬蔑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这样的人，党中央当然要采取措施。他也要中央审查他，好，我们就来个彻底地审查。”
毛泽东说：“这回是全面地审查，要拿出确凿的证据出来，不要搞逼供信呀。专案组的工作要由总理亲自抓。你们在临时中央的时候，对地下工作的一套很熟悉，可以对付得了刘少奇的反攻。”
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可以直接过问刘少奇专案，她比我敏感，看问题很尖锐。她和康生同志搞专案是最合适的。”
林彪也说：“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江青同志的才能和功绩，她是党内最杰出的女革命家和女政治家。”
于是，江青兴奋起来了，她要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再立一功。应该说，江青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后，毛泽东几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讲道：“江青同志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刘少奇的问题是我最头疼的事情，许多年来，找不到解决他的问题的好办法，这回找到了，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必然地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不要以为搞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把问题彻底解决了。不可能的。搞的不好，资本主义复合将是随时可能的。”
刘少奇的垮台，使江青的威信达到了顶峰。她成了足能可以和林彪抗衡的人物。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了江青的左膀右臂。她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呼喊声。
这时，当林彪和她为首的秀才集团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毛泽东不想再给林彪分权了。他想对林彪的权力有所限制。这当然最符合江青等人的心意。于是，林彪与江青反目为仇。江青反过来又同林彪进行了一场生死的斗争，还是江青胜利了。只不过这场斗争是一场付出沉重代价的斗争。林彪的死，使笼罩在毛泽东头上的神圣光圈消失了。尽管江青成了反林的英雄，但是过去的历史人们历历在目。对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怀疑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中油然而生。这决不是一、二篇文章所能扭转过来的。
林彪死后，毛泽东还认为林彪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当然指的就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初期对他的支持。但是，在那种十亿人们听一人的年代里，谁也不敢对林彪和他所打倒的任何人说半个好字。否定了他的一切，也就否定了江青的大多数。
现在，林彪和她，终于被法庭彻底地联系在一起了。这笔历史，到底该怎样写呢？
当江青回想到这里后，她那颗蹦蹦乱跳的心才算是稍微安静了些。她是否该思考这个问题了呢？连她也这样问自己。
第十五章
江青大闹法庭，声称对“反对革命的法庭，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被审判长下令押出了法庭。
江青手迹
十二月五日，法庭继续进行调查。这次庭审，安排得很紧，江青几乎来不及作什么准备。“我是一个人对付他们的一伙人，一张嘴回答他们的几十张嘴。你可想而知我是多么的累。许多事情我手头没有资料，全凭脑子记和回想，这就需要认真的思考，好在我的精神没有垮。多少年来，在主席的教导下，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能够对付得了他们的讹诈。王洪文就不行了，一来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并不了解多少真正的内幕，二是他也不知道那些修正主义头面人物的内情。所以，心中无数，压力面前向修正主义投降了。”江青这样对监管人员说。
江青洗漱完毕，看看时间还早，就坐在椅子上呆呆地陷入了思考。
对了，她想起了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她的那封信……
至今，她还记得里面的那几句至关重要的话：批评林彪的这些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识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现在，那些灰溜溜地被赶下台的黑帮们又威风凛凛地重新掌了大权。倒是当初跟着她造反的革命派们却隔离的隔离，关押的关押，一个个成了阶下囚。即使没有被抓的人，也抬不起头来了。时间已经过去快五年了，毛泽东的预言丝毫没有实现的迹象，倒是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邓小平的复辟势力，难道人民都愿意忍受眼前的这种状况吗？”
江青想到这里，忍不住抹了一把辛酸的泪。
现在她也看得更清楚了，这次审判的矛头实际上是对准她的。她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第一审判庭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审她的几个问题来进行的。先审其他人，再审她自己。这是审判庭的策略和计划，目的当然是让人们看到她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洋相。
“江青，”刚开庭，不容她对昨天的审判提出她准备好的问题，审判员甘英就首先问道：“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戚本禹组织召开的‘批判刘少奇大会’，和抄刘少奇的家。是不是你和陈伯达、康生决定的？”问话完毕，整个大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感迎面向江青扑来。
“我不记得了。”江青靠在椅子上，采取了以逸待劳的策略。
法庭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南海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求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当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的戚本禹在这个报告上批道：“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的投影。上面清楚地看到，康生在他的名字上圈阅并批“同意”。江青圈阅“同意”。陈伯达将报告中“少奇”二字圈掉，在“刘”的后面加上了“邓陶夫妇”四个字。
江青看了工作人员送来的这个报告的影印件后，点点头说：“那个圈是我划的，但是抄家的事情我不知道。”本来她还想说：这个报告很清楚地说明，批判刘少奇是革命群众的要求和自发行动，并不是我们所策划。我江某只是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要求这些话，但是话到嘴边她又咽下去了。她认为把这些推给群众似乎有损她的形象，好像到了现在江青还要推卸责任，我江青是敢作敢为的。
对于江青这个回答，公诉人冷笑了：“好，江青说她不知道抄刘少奇家的事情，我建议法庭出示有关证词和证据。”
首先宣读的是：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押人戚本禹的证词。他写道：“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南海机关群众斗争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会也是我布置的。大致在确定可以由中央办公厅干部召开批斗刘少奇的会议以后，江青说要乘这个机会，叫中央专案组的人清查他们的文件，查找他们的反党证据。她具体地说，这边一边开会，那边一边清查，等清查好了，再通知那边散会。不要弄得清查没有完，会就散了。陈伯达、康生都同意，并提出被斗的夫人也到会场陪斗的问题。专案组清查出来的东西作了整理，并直接向江青作了汇报。”
江青立刻意识到现在有和无、轻与重这些小事情上和他们纠缠的问题了。现在就是完全没有的东西也可以找出所谓的证人来，应该和他们进行性质上的认定。于是，江青挺起了胸脯说：“就算批斗和抄家是我江青同意的，这也是革命行动，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犯罪。红卫兵小将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时候，就涉及到了抄家。一九六六年中央有个简称《十六条》的文件，承认了红卫兵的行动是革命的。你们难道就没有抄我的家吗？批判刘少奇和抄他的家，都是小事情。既然党中央已经认定了他是党内最大的一个走资派和大叛徒，批判他、抄他的家又有什么奇怪呢？你们在这里煞有介事地提出这些问题，当初你们怎么不讲呢？”
检察官江文驳斥道：“被告人江青的辩解，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批斗刘少奇的会议并进行抄家，搞人身迫害是她和康生、陈伯达决定的。她所辩解的抄家根据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翻遍了那里的任何一条，也没有可以作为对一个国家主席进行批斗和抄家的依据。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任意践踏宪法和法律，犯下了许多严重的罪行。江青对决定批斗刘少奇并抄他家所应员的法律责任是不能推卸的。”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反动分子的问题。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定，也是人民的革命权力。当时毛主席就反复地告诉人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重大的革命背景你们为什么一字不提？你们可以翻一翻当时的中央文件和报纸，对这样的革命行动哪一个中央领导人提过半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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