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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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汉周打断江青的发言，向她提出了警告：“被告人江青，你听着：你的辩护和发言，不能脱离起诉书指控拟定范围和内容。在这个范围里你有充分的发言权。如果你利用这个辩护的权力和机会，继续诬陷和诽谤他人，攻击党和政府，这就是新的犯罪。本庭将坚决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这点，我在这里再一次给你讲清楚。”

“我早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的，”江青热嘲冷讽地说：“法庭上允许我辩护，这是你们的法律上规定的，诉讼法还规定这个法律要保证无罪人不受到法律的追究，现在你们是把一个无罪的人要变成所谓的罪犯，这是对你们这个法律的极大讽刺。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这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又一次给人民描绘了一副血淋淋的远景画图。

江华和所有听到江青讲话的人都深思了：我们应该如何用法律的手段和所采取的措施粉碎江青的这个预言呢？这毕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遥远的将来。中国还能再走当年的老路吗？

江青等审判长警告完了后。继续发言。她才不管他们警告的那一套呢。她从来是按照她的语言和她的思维来决定对一切问题的态度的。她既然已把今天的一切都当作是反革命政变后对她的迫害，那她就无法向法庭缴械投降，何况她一提起“叛徒”二字来就咬牙切齿，仿佛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她用嘲弄法庭的语言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抄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迫害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象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攥在你们的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做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没想变成现实罢了。”

法庭又一次对她敲响了警铃。这是对她离题万里的一种警告。

江青洋洋不睬，就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一样。

“你们听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是我江某人给他们编造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是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话一出，满座哄堂大笑。

江青好像从这里得到了什么鼓励，气势更加昂扬了：“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么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的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

“江青，你对本庭的诬蔑，将记录在案，到时候我们将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江青说：“你收起你的这一套吧。我怕你的讹诈我就不说了，既然要说就不怕你这一套。你们给我编造的这些东西，许多我是在你们的这个法庭上我才知道的。对什么部长副部长的讲话，我只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让他们来揭发批判，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问题，首先是他们自己要找原因，现在都找到我这里来了，嫁祸于我江某，简直是荒唐可笑。”她见公诉人要讲话了，马上指着他说：“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呢，你不要打断我的话。你这个讼棍，我算是领教了你了。”

江青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才算告一段落。她气喘吁吁地说：“我现在的脑子不行了，暂时先说到这里，肯定还有很多的话，想起来再说。”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审判长知道公诉人的发言还需要有个准备的时间，就宣布法庭辩论暂时休庭。

江青回到监房，躺在她的那张普通的床上，心情稍微舒畅了些，仿佛精神好了许多。她觉得自己又青春焕发了。这次法庭上的发言很够刺激，就像拳击一样，总算打击了一下他们这股复辟势力。她将向整个历史宣布她的宣言，这就是她江青没有在他们搞的这次审判中低头，而且给了他们一个力所能及的回击。然而，她又感到了一种悲哀，自己的水平太差劲了，没有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政治家的文才和语言功夫，要不然还会有一篇名彪千秋的好文章出来。想到这里，她又有了主意了。

像一个猎人在猎获到野兽，经过一顿饱餐之后，轻松愉快地回顾着自己的胜利一样，她在欣赏着自己的活动。她知道历史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还是不感到满足，应该给历史一个更重要的纪念。她想。我已经失去了自由，自由还会回来吗？现在已经顾不上仔细地想这些问题了。现在，她还是需要在最后的时刻，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第二十三章
　

邓小平气愤地说：“要将江青的画皮剥下来！”但江青的心思却飞回到文革时代。与此同时，华国锋也从最高宝座上跌下来。

　

　

邓小平看了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后，气愤地对彭真说：“告诉特别检察厅的同志，要准备一篇很好的发言，一条条地批驳这个娘们的诡辩，把她的画皮彻底地剥下来。这个家伙，我早就料定她会在法庭上表演这么一下子的。下次辩论的时候，她如果再继续攻击党的领导人，你们就采取措施，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目的。”

彭真当即把这个指示通知了特别检察厅。

“你们再不能允许江青在法庭上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她要再讲，你们就押她出去，或者采取当庭制止的措施。总之，不能允许她继续如此。”彭真说。

江华立即做了相应的布置。

江文和有关的人员，连续几天开始准备他在下一轮辩论上的发言。按照中央的指示，他要把这个发言作为打向江青的一颗重磅炮弹。

就在这个时刻里，江青也在积极地准备着，她还要在辩论中再给被她称为邓小平的复辟势力一个最有力的回击。当监管人员给她拿来纸时，她对监管人员说：“群众看了电视后，对我在法庭上的辩护有什么反映呀？”

监管员说：“你对法庭指控你的罪行雊没有提出任何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你只是骂，顶什么用呀？下一步你可别这样了，这样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给你增加一点烦恼。”

江青说：“你是不知道的，反驳他们指定的那些罪名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就是否定了，他们还会再拿出一堆来，你果真以为就把他们所说的这些驳倒就可以无罪了吗？太天真了。我就是要揭露他们的真实面目，邓小平们害怕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在三十年代有什么丑史，说来说去，他们拿出个什么东西呀？翻来覆去也不过就是那么两下子嘛。而我，却要拿出他们大量的罪证来。你们过去看过《红旗》杂志那篇《重视对的评论》的短评吗？那篇文章曾经给主席念过，主席说，写得好，说到问题的实质上去了。”

在这些事情上，江青的记性特别好，她基本上背出了那段话的意思：

“‘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吸取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邓小平的路线仍具有重要的意义。陈永贵、吴德、陈锡联等人的下台说明了什么？我看不止这几个可怜虫，就连华国锋也未必保得住。因为邓小平是绝对容不下他的。”

监管员说：“你这个人呀，看起来是不会再扭转过来了。我不和你再谈什么了，免得连累我，你还是写你的答辩吧。不过我告诉你，答辩写得再好，也是没有用处的。”

江青听了这话，苦笑地摇摇头。她认为，鲲鹏之志并不是所有的蓬间雀们所能理解的。既然他们不理解，又何必和他们多费口舌呢。某种意义上讲，自己准备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给现代的人看的，而正是给后人所研究的。历史既然是人民来写的，那就给他们留下点历史的真迹吧。

注重和塑造自己历史的形象，造就是江青目前所干的事情。

江青认为，邓小平的法庭起诉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是向他们的犯罪，这和毛泽东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毛泽东认为那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以后，专门通知张春桥来京汇报，毛泽东亲自到飞机场迎接他和姚文元。那天，毛泽东就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几段话划出来，给江青和张春桥看。列宁是这样写道：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前几个月，即一八七〇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但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的纲领‘现在有一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他们又说：‘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抆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问道：“你们知道列宁的理解是什么？”

张春桥马上回答：“列宁说得清楚：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毛泽东点点头说：“所以，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叫做第二次革命。你们说，简单地掌握现成的政权能行吗？我看不行，必须进行一番新的尝试。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大胆地作各种试验。反正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还在我们手里，走资派现在还没有掌握决定性的权力。革命造反派们在这一点说，还是最幸运的。你们说是不是呢？”

江青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实际上是给你们指出了下一步的前进方向。我们夺权，就是要按照列宁的原则，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几个走资派打倒就算了，而是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新型政权。”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山西、黑龙江等省市夺权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结合共同夺权的没想。毛泽东明确地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这就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发展的阶段都是毛泽东在领导和指出方向，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只是执行和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去做一些必要的试验。

江青竭力地想把那个时候的每一个阶段的情况都回顾清楚，以便在下一轮的辩论中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让整个法庭都看到，她江青不愧为真正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

她记得：上海夺权后的二十多天，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这个命令，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发展的新阶段，中央号召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实行镇压。三天后，《红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讲到这场斗争的时候，说：“当前，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在夺权斗争中，必须是够重视革命干部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可以成为夺权斗争的骨干和领导。我们必须警惕阶级敌人破坏革命的大联合，进行反夺权的阴谋活动，要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狠狠地打击敌人……”

毛泽东当时对她说：“你的几次讲话都很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提出了斗争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持好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方向，不能给刘少奇这些人有任何的可乘之机。”

江青记得很清楚：那时，对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李富春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一致叫好，一起行动的。

叶剑英在军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为指针的，这个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当时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也在军委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讲话说：“从上海一月革命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刘少奇被揪出示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毛主席坚决支持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决定发表了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革命组织联名写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向全国人民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战斗口号，使一月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在一些地方开始建立了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实行了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即革命委员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夺权的关键时刻，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来。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钢铁长城，适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伟大意义。”

江青想到这里，忍不住要问：“你们说我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当年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又是什么分子？”尽管她现在不能多提这些事情了，但是她认为历史将总有一天会把这些都昭示天下的。这次审判的虚伪和无视铁的事实的行为，是一定要揭发出来的。她想。

预审自己的时候，那个检察官一再追问武装左派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这一剎那间，江青想起来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给群众组织发枪，华国锋是最积极的，他才是始作俑者。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中央文革小组解决湖南的问题时，华国锋就多次向江青提出，要给造反派发枪，要用武装来保卫文化大革命。江青对他说：“这样提容易出问题，还是要慎重些，你们湖南的问题够复杂了，你在湖南对一些事情要负责呀。”

这年的八月七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群众和部队的代表时，华国锋也在场。

周恩来说得非常明白：“上次我们说到湘潭军分区的问题，湘潭军分区的确犯了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就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也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你们把枪发给了保守派是犯法。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军分区也要向广州军区和党中央交待这个情况。你们把毛主席的家乡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你华国锋也要承担责任。”

华国锋说：“中央决定成立有黎源、我、章伯森等人为首的湖南革委会筹备小组，那我们就一定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有这个趋势，既然军区可以发枪，我们为什么不拿枪呢？这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刚才又听说影响到广州。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之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造反派当然要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军分区允许、怂恿、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并开枪打人，并且与农村结合，包围城市，发生了蓬塘、赣州最大的‘七·一〇’流血惨案。军区几个连的枪都被抢了，双方达成协议，说不抢了。造反派最遵守，不抢了；但是我知道保守派尚未交出来，我们建议就地封存。我们对造反派给予信任，保守派不敢动了，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因军区失掉了威信，就另调野战军，野战军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野战军的枪，如萍乡、南昌。我们决定严厉规定，向所有同志声明，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抓，更不能打，不能冲机关，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坚决遵守，在这个问题上要考验左派。我可以告诉大家，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林副统帅同意的。这样你还要夺枪，还要抓人，这就是无政府了。我今天举江西的例子，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长沙地区的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就不应该。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革命的进程一定要有计划。”

江青想，为什么同样的话，到了我江某人嘴里就是罪行，在周恩来口里说出来就是所谓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