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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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审问她吗？”汪东兴急于露一手。

华国锋摇了摇头。他怀疑是否能从这个女人嘴里掏出能使他们认罪的东西，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她是不能活着离开关押地的。当然要同政治局几个核心人物商量。中共中央不大轻易杀人，这与它在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不同。可是，他已无法召开会议公开研究这件事，因为一旦传出去后果难以预料。形势如果紧张起来，一切要靠他华国锋做主了。

当时，上海吵吵闹闹要策划起义，搞武装暴动的时候，政治局里就有人提出要干掉江青和张春桥。

陈永贵对他说：“好我的华主席呀，自古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上海那帮小子敢于犯上作乱，无非是以为有了江青他们就可以打上毛主席的旗号招摇撞骗嘛。我看杀了江青、张春桥这两个人，他们都会变成草鸡。”

“永贵，你还真有些头脑。”

陈永贵“吃吃”笑着说：“这也是学着毛主席的思想而想办法呗。阶级斗争很残酷、尖锐，你不斗他，他就斗你嘛。”

“你估计这个主意提出来，政治局会一致通过吗？”

“我看差不多。现在‘四人帮’人心丧尽，想杀她的人多得很。”陈永贵说完后，果真开始了他的活动。

江青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大寨大队批判她的文章，马上想起了陈永贵在一九六九年初见她的情形……

“江青同志，有人要害我，请求毛主席和你给我做主啦！”陈永贵一见江青，“扑通”一下跪倒了，顿时泪如雨下。“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的今天，也没有俺的今天，俺可是粉身碎骨都跟着毛主席走哪。正因如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大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置我于死地，俺硬是有毛主席撑腰给挺过来了。”

这些话把江青弄了个莫名其妙，连忙把他扶起来说：“永贵同志，不要这样，有话好好说，你这样反而把我弄糊涂啦。你不是好好的吗？”

“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硬要给我定‘日伪汉奸’，还要取消我九大代表的资格。”陈永贵开门见山地说。

“他们谁敢这样！”江青板着脸儿，“谁要是想砍倒大寨这面红旗，谁就是反革命！整你，就是反中央，就要把他们干掉！你放心，只要毛主席健在，他们的阴谋绝对得逞不了！”

这话很管用，陈永贵马上止住了眼泪，坐到沙发里，开始一五一十地汇报事情经过：

“我从小讨吃要饭，死去父母，早就过上了孤儿的生活。”陈永贵看着江青的脸色，想把话尽量缩短些。“后来我在大寨村立住脚就给地主家当长工，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就不说了。抗战爆发后，大寨成为日本人、八路军和伪军交战的游击区。按照边区抗日政府的方针部署，阻止日本人扫荡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维持会，选出一个伪代表当会长，明里应付鬼子，暗地里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这个角色不好当啊，得时刻冒着让鬼子杀头的危险。”

江青插了一句：“这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很艰苦，也很危险。我在未到延安之前，一直在搞这方面的事。当演员，那是为了作掩护。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年的事了。”

“是啊，当时让我当伪村长、伪代表，参加日本人的‘兴亚会’，我是至死不干，”陈永贵来了劲。激动地说，“但是，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首长，化名为‘老曹’，为这事给我反复做工作。他说：‘你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八路军信任你，穷哥们也信任你，你不出头让灰鬼干了，受损失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吗？’这时，村里的穷哥们也到了我家，好说歹说让我出头，还向村长贾泰元积极推荐。贾泰元是个地主，他心里比其他人更怕日本人，因为鬼子一来，他家的粮食和房产保准第一个挨抢。再说，他的兄弟贾增元就死在鬼子的大刀下，所以他也希望我出来维持一下，这对村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上任了。”

江青不以为然说：“这事很正常嘛。既然是八路军派你打入敌人内部的，这就算参加革命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永贵说，“我当了维持会代表，参加了日本人的‘兴亚会’后实际上是多方应付，不管什么人进村，全凭我忙里忙外，使大寨的老百姓躲过不少灾难。我还掩护了好几个八路军干部，为我们党送了不少公粮。抗战结束后，为这事我受了不少冤枉。地主贾泰元为了保护他自己，想把我推出来当替罪羊，发动农民斗争我，说我是‘鬼子汉奸’。幸好八路军首长和穷哥们知道底细，才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解脱了我。”

“这事应该有档案记载嘛。”

“有！我有八路军部队给村里的立功信。”陈永贵说，“抗战中，根据我的多次要求，八路军首长批准我和大寨的另一个叫贾承维的民兵扛起了枪杆，前往阳泉参加打鬼子的战斗。我还被任命为班长，带领着十三个战士运送弹药武器，救护伤员。一个硝烟弥漫的夜晚，阳泉的战斗打得很残酷，好多战士都死的死、伤的伤。我看看跟在我身边的贾承维和其他战友，高喊着‘谁是英雄，跟我上’的口号，一下子冲到最前线，打死好几个鬼子，还救回来我们的几个伤员。这些事，是日伪汉奸能干了的吗？”

江青笑了：“谁也没说你是日伪汉奸啊！”

这下，陈永贵才把话说到了正题上：“有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山西的一小撮反大寨势力，千方百计地在我身上做文章。他们背着我给六十九军的领导写黑信，说我当过维持会代表、伪村长、参加过‘兴亚会’、‘棒棒队’，还从档案馆里听说找到了什么证据。他们一直想把我整下去！”

江青这下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不管是谁想整你，不但我不答应，党中央不答应，毛主席也不答应！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和江青面对面的谈话。

陈永贵拉住江青的手，一个劲地摇晃：“江青同志，您是俺大寨贫下中农的亲人，我和大寨的党支部世世代代不忘你的大恩大德。我回去说，拥护江青同志就是拥护毛主席，我们要象听毛主席话那样来听江青同志的话。谁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决不让他再泛滥！”

这些话，要是放在别人嘴里，江青早就反感了。但是从这位农民口里讲出来，她却认为入耳得很。她对周恩来等人说：“陈永贵同志对党、对毛主席有很深的阶级感情。像他这样农民出身的党的基层干部，完全可以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雷锋要是活着，可以当总政主任。我主张把铁人王进喜、大寨陈永贵都选为中央委员。他们的斗争觉悟高得很！有他们在中央，走资派要想复辟资本主义，就比登天还要难了！”

于是，陈永贵顺利地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恨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他一口咬定谢振华是林彪的人，不断向江青告状。

江青想起了当年的事……

当林彪接到电话通知，赶到中南海来见毛泽东时，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五点钟。自从上海发起向党内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夺权的“一月风暴”以来，毛家湾的指挥一直和钓鱼台、中南海保持畅通的联络；为了使军队在支左中不出差错，林彪手里始终掌握着来自八大军区和一些重点部队的情况报告。他起床后，匆匆忙忙准备着他已阅读过的这些材料。

“是不是向主席请个假，或者在电话里请示一下主席有什么指示好不好？就说你刚发汗身体不适。”叶群披着衣服赶进林彪的卧室，对他唠叨。“春寒袭人，从毛家湾到中南海还有一段路，小心感冒。”

“去去去！”林彪烦躁地推开了她，皱着眉头说，“一号的通知不是商量，而是必须去，如果不发生重大事情，他能在这个时候召唤吗？妇人之见！”

“好好好，听你的！”叶群撇了一下嘴巴，“谁让你是伟大导师的亲密战友来，我不过是给你参谋参谋，听不听全在你。”

二十分钟后，林彪的轿车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门外面停住了。当他被等候的秘书引领进去的时候，他表示歉意。

最先从毛泽东卧室里走出来的是江青。她脸上放光，毫无倦意。双方握手说了表示问候话之后，江青便说：“主席正在给济南军区的一个报告上作批示，马上就出来。本来，主席和我是怎么也不愿意打搅你的，但我想，当整个形势处于最关键时刻时，中断一下你的休息也是可以吧。”

林彪点了一下头：“当然。主席和您不是也中断了休息吗？”

“他从昨晚到现在还一直没休息。”江青说，“前半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谈话、开会，后半夜看报告和材料，始终没合眼。”

“一定要让主席注意休息啊……”林彪关切地说。其实，说这话完全多余。毛泽东这两年多来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工作情况来决定他的作息时间的。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况，就连自己也很难掌握他的规律和活动线索。

但他知道，毛泽东在前几天和一些人谈话时，对夺权后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黑龙江省的革命造反派率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成立了以潘复生为主任的革命委员会；三天后，山东省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由王效禹当了主任；张春桥、姚文元闻风而动，摘下了他们成立的上海市人民公社的招牌，把他们最早成立的夺权机构也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仍由他俩任正、副主任；到了二月十三日，贵州省的革命造反派由李再含挂帅，也夺了原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之为“西南的春雷”。

当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山西这块土地上时，发现这些夺了权的各路诸侯们，正吵吵嚷嚷，为争座次、争名额、争先后而闹得不可开交。江青火了：“我为某些不识大体的造反派的头头们而感到羞愧，放着最主要的敌人不打，而热衷于内部起讧，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支左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份，经受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保定地区作为北京的南大门，我看交给三十八军镇守就可以了。把驻守在河北的六十九军撤到山西去，让他们担负支左和部分厂矿的军管任务，以确保我国煤炭基地的正常运转。”

毛泽东深思熟虑后，下了决心。

当着林彪的面，江青说：“六十九军到山西后，对山西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会很大。你要跟这个军的负责人打好招呼，让他们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林总啊，我们主席已对这方面的所有问题考虑了好几天了。尽管中央以极其热情的态度支持了格平同志，但还有人想拆他的台。为此，我很担忧啊，”

“是的，”林彪说道，“昨天一整天，我让军委的一些同志对全国支左的军以上干部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到目前为此，我们还没有审议最终的计划；现在我们也许不得不这么办了。我将在两天之内把各军军级干部的名单和基本情况都给你，请你当全军的总顾问。你看怎么样？”

江青笑着连连摆手：“我可担当不起，担当不起。不过，我将尽力而为。但我们只是在解决一个省、一个地区的大事，主要是用干部，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如果那是可能的话，不论多难的问题，都会处理好的。关于这一点，你信我的话好了。”

“那是，主席早就讲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正说到这里，毛泽东出来了。

林彪慌忙从沙发里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连声问好。毛泽东和他谈论起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的情况。这时，江青给周恩来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毛泽东和林彪正通宵达旦地研究一些军队的调动问题，要求他很快地赶到中南海。她从厨房里要了一壶新煮的咖啡，给他们俩每人倒了一杯。这些琐碎事情安排好之后，她打电话到康生家中，就在非保密线路上询问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近况，她要求他马上与刘格平取得联系，告知他六十九军将开赴山西，负责山西境内的支左工作。

毛泽东问林彪：“六十九军是谁在那里当家啊？”

“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林彪说。

“你给我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林彪张口结舌地支吾了一阵，最后才想起随身所带的材料放在轿车里了，马上叫人去取。当秘书把他的公文包拿进来后，他才有了依据。

“谢振华今年五十一岁，是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梅甲村人。他一九二九年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起义，那时才十三岁；一九三〇年四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六月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掰着手指算了算：“哦，不简单嘛，也算红小鬼出身喽。”

林彪拿着材料继续往下念：“参加革命后，谢振华历任红三军团指导员、营政委、五师十四团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二科科长。抗战时期他于一九三七年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委、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一九四〇年任新四军一二师组织部长兼敌工部长；一九四一年任团长兼政委；一九四五年任苏北淮海军分区政委兼华中军区新十旅政委。解放战争一开始任华野十二纵队副政委兼三十五旅政委；一九四八年任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司令员，参加淮海战役；一九四九年初任第三十军军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一总队政委，军事学院基本系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军长，回国后任六十九军军长。”

毛泽东慢慢地点着头。林彪感到一阵紧张，因为他对谢振华的了解仅限这些，如果党中央主席继续问下去，他肯定会感到尴尬的。好在毛泽东没再往下问，事情过去了。

“这个军的政委呢？”

“政委叫曹中南。”林彪找到了他的简单介绍材料，往下念道：“他比谢振华大两岁。是河北景县人。原名炳荣，字雪村。一九三二年加入反帝大同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一九四三年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曾在景县地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任冀南军区第三纵队政训处政训员。冀南东进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科长，第三团政治处股长，新编第七旅教导队教导员，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清河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六旅政治部主任，第十四纵队四十二旅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平汉、陇海、豫北、安阳战役。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政委，华北军区干部部处长，军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兼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六十九军副政委、政委。”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沉思地说：“看来这两个人的条件都还好，一个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老红军出身，经过了长征，完全可以信得过；另一个长期搞地方武装斗争，对地方上、部队上的政治工作比较熟悉。我看就让曹中南进入省核心小组里，让谢振华负责山西的支左工作，把整个山西的形势稳定下来。山西是北京的第一道后方，一旦打起仗来，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大军阀阎锡山很会利用山西的地理位置，干了许多有声有色的事情。我们的共产党人，总应该比阎锡山强吧！”

林彪说：“还有几个军的领导有问题，不便于让他们支左、介入地方工作。”

“怕什么，让他们介入，让他们支左，无非是支了右。军队一支左，也就把军队内部的问题暴露了嘛。”毛泽东风趣地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哟，有问题你想包也包不住，只能是因势利导，解决问题。”

当周恩来、康生先后赶到后，毛泽东又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共识。

后来，在江青的头脑中一直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谢振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点将把他派到山西的，而郑维山在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林彪大反张春桥和她，主张设国家主席，成为林彪的党羽。而谢振华也是主张设国家主席的人。于是，他也是林彪的人。所以，当陈永贵频繁在她面前说谢振华不是的时候，她对陈永贵表示出了信任和支持。

毛远新曾经提醒江青：“你可千万不要为了维护一个农民而得罪一位军长。谢振华在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中威信很高，也打过不少胜仗。多团结一些军队干部，一旦有事，他们靠得住！”

江青不屑一顾地说：“哼，什么军长，我一句话就可以马上把他变成光杆司令。像谢振华这样的人，在军队里呆了大半辈子，他认得是什么司令、大将、老帅，心里哪能瞧得起我们。像陈永贵就不一样了。他硬是我保下来的。谢振华等人抓住他的历史问题的把柄，要置他于死地，是我替他说的话。没有我，他别说当政治局委员，连中央委员也当不成！我帮了他，就是为了将来我们需要的时候，让他帮我们。别小看他是一个农民，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将有关键的一票呢。为了一个陈永贵，就是把十个谢振华打下去，我也干！”

这是江青当时真实的心态。

当陈永贵伙同王谦等人频繁告谢振华时，江青就说：“你们要沉住气。问题总要有一个暴露过程。山西的问题我了解得差不多了，关键是选择合适的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文化部组织了华北地区戏剧调演，中共山西省委推荐了晋剧《三上桃峰》参加演出。文化部长于会泳一口咬定：“这个戏的背景是有严重问题的。它是根据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所载的一篇题为《一匹马》的通讯编写的。这篇通讯所歌颂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王光美蹲点的桃园。所以此剧曾用过《三下桃园》的名称，后来因有人提出，为‘避嫌’而改为《三桃峰》，此戏在内容上，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的倾向也很明显。我们认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且是当前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于是，江青找来陈永贵，毫不掩饰地说：“你看，谢振华的问题暴露了吧？搞政治斗争要讲究斗争艺术，要善于引发问题。文艺战线不可小瞧呢，它历来是阶段斗争的前沿阵地。你回去可以搜集谢振华、曹中南的所有问题，可以和他们算总账了！”

陈永贵感激涕零地说：“谢谢江青同志的指点，我们一定不辜负你对我们山西和大寨人的期望。”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姚文元修改的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文章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十天后，即二月八日晚，身穿军装的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带着陈永贵，来到北京“二七剧场”，特意审看《三上桃峰》。

演出休息时，江青一行登上舞台向整个在场的人发表讲话，她说：“《三上桃峰》是出坏戏，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这当然不能怪演员了，演员同志们是无罪的。这主要由你们省委书记谢振华负责，今天，我特意穿上军装，就是来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你们都应该起来和他斗争。”

消息传到谢振华耳朵里时，他并没有觉得突然，甚至感到这是预料中的，他早就有这种思想准备。从查出陈永贵当过日伪维持会会长、情报组织“兴亚会”三人小组组长等历史问题的证据，并上报中央后，陈永贵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官职不断高升，直到进了中央政治局，他就估计到陈永贵肯定要对他打击报复，只是没想他们竟选择了这样一个突破口。

谢振华奉命被召到北京后，见到周恩来，对此作了申诉说：“《三上桃峰》进京参加调演，是省委集体讨论的嘛。当时陈永贵也参加了会议，也同意而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嘛，为什么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