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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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哪里能处理得了他们的问题，他老人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顾不了自己了。他的眼睛自从动了手术后，稍微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已经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一个突然袭击。”

周恩来的脸一下子变了：“千万不可乱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就是再受点委屈，也不能走那一条道路。只要毛主席健在，这条路是万万行不通的，只要把工作抓上去，主席是会明辨是非的。”

“有些工作阻力很大呀。”邓小平说，“就比如河北的保定来说吧，那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天就是搞派性，把个很好的鱼米之乡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我对保定的问题讲了几句话后，王洪文就对那里的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不要光看保定，要看全国，全国也和你们那里一样，都存在一股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要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考虑，要从一个阶级来考虑，资产阶级在，要掌权，他们当然要来压制你们。咱们都是造反派，你们垮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别说你们，就连我也还不是一样的嘛。’你看他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还不是要和我们对着干吗？像这样下去，中央就是搞两种声音，怎么能够搞好工作呢？据我所了解，中央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把江青这个人恨透了，她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干一件好事情。”

周恩来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毛主席也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用自己的想象来代替现实。毛主席的身体究竟怎样？你、我都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毛主席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是一种检验政治局同志的方式呢？那你就惨了，小平同志，在中国可以无愧地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别说你和我，就是今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不一定会有这样聪明和伟大的领袖出现。你说的这些话在我这里不会有什么，到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讲了。”

就在一九八一年元旦这天，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接见了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等人，征询他们对这次审判的量刑意见。

邓小平特意地问道：“你们先说对待江青怎么办？这个人要是死不了，就没有要死的人了，因为谁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这十名被告里面最恶劣的一个家伙。全国人民皆曰可杀的人，她的问题定了，其他的人都好办了。你们的意见呢？”

所有的人的目光对准了中国的第一大法官江华。

江华似乎是早有准备的，他不紧不慢地说：“要是论感情来说，我早就想把她处死了。因为她的罪行是建国以来很少有的，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罪犯。但是，我还是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要用现实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从建国以来，我们判处重大的反革命犯，历来贯彻少杀的方针，这是延安时期的传统，当时对肃反和整风就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提法，历史证明，这样做是稳妥的。同时，林彪、江青集团不只是这十名主犯的问题，从一些传单、标语来看，中国还有他们的势力，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还是不能低估的。把他们留下来，有利于分化瓦解和判处这批残余分子。此外，从国际影响和涉及到后人的评价考虑上讲，感情用事也不利于法制的建设。”

邓小平显得有点不耐烦了：“你把话说得简单些，是不是不主张杀掉江青呀？”

江华点点头说：“现在将她杀掉，对我们的影响和历史上的评价，将会很不利的。”

“可是你们听到了没有？许多的人来信来电，说不杀江青难平人民之愤。”邓小平说。

“西安事变的时候，全国也是一片杀掉蒋介石的呼声，事实证明还是不杀为上。”江华显然已经考虑成熟了。这位从事法律工作多年的老专家认为，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他应该亮明自己的观点。

胡耀邦笑着说：“小平同志从头至尾关心着这次审判，每次庭审的录像都送给他看，而且他也看得最详细。审判是顺利的，但是怎样量刑比较合理，这也是个大问题。小平同志为这件事已经考虑很久了。这几天，深夜的时候，他还无法入睡，就是在考虑是否判江青的死刑问题。其他的人都好办，判多判少不会有大的反响，江青就不一样了……”

赵紫阳说：“华国锋在一个场合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回答说，不会对江青和其他的罪犯判死刑。他的意见没有经过政治局和我们的研究。前不久，他对我又说，可以对江青判处死刑，他对江青突然增添了仇恨，我看这个问题还是由法庭自己去考虑吧，你们应该实行独立办案的原则嘛。在这个事情上，既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又要按照法律办事。”

邓小平说：“我刚刚收到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的一封信，我也不批了。你们拿去看看吧，是否有吸取的价值，你们自己决定。”

江华回来后，把这封信传达给每一位法官：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一、不能为死者申冤；二、不能平民愤；三、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四、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外国人将从这次审判中考验我全国人大批准成立的特别法庭，是否真正能行使独立审判，还是他们一贯认为的“橡皮图章”。华主席向外宾吐露不判死刑，外国人已有看法，我想这问题中央一定考虑过，我建议中央重新考虑。如果依法判处死刑，除大快人心外，丝毫不影响华主席威信，恰恰相反，证明我们国家现在真正不是一言堂了，而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了。反之，如果按刑律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我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威信将从此下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价值，在外国人眼里也不值几文了。事关重大，故敢直言。意见当否，在所不计，中央自可权衡轻重。一得之愚，仅供参考。顺致敬礼！

屈武

　

邓小平说：“我看了这封信，使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更加坚定了信念。这说明全国人民都在关心这次审判，我们如果搞不好这次史无前例的法制教育，对不住我们的人民啊！”

特别法庭的这次会议，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当江华把邓小平的看法和中央的精神给每个法官传达后，几乎大多数的人都说：“如果不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难服众人之心。这两个人，都是死有余辜的，必须判死刑。”

也有人说：“我看还是轻些好，江青举竟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那种罪行，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毕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绝对不能够用感情和一时的气愤来看待这个问题。把江青和张春桥养起来，对我们没有什么不好。不错，全国现在是一片杀声，但是我们分析了一下，大多都是和江青有仇恨的一些人，也还有许多的人主张刀下留人，还有人为她鸣冤叫屈的。其中有的人写信就说：不审判，我们还以为江青犯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罪，通过这次审判，我们才认识到：江青不愧为毛主席的夫人和战友，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在法庭上的气节和勇敢的斗争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后一代。”

伍修权说：“这是‘四人帮’的残余分子的把戏，大可不必理他。我主张只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其余的人可以适当放宽些。林彪的那些军队干部，都还是有一定的功劳的，江青和张春桥，他们论功没有，罪行一堆，而且态度极为恶劣，枪毙了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曾汉周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枪毙了江青才能使人民更清楚这一点。我看杀了她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江青一死，她的那些追随者也就死了心了。别忘了，毛主席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也就是说，毛主席认为这样的浩劫还会再来多次。若干年后，江青这伙死党分子东山再起，我们就有可能落到她眼前的这个地步。”

“中国人民都已经成熟了，谁也不会再干那种蠢事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是一个最宝贵的教训，值得后人好好地吸取。所以，把江青枪毙是大有好处的。”

“应该杀掉江青和张春桥，为死难的人报仇。法庭调查结束后，我碰到了王光美同志，她说：‘你们一定要为少奇同志报仇呀，少奇同志在阴间也会感激你们的。江青这个人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报复狂。’听了王光美同志如泣如诉的控诉，我自己都流泪了。”

“杀掉，杀掉，必须杀掉！有人给我老婆打来电话，说你们不把江青枪毙了，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这可是个头疼的问题，人民对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希望的。”

主张判死刑的人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江华再次说话了：“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看还得报中央政治局批准。我们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是需要请示的。我还是主张不要判死刑的，留一个反面教员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更何况她的罪行毕竟不是现在的，还是经过了多年的事情了。没有非立即枪决的必要嘛。大家不要再说了，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可以再征求各方面的看法，最后再作决定吧。”

邓小平胸有成竹，他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事情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还会把这颗“球”再踢回来不可。那天，他和彭真谈了一次话，询问有关这次审判的法律依据。他对彭真说：“中央的引导要注意，不要形成我们的包办。从历史上来说，这将是一件大事，要经过多少代人考验的大事。我们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在我们是不是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同时让审判委员会里自己拿主意，我们只是给他们一个指导意见就可以了，你对法律比较有研究，你谈一下法律上的依据。”

彭真说：“我们给十名被告人所定的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罪。这三种罪，按照刑法的规定，犯有以上三种罪之一的，如果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判处死刑。刑法还规定，对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依照刑法第四十三条，如果不是必须执行的，可以宣告缓期两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两年刑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执行死刑。”

邓小平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这两条都很重要，可以一并考虑。江青这个人，要想改造她也很难了，她是不会改过自新的。因为从根本上，她把我们就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待，她是看不起我们的人。这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毛泽东的地位和对他的评价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江青的思想问题也就根本解决不了。这点上，她不同于王洪文，从政治上说，他没有什么资本可讲，他那个党中央副主席很扯淡，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还不如华国锋呢。”

彭真突然想到了什么，乐得笑了起来。

邓小平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个江青也和我们谈起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她不是历来反对这个口号的吗？怎么现在也强调这个问题了呢？可见，到一定的时候，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因人而变的东西。”

彭真说：“江青大批‘国防文学’的时候，提到了张光年的《在绿旗下》，那里有这样的话：‘为什么全球不能成一家？为什么人间纠纷乱如麻？为什么同是大地的女儿，却说着彼此听不懂的话？为什么同是大地的儿女，却打着永远打不完的架？’江青批判人家是阶级投降主义，现在她又欣赏这些话了吧。”

“是吗？”邓小平说，“她如果能认识到她过去的错误的百分之一，也是好的呀。这个人总是自认为她是最革命的，谁也比不上她，她要打倒一切人，所以她最终是大家一致来打倒她自己，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人们一致要把她枪毙掉，就是因为她太霸道了。还有江青批《水浒》这部著作的事情，她连古代的一些人物也不放过，这个人几乎和所有的人都有仇，那她怎么能不倒呢？”

说到这里，他们都联想起当年江青批所谓“天命论”的一段话：

“‘天命论’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毒害劳动人民的武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一反动的精神枷锁。而《水浒》却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人间的治乱祸福都是天命。不仅宋朝的历代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来统治人间，而且《水浒》的一百零八人也是天遣的‘魔君’来世上历劫，退净‘魔’，以成正果。这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同样奉天命而来，为行天道而行的了。一部《水游》就建筑在这块天命的基础上的……”

邓小平开玩笑地说：“等审判完了以后，你还是见见这个第一夫人，问问她能有今天，是不是也由于天命的关系呢？”接着，他又问道，“听说江青这个人家里有不少的藏书，据说有一万多本，是不是呢？”

彭真说：“这个人爱看书倒是真的，也的确看了不少的书。但是，她没有毛泽东那两下子，她看书是食古不化。看的不少，但是不会灵活的运用，她要是能够把学的东西都灵活地和实践结合起来，那这个人也就是不简单了。此外，这个人是机械地运用一些历史典故，照搬毛泽东的一些政治斗争策略，所以，她的那一套打法早已被人家所掌握，那她还能不败吗？”

邓小平说：“她那两下子，连华国锋都打不过去，还能打败我们吗？她要真有什么真本事，那今天受审的就不是她，而是我们了。”

说到这里，两个人都哈哈地大笑了。


　

　

　

　

　

第二十六章
　

政海的沉浮使江青猛醒了，可华国锋把毛泽东的话掐头去尾，不是骗子行径吗？张春桥曾几次警告江青：邓小平是很危险的人。但现在江青只能豁出去了。

　

　

江青这个时候，反而觉得无聊了。她一旦离开那种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场面，就忍受不了这种片刻的寂寞。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能从往事的回忆中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

一生自命清高，肆无忌惮，并没有任何可以阻挡她行事的力量，就连当年的周恩来和林彪也得忌她三分。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政海沉浮与荣辱更替，却使她一下子猛醒了。尽管已为时太晚，可她认为对自己或后代们总是有利的。任何时候，那种杯盘交错、灯红酒绿的冠冕堂皇的政治生活中都隐藏着浅薄的人情和世态炎凉。政治斗争的残酷，使得就是当年和她来往密切，大唱赞歌的人，这时候不是反戈一击，就是落井下石，要不也装得敌我分明，疾恶如仇。只有少数的人同她一样成了阶下囚，但也经不起威胁利诱，成为叛徒。她手捧那本和她朝夕相伴的《毛泽东选集》，漫无边际地想得很远，很远……

“江青，你能估计到特别法庭会怎样判你吗？”监管员看到她放下书，到院子里放风，嘴里还哼着京戏，便凑上去和她搭话。

江青怔了一下，随即清醒过来，很有风度地笑了笑：“我嘛，已经把我的话讲了一些，他们不会给我充足的时间来讲话的。这点，大家都看得明白。我能有什么想法呢？怎么判，那是他们的事情。无非不过一死吧，我究竟怕不怕死，全国人民看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好比砧板上的肉，听凭人家宰割吧。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说话的权利了，谁会听我的？”

话语里，处处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坚决不认罪的冤屈之感。

“三十年代，张光年写了一首什么《流亡三部曲》，其中‘离家’一节写道：‘百万荣华，一剎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免太伤感了。我就没有这种情绪。”江青背着手，环视着天空说。“田汉还写了一首《公仇》的歌词，说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国家兴旺，两党打架，国家灭亡。’这些都是鬼话。我本来就是一个无产者，和毛泽东一样，我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没有半点个人的私利，我们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只有一点遗憾，就是没有给我的女儿留下点什么。她是毛泽东的后代，我的对手不知道会不会给她留条活路？”

监管员听出江青是在准备后事了，就问道：“你对她有什么要说的话吗？”

江青笑了笑，说：“她是毛泽东的后代，她懂得会怎么办的。她又不是小孩子，我们这一家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到最后一刻的。我们都不会后悔的。”

监管员听了她这种自我吹嘘的话，感到很可笑，但是没有笑出来。江青很聪明，一下子就看出了监管员的内心世界，她说：“看待一件事情，分析一个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的经历。有些事情，过一个时期，也许就看得更清楚了。譬如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的敌我关系，不要紧，再过几年、十几年就看得清楚了。毛主席临终嘱咐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话再放几年看，历史将完全要证明这个观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定能够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现在的许多事情，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明知有些人是靠不住的，可是我们还是要用，就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不是我们对不住他，而是他们对不住我们，这就行了。”监管员不敢再和她继续说下去了，生怕再引出什么是非来，简单地说了几句，于是就告辞了。

唉，世界上的事情莫非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江青再次回到监房的时候，澎湃的思潮使她再也安静不下来了。毛泽东当年的许多话总在她的耳边响起。毛泽东多次告诫她：“你不要点名批判某一个人，让别人去讲嘛，你总是出头露面很不好。那些喜欢出风头的人，到头来其实是一些昙花一现的人，要多思考，少讲话。”

如果说，过去对这些话还有什么不理解的话，现在她是完全认识到了。就拿刘少奇的问题来说，最初怀疑他是叛徒的，并不是她，而是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中，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会议传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从一系列的事实已经证明，刘少奇确确实实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言人，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也是出身于大地主，一九二五年被国民党抓走，怎样出来的，至今不清楚，我怀疑是叛徒。这个问题他至今没有向毛主席讲清楚或作交待。”

“这个人，经过了长期考察和教育，我对他已经完全绝望了。”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他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连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够不上。事实证明他是有野心，是想搞名堂的人。党的‘八大’是一九五六年开的。‘九大’至今未开的原因也在于此。”

周恩来继续说：“还有邓小平，他也是这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之一。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了七年政委，在福建有一次战斗打得很紧张，他借口汇报逃跑了。解放以后，莫文骅中将揭发了他，他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现在才平反。”

李富春说：“抗战的时候，邓小平跟着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毛主席根本不同意，但是已经晚了，他们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以后日本百分之六十的兵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的兵力指向了我们，引来了日寇的冬季大扫荡，我方才化整为零。一九五九年我党斗争彭德怀的时候，邓小平包庇罗瑞卿，为他开脱。一九六四年，罗瑞卿逼林彪让位，这话是刘亚楼临死的时候讲的。一九六五年，毛主席让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小组负责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时，邓小平不参加会议，还要罗瑞卿喊冤，罗跳楼未死，还要罗坚持。后来他有意跑到陕西去了，到给罗瑞卿下结论的时候，叫他他都不回来。这一来，完全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

“邓小平自从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从来不给主席汇报工作。开会的时候离主席远远的，主席讲话，他也不做笔记。他说：‘林彪在部队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捞政治资本，是在搞形式化。’他主张以实带虚。”

叶剑英也说，“贺龙和罗瑞卿在工作上也不主动，吊儿郎当，整天打扑克，打麻将，专门派飞机接吴晗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邓小平曾经给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