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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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什么了，就冷冷地说：“既然是这样，那就让事实来检验吧。”

江青用手一撩茂密的头发，镜片后面的眼睛像枪口一样，瞄准了他：“你还不死心是不是？还想翻案？我告诉你，别做梦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彻底地解决掉，不留下任何隐患。说句老实话，你想翻案，就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

彭真犹如芒剠在背，嘴角闪出一丝悲凉的笑意：“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是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我只是服从党的纪律，不去考虑其他的任何问题。这点，我保证做到。”

因为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所以向她说这话也不为过。

老实说，彭真那时心里虽然不服气，但是还没敢往翻案这一步上想。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写好检查，求得毛泽东的谅解。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他眼见着一批又一批的领导人像走马灯似地打倒、撤换，他心里那股乐劲就甭提有多高兴了。他想，你们越打倒得多，我就越高兴，我就越不臭，也就越不孤立。当林彪也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沙漠上时，他就经常哈哈大笑了。他断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日子不会很长了。邓小平二次复出后，他就把自己的翻案计划正式提到他的日程上来了。他甚至已经考虑好了他上台后怎样处理眼前几个人物的问题。

毛泽东的逝世，使彭真感到伤心。一个如此强大的人物一旦倒下去，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他未曾预料到一只熟睡的雄狮醒来后竟会使整个乾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毛泽东没有看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他看到身后的结果是这样，他又会怎样做呢？不知怎地，彭真产生了这样的突发奇想。怎么想到这里来了？彭真这样自我问道。

真是无独有偶，江青此刻也在想这个问题，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吗？

江青已经看到了给她发下来的判决书，接判决书的时候，她果断地说：“真正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张春桥同志，他才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次审判中，我们俩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斗争形式。我在法庭上是力所能及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战斗到了最后的一刻，他是用沉默来对付修正主义的法庭，这就叫：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时，她又冷静下来了。

凝视着判决书，江青想起了毛泽东当年的一系列精辟的论断：

还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就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可是时间过去二十五年了，怎么还是看不见一点曙光呢？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泽东预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的这些话还灵不灵呢？江青这样问道。我这个被判了死刑的人，还能看到我们胜利的那一天吗？是的，这个女人是绝对不会轻易服输的。她每天都在盼望着毛泽东的预言出现，也不考虑中国的现实是怎么一回事情。她的思维和观念还是停留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岁月里，日夜迷恋着她在钓鱼台和中南海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极权日子。如果没有这个支撑着她，她的日子就更难打发了。接到判决书时，她向特别法庭的代表提出：“我要求见见邓小平和华国锋，我有话对他们讲，我要问问他们，现在他们到底还听不听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

“我们只有转告的权力，没有答复你的义务。”法庭代表回答得很明确。

就在这时，江青接到了彭真要会见十名已判决犯的通知。

这是宣判一个星期后，彭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小会议室里。逐个地和他们见面，询问一些情况。

当两双眼睛相碰的时候，几乎同时都凝固在那里了。

彭真，经受了那么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风暴，依然还是那副老样。江青长时间地盯着他，仿佛要从他的身上搜寻到一些什么东西。是啊，他挺过来了。艰难的人生，严酷的岁月，他探索着活下去的道路。可这是一条多么漫长而充满饥渴，充满辛酸，充满血泪，充满了人间所不能忍受的苦痛和死难的路呀。但尽管是荆棘遍地，然而也是悲壮地挺过来了。

这，才叫毅力，才叫强者。才是真正的勇士。尽管江青嗤之以鼻，但是他胜了，他笑到了最后。

彭真的眼睛也瞅着她，这位十年打遍神州无敌手，连刘少奇和林彪都最后败在她手下，弄得死无葬身之地的女人。现在，她完蛋了。她成了孑然一身的孤家寡人。但是，江青毕竟是江青。这个在毛泽东身边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巾帼骁将，依然保持着尊者的架子，她等待着彭真的问话。

“江青，你对法庭的判决，有什么想法？”唉，这本来是一句多余的话，彭真还是说出来了。

江青笑得很难看：“我在法庭上的答辩，想你已经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的回答。”

彭真说：“时代已经变了，党中央还是希望你能往前看，一切重新开始。”

“你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从你的地位来说，你只是邓小平的一个走卒。”江青讥讽地说，“你还没有成为一个代表人物。这点，你比不上我。懂吗？我要求见邓小平。我要和华国锋好好对质一些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敢见我？你们的法律不是讲人人平等吗？怎么这个时候就不讲平等了？”

彭真耐着性子说：“不管你说我什么，法律上已给我们作了最后的结论。我按照法律程序，会将你的要求向中央有关方面汇报的。江青啊，作为多年来的同事，看在毛泽东主席的份上，我还是想和你说几句老实话，至于你能不能听进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江青坐在椅子上，摆出一副当年的架子，冷笑说：“我是经过九死一生的人，对死已经无所谓了。你要说什么，我都可以洗耳恭听。”

“我看了毛主席致你的一封信后，深深地感觉到毛主席曾经对你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也多次受到过他的批评，我承认自己没有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所以不断地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最大的特点是能够作自我批评，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但是，你有自知之明吗？为什么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听不进去呢？”彭真讲到这里时，神情显得十分激动了。“不错，你是主席的夫人。我们曾经尊重过你，可这并不能成为你离开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发号施令的根据或资本。任何人从党章和党规上讲，都没有超越党的组织而为所欲为的权力，而你好好地想一想，你做得又怎么样呢？也可以说，今天你的这种结果，完全是你自己逼得同志们搞出来的，是你咎由自取的下场。”

“你讲够了没有？”江青恶狠狠地说，“既然你仔细地研究了主席致我的那封信，我就可以对你说得更清楚些。主席早就对你们有所考虑，知道你们是最善于玩弄这一套把戏的。说穿了，还在主席生前，你们就想搞这种反革命的法西斯政变，一来是主席早作了准备，二来是你们不敢铤而走险，担心人民不跟你们走。如果那时你们敢这样对待我，恐怕接受审判的就不是我，而是你们了。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对此我并不能再说什么。我只是要强调一点的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倒是想劝劝你们，你们走得够远了，还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吧。”

“你别忘记你已经失败了，你是以罪犯的身份来和我讲话的。”彭真有些气恼了。

江青苛刻地冷笑道：“我当然忘记不了。不过，我也要提醒你，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你可以高枕无忧地横行霸道了，是不是？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有关报道。你们在全国大搞所谓的清查，把一大批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好同志，包括一些资格很老的革命家，统统都打了下去，相反地把一些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亲手打倒的一些人又一个个地扶植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反革命复辟。这就是你们的功绩。你口口声声地说你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你说良心话，毛主席如果健在，能允许你们这样对待我吗？”

“我看你把话说得太远了。”彭真说，“你讲话总是盛气凌人，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地位。这不好嘛。我们从来是把毛主席当作一个党的领袖来看待的，我从来反对将主席神化。这点你可能也知道的。为此，你们才说我是反对毛主席。正因为毛主席是人而不是神，所以，毛主席不可避免地要犯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主席的错误……”

江青厉声说：“我可是记得你在多次的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为了中国不走苏联的老路，我们必须搞这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是保证我们国家千秋万代不变色的问题。难道这些话你都要收回去吗？”

“我们承认我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党中央并没有过多地指责毛泽东同志，仍然把他作为党的伟大领袖来看待。”彭真说，“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一致认为，没有毛主席，可能我们还在黑暗中徘徊。但是，你是拿上毛主席的错误来为自己辩护，来攻击和继续诬蔑党中央的决策，就是毛主席健在也是不能允许你的，这点道理你难道还不懂吗？”

江青冷笑道：“我们之间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有分歧。我希望这些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来解决，而不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我会改正自己的错误的。但是从邓小平到底下的一些人并不是这样做的。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他们乘主席患病不能主持工作时，以为时机成熟，一开始就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我和其他自己的同志，所以他们越走越远。现在可好了，把我当作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来看待，这岂不是说毛泽东是把一个反革命的头子作为自己的老婆吗？这不是公然诬蔑毛主席又是什么？”

“这点，我也可以告诉你，对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中央正在起草一个决议，对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和你的问题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我再一次要求见华国锋和邓小平。”

“你见华国锋干什么？”彭真问道：“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代替他们向你来作解释和说明。我们党中央的团结是有保证的，因为人民在支持我们。”

“华国锋说了那么多的好话，现在不是都放了屁了嘛。回顾你们抓我的详细过程，可以看出，扣在我头上的罪名变来变去，有的相互矛盾，说穿了都是陷害，都是诬蔑。”江青气狠狠地说，“为什么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夏季发动一场评论《水浒》的讨论，就是针对着像华国锋这样的投降派的，我们预料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肯定要出这种叛徒。主席对我说：‘在所有的人物中，叛徒是最可怕的。他比公开的敌人要厉害十倍，破坏性也要大上十倍。《水浒》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其实，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主席的这些话，就是对今天这种现实最好的刻划。”

彭真说：“你的话已经离题万里了。不过，我还是要你把你的话都说完了。因为我不能和你一般见识，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们现在正是按照毛主席的号召，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而团结奋斗。中国被你们折腾得够苦了，再不建设将来非落后不可。”

“那是你们的狡辩。”江青说，“全党全国全军乃至全世界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分清是与非的。大家都可以看到，你们所攻击我的最基本的东西，恰恰是毛主席最提倡和最坚持的。你们所谓的错误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你们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毛主席头上，甚至硬说毛主席会让你们这样干，简直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彭真说：“本来我很想通过和你的谈话，会对你有所帮助，起码能早点使你减刑或者保外就医。但是看你这个态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继续地对我进行攻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只好这样不欢而散了。江青呀，你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后果吧。”

“大不了马上杀头嘛，反正我已经判了死刑。再来一次就得了嘛。我可不是王洪文那样的胆小鬼，也不像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承认自己犯了大错误现在又要赖账。我渴望自由，但是我更重视信仰。我知道，人的自由，不能靠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原则来作交易。人是要从大门行走的，人不能从狗的洞里爬出。所以，为了坚持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宁愿把这牢底来坐穿……”

“你这是和人民要为敌到底，尽管我们不想让你走这条路，但是我们谁也说服不了你，那就只好让事实或历史去为我们作结论吧。你还有什么要求？”

江青摆出坦诚的样子说：“我还是要见邓小平。有些事情他是最清楚的，也只有他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再见一面有何不可？你们这个判决虽然是终审的，但是我还要申诉。如果你们不能受理，那就让历史来作评判吧。反正我是不会向你们低头的。”

彭真见自己无法说服她，也就没有必要和她再作周旋了，于是谈话结束。

江青回到监房后。思索彭真在这个时候和自己谈话的真实用意，断定他是想劝自己向他们投降的。她在心里暗暗地骂道：“真是瞎了眼睛了！”提起江青和彭真的来往，还是颇有戏剧性的：

早在延安的时候，彭真负责中央党校的教育工作，毛泽东经常去党校讲话或作报告。江青也常常来听课，于是他们认识了。讲党史的时候，彭真有意地对江青说：“虽然陈独秀是我们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但是影响和作用，远远地比不上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才是我们党的缔造者。”

“彭真同志，你说这样讲好吗？”江青似乎是在问他，实际上进一步考验他。

彭真说：“从我们党诞生以来，经历了长期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经历，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同党内‘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历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曾经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使我们党领导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不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我们党还是没有今天。”

那时，江青显得很谦虚，她对彭真说：“你给我讲讲陈独秀这个人怎么样？我对党的历史可是没有你知道得多呀。”彭真此刻还没有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对江青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尊敬，他对江青还有着某种需要，他说：“陈独秀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尽管他在五四运动初期起过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但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右倾错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堕落成为取消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和彭述之、刘仁静等人组成一个小集团，充当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我们党自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据情报，陈独秀曾写给托洛茨基一封信，说‘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可见他是如何的不得人心。跟上这个人的，后来都陆续地回到了党的身边……”他向江青讲述了这些人的名字。

彭真对王明也很反感，他几次对江青说：“请你转告毛主席，党的七大无论如何不要把这个人选进中央委员会里，他是一个典型的害群之马。王明曾经拉拢我，要我到长江局工作，和他一起建立什么中央，我才不上他的当呢。”

“你对王明也了解吗？”江青问道。那时。毛泽东给她的一个任务，就是在和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接触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理论水平。所以，她对彭真的讲话很注意。

彭真“嗨”了一声说：“王明本来叫陈绍禹，他早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就在苏联的中山大学组织了个小宗派。当时他们有二十九个人，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只有一个人‘一半赞成’他的观点，所以也有：‘二十八个半’之称。他们的主要成员除了王明外，还有杨尚昆和张闻天这些人，都没有充分的实践经验，就会空谈马克思主义。本来，一九三〇年，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经停止执行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了。王明一伙从苏联回国后，他乘机打着反立三路线的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并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了四中全会，篡夺了领导权，统治了党中央。”

“你给我讲一讲王明路线的主张和他的内容吧。”江青似乎对什么都很新鲜，不断发问。

彭真滔滔不绝地讲道：“王明企图抹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企图超越民主革命阶段，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强调攻取中心城市，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反对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他们经常不顾条件地组织盲动主义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操、罢市、罢课、罢岗、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等。他宣称‘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他们打倒一切，认为中间派别，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甚至连小资产阶级、小业主都在打倒之列。在组织上，他们以‘改造党’、‘改造红军为名’，到处派他的代表，对反对他们的人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滥用组织处分……”

“你不要激动，慢慢地给我讲，这些东西对我太有用了。”江青对此表现出格外的重视。

江青掏出笔记本来，认真地记录着他讲的每一个重要情节。

彭真说：“王明路线，使白区的党组织百分之百受到了损失。一九三三年初，由王明的同伙组成的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了。才到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根据地呀。”

“我恰恰是那个时候来到上海的。”江青叹了口气，说：“我说怎么搞的，党中央所在地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破坏得一塌糊涂。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用文艺戏剧的方式为掩护，开始了我在上海的革命活动的。”江青竟向彭真主动地介绍了她在上海的工作。“正像你说的，那时党的整个组织还是在‘左’的路线的把持下工作的，我没有少受他们的迫害呀。”

彭真说：“王明分子到了苏区后，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结果断送了整个苏区。在军事上看，他们长期在城市，对武装斗争根本不了解，只是硬性规定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打仗，说主席是‘游击主义’，主张‘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在防御中，他们实行保守主义，命令军队‘分兵把守’，‘节节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大转移。这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来历……”

“当时你在哪里呢？”江青问道。

彭真说：“我那时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直到抗日前夕才出来，后来到北方局工作。”

江青惊奇地问道：“那你怎么能知道党的这么多的历史情况呢？”

彭真说：“我也是通过学习呀。在延安党校里，就是要好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他的讲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可是革命的基本功呀。”

从这起，江青对彭真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总认为他是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

建国后，彭真主持了北京市的工作。江青有什么事情经常找他，他还是很热情的。但是，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