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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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起，江青对彭真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总认为他是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

建国后，彭真主持了北京市的工作。江青有什么事情经常找他，他还是很热情的。但是，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江青敏锐地感觉到，彭真对毛泽东的态度变了！那天，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完会后，彭真有事找毛泽东，正好毛泽东和别人谈话。他来到江青的办公室，和她谈起了苏联的情况。

江青觉得彭真有点夸夸其谈：“纠正斯大林的错误，主要靠正确的制度。有了制度，就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了。为此，就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不然，还是会在正确的制度下犯错误。斯大林的教训就在于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我们决不能让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演……”

这句话，使江青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她对毛泽东说：“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我看我们党内并不是歌舞升平，万里晴空。有人可是要找你的毛病呢。”

毛泽东说：“这很正常，宫廷内就是围绕着权力这玩艺儿展开斗争嘛。斗吧，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不斗就不需要我们这些人了。斗，是经常的事情，是我们的本行嘛。告诉我们的一些朋友们，要注意北京，北京这个地方可是容易闹鬼的地方，容易出事的地方。宫廷政变不一定要动用千军万马，一个连就够了。只要把我抓起来。向全国宣布就大功告成了。不过，这话不能和别人讲，也不能宣传这些东西，防止提醒一些人，搞连锁反映。”

这话。又使江青感到了毛骨悚然。一种危机感总是笼罩着她。

有人揭发：一九六一年前后，彭真在许多的场合讲：“同志们应该好好地研究这几年来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看看是不是有问题，需要不需要纠正。如果有错误就要及时地纠偏，否则后患无穷。在这年的十一月，彭真指派邓拓、项子明、李琪等人在西郊公园畅观楼检查中央和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下发的所有文件，企图从中找问题，以便算账。

毛泽东立刻警惕了，他对江青说：“看来北京迟早要出点事情，弄不好就会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也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要不是这几年抓阶级斗争，早出事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毛泽东打响了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开始部署解决彭真等人的一系列措施。这年一月十八日，历时二十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所强调的就是突出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江青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这样说：“我和林彪谈了几次话，谈得不错。突出政治的提法，据林彪自己讲，是根据我军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情况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出来的。这次会议，主要是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把你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林彪说，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毛泽东笑着说：“这样一来，刘少奇看了又不敢轻举妄动了。我看通过这一段的措施，他们收敛很多了。但是不能停止，一旦给他们以喘息之际，他们的复合是以倍数来增加的。这个林彪也是找到了出气的时机了。刘少奇多年来重用彭真这个人，对林彪一直是采取压制的。林彪多次在我面前发泄对刘少奇和彭真的不满，他出来。彭真就怕。”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在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和田家英多次商量，有意砍掉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部分。这个事实被关锋揭发了出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大怒：“彭真的确是要往外跳呀，好，他既然先跳出来，我就先打断他的狗腿再说。田家英是个卖主求荣、要给自己留后路的投机分子，这样的人不能再用。江青啊，还是从文化战线打缺口。然后再扩大战果。”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江青找到林彪，又找了总政的副主任刘志坚等人，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会前后开了十八天，江青对当前文艺战线的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了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结论。会后，总政搞了一个纪要，毛泽东三次修改，正式形成了一个文件，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年四月十日，彭真指示别人并经他审阅，起草了中央批发这个文件的通知。

彭真在这个通知中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期间，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修正主义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资本主义准备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但是，此刻彭真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他已经感觉到自从毛泽东批判了他主持制定的《五人小组关于文化革命的汇报提纲》后，还在采取重大措施，一场令他十分不安的压力正在向他逼来。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以他为首的五人小组，撤销他的汇报提纲，重新组织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这下，彭真着慌了，跑到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双手作揖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一回可是砸了锅了，全靠诸位帮忙帮忙，渡过难关，我彭真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我大难不死。不会忘记你们的。拜托！拜托！”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发了七份揭发彭真的文件给北京市委，打乱了彭真的阵脚。紧接着在五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将彭真隔离反省了。此后，他就开始了挨批挨斗的生涯，最后被关进了监狱。江青得意地说：“彭真反革命集团曾经是很强大的，他们不可一世，简直要吃人。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只用了两个小回合，就把他彻底打倒了。彭真嘛，纸老虎嘛。”

现在，这种结局轮到江青了。她说的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的巧合吗？


　

　

　

　

　

第三十章
　

经过十年的岁月，江青并没有盼到自己想见到的局面。于是，她横下一条心，走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对江青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她决心告别这个世界了。在疾病的折磨和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情况下，她想以此来最后一次震撼一下这个世界。

她已经为自己考虑好了归宿，她为此反复地作了很多的准备。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够把自己从无尽的回忆和痛苦的思考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可以作为她的抗议，也可以作为她自己一生的总结。就在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亲属的时候，她反复地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能够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我无愧地说，我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已经战斗到了最后的一息。不管他的事业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我都可以说，我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的使命，尽管不是成功的。我如果见到他，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晚了，本应该是他们送我来，现在是我自己来了。”

选择这条道路，她并没有感到过害怕。死，有什么可怕的？人活千年不也是要死吗？她感到满足的是：自己这一生轰轰烈烈，始终是人们所注意的焦点。对她这个不甘寂寞的女人来说，此生没有白过，足矣，如果说她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生前看不到人们对她死后的最后的结论。因为她总不相信现在这一切就是她的盖棺论定。

自从一九八一年一月她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她就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她是准备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口号最后就义的。但是，这一天迟迟没有到来。一九八三年一月，她又被他们改判为无期徒刑，她不得不遗憾地说：“对此，我并不表示感谢。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观点的。我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应该随着毛泽东的事业而走去。”

但是，没有人回答她的问话，也没有人再来提审她了。她失去了往日那么多人的过问和关心，她好像已被人们所遗忘了。

她浑身无力地摸着墙壁坐在床上，当她的思路回到眼前的时候，突然地想起了她和周恩来最后的一次会面和谈话。他也是身患癌症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当江青在他身边坐下来以后，这位跟随了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老政治家，睁开他那微弱的眼睛，艰难地说：“我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我不希望我们党再发生分裂了……”

江青对他的这种话感到了厌烦，她提高嗓门大声地说：“我们谁也不希望党再分裂，我可以告诉你，党是不会分裂的。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你已经是个病人了，不要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安心养病吧。”

周恩来听了她的话后，就闭上了眼睛，直到她离开也没有睁开。

想到这里。江青后悔吗？不！也许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这个周恩来给她准备好了的。

自从在那位深受人们尊敬的总理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她心里对他产生的那些希望之火便一下子熄灭了。是的，如果周恩来能够在临终之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一些表示，那该多好呀！但是他没有。张春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他的回答是：“照主席的意见办，我从来是执行主席的指示的。”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对周恩来的这种回答，江青是很不满意的。但是总理的身体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她不好再说什么了。

多少人在临死之前想留恋这个世界呀。

她又想起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对田家英进行了批判并宣布让他停止工作后，他曾经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要求和她谈一次话。

江青略含讥意地说：“你现在羽毛丰满了，还能把我放在眼里吗？谈话有何意思？你是狡兔三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自己找了那么多的靠山，难道还不够吗？年轻人，你得意得太早了。我现在帮不了你的什么大忙，就是能帮，我也不想帮你这样的人。你在毛主席的身边究竟干了多少帮助他的事情？你是一个最坏的人，一个差点要把我们送上断头台的人！”

就在此后的几天里，田家英自杀了。

江青见过他死后的照片，样子非常难看而且恐怖。

她只是万万没有想到，整整二十五年后，她也要走他走过的那条路，而且选择的方法还是一样的。这也是一种巧合吗？

“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和君王在一起的人，不是一句不慎得罪了君王而掉脑袋，就是被杀君王的人所杀，成了君王的牺牲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有一次，江青和田家英在讨论一个历史问题时，他畅所欲言地说。

“那是封建社会，现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下，这种局面是不会再有的。”江青说。

“那也不一定，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是杀了许多的老布尔什维克吗？”

“这个历史的教训按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江青说，“毛主席就提出，我们对党内的反对派，采取的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就是吸取了斯大林肃反时的教训。我倒是觉得，我们对党内的反对派在处理时太仁慈了，譬如对彭德怀。”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封建社会过渡过来的，许多地方还有封建主义的烙印。这也许就是我们还存在封建社会残余的原因吧。”

当时，江青对田家英的话很不以为然。她觉得那个年轻人狂妄得很，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往往还想以毛泽东的把关人的姿态出现在党内，最后终于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反感。毛泽东对江青说：“田家英这个人不能再用了，再用下去非出事不可。他总是要在党内最高领导层里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制造混乱，这还了得，他虽然不是宦官，但比宦官还要坏。最后发展到篡改我的指示了，把我对《海瑞罢官》要害的话一刀砍去，这在封建社会，就是篡改圣旨。不过，我不是皇帝，刘少奇才是皇帝呢。让田家英给我滚，我不想再见到他。”

田家英听到这些话，大哭一场。于是，果然走了。

江青这个时候，还想起了刘少奇最后一次给毛泽东的电话。那天，她正好在毛泽东的书房里。

“我是刘少奇，你是江青同志吗？我想和主席说几句话。”

江青一听是他的声音，就产生一种极大的恶感，她把眼睛转向毛泽东。毛泽东给她摆了摆手。意思是不愿意接他的电话。江青于是说：“主席刚刚休息，不能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如果重要，请你按组织程序向办公厅直接讲，如果可以和我说的话，我可以替你转告主席。”

“你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我可以和你谈一谈。”

“和我谈就没有必要了，我只是负责转告主席的一些话。”江青从概念上作了纠正。

“请你向主席说一下，我有好多的话想向主席和政治局讲。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是否让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我向中央交权。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呀，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总得要和我说个明白呀，就是对我进行审判，也应该让我说话呀！”

江青大喝一声，打断了他的话：“你找主席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屁话吗？你刘少奇也整了许多的人，难道不明白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吗？当年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时候，你是怎么讲话的？轮到你的时候就受不了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能够忍辱负重吗？你的修养哪里去了？”

江青一连串的问话，把这个刘少奇说得哑口无言，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切最后又轮到她自己了。不过，她在法庭上，已经把她要说的话，基本上说得差不多了。尽管言犹未尽，但是这一切就使最高当局慌得不得了。她一直认为她的话对他们有巨大的打击力和杀伤力。

不知怎的。她突然想起了陈伯达来了。

陈伯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下午的军级干部大会的讲话里，十分激动地骂了一通刘少奇。那个讲话，谁也没有授意他那么讲，完全是出自他的本意。他说：“一九六四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掉了，他就不让发表了。他对我说：‘我的这个报告还要再修改，再斟酌。你们还是不要发表嘛。’他的报告，讲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强调了许多次。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照我说的蹲点的办法去做，还是接照毛主席的方法搞调查研究，就不要再作中央委员了，就别再当支部书记了，也别当干部了。’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就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是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刘少奇就是抓住这个蹲点的问题，想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同志们想一想，他的阴谋是多么的危险呀！”

但是，审判他的时候，他却把他的这一切都推掉了，说他是受了江某人的指示而不得不这样说话和做事。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毛泽东生前，陈伯达多次在他面前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状，数次写信反映他们的问题，他曾经对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那里也要派，不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他的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师大女附中，也就是王光美和他的女儿刘涛搞的地方。刘少奇还批评工作组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我比你们有发言权。’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也不是一个好东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和女儿，根本不去接近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他们是只听这一方面的，而不听另一方面的，所以就制定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她读谭力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著作还要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力夫的发言，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他们的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好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邓小平女儿的许多话是从谭力夫和邓小平那里来的。流行最广的一句话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反动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完全不顾党纪国法。主席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去看看他们的八一学校，康生同志去看了，江青同志也去看了，他们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都清楚了。那里是他们的反动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能行？这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说：“他们搞的这一套，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对他们再施仁政，人民就不答应了，就要我们下台了。”

可是，现在陈伯达倒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我江某的头上，好像他所干的一切都是在江某的指派下干的。真正是岂有此理！

江青最恨的就是那种在关键时刻倒打一耙的两面派和变节分子，她知道陈伯达在法庭上的种种表演，是想以此来表明他自己是反对江某人的，从而得到当局的宽容和支持。但是，他的算盘还是落空了。那些走资派们并不会以此来放掉他，他们对原来反对过他们的人是一个都不宽恕的，他们复辟以后，以成倍的报复来对待反对过他们的人。尽管陈伯达百般献媚，他们不是照样把陈伯达判了十八年吗？到最后，他投降不成落了个反掉头的下场。

这天黄昏，夕阳像抹了一层血，红得令人发颤。江青扒在窗口往外观看的时候，好像看见了一种不祥之兆。远处，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整个中国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闪烁，各种商店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流行歌曲和她听不惯的靡靡之音飘荡在整个北京的上空，她看到的是一片令她非常痛心而又伤感的景象……

“妈妈，你看到这十多年来的大变化了吗？”女儿问道。

“这是什么变化？这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复辟。你爸爸生前要防止的就是这种局面。我就不相信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两极分化的现象一定很严重，富的富来穷的穷，这难道是我们当年流血牺牲要实现的结果吗？”江青愤愤地说。“我是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我不能再为中国人民讲话了，让他们胡折腾去吧。我相信，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甘心这样的。毛主席已经把话都说清楚了，看历史的主人是怎样的回答吧。”

江青的眼里含着混浊的泪珠，声音也哽咽着，只有站在她的身边才能听清楚她说的话。这是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以来第一次这样明确地表露她自己的观点。很清楚，她至今没有改变她的政治立场，相反，她的那种看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坚定了。

“妈妈，你今后不要再谈什么政治了，许多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那样去吧。”

“这就叫不负责任。”江青生气了，“想当年，你爸爸以天下为己任，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解放，奋斗了整整的一生。你的父亲为你们没有留下一间房、一片瓦、一块地、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给你们留下了他的思想。这种宝贵的遗产你们都不想继承，你们还配作毛泽东的子女吗？”

“我们还是谈些别的话题吧。这些东西讲起来就让人感到沉闷。”

“那是没有革命意志的表现。你们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