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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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振华奉命被召到北京后，见到周恩来，对此作了申诉说：“《三上桃峰》进京参加调演，是省委集体讨论的嘛。当时陈永贵也参加了会议，也同意而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嘛，为什么现在单单叫我一个人负责？”

“你是班长嘛。”周恩来说，“具体原因你还不清楚吗？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好好作检查就是……”

三月十八日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陈永贵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正式揭开了盖子。为了壮大声势，他们把周恩来也请来，并让全体山西省委常委也参加。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指着谢振华的鼻子说：“人家都说你很凶啊！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厉害。我为什么要带头炮轰你，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而你是支持者，批准者，你是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你应当负主要责任。”

谢振华说：“我不懂文艺，也没有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你不是不懂文艺，你是喜欢修正主义文艺，你是用资产阶级路线对抗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文艺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你们这个戏流毒全国。”张春桥很生气地挪了一下屁股，说：“你很不谦虚，连陈永贵的意见也不听。你对大寨没有感情。”

谢振华马上说：“陈水贵同志并没有向我提过《三上桃峰》有问题呀？他也赞成这出戏进京嘛！”陈永贵马上说：“那是为了让你充分暴露。”

谢振华冷笑一声：“我这个红军战士愚蠢，比不上日伪汉奸聪明嘛。”

“你这是什么态度？”江青吼叫起来，“当着我们的面你就敢如此放肆，可想你在山西会怎么样！你假借批极‘左’镇压群众，镇压造反派，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刚才春桥说得很对，我完全同意，我看你不是不抓文艺，而是抓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我看到一个揭发材料说，你说过‘演样板戏，让我去我都不去’，你说过没有？”

“样板戏我都看过，一个也没落下。”谢振华说，“现在有人报复我，就给我捏造事实，希望中央不要上当。”

王洪文拍着桌子站起来：“你这是无法无天，搞法西斯专政，你连陈永贵同志都反，山西的革命群众根本不在你的眼里。你不批林，不批孔，专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江青瞪着眼睛说：“谢振华，你不要在那里顽抗，人家说你是山西的太上皇，我说你是土皇帝，新军阀。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抓住人家的一些小辫子就想作文章？这是不高明的！你以为你是红小鬼出身就再不犯错误了？你居功自傲，看不起别人，这要碰壁的。谢振华，你的错误已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要悬崖勒马。”

周恩来也在会上批评了谢振华，他说：“你回到山西后，要认真地作检查，接受省委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你的批判。你要转变立场，以求得大家对你的谅解。”刚说到这里，王洪文马上插话：“谢振华，你回到山西要在陈永贵同志主持下，接受造反派们的批判。”

周恩来站起来对陈永贵交待：“对谢振华你们可以批判，但对他的人身安全，中央责成由你负责保证。”

陈永贵怔了一下，点点头：“知道了。”他很聪明，懂得如何借刀杀人。他清楚由自己出面布置揪斗他的对手，很容易由他自己承担引起的后果。于是，他打电话给山西他支持的另一派群众，把谢振华回山西的具体时间和车次告诉了他们，实际上是授意他们就在火车站揪斗谢振华。造反派们当然会意了他的暗示，立即组织了近万人的队伍在车站等候，高帽、黑牌也做了好几件。

周恩来很快得到情报，立即通知山西省委常委不乘火车回太原，而是派了飞机送他们回山西，使大规模揪斗谢振华的目的没有得逞。但是，陈永贵还是不死心，他在布置约一千七百余人的所谓省委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时，特意强调：“这次批判要敢于刺刀见红，对待谢振华像水缸里的葫芦，按下去就不准他再浮上来。”

一连数日的批判会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了：（一）你是否上了林彪的贼船？（二）、你为什么批极左思潮？谁指使？（三）你为什么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

那天的大会，是在太原有名的湖滨大会堂举行。数千人挥舞拳头，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省委书记王谦在讲话中说：“谢振华反大寨红旗，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要好好交待。你把阳泉作为反大寨的桥头堡，是不容抵赖的！对待大寨和陈永贵的态度与感情，是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这时，有人给大会主席递条子，要求点名让阳泉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市委第一书记周云涛交代：“阳泉是怎样整理陈永贵同志的材料的？”周云涛站起来问：“这个问题，在这个场合讲合适不合适？”

主席台上无人答话。于是，周云涛便说：“我和谢振华一没搜集，二没整理陈永贵的黑材料。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清队整党，从阳泉商业局职工李观海（炊事员、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他在一九五五年镇反时交待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日本帝国振兴亚洲救国总会’，任情报员。”

“该情报组中还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他是大寨金石波人。他们都供认陈永贵是他们的领导人。为了弄清真伪，我们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二一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就有陈永贵的名字。名字后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的身份。陈永贵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当时群众称他是陈二鬼子……”

话没讲完，陈永贵的脸色大变，再也坐不住了。

当时任会议秘书长的王谦慌忙站起来，大声喝道：“周云涛，你住口！现在散会。”

一时间会场上鸦雀无声。

但是，陈永贵因为有江青等人的支持，还是把谢振华整了个狼狈不堪，被撤销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纪和军内的职务，曹中南及一大批干部都受到了株连，批的批、撤的撤，被整了个不亦乐乎。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谢振华被迫给毛泽东写信，承认：“由于几年来我对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学习、理解不够，学大寨的感情不深，没有把对陈永贵同志、对大寨的态度提高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对陈永贵和大寨实际上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因此，阻碍了我省农业学大寨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看了谢振华的信后，批了“到此为止”四个大字。以后又把他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又东山再起。

事后，江青见到了陈永贵，得意地对他说：“怎么样？这会舒心解气了吧？我捅谢振华这个马蜂窝，就是为了树立你和大寨的威信，不这样，就镇不住他们，立不住脚。”她没想到，两年多后，她成为阶下囚，这位农民政治家不仅没有帮她说句公道话，还要向华国锋献计献策，要她的脑袋，以此来体现他自己的“革命”。

伴随着一阵痛苦，江青倒在床上。这时候，她眼前的种种光圈消失了，她清楚地看见了政治斗争的恐怖景象。


　

　

　

　

　

第七章
　

唐纳，蓝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杭州钱塘江畔，三对男女举行了婚礼。

　


1935年主演《娜拉》的江青剧照

　

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隐私。

政治家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在人民中的形象将决定着他们政治路线的成败。所以，政治家在美化自己的同时，也讲究自己的言行，尽量在政治舞台上亮一个能赢得阵阵掌声和喝采的相。

政治家为了战胜对手，就要想法把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搞臭。而搞臭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想法揭隐私。

当初，江青审阅彭真的罪行材料时，看到了类似的词句：

“彭真损公肥私，过着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生活。他在五反时就说过：‘什么多吃多占特殊化，我就不检查，什么时候我比你也要住的多，用的多，检查了也改不了。’他向市委机关要地毯，办得慢了一点就生气了，直接找来市人委秘书长贾星五说：‘我这个市长工资越来越少，家具买不起了，给办点福利吧！’人委很快就把价值一万元的地毯送去了。”

江青说：“这叫屁问题，都是些上不了纲的鸡毛蒜皮。搞政治斗争要能够抓住大是大非的问题，尽在这种小事上吹毛求疵，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邪路上去。”

说罢，她继续往下看：

“钓鱼台是我国招待国宾的地方，设备都是高标准的。可是彭真还是要安一个冷气机放到他的卧室里。这个冷气机是进口的，是北京饭店招待外宾用的。这台冷气机由钓鱼台又霸占到彭公馆里去了。彭真到北戴河去避暑，叫人给他从十几里远的地方担水洗澡，西山住的不好，搬到东山。每天的生活更是令人气愤，一天一只鸡，每天喝一次人参汤。为了‘长生不老’，搞了个仙方叫“桑葚膏”，立刻命令大管家组织人马行动，到百花山买蜂蜜，又去颐和园摘新桑葚，由大管家监制成功。以后彭真和张洁清每天服此膏，算是找到长生不老的药了。他口头上提倡现代戏，而实际上对旧戏极为欣赏，对现代戏毫无兴趣。他经常以审查为名，大看才子佳人的旧戏，而且以鉴赏唱腔之名，三次大录封建糟粕的古戏，甚至把演员叫到家里去录音。”

“彭真在监狱里，跪倒在监狱长面前，高声叫道：‘你要说我们请愿是暴动，我就跪下磕头，再不起来了。’……”

江青拍案叫道：“丢死人了，丢死人了，我真为这些人而感到脸红。帝、修、反看到这些材料，会怎样看待我们的党呢？他们是党的败类，人民的败类。当我看到他们腐朽糜烂的生活时，都感到肉麻！”

现在，该她看看充满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的关于他们这伙人的词句了：

“张春桥在国民党特务分子崔万秋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的时候，江青同崔万秋的关系也很密切。她自首叛变出狱后，结识了崔万秋，同崔来往频繁，关系很深。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经常发表文章，刊登剧照，大肆吹捧江青是什么‘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姚文元一九三六年在南京拜国民党特务头子、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和徐的小老婆费侠为‘干爹’‘干娘’……”

江青想起了当年他们攻击别人的言词：

“大党阀彭真，大军阀罗瑞卿，大学阀陆定一，大特务杨尚昆组成反党联盟。他们网罗了一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分子、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流氓、恶棍、社会渣滓、民族败类，组成反革命班子，进行了一系列篡党、篡军、篡政的罪恶活动。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臻、林默涵，前人民日报主编吴冷西都是彭真的干将。周扬、林默涵、吴冷西控制文艺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许立群、姚臻是彭真的狗头军师，彭真走到哪里，他俩跟到哪里；前市委书记郑天翔，前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前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月犁等人，是彭真过去的秘书；前市委常委、教育部长张文松，是彭真的小舅子；前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如前书记处书记赵凡，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余涤清，市委常委、副秘书长项于明，市委常委、政法部长刘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长吴子牧、副部长宋硕等反党分子，都是彭真、刘仁的亲信、老关系、老部下。长期以来，他们紧密勾结、网罗党羽、排除异己，独揽全市党政大权，把北京市委变成他们反革命据点。彭真还在哲学界抓了杨献珍、冯友兰；在文艺界抓了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邵荃麟；在史学界抓了吴晗、翦伯赞；在教育界抓了蒋南翔、陆平等，把他们作为反党骨干，委以重任。这些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好多人感到头晕目眩。这里面的大多数人她都认识或者熟悉，如果他们都成了坏人，中国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不是漆黑一团了吗？这样推论下去，各省、市、地区的领导班子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和人物，整个党还有希望吗？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前，毛泽东一直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内；有人测了他的八字，劝他住到更靠水的地方，命中缺水，靠水而吉安。毛泽东不信算命，但他却爱水，尤其喜欢游泳，于是搬进了游泳池住。那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地方，但为了让他住的舒坦和安全，周恩来派人考察一番后作了比较大的整修，以后毛泽东找人谈话就改在这里了。

江青每个星期都要到这里两、三次，她把游泳池称为“二〇二大院”，她自己在中南海的住处则叫作“二〇一小院”。除了宽敞的客厅外，她的书房在所有的住处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她让人给她把书作了统计，仅她自己作了记号的藏书已多达近万册。一九六七年元旦之后，毛泽东特意来到她的书房，对她的藏书评头论足，作了赞许。然后话题转到了各省、市的文化大革命安排上。

“现在到了夺权的时候了。”毛泽东说，“文化革命经过半年多的准备，阵线已基本分明。依靠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继续工作，不会再有益处，必须来一个从下而上的夺权斗争。”

江青记得，毛泽东最初提出夺权的概念，是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那时，他还提出了“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论断。到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时，再次肯定了要解决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问题。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前夜，毛泽东称他批准广播和发表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在江青和许多人看来，毛泽东实际上是已经考虑用公社形式代替所谓旧的国家机器了。

想到这里，江青对他说：“夺权斗争一定要抓典型。各省、市的条件中，上海和山西比较成熟。上海由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去抓，山西则有刘格平同志去搞。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很快，自从刘格平向中央揭发了薄一波、安子文在一九三六年的北平反省院写《反共启事》的问题后，实际上端出了刘少奇的叛徒问题。专案组和小将们几次审讯、批斗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这些人，他们都把责任往刘少奇身上推。”

“那好么，让他们狗咬狗。当走资派的队伍分化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掌握最恰当的时机发展自己、巩固自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包括过去还想观望、等待的那些老右们也都坐不住了，看了《反共启事》和薄、安、杨等人的材料，都说没想到刘少奇是这种人。”毛泽东满面春风地说，“看来，对付党内走资派，唯有借助红卫兵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等走资派往下堕落和灭亡时，革命派会闹得更凶。我看了各省、市的一批材料，都是很有趣的。四川省出了一对革命的夫妇，就是刘结挺和张西挺，听说多年来也是受他们迫害的。”

江青说：“我让王力查了他们的档案，文化革命前开除刘结挺党籍，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他们小题大作，抓住刘、张两口子的一些问题，硬要把人往死里整。”

“那就要翻案呢。”

“山西对待袁振也是这样。”江青说，“袁振作为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在华北局的会议上给山西省委提了一些意见，尽管有些牵强附会，山西省委和李雪峰这些人便把人家打成‘反党分子’、‘野心家’、‘伸手派’，最后还要撤人家的职。我看他们是典型的法西斯。走资派掌握了天下，中国非大乱不可。山西过去彭真、薄一波抓得很紧，是个出叛徒的地方。这次正好选择为突破口之一。”

“山西的革命造反派起来了吗？”

“起来了。去年底，山西的一批领导干部站了出来，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还有我说的那个袁振，还有个副省长叫刘贯一的，都发表声明，要退出黑省委，和山西省委脱离关系，再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会议。这样，实际上给他们准备好了掘墓人。”

“我看山西和上海的夺权条件都成熟了。可以跟那些革命的领导干部打个招呼，要他们争取群众，行动起来，开展夺权斗争。”

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七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最关键的一年。在党的历史上是处于最不平常的时期，所以必须打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和陈规陋习。他对江青说：“现在，无产阶级不怕乱，怕乱的是我们的敌人。我希望中国来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彻底冲垮走资派们的顽固堡垒。”

当年他们绞尽脑汁要夺人家的权，现在他们手中的权反而被人家夺了。江青终于尝到了她曾给别人酿造的一杯又一杯苦酒的滋味……

李云鹤出狱以后，面临着一个选择：今后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她的生活无依无靠。贫穷和饥饿伴随着这个二十一岁的姑娘。但是她聪颖的天资和漂亮的外貌却吸引着外界对她的注意，形形色色的人都在打她的主意。尽管她的政治身份在社会上并末公开，但是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和党的地下组织却清楚地知道她是共产党员，而且知道她的政治追求及其在狱中的表现。

“密司李，你应该作演员，凭你的才华，我敢保证你会一炮打红的。当然，一个演员的成功，一半的命运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另一半则在赏识她的伯乐掌中。自古以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你是明白人，该怎么定将取决于你了。”周扬对她说。那双色迷迷的眼睛一直在她身上转悠，不时地伸出手来触动她的身子的某一部分。李云鹤明知他是左翼文化团体的最高决策者之一，但对他的言行却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尽量躲着他。他的皮肤发黑且亮，脸上有粉刺。她对她的一位朋友说：“周起应的酸相我看着难受。”

田汉曾是她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她尤其喜欢他写的剧本和歌词，但她对他和他弟弟田源同样厌恶。她认为弟兄俩都是两面性格的人。除了他们令人羡慕的职业和才华外，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搞女人，而口头上他们还把一些女演员称之为“臭婊子”，说：“她们只想跟男人睡觉，女人只配给男人玩。”有一次，她闯进田汉家里和他商量一出戏，亲眼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在鬼混，而那个女人正是她的一位朋友。所以，当弟兄俩轮流向她求爱而表示亲近的时候，她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我们在事业上是朋友和同志，但在生活上我们永远走不到一块去。”

“哼，走着瞧，我准会让你回来乖乖上我的床头的！”田汉、田源一出门成了正人君子。他们双手插在裤兜里，洋洋得意地走了。

这些人掌握着剧联、作联和电影界的领导权，要想走演员的路，除了投靠他们，就得和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剧团和电影公司打交道。为了隐蔽自己的面目，李云鹤只得在两者之间游移、徘徊，同时也在暗暗地努力。她发誓要在被世人鄙弃的这个行当队伍里保持自己的贞操和清白。于是，她到了这些人面前，总是挺起胸脯而不卑不亢。而他们，时而大摇大摆的，时而跳起来，时而前俯后仰。有一伙无聊文人和演员一见到她和漂亮的女演员不是吹口哨，就是脏话调戏：“密司李，咱们想跟你睡一觉，赏脸吗？跟你玩一玩，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她想洁身自好，遭到的报应是他们偏和她过不去，有角色硬让条件比她差的人上也不让她排；正经的工作偏不推荐她干；更有甚者，他们在她背后放出冷言冷语：“密司李昨天晚上和一个漂亮军官吊膀子压马路去了。”“我亲眼看见她和副刊的小白脸编辑吃夜宵，肯定他们已经睡觉了。”

适合李云鹤的工作很难找。她不得不靠打工、讲课，偶尔也写些文章挣稿费，有时还干些杂活来养活自己。她的自尊心很强，决不轻易向男人开口求助。即使党组织内有人散布她是托派的谣言时，她也只好眼泪往肚子里吞，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由于自己的争取和朋友的推荐，她在左翼教育联盟和剧联的《玩偶之家》里主演“娜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以后李云鹤又主演和排演了一些剧目，她逐渐然而又是很快走红了。在一群文化人羡慕的目光下，在电影公司任职的夏衍和导演张庚等人都纷纷由过去的冷淡转为热烈的吹捧。

夏衍说：“密司李是天才，长得漂亮表演也漂亮，称得起是东方美人。她如果上了银幕，我保险她会震动影坛。”

“云鹤姑娘是我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