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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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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绸衣。”
“子然一身？”我紧张地喘着气，怀疑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两个孩
子呢？”
母亲头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
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
“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
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身上，
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
欲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
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
声及娇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
“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
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做我母亲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身边。
通常对这些家庭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①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
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体照。这张相片一点也没显出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
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
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顶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①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
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
着鼻子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子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
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
了一套新家具。还是那套奶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具。也还是那张青
绿色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殖民时期风格的桌子，是槭木质的，吊灯还
是那盏有裂缝的赝品瓷器，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
这些家具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安梅阿姨从来不让我们触摸一下
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盖着塑料布。每逢喜福会的活动日，我的父母便带我一起
去许家。因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
似乎每次都会发生诸如撞疼头跌痛脚的事。
“你得管住他们，”我母亲这样对我说，其含义就是，如果有谁摔破皮，或者
烫伤啦，不见了，打碎什么了，把什么给弄脏了，不管是谁，反正都是我的过失。
那时，她和安梅阿姨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
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
那时，在母亲还未与我讲述过桂林故事时，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有着特殊仪
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
古怪的仪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喜福会的阿姨都穿着长裤，配着色泽鲜艳
的花衬衫和式样各异的、结实的跑鞋。我们围桌而坐，餐桌上端，垂着一盏西班牙
式的枝形大吊灯。乔治叔叔戴上双光眼镜，开始宣读会议记录：
“我们账面上资金为24，825元，约每对夫妇为6206元，每人约3133元，卖出隆
巴罗股票损蚀其中的6又3／4，买进一百股斯密史国际股票，这里要感谢琳达和丁童
为我们吃进这批股票。喷，赤豆汤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会聚会，我们不得不暂停
一次。很遗憾，我们亲爱的朋友素云离开了我们，向坎宁？吴全家表示慰问。喜福
会主席、书记乔治？许谨告。”
我原以为，大家会谈及一阵我母亲，念叨着她的种种好处。正因为这样，他们
才让我在麻将台上替代母亲，以作为众人的一种寄托，继续母亲的得之于桂林那个
暑夜的启迪。
不料，众人只是冷淡地点点头表示对合约的赞同，这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在我，
却似觉得，某些新鲜事，已填塞了母亲所留下的空缺。
这时，安梅阿姨缓缓起身去厨房准备吃食，而琳达姨，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则
踱到那青绿色的沙发前坐下，交叠着手，看着那些还围坐在餐桌边的男人们。映映
阿姨——几乎每见着她一次，就发现她增加了几条皱纹，则从编结袋里拿出一件小
小的蓝衣服开始忙活了。
喜福会的叔伯们开始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股票。杰克，即映姨的弟弟，颇为热
衷加拿大某金矿公司发行的股票。
“这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挺有权威性地说。在
这些人中他的英语最好，听不出什么生硬做作之处。这些人中要数我妈的英语最糟
糕，而她总强调，她的中文是众人中最好的。她会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今晚还打麻将不？”我凑着映姨的耳朵大声问，她有点耳背。
“再过一会，”她说，“待午夜以后。”
“太太们，请过来一会好不好？”乔治叔叔招呼着大伙。
当大家一致同意认购加拿大金矿的股票后，我便去厨房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
福会要做股票生意。
“我们一直打麻将，赢家将钱拿进，可赢的，却总是这几个人，而输家，也老
是那几个。”安梅姨说着，一边包着馄饨。她夹了一筷拌着姜丝的肉馅放在薄薄的
皮子上，手指简单地一阵拨弄，这张皮子就被捏成一顶护士帽般的形状。“当有几
个叉麻将的高手在场时，你就不会有好运气了。因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
投资股票市场，那可不管什么技巧，只讲运气。这一着，你妈也赞同的。”
安梅阿姨数了数堆着馄饨的盘子。她已经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
八个人每人吃十只，还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语一番后，又开始包了。“大家都变
聪明了。如今，我们都能公平地平摊输赢。我们去股票市场寻觅福气，在麻将牌里
寻觅乐趣。麻将台上的输赢数目很小，赢家拿进钞票，输家则拿餐桌上余下的菜肴，
皆大欢喜。聪明吗？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馄饨越来越多，她做得飞快熟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
我妈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数落安梅阿姨：她从不认真思考她正在着手做的事。
“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
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
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人家的底细？’当时那人就跟
她说，她这样做，会给她在中国的兄弟惹麻烦的。他还说，美国工业联邦政府会因
此把她列入某种名册里，令她以后在美国也会遭到某种麻烦。比如，他们不会让你
享受房屋贷款，因为你兄弟是个共产党员。我就对她说：你怕啥。你已经有了一幢
自己的房子了。但她还是胆小。”
“别看安梅阿姨整日价这般忙忙碌碌，”我妈说，“但她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在
忙点啥。”
我现在看到的安梅阿姨，是个七十多岁、矮个头怄背的老太太了。她郁郁寡欢，
迈着瘦骨伶仃的双腿忙碌着。她有老年妇人那种平坦而柔软的指尖。我百思不得其
解，究竟安梅阿姨做了些什么，以至引起我妈对她如此苛求。其实岂止安梅阿姨，
其他朋友，乃至对我爸、妈都觉得有种种的不够、缺陷和失调。她向来以“五行”
的缺损来衡量周围的人。
对“五行”的理解，则是据她自己对有机化学的理解。她跟我说：
“火”太盛，则脾气大，比如我爸。妈常常要指责他抽烟的陋习，为此，常惹
得爸暴跳如雷。我想现在他之所以常对妈觉得内疚，一定是自觉当时，从来没有好
好听听妈憋在肚里的话。
“木”少了的人，就不大会有主见，耳朵皮太软，比如安梅阿姨。
“水”太多的人，流向也多，不易集中精力，比如像我：学了半拉子的生物，
又转向艺术，随后，当上个小小的广告代理商的秘书，这时无论是我的生物课还是
艺术课，都只是半途而废。而现在，又当上个自由撰稿人。
从前我从不在意她那一套，将此作为是中国人的迷信，那一套只是适合中国的
社会环境。二十多岁时，我选读了心理学，我便试图说服她，不要对人太苛求，这
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法。
“有一所专门研究人的心理的学校说过，”我说，“父母不要老是批评孩子，
相反，却应多多鼓励他们。要知道，人们之所以起而奋之，就是为了要迎合世人的
托付和期望，而当你只是一味地批评，似乎就意味着，你希望的只是失败。”
“毛病就是出在这里，”妈这样说，“你从来就起不来，懒得起而奋之，那怎
么能迎合别人的托付和期望呢？”
“吃饭了。”安梅阿姨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馄饨，快乐地吆喝着。桌上堆着大
量的吃食，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就像桂林故事里的聚会一样。爸正在替自己夹炒
面。炒面盛在一只大号的铝锅内，四围搁着小塑料包酱油，那一定是安梅阿姨从克
莱门街买来的。馄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面上飘着一层葱花。还有一大碟炒杂烩，
带甜味的烤猪被切成硬币般大小，还有那种被我称为“手指”的好东西，一卷一卷
的，面粉制的皮子很薄，里面的馅子是各不相同：有猪肉糜、牛肉糜、虾仁，还有
些我叫不出名字，那是我妈常常加工的“营养口口。
这些人的吃相，可真是不大雅观！好像人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一个个狼吞虎咽。
那烤猪肉，被他们一块接一块地送入肚中。他们与桂林的那些女人们到底不一样，
他们的食品，要可口美味多了。
他们吃得很快，完了，男人们便起身离座。于是，似约法三章般，女人们留在
桌子边，斯斯文文地把所剩下的佳肴吃完，然后，把碗碟端进厨房堆在水槽内，再
依次洗手，她们用力地搓擦着双手。也不知是谁发起这样的仪式。我也跟着把盆碟
放入水槽内，然后洗手。女人们正在谈论着龚家的这次中国之行，她们边谈边向公
寓后面走去。另一间房里，喜福会的叔叔们早已在扑克桌边就座。那里原是许家四
个儿子的卧室，那些寝具箱和油漆剥落的梯子至今还放在里面。乔治叔叔正在发牌，
手势之熟练，就像在赌场里混迹过似的。父亲拿出黑猫牌香烟待客，自己嘴上自然
也叼上一支。
我们来到后房，这以前是许家三个女孩子的卧室。我们自小一起玩耍，现在她
们已各自成家，而我，又重番回到她们房里来玩耍。一切似乎都没改变，除了有一
股浓重的樟脑味。我觉得，似乎罗丝、露丝和盖丽丝，立时会走进来。白色的线织
床罩磨损得几乎成半透明状。那阵，罗丝和我两人常爱躺在上面边谈论着男孩子，
边拨着上面的小穗子。什么都保持着原状，除了房间中央多了一只桃花心木的麻将
桌。桌边是一盏黑杆落地灯。杆上挑起三盏蛋形的聚光灯泡，犹如一棵宽叶橡皮树。
并没任何人指点我：“喏，这就是你妈的位置。”然而，甚至在大家还未各就
各位前，我就有一种感觉，这张靠门口的座位，就是我妈的。那是桌子的东首。
东方，是万物起始之源。我妈说过，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风向的起源。
安梅阿姨在我左侧入座，然后把麻将牌往绿呢桌面上一倒，说：“洗牌。”大
家伸手抹着牌，骨牌互相撞击着，发出闷闷的哗哗声。
“你的牌艺有你妈好吗？”坐在我对面的琳达阿姨，绷着脸问我。
“念大学时，我曾和几个犹太人稍稍玩过。”
“噢，犹太麻将！”她不屑地拉长着声音。“那完全不一样。”我妈也常这么
说，但她从不解释为什么。
“或许今晚我不应该就上桌子，我应先在一边看看熟。”我提出来。
琳达阿姨生气了，觉得我像小孩子般不懂事：“我们总共只三个人，怎么搓？
就像只台子只有三只脚，三缺一。映姨的丈夫去世了，她就叫来了她的兄弟。你父
亲把你叫来，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
我曾问过母亲，犹太麻将和中国麻将究竟有什么不同。然而她的回答，却令我
弄不清，她所指的是麻将玩法的不同，还是对中国人和犹太人本身的看法不同？
“那完全是两码事，”她用英语作着解释，“犹太麻将只需记自己手里的牌，
玩犹太麻将只要用眼睛就行了。”
“至于玩中国麻将，”她说，“你必须好好动脑筋，这里非常讲究技巧，你得
记住别人打出的牌。如果你根本不会出牌，那就变成像在打犹太麻将，这有啥劲？
脑筋也不用动，只须冷眼看着人家出洋相。”
她这样解释，使我觉得，正像我们经常各人讲各人的，我讲我的英文，她则以
她的中文作答。
我问琳达姨：“犹太麻将与中国麻将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天呀，”她做作地嗔怪着，“难道你妈从没跟你讲过？”
映姨拍拍我的手：“来，好姑娘，学着我们，喏，把牌堆成四块墙。”
我跟着映姨把牌堆起来，同时不住地偷眼注意着琳达姨，她手脚最快。我的手
脚也不比别人慢。映姨开始掷骰子，琳达姨是东风，我则是北风，最下家，映姨则
是南，而安梅姨是西。然后再掷骰子，根据骰子上的点数，来决定麻将列上抓牌的
切割处。我开始整理我的牌：一串索子和筒子，还有好几对万子，其他零星的杂牌，
是不能配上去的。
“你妈的麻将打得真好，都成专家了。”安梅姨一边笃悠悠地理着牌，一边说。
每排列一张牌，她都慎重地掂量过。
现在开始了。大家一边从容地抓着牌，一边开始聊天，有一搭无一搭的。她们
用她们自己特殊的语言谈天：一半是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
方言。映姨讲起她买了半价的毛线，好像就是街上挑来的便宜货。安梅姨则夸耀着
自己给女儿露丝的小毛头织了一件这般好的小外套，“大家都以为，这是在店里买
的。”她得意地说。
琳达姨则讲到，她怎样对一位售货员大光其人，因为他竟不让她退一条拉练已
坏的裙子。“吃！”她一边捞进牌，一边还余怒未息地说：“我都给气死了。”
“哦，琳达，你并没有死，你还好端端地坐在麻将台边呢。”映姨挪榆着她，
一边咯咯地笑着。琳达姨突的一声“碰！”然后啪啦一声，她把牌往台上一摊，
“和啦！”她一边数着自己的“段头”，一边讪笑着瞥了一眼映姨。大家重番洗牌，
瞬时没人讲话，一片静默，我不禁觉得有点厌烦，而且也累了。
“呵，告诉你们一件事，”映姨冷不丁开口，她的嗓门很大，把大家都吓了一
跳。映姨常常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有点自说自话。妈就常这么说她：“映姨倒
不是听不到什么，而是她根本难得倾听什么。”
“上礼拜六，埃默森太太的儿子给抓进去了。”映姨的口气，颇有点为自己的
消息灵通而得意。“那是张太太在教堂里对我说的。说人家发现，他汽车里藏着大
量电视机。”
琳达姨接口道：“哎呀，埃默森太太可是个好人呢！”言下之意，可惜摊上这
么个不肖之子。现在想起来，她讲这话，也是为着顾全安梅姨的面子，不至令其大
难堪。两年前，安梅姨的儿子因盗卖汽车音响而被捕。此刻安梅姨似乎正在认真琢
磨什么牌，看上去挺不好受的。
“在中国，现在几乎人人都有电视机。”琳达姨换了个话题。“我们在大陆的
亲戚，家家都有电视机——不单是黑白机，还有彩色和遥控的。他们什么都有，因
此当我们问，需要带些什么回去时，他们则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回去看看他们就足
够了。但不管怎么总得带点什么回去，比如录像机和索尼的‘行路人’，给小孩子
们玩玩嘛。尽管他们说不用啦，但我想他们会喜欢的。”
可怜的安梅姨，这时更似在苦思冥想着她的牌，一个劲地挨次捏摸着她的牌。
我还记得妈跟我谈起过许家三年前的中国之行，那次安梅姨几年来好容易积攒下来
的两干美元，全在她娘家兄弟身上花了个精打光。我妈见识过她那沉甸甸的行李：
一只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干果和口香糖，糖衣腰果，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而另一只
箱子则塞满了可笑的衣物，全是崭新的。有色彩鲜艳的加尼福尼亚式的海滩装，垒
球帽，宽紧腰的棉布短裤，投弹手外套，斯丹福T恤和水手袜。
我妈曾劝告她：“谁要这种华而不实的玩意？他们只需要钱。”但安梅姨却说
她的兄弟很穷，相比之下，她却富有多了。因此，她还是坚持带着这么一堆东西及
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千块钱去中国了。当他们所在的旅行团最后抵达杭州时，她在宁
波的全部亲友，都拥至杭州去接他们，这里不只包括安梅姨的小弟，还有弟妇的同
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一个远房的堂妹及堂妹夫及那妹夫的叔父，他们各自还带了岳
母和孩于，甚至他们村里的那些没运气有海外关系的朋友，一大群人都拥到杭州。
正如我妈说：“安梅姨在没到中国前，曾以为她将给她弟弟带去财富和幸福，
将让她弟弟在中国过上生活水平中等的好日子。然而待她回来后，则哭丧着脸说：
人人都伸手向她要这要那，她是旅游团里唯一给洗劫一空而离开的一个成员。”
我母亲的估计给证实了：不会有人要那种T恤和花哨的衣服，那些糖果给抛在空
中不及落下就不见了。当箱子给掏空时，那些亲戚还在一个劲问：“还有什么？还
有什么？”
安梅姨和乔治叔叔被敲诈掉的不仅仅只是价值两千美元的电视机和冰箱，还有
计六个人在环湖宾馆一夜的房钱，在餐厅的三桌外宾规格的筵席，以及给每位亲戚
的三份特殊礼物，最后，还把五千元外汇券“借”给一个堂妹的“小叔”，他说要
买一辆摩托，然而这人最后连钱带人都不见了。待第二天他们坐火车离开杭州时，
许家夫妇发现，他们竟花了九千美元来应付这些亲戚。几个月后，在第一中国浸礼
会的一个心情激荡的圣诞礼拜上，安梅姨作见证说：“施较之得，更令人感到幸福。”
她只是以此来平衡自己受伤的内心。我妈对此也颇赞同。反正，她的老朋友安梅姨
所作的施舍，已够修好几个来世了。
现在，琳达姨在麻将台上如此津津乐道地称赞着她的大陆亲友的种种通情达理
之处，我想，她应该明白，这会伤了安梅姨的心的。琳达姨是在使小心眼？也许，
我妈只跟我一个人讲过，有关安梅阿姨夫妇在大陆被敲竹杠的倒霉事。其他人对此，
或者还蒙在鼓里呢？
“精美，你还在读书吗？”琳姨问我。
“她叫琼。她们都有美国名字。”映姨说。
“叫琼也好。”我说。我倒宁可叫琼。事实上，如今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中国
名字，倒变成时髦之举了。
“我早已不读书了，”我说，“我离开学校已有十几年了。”
琳达姨的眉毛扬成了弓形：“可能我把其他朋友的女儿与你搞混了。”她说。
但我马上觉得她在撒谎。我知道，妈肯定已跟她说过，我打算回大学读完我的学位。
因为约半年前，我与妈又争辩了一次，她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一个大学的流生，坚
持要我回校去把学位读到手。
我又一次哄了她：“你讲得对，我得考虑一下。”
我一直假定，我们母女间，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她并不真的认为我是个
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而我，确也从心里觉得，要多多尊重她的见解。但今晚琳达姨
又一次提醒我：我们母女俩，从来没有互相了解过。我们只是在注释着彼此的见解。
可我听人耳已打了很大折扣，而母亲听入耳的，却比我说的内容要多得多……所以，
她才会跟琳达姨说，我打算回学校去读个博士学位。
琳达姨与我妈，既是好朋友，又在明争暗斗。她们花了整整一生，拿各自的孩
子攀比着。我比琳达姨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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