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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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刘少奇已经出发了。
当时高岗正在楼下会客室看电影，听说刘少奇要来，即匆匆乘车离去。秘书只得赶忙道门口迎接。
那天正好下着濛濛小雨，秘书告诉刘少奇：“高主席已到你那里去了。”
刘少奇说：“不要紧，我在这里等他。“于是便在客厅里坐下。
过了一会儿，高岗从外面回来，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
据高岗事后说，刘少奇没有什么自我批评，更多的是解释。
这次谈话没有好效果。
（七）“有薄无林”的名单
关于名单问题，许多书刊炒得很热，也很离奇。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1953年3月，刘少奇曾起草一个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员分工的名单，征求高岗的意见；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有意试探他，这个名单只是安排人员，没有新意，不解决实际问题。高岗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少奇，也报告了毛主席。
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名单，而是1953年4月间，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拟的一个“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那么，高岗是如何得到这个名单的？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送，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这个名单如何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传说不一，最可能是安子文呈送毛泽东的。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认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他以为毛泽东一定还会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所以在遇到朱德和邓子恢时，便问他们是否看到这个名单？令他惊讶的是，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后来在一次小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安子文说：“你一个组织部的副部长，有什么资格拟定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安子文承认错误，作了检讨。毛泽东没有深追，只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高岗出事后，有人说这个名单是高岗授意搞的，并且事先看过，也告诉了饶漱石（言下之意，高岗是贼喊抓贼）。还说安子文拟的名单中，其实是有林彪的，所谓“有薄无林”，完全是高岗造谣，是别有用心。
这个名单是高岗授意的吗？
首先，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毛泽东即使有改组中央政治局的打算，也只能是在党中央少数人中间议论的极为机密的事情，他首先应当与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刘少奇商量。而考虑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本不归高岗管，但他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也是正常的。
高岗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与组织人事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与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副部长安子文，都没有直接工作关系。高岗与安子文虽然是陕北同乡，但是他很清楚，安子文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在思想上。感情上都有相当的距离。无论从工作上还是从私人关系上说，他都不可能向安子文透露这类消息，更不会向他“传达”所谓“毛泽东要改组政治局”如此极为机密的讯息，或“授意”他搞这个名单。相反，刘少奇无论从工作关系还是从各人关系上来说，向安子文透露这一讯息，或是布置这类任务，都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从名单的内容来看，如果这个名单真是高岗让安子文搞的，如果真是安子文事先给高岗看过，那么，高岗怎么会同意这样一个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的名单呢？那应该是一个有很多“高岗亲信”的名单才是。
其实，安子文在检讨时根本没有提到是谁向他传达的讯息，也根本没有提到事先给谁看过这个名单。安子文当然知道，这样一份极为机密的名单，在送交党中央、毛泽东之前，绝不允许传出去或事先送给某人看。他确实根本无权自己搞这个名单，难怪毛泽东对此很生气，严厉批评了他。但毛泽东为什么不深追这名单的授意者呢？其实他心里很明白，不便说穿罢了。
名单中究竟有没有林彪？
有些书刊肯定地说，名单中有林彪，而且很具体地说，安子文把名单分为两组，一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是：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注7　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名单的一组里，既有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的名字，又有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的名字。如果这个名单真是安子文所拟，那么，列入两位中南局书记，显然不合适。
为什么会这样？林彪从1950年起就因病休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工作一直由第二书记邓子恢代理主持。1953年3、4月间，安子文拟定这个名单时，自然而然地写上邓子恢的名字作为中南局书记，而没有写上已休养三年的林彪，是完全可能的。高岗当时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名单——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
然而，这个名单后来被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加进了林彪的名字，不料却又露出破绽。
名单扩散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很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泽东谈，也没有在中央的小会上谈，更没有找刘少奇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有关向毛泽东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
他在检讨时说：“问题是，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却没有讲，真是天大的错误。认为书记处不能解决问题，彭真搞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搞文委，邓子恢农业，安子文组织，刘澜涛财经，饶漱石管工青。我认为不能解决问题，是安插人。政治局名单和中央各部委的分工，我认为是少奇同志搞试探，认为少奇在政治上没有新的东西，现在抓组织。而我把这些看法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我和陈云同志谈过。”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和警惕。
1953年11月，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向毛泽东问起“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非常惊讶，也很生气：“你们从哪里知道的？”
后来在中央的小会上，毛主席追查此事，没有人承认。毛泽东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小会上查清楚！”高岗心里明白，是他在广州时泄露出去的。但是，他没想到毛泽东会如此重视、如此生气，所以他不敢承认。这更激怒了毛泽东，认为有人对他阳奉阴违，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高岗单独留下，强压怒火，和颜悦色地笑问：“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
高岗很紧张，还是没有勇气当面认错，只含混地说：“饶漱石？恐怕不会吧？”
其实，毛泽东心如明镜，而高岗却一错再错，并且一次又一次失去认错、改错的机会，使自己越来越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
毛泽东如此重视这件事，不仅是因为高岗不听招呼，违犯了纪律，他怀疑高岗还背着他散布了别的言论，怀疑他到广州与某些军界人物进行了“串连”。而高岗的吞吞吐吐，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
二、自铸大错
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有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经验，心甘情愿但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他没有看到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安定团结；也错估了力量对比，既过高估计自己，又过低估计对手；没有相应的对策，更没有想到一旦失利，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如何应付。他盲目地沉浸在一片赞扬和吹捧声中，对财经会议后政治形势发生的细微征候毫无觉察。他也没有认真对待那些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反而很得意。殊不知有人正在暗中收集他的“反刘言行”和“另有司令部”的材料，准备对他进行反击呢。总之，他犯了兵家大忌，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造谣污蔑”、“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
他就是这样盲目乐观，错估形势，轻举妄动，犹如盲人骑瞎马，结果一头栽下马去，跌下悬崖，落得身败名裂，丢了性命。
三、财经会议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所谓“批薄射刘”风波，至今一直被说成是高岗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而故意挑起的。
果真如此吗？不！
制造这种舆论的人，恐怕连自己也不会相信，高岗又那么大的能量，足以操纵会议的进程么？就算他高岗确实有意“杀偏凤”，还有毛泽东掌舵嘛。散布这样的舆论，把毛泽东至于何地？
其实，只要认真回顾一下这次会议进程，就不难看出，会议始终是按着毛泽东确定的路子进行的。
（一）毛泽东谈过渡时期党的任务
按照原定计划，财经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财经工作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注8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16叶。“1953年6日毛泽东关于全国财政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给陈云等同志的信：陈云、一波、富春同志：五月廿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些，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闻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但由于毛泽东在会议之初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
在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方针的理解各有不同，党中央内部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设想，就已经产生了意见分歧。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方针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没有说明“恢复和发展生产”需要多长时间，也没有说明两个“转变”从何时开始，怎样实现。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然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阶段。他在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会会议的讲话明确表达了他的　这个观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又说：“我们必须努力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社会主义，我们不仅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此，“保存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工农业过早的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违反进步的，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与这些思想相一致的具体主张是：在农村允许“四大自由”；城市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等。
毛泽东的设想完全不同。他认为，从中国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2年，当工业化的蓝图即将付诸实施时，毛泽东提出，全党全国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要有一个纲领指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那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构思逐步成熟，明确提出，用10年~15年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几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对于大多数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有些甚至根本不懂马列主义，而又急于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来说，毛泽东的设想极具吸引力，绝对受欢迎。
高岗就是毛泽东这一设想最热心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这一。无论他在东北率先推行农业合作化也好，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方针也好，或是对私人工商业实行改造的政策也好，无一不是在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刘少奇的主张格格不入，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是“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如果这种认识上的意见分歧也可以称之为“反对”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与其说高岗反对刘少奇是为了“篡党夺权”，不如说他是在极力捍卫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毛泽东说：对于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要推着他，拉着他走。高岗就是要帮助毛泽东去推、去拉，去实现毛泽东的意愿。
1953年6月15日，财经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京参加财经会议的各大区负责人列席。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指出，这条总路线是“引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灯塔”、他从批判新税制入手，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离开总路线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观点”，【注9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页。】从而打响了“批薄射刘”的第一枪，并把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公诸于全党面前。
毛泽东这次讲话的部分内容，已在毛选第五卷发表。【注10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页。】下面是根据张明远当时的记录整理，供读者参考。
过渡时期党的任务：
过渡时期是共和国成立至社会主义基本完成，时间10~15年或更多的时间。少奇第一次讲，资产阶级寿命30年，现在看来，大约10~15年。
过渡时期的任务，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工业化，工业比重超过农业，实现工业改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人口世界第一，但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一辆都不能造，非常落后。现在究竟工农比重多大？是否达到28％？尚值得怀疑。解放以来增加了一些。但工业化总要达到70％才行。二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还不能出拖拉机，七年后才能出19000辆。此外还有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过渡时期究竟要多长时间，还得几年考验。
概括地说，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是：在10…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注1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总任务，正式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9页。】各方面的工作都不要脱离这个原则，否则不犯“左”倾的错误，即犯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的错误。“左”的毛病是在基本建设、私人资本工商业等方面均有急躁情绪。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的错误。
右的错误，第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每天均在变动，如何确立？每天均发生社会主义因素，很难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如商业公私比重不断变化，今年下半年“立”，明年就不“确”了。变动时期的斗争是激烈的、深刻的，按其性质说毕过去用枪炮还深刻。因为过去用枪炮只是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现在是彻底埋葬一切剥削制度的决战。第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虽无大错，但不明确、不妥当。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第三是“确保私有财产”。因为农村有些人怕冒尖，就提出这个口号，是不对的。
恰当的提法是：“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提逐步过渡容易理解，手工艺亦如此。初步目标是基本上过渡，方法是逐步的办法。如何逐步过渡，对农业、手工业的概念容易了解。资本主义如何过渡？——社会主义因素可以逐年增长，不是几年不变，到了一定时期大变。即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逐年增长商业每年攻，挤掉一些，使商业资本家走向工业，其店员由我们收容就业；对私人工业，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增长的形式，特别是公私合营形式，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合作商业逐年增长。明年对大的私人企业要派干部直接抓。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学理论。我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的路线。
关于资产阶级改造问题，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有三部分，一是拖进来的，一是被打进来的，一是直接要求进来的）。基本部分，民主人士，是可以教育的，应该肯定。
中国资本主义是产生在半殖民地，革命胜利前是反帝的，现在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受其领导并受个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是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还有其很大的作用，需要与之联盟。但如不与之斗争，领导它，资本主义就会泛滥。对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能用没收的办法，即使对帝国主义资本也不能一律没收。中国的资本主义有可能逐步改造，直到消灭它。
对资产阶级，不看作是敌对阶级是错误的，但不承认其可以改造也是错误的，对反革命阶级都可以改造，对资产阶级也可以改造。但不是必须用强迫的办法，几年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率大为提高，生产力发展的事实，正给资本主义树立榜样，使资本家愿意向这方面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处理与改造是不相同的，对工业如上所述；对商业，教育资方，加强店员工作是必要的，但是要挤掉它。
资本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生产者，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
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要有所解释，不同于大体相同之处。在此原则下解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不是相等。兼顾。两利，目的在于消灭资产阶级。
“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是公私比较幼不同，一是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一为高级，一为低级；一是领导，一是被领导。二者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基本上作到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相同是可能的，必须的如果忘记这种可能，认为不可能，就是没有看到我们党的领导，把工人阶级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光荣的，一部分是倒霉的。私营企业如不与国营企业一样增产节约，工人福利就会没有，党也将分裂为两个。私人资本主义的数量其中工人店员380万人是不可忽视的（国营420万）。目前我们还有许多东西不能制造，如果此时想发野心，一脚踢开资本主义是冒险的，不对的。我们采取逐步改造政策，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