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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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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在不少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说到，高岗在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此说明他有政治野心。
事实是怎样的呢？
1953年9月，财政上已出现了40~50亿元的赤字，怎么办？财经会议结束后不到一周，怎样政治局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高岗介绍了东北的经验，说过去东北也曾出现财政困难，后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不但克服了困难，还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东北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下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下次就到高岗那里去开会，统统都去，我也去。”
在一片赞同声中，大家说：“谈具体事，主席就不必去了，不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饶漱石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来高岗家开会，计委有一部分局长参加，饶漱石等讲了话。高岗没怎么讲话。
会后，由李富春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各地，指导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财政工作本不属于高岗的职权范围，当时邓小平是财政部部长（财经会议后，薄一波被撤销财政部部长职务），而且根据“3。10”决定，财经工作由陈云主管。年度计划出现缺口，自然应由 邓小平和陈云负责解决。毛泽东为什么要提议到高岗家里去开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而且，计委还查了具体的赤字数。对此，邓小平怎么想？
令人不解的是，在高岗家里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中央会议，并且形成中央文件指导全国的工作。这种做法在党内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异乎寻常的。这件事令高岗头脑发热，也引起某些人的许多猜测。
不过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直到三个多月之后，当毛泽东说高岗家“另有司令部”，而且是“一股地下水”的时候。他纵有千口，也难辨是非了。
五、南方之行
高岗的南方之行，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心目中极为重视的一件“不正常”的事。
在之一节里，笔者将不厌其烦地详述高岗南行的过程，目的就是想与读者一道，随着高岗的足迹，看一看他在南方究竟干了些什么。
紧张繁忙工作，筹建计委，编制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特别是经过1953年6月到9月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之后，高岗打算休假。
陈云问他：“你打算到哪里去呀？”
“还是去大连泡泡海水澡，轻松轻松。唉！这几个月，快把人累死了！”
“我看你不如到南方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去看看嘛。现在林总正在杭州，你可以随便去看看他，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去广州转转，找些人聊聊。”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请求从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到上海、杭州、广州休假一个月，得到中央批准。
1953年10月2日晚上，他参加了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会上研究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3日上午十点半，高岗带着他的小女儿和保姆来到前门火车站，随行的有秘书赵家梁、董文彬，计委办公厅主任梅行，以及高岗的卫士长等。
车快要开了，大家进入站台准备上车。忽然，罗瑞卿匆匆赶来，把高岗拉到一边，神情紧张地悄悄说：“告诉你，毛主席昨天生病了！”
“什么病？现在怎么样了？”高岗一惊，感到很意外，有些语无伦次。
“不知什么病。他突然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好吓人哟！现在稍稍稳定一点。”
“那，我不走了吧？”高岗还是不放心。
“你还是走吧。如果需要你回来，或者毛主席的病情有变化，我再打电话到济南站通知你。”
“那好吧，有什么情况，你马上通知我！”
高岗带着很沉重不安的心情上了南下的专列。火车开动后，他对梅行和赵家梁讲了毛主席生病的消息，明显流露出心情极为不安。直到济南，一路很少说话，也没有睡着。
火车开出不久，张鼎丞来看高岗。张鼎丞是华东局的领导人之一，正准备调到中央工作。他这次是去无锡休养，正好和高岗一路，乘坐在专列后面的一节车厢里。他作为礼节性的拜访，寒暄几句就告辞。当时高岗没心思聊天，就没有挽留，也没有告诉他毛主席生病的消息。
傍晚，专列停靠济南车站，听站长说北京没有电话，高岗才稍稍安心。
晚上11点到南京，刚住进招待所，高岗就急忙和罗瑞卿通电话，得知毛主席的病情没有打问题，这才放心。
这件事，高岗始终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心，但是，后来在揭发高岗时，有人却说高岗听说毛主席病重，“非常高兴”，“以为夺权的机会到了”……
是谁看见他“非常高兴”？又怎知他“以为夺权的机会到了”？当时只有罗瑞卿在场，而且是把高岗拉到一边悄悄说话。那么是他亲眼看到“非常高兴”，亲耳听到高岗告诉他“夺权的机会到了”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们不禁要问：罗瑞卿与高岗是什么关系？高岗既然是搞“阴谋活动”，就该“不露声色”才是。为什么对罗瑞卿却不保密？这只有一种解释，即“罗瑞卿是高岗的同伙”，而且是专门来与高岗“策划”、“乘机夺权”的。这个推论，罗瑞卿肯定反对。
那么，只能是罗瑞卿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所谓“非常高兴”和夺权的时机到了“之类，统统都是胡说八道，是造谣陷害。
1953年10月4日上午，高岗在招待所楼下的会议室与江苏、南京的领导干部会见，讲了中央关于实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定（当时正式文件尚未发下来），并就这个问题与当地领导人交换了意见。接着，参观了中山陵、无梁殿、天王府遗址、玄武湖等名胜古迹和蒋介石的总统府。当天下午去无锡，住在蠡园。
5日上午，高岗参观梅园、坐小汽轮游览太湖、登鼋头渚，在太湖湖滨小楼梨园午餐。正好肖华也在那里，下午就一起去上海。
在上海，住在高乃依路招待所。当天晚上，到当时上海最高的上海大厦屋顶观看全市夜景，晚饭后又去游“大世界“。6日上午游城隍庙，下午参加在华东俱乐部举行的舞会。晚饭后在锦江饭店，由当地领导人陈毅、谭震林等招待。饭后去华山路丁香花园看电影。7日上午去闵行参观机床厂，下午游西郊公园。翌日上午游黄浦江后，下午即去杭州。在上海期间，主要由当时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陪同，梅园与什么负责人深谈，也没有什么会议。 临离开上海的那天上午，谭震林和陈丕显曾陪着高岗游黄浦江，谈了经济建设问题。
到杭州后，高岗一行住在刘庄，他始终惦记着毛泽东的身体，又打电话询问，得知毛主席已康复，才完全放下心来。
毛泽东此次“重病“，从10月3日到7日，仅仅五天时间，来得突然，去得突然。有些令人费解。他真的得了重病吗？后来有知情人士说，不知道毛泽东生病，更没听说什么“口吐白沫”的事。那么，罗瑞卿为什么专程匆匆赶来告诉高岗这样的消息呢？
到杭州不久，高岗即去看望正在杭州养病的林彪。他们上次见面是在1953年8月间，那次去的人较多，谈得也较深。他这次顺便向林彪介绍了政治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两个会议情况。
在杭州期间，他游览了名胜古迹、庙宇庵堂，参观工厂农村，也参加舞会，欣赏戏剧。这期间。李力群因公出差途径杭州住了几天；恰巧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德尊也到杭州来休假，曾看望过高岗一次，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自始至终陪同活动。
1953年10月20日，高岗通知马洪等来杭州向他汇报在上海调查工作的情况。24日上午，马洪等一行六人来向高岗汇报。不一会儿，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同志兴冲冲地跑进来，一进门，就旁若无人，很兴奋地嚷道：“高主席呀！这下可好了！组织会议可热闹啦！把盖子揭开了！”
在座者见汇报不成，都自觉地退到后边的一间小屋子去聊天，只有马洪留下陪他们。
这位老同志就是陈正人。他所说的“盖子揭开”，是指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安子文受批评，并联系到刘少奇。他说得眉飞色舞，添油加醋，也散布一些有关安子文和刘少奇的流言。高岗偶尔插几句话，主要是询问情况，没有发表意见。
后来在揭发高岗时，这位老同志把自己说的话栽到高岗头上，并把这次很平常的工作汇报会说成是“有赵德尊参加”的所谓“杭州八人会议”。
当天中午，中共浙江省委在刘庄宴请高岗；晚上在大会堂举行舞会。11点左右，高岗等人上了专列，由王芳陪送，前往广州。
25日抵达广州，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高岗住的小楼就在陶铸的西邻。他与陶铸很熟，交谈较多，一谈就是两三小时，期间自然会谈到刘少奇的问题。
在广州，高岗受到很热烈、隆重的接待。
26日，广东省委交际处举行午宴和晚会，当地许多负责干部都去了。午宴十分丰盛，茅台酒、“龙虎斗”，杯觥交错。舞会在露天，秋夜凉爽，花香醉人。
27日上午，他们乘扫雷艇去虎门，未靠码头，已见两行官兵肃立。刚上岸，鼓乐齐鸣，欢呼骤起。穿行夹道，掌声不绝。高岗当场就劝请停止如此欢迎。午饭在虎门，鸡鸭鱼肉，“大块文章”。傍晚回黄埔，在海军司令部礼堂晚宴，至少30来桌；接着举行盛大舞会；极尽热情招待。听说这次招待是叶剑英、谭政等安排的，他们都与高岗有所交谈。
高岗在广州前后不过四天，确实受到十分隆重热烈的接待。他丝毫没有想到，两三个月后，会发生“高饶反党事件”。
1953年10月29日，高岗结束了他为期一个月的南方之行，登上了北归的列车。
从广州回北京的路上，高岗在长沙下车，到湖南省委招待所休息。当天，他怀着一片虔诚和崇敬的心情，冒雨去湘潭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然后去武汉，住军区招待所，李雪峰等前往相见后，由李水清等陪同参观黄石市的工厂和矿山，查看武汉郊区青山的武汉钢铁厂选址。在郑州，住河南省招待所，参观纺织厂工地。邙山大桥选址，和吴芝圃等当地领导干部谈了治理黄河的设想。可见他关心的是各地的经济建设。
读者想必还记得，高岗离京南下时，由于惦记着毛泽东的病情而焦虑不安、忧心忡忡，一路上很少说话的情景。而当他归来时，却是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不时同赵家梁和梅行聊天、讲笑话，或是谈一些他所想到的重大问题和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10月24日去广州的路上，虽然白天忙碌了一天，上车时已是夜间11点左右，但高岗却毫无倦意，叫赵家梁和梅行到他的包厢里又聊了许久。他谈话的内容广泛，有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高岗在杭州的这段日子，赵家梁和梅行主要是在上海搞调研，10月20日才到杭州。而他每天忙于应酬各方面的人和事，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在他身边，他更像是随意，又像是早有准备地和他们聊起来。
他的思路似乎还在上午的汇报会上，话题也似乎由此而发，但有超出了汇报的内容。他说：
关于明年（1954年）的工作，主要抓四项，一是经济建设，二是编写党史，三是选“八大”代表，四是制定宪法、召开人大。他说这是别人提出来的，他觉得不错，是为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
说到经济建设，他说：
我们领导经济建设，没有文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可不行。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农村党员占很大比重，不少老干部也来自农村，他们文化低，缺乏现代科技知识，甚至不懂现代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搞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学不行啊！
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沉思片刻，笑着问：你们知道崔田夫吧？就是铁道兵的那个崔田民的哥哥，是陕北的农民领袖。抗战前，有一次他到北京汇报工作，北方局安排他住在旅馆里，第二天早上起来，茶房（服务员）送来一杯水，一把小刷刷，一喜爱管“糊糊”。崔田夫心想，那管“糊糊”大概是早点吧，他觉得城里人真怪，这么一点东西，咋能填饱肚子？他把“糊糊”挤出来，咽下肚，凉凉的，有点甜，不好吃！又把水喝下。小刷刷是做啥用的？猜不透。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给他刷牙漱口用的牙膏牙刷。可是他从未见过，从未用过，也没人跟他说过。后来他来到大街上，更是惊诧不已——只见一座座“房子”在马路上跑，跑的可快哩！他想：这北京城咋这么怪哩，房子还会跑？原来那是有轨电车，农村人没见过这“怪物”，还以为是房子在跑呢。他回到陕北，说起这件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高岗一边讲，赵家梁和梅行一边跟着笑，笑出了眼泪，笑弯了腰。等他们笑够了，他又接着说：
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学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在城里住上一阵就懂了。难学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没文化不行，文化低了都不行，那要下苦功夫钻进去才行啊。就说咱们鞍山钢铁厂，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复杂的设备，谁见过？更不要说掌握它了。那年，王鹤寿从鞍山回来讲三大工程建设，讲到轧钢机的地脚螺丝，一、二吨重的东西，上下对孔，摆正水平，不能有分毫差距，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觉得新鲜得很。后来到中央开会时讲给大家听，也都没听过，没见过。像这样的新东西，该学的多着哩。我们搞现代化建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当然要学，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建设知识也要学。可是，不提高文化，什么也学不成。你们说是不是？作为经济建设的领导人，更要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否则，还用过去指挥打仗的那一套来指挥建设是不行的。有些领导同志不懂经济建设，有不学习，只 满足于浮在面上，批批点点，那不行，要掉队，要误事！所以，对党员和老干部的培训工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定要抓紧，不能拖，要安排到明年的计划中去。
说到这里，他话题一转，说：明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召开“八大”做好准备。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党的历史，搞一个完整的党史稿子；二是考虑“八大”代表的人选问题。
关于总结党的历史问题，他说：我们党经过了30多年的历程，这是个艰难曲折的，然而是胜利光辉的历程，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苏联党曾经搞过几次党史，最后写了个简明教程。我们也应该写出个像样的、反映实际的党史来，内容肯定要比苏联的更丰富。我们“七大”时搞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只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不过我们党的斗争历史牵涉到各个方面、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要写好它，也不容易。这需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而且一定要做好。总结好党的历史，对统一党的思想、教育全党、全国人民，都是头等大事。
对待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抗战前的历史，要有统一的认识，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切成两大块，一块根据地的历史，一块白区的历史，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实际上，白区斗争在党的全部斗争史中来说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斗争和根据地斗争对等起来相提并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就是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过去只讲南方的斗争，不讲北方的斗争，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些人一讲到革命斗争，就好像只有南方，北方的革命斗争只是些“痞子”、“流寇”（说到这儿，他有些愤愤不平）。至于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互相扯皮促退的一面。比如当年陕北的革命斗争，名义上是北方局领导，实际上北方局只搞城市工作，没有搞农村根据地斗争，甚至相反，对根据地斗争又害无利。1935年，在敌人十几万重兵围剿陕北根据地的紧要关头，北方局先派郭洪涛，后来又派朱理治，到陕北强制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杀了那么多好同志，把陕北根据地搞得一塌糊涂，险些断送掉！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赶到，及时抢救，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上海的中央，主要也是搞城市白区的工作，对于江西苏区的斗争也是害多利少。这个历史没有认真总结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或者说，应该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为主线；白区工作有成绩，有作用，但作用不大，不能与根据地相提并论。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史。南方是这样，北方也是这样。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侃侃而谈，时而停下来深思，时而直视着他们，似乎是想看他们是不是在注意听他讲，又似乎在琢磨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近两个小时，赵家梁打断了他的谈话，说该休息了，到广州还有很多应酬呢。他看看手表，说：好吧，其他问题另找时间再谈。
但是，到广州以后的活动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直到返京的路上才有机会继续未了的话题。
关于党的“八大”代表问题，高岗说，“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所以，当时一军团只选了林彪一个，其余像邓华、肖华、刘亚楼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师长，虽然都是很难得的人才，毛主席都把他们压下来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如果再以照顾山头为主，那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八大”，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有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比如各省的省委书记（他一一历数了各位书记的名字），他们各有千秋。毛主席经过对他们实际工作成绩的考察，认为比较突出的有这么几个：广东的陶铸、山东的向明、河南的张玺、山西的赖若愚。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原则和思路，我认为在咱们东北的几个省委书记中，比较能干的，突出的是赵德尊和郭峰。尽管有的书记比他们资格老、年龄大。中央各部的部长中间，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主要是要从工作实际来考察，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接着，他讲了对一些中央同志的看法，讲得比较多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他说：
“七大”时，实际上确定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后来，毛主席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
他说，少奇不那么稳。“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他提出来的。土改时，中央工委的决定由“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富农可以入党的问题，东北顶了他。农业合作化，对山西的批示是右倾的表现。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来套。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总之，“左”“右”摇摆，很不稳。要不是毛主席掌舵，而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险的。有些理论性的东西，回北京以后，再好好琢磨琢磨。
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摊摊，主要是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不是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危险的。
高岗在讲毛泽东对刘少奇不那么满意时，带有一种深为忧虑的表情。
显然，他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这些意见如他所说，是别人提出来，他觉得不错而捡来的，但也都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的。他是否同林彪、陶铸等人交换过意见？我们不得而知。
1953年11月2日，高岗回到北京，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的周围已是杀机四伏，一场灭顶之灾正等着他。
高岗的南方之行，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后来他专门派陈云去进行调查。【注23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年谱》中记载：陈云于1953年12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代表中央专程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并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其中，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六、组织会议
1953年秋，财经会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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