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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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挥一下手，赵家梁便扼要汇报了事发和抢救经过。
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作了检讨，然后详细汇报了1954年8月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她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让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又让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进行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他口述，齐燕铭执笔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周总理非常细心，在齐燕铭写到倪伟时，总理说：“你把‘倪’字写得太潦草，不好认。”齐燕铭便在草写的“倪”字旁边又写了一个正楷的“倪”字。
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7~10　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11~17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18个高克林和第19个张苏，是周总理想了一会儿才提出来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最后，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
齐燕铭立即去安排，打电话通知名单中的人，当晚八点半到东交民巷八号开会，说明是周总理召开的，只许本人准时前来参加，没有说明凯什么会，为什么在这里开会。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都要事先告诉开什么会，为什么开会。唯独这次例外，是电话通知，这么紧急，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当时，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感到此会非同寻常。
晚上八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彭德怀站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人到齐了，大家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在座的几位负责解剖检验尸体的大夫。在杨尚昆、安子文等起身带着一行人上楼去以后，周恩来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这时，高岗遗体和冰块等已经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写字台上，解剖和经验就在这里的强光下进行。整个过程进行顺利，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杨尚昆、安子文基本不在场，而是去听李力群汇报，检验快结束时才回来。
当晚十点多，大厅里四面的壁灯和中央的三盏树形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的走廊里，却灯光暗淡，显得有些凄惨。监督小组和大夫们一起下楼。来到敞亮的大厅时，一扫压抑的气氛。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全部屏息静坐，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
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解剖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还残留有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散会后，人们没有立即散去。周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些，要跟党走，把孩子抚养好。你现在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会不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转身对杨尚昆小声说：“我已请燕铭同志告诉国管局的同志，不要火葬，要善殓厚葬，叫他们买最好的馆材，1200的那种；要立碑，碑上不刻别的，只刻‘高岗之墓’。他们可能已经去办了。”
可见总理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对待。后来经办的同志跑遍北京城，只买到一个1100元的柏木棺材，六大块板材的，也很好。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大量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一种可能是，高岗把平时服用的安眠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用）积攒起来。尽管高岗每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安眠药，其实，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一种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在被管教之前就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把20粒“速可眠”亲手缝在毛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
那么，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可能是高岗自己身上。不过，天热时，不能长时间放在身上。可能先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临用时取出放在身上。那么，这个隐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事发前两天，工作人员还曾仔细检查过各个房间及被褥、沙发等，但却忽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盥洗间挂满毛巾的那根金属管，它很容易卸下来，中间是空的，可以隐藏大量的安眠药。再一个可能是卧室隔壁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的某个地方，高岗在服药前12小时，曾偷偷去过那里。
这些，只是事后的推测，究竟高岗服用的安眠药事先隐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恒的谜。
1954年8月18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
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
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从以上的话看，当时都没有把高岗当敌我矛盾。
二、简单安葬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也没有亲朋好友送别，人们为他举行了最简单的安葬……
1954年8月17日深夜，东交民巷八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人车纷纷离去，院内又恢复平静，但庞大的主楼依然灯火辉煌，人影摇曳。
几个年轻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入大楼东门门厅停放的棺柩里。这棺柩是崭新的，还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当时北京市场上买的最好的本色柏木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狭长的板条拼凑起来的。
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衣裤，里面是白衬衫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方形的石灰和木炭小包，至少也有几百个。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严严实实。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具160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也有七八百斤，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到卡车上去，费了很大的力气。
1954年8月18日凌晨一点，入殓完毕，大卡车权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八号大院。
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到现在如此这般地运走，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既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也没有他的故旧好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和其他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1954年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李力群原本不想去，经过劝说，还是去了。高岗的胞兄高崇义特地从陕北赶来参加他的弟弟安葬，19日刚到北京。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安葬他父亲。
当　　　　天上午九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起出来，载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这就算是灵车了。卡车头前没有按照惯例挂黑纱和死者的照片，车上也没有花圈或鲜花；送灵的人们有的扶车帮而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大家都没有戴黑纱。从外边看去，这不过是一辆极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棺柩告诉人们，它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
车上的人神态严肃，都不说话，更不谈笑。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上午十点多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但卡车飞驰在郊外的田野间，地旷人稀，迎面扑来猎猎凉风，使人不觉得烈日之可畏。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卡车停在了万安公墓门前，人们跳下车来，才感到地面热气蒸腾。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确实是个极好的地方。高岗之所以能够在此安葬，是因为周恩来有明确的交待：要善殓厚葬，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安葬高岗的墓穴，选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而且向阳，位置很好。
几个青壮年从卡车上将棺柩抬到到墓穴处，缓缓放入已砌好的水泥墓穴，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毕。没有隆重的遗体告别，没有扣人心弦的哀乐，没有覆盖棺柩的党旗国旗，没有鲜花、挽联和花圈，也没有亲人撕心裂肺的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人们最后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一切都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半过了。
当天来不及建碑，后来做了一个由碎卵石和水泥混制的碑，外表包一层砂砾混凝土，样子极像花岗石，碑上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也没有碑文和立碑人，是一副真正的无字碑。就这样一块墓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躲过劫难，被砸成半截，至今依然残立在那里。如今，有谁会想到，在这块半截残碑下面，掩盖着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悲惨的历史故事。
1954年9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给苏共中央发去通报，正式通知他们，高岗自杀身亡。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第七章　了犹未了
高岗虽然死了，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却了犹未了，“高饶事件”也了犹未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明里暗里，斗争仍在继续……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
矛盾依然围绕着两个阶级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指名的是邓子恢，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注1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5页。】他再次批评“四大自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反对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注2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8页。】
1955年12月，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加的按语中说：“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注3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9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批语之三。】
这是1953年财经会议争论的继续，不同的是，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刘少奇的主张“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纲领性的错误”。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让陆定一组织起草，并经刘少奇审定的。毛泽东不赞成，但他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组织人事的调整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先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难道是巧合吗？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郑重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邓小平是副帅。当时人们都很惊讶，怎么不说刘少奇是副帅，而说是邓小平呢？其实，毛泽东早就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现在宣布，表示他决心要采取行动。
紧接着，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泽东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少奇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岗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一切都在毛泽东的帷幄运筹之中，他正在不动声色地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
但是他没有料到，此时突然杀出个彭德怀。
1959年，大跃进的浮夸风显露出对国民经济的极大破坏，人民的生产生活陷入严重的困境。毛泽东自然脱不了责任，但他不认输。
在1959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直言上书批评大跃进的浮夸风，批评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错误。这下激怒了毛泽东，于是他像当年收拾高岗一样狠狠地收拾彭德怀，以确保刘少奇斗争的胜利。他不仅指责彭德怀的意见是“右派的猖狂进攻”，而且用算老账的手法，说彭德怀“历来有野心”，“历来动摇，直到高饶事件”；　【注4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过去参加高饶集团，这次比立三路线还恶劣”，“高饶事件，有的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彭高联盟”。【注5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1日大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28页。】他硬说与彭德怀持相同观点，或同情彭德怀的人有一个“湖南反党集团”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拱摌攩，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要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注6　1959年8月10日，毛泽东对于8月4日安徽省委关于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之事的报告所作的批语。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71页。】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纲领式的东西”；【注7　周恩来在1959年8月2日全会上的发言。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84页。】　并且也给彭德怀加上了一项“里通外国”的帽子，号召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誅之。
毛泽东这些讲话的精神直接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这一活动（指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的意见）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其他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注8　李锐：《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实录》，第357页。】
历史竟是如此相似，高岗事件反复被提起，人们自然会担心彭德怀也发生同样的悲剧。但彭德怀毕竟不同于高岗，他没有自杀。但这绝不说明毛泽东对他有任何怜悯之心，也绝不说明毛泽东自己曾标榜的他是“讲情义”的。
1962年1、2月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说，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虽然称赞他讲得好，并不得不出来检讨，让与会者“出气”提意见，但内心却很不服气。
接着，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制定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很不赞成刘少奇主持签发的财经小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认为是右倾，过于悲观。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他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又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9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8月15日）
于是，刘少奇只得出来作检讨，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分了。
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认为党内出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8月13日）他再次强调：“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中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这些话的矛头主要都是对着刘少奇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1964年底，在一次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问题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注9　赵家梁笔记。】
这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已经把他与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是夺权斗争。
“四清”运动开始，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注10　赵家梁笔记。】
事后，毛泽东说刘少奇剥夺了党章给他的权利，不让他讲话，执意要刘少奇检讨认错。而刘少奇却拒绝低头认错，弄的毛泽东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贺龙、安子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自认有理，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原则问题。【注11　赵家梁笔记。】
显然，毛泽东有意把他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后来又多次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刘少奇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再次违心地作了检讨。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