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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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就是说，至少他将被从现实生活中抹去，更不用说是排除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了！
“不知别的人怎么样了？”他又想起那些同他比较亲密的人，为他们担心。
一天，他忽然问赵家梁：安志文、马洪是不是还在计委？高老虎是不是还在东北飞机场工作？
《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对骄傲情绪》。高岗看后，好几天长吁短叹，说：“这篇社论是说我的。”
赵家梁问：“你有没有骄傲情绪嘛？”
“有，总觉得人家不过如此。一听到人家表扬称赞说我是‘西北人民的救星’，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就沾沾自喜。其实，我不懂马列。要是没有刘志丹和毛主席领路，要是没有那么多中央派来的干部帮助，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搞。可是，后来把功劳都记在我的头上，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现在人家说我居功骄傲种下祸根，产生野心。我承认，我是骄傲，但还没有到产生野心的程度！”
他变得反复无常，每天玩得很晚，管教人员曾劝他不要玩得太晚，以免影响休息。
“好吧，好吧！”他嘴里答应着，行动上却照旧。每晚打牌，不到半夜不收场，有时甚至玩到凌晨三、四点钟。别人提醒他早点睡，他唠叨：睡得太早，反而睡不着。
他急切地盼望李力群早点回来，打发儿子去医院对她说：“爸爸情绪不好，叫你快点出院，他有话要说。”
李力群回家的当晚，高岗就对她说：“我可能活不了啦。你走后，没有任何人来看我，习仲勋逼我违心写了……送上去，也没有回音。看样子要对我做最后处理了。我没有反党，我对毛主席忠心耿耿……”
1954年7月14日，高岗说，成天玩儿没意思，还是看书好。可是晚上照样跟工作人员搓麻将，一直到凌晨四点才休息。
1954年7月19日又说：以后周末玩儿，平时听广播什么的。可是到晚上，他根本没有心思听广播，听听就睡着了。快到半夜才吃晚饭，饭后又玩扑克，至凌晨一点多。
他也曾要求找些参考资料来看，要学习苏联经济建设和编制五年计划的经验。但过后又说：“算了，算了，不要了！”
按规定，不允许他到楼上的阳台散步，但他却有两次不听值班人员的劝阻，硬是在阳台上走了两个来回。值班人员怕出意外，紧随其后。他气狠狠地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为此，管教人员严肃批评他，他马上表示接受，虚心检讨，也作了一些解释。
由于长时间的焦虑不安和寝食失调，高岗的肠胃功能有些紊乱，到了1954年8月10号左右，出现腹泻和胃口欠佳等症状。过去，他一旦有病，都能及时接受治疗，但这次，尽管一再建议给他治疗，都被他拒绝。
时间拖得越久，高岗就越焦虑不安。他叹道：“唉！谁也不来了，谁也不出来说话了。”他究竟盼望谁出来为他说话？到了这步田地，又有谁敢为他说话，谁能为他说话呢？
他觉得自己犹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万个不甘心，却是万般的无可奈何！人活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义？
他暗暗地做着自杀的最后准备。
1954年8月15日深夜，他把李力群从梦中叫醒，趴在她耳边说：“我活不了啦，睡不着，太痛苦了。怎么处理都行，随便吧……”
管教人员时刻注意着高岗的每一个变化，这些不正常现象，引起大家不安和警觉。他们多次派人向中央当面汇报，或些书面紧急报告，认为他的情况很不正常，要求中央尽快派人来和高岗谈话，早作妥善安排，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要求尽快搬家，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中央来人跟高岗谈话后就搬。但遗憾的是，左催右催，左盼右盼，就是没有片言只字的答复，也没有人来和他谈话。
1954年7月下旬和8月初，管教组曾两次全面检查高岗的卧室、起居室、办公室等各个房间及沙发、床铺、被褥、桌椅、地毯等物品，以消除可能潜藏的危险因素，防止高岗再次自杀。
第二章　反省检查
打开一叠被尘封了近50年的已经有些发黄的纸片——当年高岗反省的原始谈话记录，笔者的心情激动起来。这是一些规格、质地不一的纸片，既有信笺纸、稿纸，也有坐标纸、笔记本纸；有横格的，有竖格的；有钢笔写的，也有铅笔写的；字迹有大有小，记录稿边缘的空白处还有一些胡乱涂画的外文字、图画之类，也有一些简单的不连贯的词语。这是高岗谈话间断时，赵家梁为打发等待时间而胡乱涂画的。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废纸。唯其如此，它们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逃过劫难，保存下来。这些就是当年高岗写《我的反省》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现在，这些乱七八糟、不像样子的纸片，成为我们了解高岗其人的珍贵资料。
高岗的情绪平静以后，对自己的学习、检查和反省提出五个步骤：一提（提醒）、二记（记忆、帮助记录）、三检（查）、四结（写出反省稿）、五交（反省稿子送交中央，听候党的处理）。他还要求看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要求赵家梁帮他整理反省材料，进行文字加工。这两条，周总理都同意了，但他强调，反省内容必须是高岗自己的，最后送交中央的反省稿，也必须由高岗亲自核定亲自抄写，不能由别人代笔。
开始的一段时间，高岗每天上午学文件，下午两点半开始谈两个多小时。按西北、东北、北京三个时期，大纲式地谈他的主要经历和主要问题，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赵家梁在一旁记录，然后整理抄清，交给高岗作进一步检讨反省时参考。
①西北
金边帽，东洋刀。复仇。
消极。苏武牧羊。挑大粪。当和尚。
狭隘、仇恨。
腐化。
审干。
无人批评，一批就跳。
说好的，没揭批不好的。
骄傲。了不起，吹装。
贪功。夸大自己的作用。
财经会议
组织会议
二线一线。
②东北。
自己要求去的。
宗派。看彭。看林。
独立王国。
听好；不听不好的。
腐化。
外国关系。
把成绩放在自己账上。
1954年3月19日以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每天上下午各谈两三个小时，仍是按西北、东北、北京三个时期先提出题目、大纲，以后逐步展开主要问题和具体错误事实。他讲的断断续续，有时一面讲一面流泪，有时长吁短叹、陷入沉思。赵家梁偶然插几句话或提几个问题。
1954年4月中旬着手写《我的反省》。他逐字逐名斟酌推敲、反复修改，最后定稿，亲自抄写完成《我的反省》，4月30日送交中央。
高岗谈西北时期情况时比较轻松，有时还很兴奋。他既肯定工作成绩，也承认曾经有过悲观情绪。谈到1942年西北高干座谈会时，他不无愧疚地说：“那时对郭洪涛的批判很厉害，他都能接受；现在自己犯了错误，人家一批旧受不了啦。”
说到东北解放前的那一段，高岗比较平静，重点讲了与彭真等人的争论。
东北解放后和北京时期，重点检查与刘少奇的关系。他着重检查了东北建设时期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对北京时期所犯的错误，他归纳为：主要是反对刘少奇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散布流言蜚语，搞非法组织活动；吹嘘、抬高自己；对毛主席不说实话，欺骗毛主席；对干部拉拉扯扯，封官许愿；有宗派思想和宗派情绪等等。由于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又提到“拨弄是非、挑拨离间中苏关系”的问题，他也着重谈了与洋人交往的情况。
他反复谈这几个问题，开始谈的还比较平静，后来越谈越激动，有时情绪低沉，心神不定，最后又逐渐平静下来。
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也是他检查的重点之一。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高岗对东北建设时期和北京时期主要错误的反省检查。关于他对家庭、经历和在西北的情况，以及东北解放前与彭真等人争论情况的回顾与反省，请读者参阅本书的附录〈历史回顾〉。
一、与刘少奇的关系
他首先讲了他对刘少奇的认识的变化过程。
他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　l947年到1952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财经会议之后，才有反对少奇的活动。”“在延安、在东北，在1947年以前，我对少奇是尊重的。l946年初，当时东北局的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厉害，林彪跟我商量，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要求派少奇到东北来主持工作（后来因为形势紧张未成行）。这说明我当时对少奇是尊重和信任的。”
“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对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彭真等人的错误，以及根据中央决定对东北局进行调整等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了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解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东北解放后，也只是在一些政策方面与少奇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怎么服他。比如对待富农和东北的私人资本家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等。但那时并没有想到要反对他。”
“到北京以后，我对少奇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那时，我听到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少奇的议论，说他有圈圈、装假、政策不稳、左右摇摆；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甚至说他是主席身边的隐患；尤其是讲到毛主席与少奇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等，这些都和我的思想认识很合拍。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情况，如新税制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体制变革问题、‘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问题和毛主席对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电’问题的批评等等，并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这些都使我错误地认为毛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对少奇不满意，促使我错误判断当时的政治气候，遂形成了要把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犯了大错。”
“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说到这儿，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声音说：“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四中全会和座谈会，我采取错误态度，觉得很多人对少奇有意见，怎么现在都推到我身上，整我一个人？”
他停顿一下，抬头看着赵家梁：“说心里话，这是我的主要思想。”“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开脱自己的错误责任。”
这天下午和以后的几天里，高岗就这个问题反反复复谈了好多次，一再申明，反对少奇不是为了自己要“取而代之”，而是要帮助毛主席解决接班人问题，实现毛主席的一大心愿。或许他已经意识到，现在除了赵家梁，还有谁能这样耐心地听他讲这些心里话呢？更别奢望有谁会出来替他说话了。
二、反刘的主要言行
（一）接班人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比如主席对少奇的不满和担心；查看敌伪档案，了解少奇是否有自首变节行为，以及关于大权旁落的问题等等，我都跟陈云讲了。1953年上半年，我们一起议论过好几次，一致认为：毛主席确实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把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主席的意愿，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而且最好在‘八大’以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议论过，这件事由谁出来挑头比较合适？怎么搞法？谁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陈云认为这件事由我挑头最合适；要我先搞起来，搞确实后再告诉毛主席。我都同意了。我们还说到林彪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
“我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同一些领导干部交换过意见，确实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我说过“少奇‘左’右摇摆，很不稳。要是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验的”；“现在主席健在还好，他们不敢怎么样。要是主席不在了，那还不乱了天下！”
“关于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我向人散播说，主席讲，他只当党的主席，让少奇当政府主席、议会议长或当什维尔尼克。‘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不是主席说的，是我伪造的。现在有人说我假借毛主席的旗帜反对刘少奇，我承认这是事实。但说我‘伪装拥护毛主席’却不是事实，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我是真心拥护毛主席、效忠于毛主席的。”
“毛主席提出，他不在北京期间，是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还是由几个常委轮流主持工作？我跟陈云、邓小平说过轮流好，不支持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工作。在杭州时，也曾跟林彪、陈正人说过这个意见。”
“其实，‘反刘’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图，我没有领会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把主席的意图过早地宣扬出去，而且不该听信陈云的话。他叫我先干起来，等搞出名堂以后再告诉毛主席。结果现在说我‘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我怎么说得清呀！”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确实只当党的主席，也确实让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历史也证明，毛泽东确实对刘少奇不满意，并且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倒、置于死地。事实证明高岗没有造谣；他的错误在于不该随便扩散中央内部的情况。
（二）散播流言蜚语
“财经会议期间，我看到不少人对少奇和彭真、薄一波等人不满，刘少奇一手提拔的饶漱石也不例外。那时，各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几次来谈工业经济建设及其他工作问题，很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他们说：‘你们东北局搞得好，有经验，怎么搞法？’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对少奇不满，而对我不错。我非常得意，向他们散播刘少奇的不少坏话，造成‘毛主席已不信任少奇’的不良影响。当时流传所谓我家里另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大区支持第二司令部。’”
“我散播的流言蜚语，如：
说少奇进城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毛主席对少奇不满意；
少奇过去搞人性论，受到毛主席批判；
在方针政策方面，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少奇提出来的，是错误的。毛主席在柳树店休养时说了，校场口事件表明，根本没有‘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央工委在平山土地工作会议的决定有‘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对山西农村互助合作社的批示是右倾表现；城市资产阶级政策，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是‘右’的观点；我还让人转抄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以此攻击刘少奇；说他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套；职工运动的错误不完全是李立三的，而与少奇有关；评议整党，少奇说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说城市共产党员可以开工厂剥削，农村党员可雇工，富农可以入党等问题，都是错误的，东北顶了他；那次去苏联时，老头子（指斯大林）对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还讲过抗美援朝决策时，少奇同志也不那么坚决等等。”
“在组织问题上，我说过少奇有宗派、有摊摊，支持华北的干部；还议论过，中央组织部尽是华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军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满意；各大区应调一些水平高能力强的人加强组织部”；说“少奇打算调李雪峰去中央组织部当副部长，说李是否顺手一点，陈正人不顺手”；还散播“少奇说‘陈正人身体也很差’，打算让李富春做建委主任”；和陶铸说，“少奇对广西的工作不那么明确地支持。财经会议时，陶铸听说要调他去政法委员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还不是调虎离山。这些都有挑拨的意思。”
“我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好像少奇在重要政策上是不稳的。这是当时的认识。我把这些当成自己所需要的，抓辫子，并加以夸大，在背后议论散播，说刘少奇不稳，不能掌舵”　；“我在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实际上是指桑骂槐。”
“这些问题，跟大区的个别同志谈过，和中央的几个同志，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林彪、黄克诚等都谈过，和东北的张秀山、张明远等人也谈过。”
“现在检查起来，对这些问题应该正确对待：
‘人性论’是一时的认识，毛主席指出来以后，就根本不存在了。
‘和平民主新阶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形势的估计，随时十分正确是极难的。关键问题是在实际工作部署上，还是在准备战争，事实上并没有影响。
平山土地会议，是有‘左’的错误，但中央、少奇，特别是毛主席抓住这个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农村互助合作，中央己作了决定，这个问题也已解决了。
党的性质和雇工问题也是解决了的。
对资本家的问题，当时是城市需要稳定，怕乱，搞乱了损失更大。”
“对这些问题，我本来应该正确地处理，向少奇同志表明自己的态度，或向主席反映。但自己却是抓他的辫子，想搞确实一些再向主席讲。”
“有的问题，我和主席谈过，他两次要我当面和少奇同志谈。主席说：‘少奇是老实人，你和少奇同志谈；别人谈，要制止。’要我当面谈，我不谈。以后谈的时候，提得不明确，谈得不清，谈得不够。”
“事实上，不论在几大运动，还是在党的建设发展等方面，少奇同志都是正确的，有贡献的。反过来，我的这些看法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不是自己看出来的。自己装懂、吹嘘，拿中央正确的东西打击少奇同志。应该和少奇谈，但没谈，已是错误；还要有意地打击少奇同志，我这人是坏极了。对少奇，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本不像个人，不像个共产党员。”
（三）关于党史和“八大”代表
高岗曾对人讲，明年（l954年）抓四项工作：一是经济建设；二是编写党史；三是选“八大”代表，为召开　“八大”作准备；四是制订宪法、召开人大。
关于编写党史，他说：“编写党史，我认为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割成根据地历史和白区历史两大块，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白区斗争在党的全部斗争史中是很小很小的部分，不能和苏区相提并论”；“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扯皮促退的一面”；“要以苏区的历史为主来编写，要趁主席健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七大’搞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只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
关于选“八大”代表，他说：
“‘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否则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要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主要是要从工作成绩来考核，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他还说：“在干部问题上，少奇肯定要乘‘八大’之机安排他的人，这是很危险的”；“将来选‘八大’代表时，我就不选李雪峰、薄一波。”
“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这些，我跟陈云、林彪、陈正人、陶铸、黄克诚、王鹤寿等人议论过。现在想想，人家讲，你为什么把它拣起来？”
（四）“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总结发言的第三条说到高岗“利用某同志提出的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污蔑中央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谓“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