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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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总结发言的第三条说到高岗“利用某同志提出的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污蔑中央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谓“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是1953年春天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提出的。
高岗反省时说：“总理说的不符合事实。那份名单不是我伪造的，而是毛主席派他的机要秘书直接送来给我看的，并等我当面看了以后就拿走了。这可以查证。”
“在这之前，大约是2月底吧，当时中央酝酿体制、人事问题，毛主席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碰头、学习，议一议。少奇考虑中央分工，提出一个书记处和政府党委名单，在少数人中征求意见。其中彭真为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委、安子文管组织部、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我自己有宗派观点，认为书记处不能解决问题，是少奇安插人，所以没有重视。紧接着，主席又送来那份‘八大’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委和群众团体分工的名单，政治局有薄一波、饶漱石、刘澜涛。虽然安子文说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我却主观地认为安子文怎么敢？这是少奇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和各部委的人事，授意安子文搞的。这是我把党内干部看成派别性的，借以攻击少奇同志。这个政治局名单，我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人谈过。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还问过邓子恢、朱总司令知道不知道这个名单。”
“问题是，我的这些想法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而没有讲，却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这是天大的错误”；“后来又不听毛主席的招呼，私下扩散了这个名单，散播自己的错误想法；再后来，当毛主席追查是谁泄露此事的？自己又不敢承认，欺骗了毛主席。”
三、“反对周恩来”
高岗看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稿后说：“说我反对周总理，这不是事实。我承认，我曾议论过总理在历史上跟着王明犯错误，也说过他检讨过分散主义错误，说他事务主义。我这样说他当然不应该，但决不是反对他。”
他一再表示，他对总理是尊重的，绝没有反对的意思。他甚至说：“即使我真的是反革命分子，真的是野心家、阴谋家，我也决不会蠢到这步田地，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两个对手，在反对少奇的同时，再来反对总理，绝不会！”
“有人说我不赞成恩来当总理，想让林彪当总理，甚至说我自己要当总理，绝没有这种事。”
“我记得只有一次议论过谁当总理的问题。那是在去年春天，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我说我不行。主席又问你看谁行？我说恐怕林彪比我行。此外，我没有跟任何人议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和毛主席议论总理。”
“如果我真的反对周总理，真的想取而代之，就绝不会拒绝主席的意见。我不明白，这种只有两个人说的私房话，怎么会传出去，并且加以颠倒歪曲，说我‘反对周总理’，‘自己想当总理’呢？”
周恩来听了赵家梁汇报后，愣了一分钟左右才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说高岗反周。”
赵家梁向高岗转达总理的话后，他深深长叹，说：“天晓得！”
1954年2月17日上午，高岗在开枪自杀之前，没有给刘少奇留下一字一句，可见他对刘少奇之绝情。然而他却给周恩来写了托孤的遗书。信虽短，却很有感情。高岗在中央，在地方，都不乏亲朋好友或亲密战友。但在生死之际，他却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周恩来而不托付给别人，这说明他对周恩来特别信赖。
其实，对周恩来不满意的不是高岗，而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我们且不说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什么恩怨，仅在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春天之间，毛泽东就曾多次批评周恩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和削弱周恩来的权力（我们将在后面叙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责令更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
四、对干部有宗派情绪
高岗承认自己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存在宗派情绪。他说：“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有成见的，如对彭真等人，理都不理，有报复心。”
“对薄一波有宗派情绪。来北京后看到一些现象，内心不服，主要在四件事上内心不服，狭隘个人主义。”“一是东北一党员的信。　【注1　此信主要是向党中央揭发东北个别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问题，未具体点名，只是泛泛说有干部腐化。高岗在离开东北前，在东北局传阅过这封信。】自己认为薄一波不应该批转这封信，他这是借‘三反’之名来敲我一下。”　【注2　当时薄一波是中央‘三反’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东北一党员的信’由‘三反’领导小组转给东北局。】“二是　l952年8月间，一波在颐年堂批评东北财政上不统一，要林枫回来检讨纠正。”“三是鞍山检查组。　l952年‘三反’期间，鞍钢一个高炉发生爆炸事故，中财委、重工部、监察部、组织部等派联合工作组来调查并检查鞍钢的工作和投资使用情况。工作组尚未出发，王鹤寿即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派工作组是薄一波有意与东北为难，打击鞍钢的目的是打击我高岗和东北工业部，还联系到这是薄一波对过去处理彭真问题不服气，企图报复。”
“我觉得一波认为东北工业搞得好，鞍山是最主要的。现在出了事故，就说我们把鞍钢搞得一塌糊途，派检查组来调查。这是一波借机整我，我就不配合检查组的工作。我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一部分同志，使他们也对检查组产生不满情绪。”
“后来毛主席批评一波，说不会游泳的人站在岸上看人家游泳，指手画脚容易，要真正懂得游泳，还是要亲自下水学游泳才行（大意）。我更觉得自己正确，还向东北局的同志传达了主席的话。”
“四是去年3月底，中财委召开部长会议，一波讲话出格。我认为一波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自己也就不是采取正确的态度，而采取错误的态度，说他批批点点，不解决问题。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有办法，吹嘘自己。”
“拉拉扯扯，封官许愿，这方面的具体事实不少。如　l950年，对王稼祥说，总理很忙，你回来抓外交部吧。对黄克诚说，中央要你当政治局委员，我赞成。中央还未决定林彪任计委副主席之前，我就对陈正人说了。”
“一次中央会上谈到，‘七大’以后‘鼓出来’的干部要补选中央委员。后来我把会上提到的人告诉了其本人和与自己接近的人，有讨好的意思。这是组织纪律不允许的。同时，对一波提出的华北的几个同志，我说是否恰当，值得考虑。这些，我对陶铸、黄克诚、王鹤寿、张明远、陈正人等人讲过。这是有宗派观点，错误的。”
五、吹、装、偷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的总结中说过，高岗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吹嘘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高岗坦言：“就是吹牛、吹嘘，不懂装懂，剽窃别人的思想、言论、文章，当成自己的”；“工作上喜欢报喜不报忧，听到说你先进就舒服，说你有毛病就不高兴。”
“在延安时，自己本来政治上是很不成熟、不高明的，但是装得自己很高明。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整个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干部培养等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取得的。许多事情自己看得不是那么正确，只是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而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精神，有时也还没有完全领会。但自己总是装得一切都懂，表现自己还不错。”
“在东北，与彭真的争论很多，后来证明我对、他错。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英明正确，而是陈云、张闻天、林彪、罗荣桓等许多人的一致意见。”
“到北京后，看到中财委事多人少，就希望把计委机构加强一些，调一些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强的人到计委来，表现出自己管得不错；经常提出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做得自己实际上不落于人后，表现自己，突出个人。人家说‘高岗你这个班子最健全，最强’，自己就沾沾自喜。　其实一切决议、报告，都是开会商量一下，真正起草文稿的是计委的委员和各局局长。”
“财经会议前后，我散播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乘主席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
“对少奇，也不是我比别人高明，能发现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拣了别人说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散播。”
“1949年访问苏联回来，我说：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说斯大林对我很亲热。这些都是吹嘘。这样的事例还不少。”
六、与洋人的关系
在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上，有人揭发高岗里通外国，挑拨离间中苏关系，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的总结发言也提到这个问题。
近几年国内外的一些书刊都曾谈到高岗向斯大林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内矛盾和反苏情况的情报，说中共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甚至说高岗要让苏军进驻青岛、山东半岛；要把东北划给苏联，成为其第17个加盟共和国，等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高岗反省时，着重谈了他与苏联人交往的情况：“在中苏关系方面，是挑拨？还是向洋人吹了不该吹的牛？我认为，顶多是在个别问题上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有些事未请示中央，擅自做主，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吹了些不该吹的牛，但绝没有挑拨离间、里通外国的问题。”
他着重谈了以下情况：
（一）在东北，三次去苏联
高岗回忆说：“我第一次去苏联是l947年，经中央批准去伯力割盲肠，林彪写的介绍信，与马林诺夫斯基联系的。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要点枪支子弹。那时，说过刘伯承、邓小平过黄河有信心；说毛主席是中国的斯大林。问谁是中国的日丹诺夫？我说是刘少奇。”
“后来苏联经常通过领事馆传来以‘史野’名义写的文章，或送一些关于亚洲问题的宣传材料，要中国的报纸发表，我们都转给中央了。”
“第二次是l949年夏，同少奇一起去的。我绝没有所谓‘抢在刘少奇前面说话，要求苏联驻军青岛和山东半岛’这类事情。当时，我在与苏联人闲聊时说：‘你们对我们旅大和东北解放帮助很大，替我们守住了大门；有必要的时候，到青岛、威海（当时青岛、威海是国民党占领的城市）。’这些话当然不恰当，但不是在正式场合邀请苏军进驻青岛，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我当时还对苏联人说过：你们的内务部在我们这里搞了40几部电台，都由地主、国民党的人掌握。关于这件事，在北满分局时，陈云、林彪和我就向当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过意见，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我说这话的确是带不满和批评的意思，但我说的是事实，既不造谣，也没有挑拨的意思。”
“至于就我要把东北割给苏联，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那更是没有的事。当年我对苏军从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和铁轨的行为很不满意。访苏期间，我很想向斯大林说说自己的意见，被少奇制止了。试想，连他们拆走我们的机器设备　【注3　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把许多机器设备、铁路等拆运回去，引起我国人民和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满。】我都不愿意，怎么会主动把东北这么一大片领土白白送给他们呢？我再怎么没觉悟，也懂得这是卖国行为呀！”【　注4　关于“高岗提出把东北划归苏联作为第17个加盟共和国”　的问题，当时随刘少奇访苏的翻译师哲是这样说的：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刘少奇不同意。会谈都是刘少奇一个人说，不给高岗等人发言的机会。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满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引自李海文：《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创刊号。】
“回国后，我有意抬高自己，贬低少奇，说斯大林赏识我，而不怎么满意少奇的报告，这是事实。我讲这话，　纯粹是吹嘘自己。”
高岗始终否认他跟柯瓦廖夫说过刘少奇的坏话，否认说过“少奇同志组织人打击我”这类的话。他说：“在去苏联的飞机上，少奇谈对资产阶级问题的看法，冈尔斯基翻译，柯瓦廖夫问我怎么看？我说少奇这个观点有毛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谈经济问题时，我说到薄一波的问题；谈职工问题时，说了立三问题。我这样讲，是无原则的。严格地讲，对柯瓦廖夫说这些话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说刘少奇的坏话。”
“还有一次是l951年，为朝鲜和谈及苏联援朝战斗机的问题，我和金日成一起去苏联，师哲当翻译。当时，苏方有马林柯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他们传达了斯大林的谈话，认为战争还要坚持两年。他们讲了一大篇，我多半是解释，并讲了一下我们的几大运动。我要求他们援助朝鲜28个师，以后争取40个，再后来是　60个师，　【注5　这里指的是要求苏方援助我们的空军装备。】增加了一倍多。我自觉无半句挑拨。如果我要干坏事，机会多得很，但我没有干。”“斯大林的讲话是机密的。回国后，我和聂鸿钧谈了。有一些问题和东北局的委员谈了。这是极大的错误，无组织无纪律。”
（二）“与洋人密谈三天三夜”
高岗说，“这件事刘亚楼最清楚。那是在l947年与　l948年之交，当时我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主持司令部工作；刘亚楼是参谋长，负责与一个叫卡瓦列夫的苏联军事情报员联系。一天，卡瓦列夫来找刘亚楼要有关东北敌我军事力量消长情况对比和部队番号等资料。正好当时刘亚楼不在，就来找我。我叫秘书刘家栋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去接谈的。这整个过程中，我与卡瓦列夫根本没有见面，哪来的‘密谈三天三夜’？刘亚楼有些话完全不真实。”
（三）“挑拨离间”和情报问题
“l946年l、2月间，苏联派了一个上校到宾县注　【6　北满分局驻地。】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主席、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是骑在树枝上砍树，自伐其木。我说了毛主席在1945年12月28日的指示；讲了退不退出城市的问题。那时感到东北城市很重要，和苏联红军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我讲了，本来应该请示中央的，没先请示，这是极大的错误。但这不是挑拨离间，也不是给洋人送情报。”
“1946年到1947年，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自齐齐哈尔回来，在哈尔滨林彪家里，说李富春在齐齐哈尔有反苏言行。我和林彪、陈云三个人一齐质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谣言？并申明李富春是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他跟中央完全一致，对苏联十分友好，根本不会反苏，绝没有反苏言行。儒洛夫廖夫和我们吵了一顿。他还说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了撤机器的事情。林总讲，我们批评了立三，他已承认错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共中央、对毛主席的完全信任，把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电报和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信一并交给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蠢人干的蠢事。’”
如果柯瓦廖夫的材料真是高岗提供的，毛泽东看了以后，从l950年到l953年，为什么不但没有因此而批评或处分“里通外国”、“挑拨中苏关系”的高岗，反而对他倍加信任重用？l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为什么还会派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
其实，据参加座谈会的人讲，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宣读了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内容是说中国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等，信中并未说明材料来源。周恩来读完信以后说：柯瓦廖夫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就是高岗说的嘛。
高岗自己的说法是：“l946年前后，我们发现苏联在东北有40几部电台搞情报，其中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打入苏联内务部，又被派回东北收集情报。那时苏联内务部在我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情报组织，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地主或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员。他们给苏方提供了不少对中共不利的失实的情报，其中就有所谓‘中共在东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反苏的’、‘对苏联不友好的’之类。苏联内务部和情报部门都曾收到过这些内容完全失实的电报。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当时北满分局领导人——陈云、林彪和我，曾一起正式向苏联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意见，明确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
“l953年我去莫斯科时，苏共领导人马林柯夫特意对我说：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的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回国后，我马上就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如果真是我提供的情报，苏共怎么会当着师哲的面‘揭穿’我，我又怎么敢向中央汇报，敢把所谓‘与高岗有关的材料’送给中央呢？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的嘛。”
（四）关于柯瓦廖夫
座谈会上，有人质问高岗向柯瓦廖夫泄露中共党内矛盾的情况，说刘少奇的坏话，说刘少奇打击他，等等。现在一些书刊也大谈此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柯瓦廖夫是l947年到东北的，名义上是中苏铁路的苏方代表，实际上是苏联在东北的专家总顾问。l949年12月回国，以后没有回来。
高岗回忆说：“当时，东北局由我负责与柯瓦廖夫联系。他曾经跟我谈起：‘斯大林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不给你们，是要你们把力量组织起来抢天下’”，“他还问过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以后，中共干部到东北的情况、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情况，以及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过一些不利于中苏关系的话的情况等。”
“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我说确曾有过，彭真、林枫的确有错误。但l946年7月l日以后，中央改组了东北局，林彪负责，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柯瓦廖夫又问我：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苏军撤机器，外国报纸登了，李立三讲了这些话没有？我说，李立三的确讲过苏军把东北的机器设备拉走的事。林彪、陈云和我都批评他了，他承认了这个错误。其实，当时好多人都对苏军的这种做法，特别对个别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件很不满意。但苏联出兵东北，总的来说是好事，对东北解放是有贡献的，所以，我们当时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要顾全大局，正确看待苏军出兵的问题。”
“我这些话是l948年冬讲的，当时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后来，1949年春，我到西柏坡时，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这些情况，林彪和陈云都知道，怎么说我是挑拨离间，给苏联人送情报呢？”
那么，高岗是否让柯瓦廖夫给斯大林带过信呢？高岗的确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但这封信是经过党中央，而不是让柯瓦廖夫带给斯大林的，和传达情报毫无关系。
那是在1949年夏初，高岗访问苏联之前，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内容是介绍东北战后恢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苏联在设备和技术上给予援助。他当然不会自己写这封信（他不懂俄文），而是由张闻天亲自起草、翻译的。这件事，张秀山、张明远、陈伯村等人都知道，并且，这封信经过东北局讨论通过以后，报送中央审批。不久，高岗与刘少奇一起访苏，东北同苏联达成了l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这封信可能起了积极作用。
“我到北京以后，阿尔希波夫（苏联总顾问）提出关于劳动工资的建议，我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财经会议刚结束，他问中央的分工情况，我谈了一波的新税制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的问题。这些事，应该请示中央，由中央统一答复，而自己擅自讲了。”
总之，高岗在与苏联的交往过程中的确有错误，他作了检讨。但这些是否能构成“里通外国”和“挑拨离间”之罪呢？
（五）李越然的揭发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件事，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近来，有些书刊登载李越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揭发的所谓高岗与捷沃西安关系问题的材料。因为李越然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会见时的翻译，所以他的回忆揭发似乎很有分量、很可信。
关于同捷沃西安的鞍山之行，高岗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反省时根本没有提到。李越然在1954年中央高干会揭批高岗时，也没有揭发，而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揭发的。
他在揭发材料中说到，1953年5月（应是12月），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去鞍山的路上，曾对捷沃西安说，他的意见在党内得不到支持，中央有人反对他，要捷沃西安回去报告苏共中央，暗示要借苏联的压力排挤刘少奇。李越然同时还揭发伍修权包庇高岗，跟高岗是“同伙”。
事实怎样呢？
1953年12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