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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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限期接受。否则，即终止和谈，重启战端。李奇微对此十分欣赏，认为最好是让爱吵闹的赤营分子坐下来谈一谈。他电告华盛顿，说他已授权代表团将上述建议在战俘内部会议上提出。“如果共产党人对该试探性建议感兴趣，那么，双方可就该建议的具体内容作进一步协商。协商级别可按对方要求加以确定。”　

　4月26日，乔伊在双方代表会议上陈述他的新建议。“9个多月来，双方一直在寻求一项旨在在朝鲜结束对立状态的停战协定”，他说道，“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在我们和最终停战协定之间，只剩下3个有待协商的问题”。它们是，对修建军用机场的限制，交换战俘，以及“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选定。　

　“我们相信，由于双方在历次会议上都表明了不妥协的立场，如果我们继续拖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抑或打算分别予以协商解决，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只能越来越大。因此，我方认为将此3项问题一并解决是绝对必要的。很显然，对于上述问题如果双方坚持目前的立场，不作任何妥协，今后的谈判就只有无限期地僵持下去。”　

次日上午，美方建议提上板门店的谈判桌。共产党方面要求休会以进行研究。下午两点半，他们返回会场。“我方认为，你方今天上午的建议不足以说明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　

整整一个星期，共产党方面对美方提议不理不睬。乔伊深感前景不妙。翻译官理查德·安德伍德见上将散会后独自一人呆在帐篷里，头伏在桌子上，还以为他生病了。“将军，是否需要帮忙？”乔伊把头抬起。他不是病了，而星陷入深深的悲哀中。“你莫非听到了什么坏消息或令你伤心的事？”　

　“没有，没有。上帝啊，但愿我们没有收音机，”乔伊说，“我们的人天天在前线上死去，就是因为我无法谈成这该死的停火协议。”

3　

尽管李奇微曾给范佛里特一个明确的提示，让他放手去控制巨济岛上的战俘营，范佛里特还是指示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对战俘要“慢慢来”，让他们尽量保持安静——快要停战了。52岁的杜德与前几任总管不同，他常常不带任何武器去集中营的通道门口。他觉得这样做更易于与搞暴乱的战俘头儿们进行对话。虽然通过这种途径，他与战俘的关系融洽了不少，但同时也使他们的胆量大了起来，使其产生了遵照北朝鲜司令部的命令进行一次大规模暴动的想法。由于勤杂工经常出人，集中营大门从无上锁的习惯。平日里，只有卫兵携着枪，其余安全人员按规定一律不许射击，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或是出于自卫。在此之前，曾有几个联合国军官兵被战俘抓去又放回，其中有第94宪兵营营长威尔伯·雷文中校。现在，共产党战俘头儿朴相显决定趁杜德再次来通道门的机会绑架他。这将多么震惊世界！当板门店谈判由于战俘问题而陷入僵局时，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　

　5月6日晚，最后的计划拟定完毕并立即付诸实施。共产党的一名勤杂工声称在见到雷文之前，决不返回76号营地。他抱怨说卫兵打了他们集中营的人，还强行搜身以寻找违禁品。　

雷文答应对此事进行调查，然而战俘们坚持要见杜德将军，说有要事相告。雷文无奈，只得应允将他们的请求向将军转达。战俘们说，如杜德将军肯见他们，他们就答应注册和按手印，让他得到一份全体战俘的花名册。这个苦差事是杜德的上司一直逼他干的。杜德吞下了诱饵。他答应次日下午到76号集中营来。　

　5月7日下午两点刚过，杜德将军与雷文一起来到76号集中营未上锁的大门口外面并与战俘代表交谈。代表们向杜德询问了几个有关伙食和穿着方面的问题，然后邀请两位美国人到大门里面去，说在那里可以更加轻松自如地谈话。雷文拒绝了。他不愿再次上当。　

一大群战俘聚集在通道门门廊内倾听谈话。代表们再次提出邀请，又被拒绝。这时从外面走来一名勤杂工，使谈话停了下来。就在开门让勤杂工进来的一刹那，聚集在门廊里的那群战俘装作走近些以听得更清楚的样子，突然跳出来抓住两个美国人。雷文紧抱住一根柱子不放，直到卫兵端着刺刀赶来将他救下。杜德被拖进了集中营，并被推进一顶早为他准备好的帐篷里。这顶帐篷被用军毯和床单分割成5个小房间，使杜德拥有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和一个厕所。他享受贵宾待遇，还配备了两名勤务兵。然后他被告知说，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绑架。　

很快，大门上方树起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生俘了杜德。只要我们的要求得到合理解决，他的安全就能给予保障。如果发生诸如射击等野蛮行径，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一张便条从栅栏里面递了出来，这是杜德的手书，说他眼下很好，要求在1700小时　＇　译者注：原文如此，似有误。　＇　内不要派任何军队前来救他。第2后勤司令部长官保罗·扬特准将将此信交给范佛里特。范命令他在得到允许之前，不得动用武力解救杜德。扬特指示其参谋长威廉　·克雷格上校即刻飞往巨济岛担负总责。克雷格打算通过谈判使杜德获释。“不过，”扬特说，“如果有人企图大规模越狱，我们必将制止。”除非他们试图这样做，否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用武力救出杜德。“如果刺激他们，天晓得会闹出什么事来！”　

出于同样考虑并希望大事化小，杜德决定与战俘们合作。他同意担当他们与管理当局的中介人。帐子里装上电话机后，他立即命令部下将全岛各集中营的战俘代表统统接到76号集中营来，打算听取他们的要求并代向联合国军司令部转呈。　

那天早晨，二战期间任驻意大利美军司令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抵达羽田机场。他已被选定为李奇微的继任者。由于艾森豪威尔辞掉军职去竞选总统，其北约总司令这一荣耀的职位将由李奇微接替。李即将离开韩国赴巴黎。当天夜里，克拉克与李奇微在就要归属前者的前田住宅共进晚餐。餐毕闲聊，李奇微说明天一早要飞回韩国，一来向他的各战地司令官们话别，另外是打算为克拉克作作引见。两人丝毫未提巨济岛的事。　

杜德与来自17个战俘营的　43位代表举行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朴相显坚持让朱少校的朋友李学九上校担负起领导责任，因为他的军衔最高。李于是被推选为战俘代表团团长。杜德被告知，代表们提出的要求次日再呈交给他。他们打算去观看由战俘自己排演的戏剧，并邀杜德一同前往。杜德将军此时哪还有那份心思。　

不久，杜德打电话给克雷格上校，说他得到了友好对待，再次强调不要试图用武力将他救出。周围的气氛并非全是敌对的，他确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至此，事态的进展表明共产党人取得了辉煌胜利。他们不仅生擒了杜德，而且利用他打开了谈判的大门。此外，各集中营之间都通了电话，两辆汽车充作各营间的交通工具。次日上午，代表们将请愿书递交给杜德。杜德答应为战俘们提供一些急需物品，如急救箱等。不过，此时的杜德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他已不再拥有实践诺言的权力。　

此时克雷格正忙于四处派人去搬救兵。他向上级要求速调技术娴熟的机枪手，掷弹兵以及防化部队来巨济岛。第9步兵团的一个营正乘坐坦克登陆舰由釜山开来。韩国海军的船只为提防大规模逃跑行动而将全岛围得水泄不通。陆、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已处于临战状态。一个中型坦克连也已在来釜山的途中。范佛里特又调55岁的美第1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杜德统管战俘营。救出杜德，他被告知说。　

清晨，克拉克一觉醒来便急于投入新的工作。他驱车来到机场，与李奇微一起飞往韩国。飞机起飞后，李奇微对他说，“我们在韩国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据说几个战俘劫持了一个名叫杜德的战俘营长官，并将他作为人质扣押起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我们必须先处理这件事，将事情真相查清楚。”李奇微决定自己来处理这一棘手问题，不想这么快地把它扔上克拉克的餐桌。　

克拉克被这一消息吓了一跳。“虽然事先我在华盛顿听过有关各种可能发生的汇报，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巨济岛以及我们后方正在发生严重的战俘问题。”　

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后，李奇微急忙给范佛里特下达书面命令：“立即在战俘营确立秩序并予以维持，为此可使用任何必要之武力，直到坦克。”如果共产党人抵抗，李奇微就决心“尽全力射击，射击”。范佛里特当即命令第3师一个坦克营马上从200英里外的阵地经陆路出发，然后由登陆舰运往巨济岛。

4　

在巨济岛，科尔森将军已全面接管了战俘营。此前他是一名战地指挥官，并不熟悉现在即将从事的新工作。同样，对于板门店正在激烈辩论的战俘问题，他也不过是一知半解。不久他即发现共产党人对待杜德相当不错。不仅允许外面给杜德送去治胃溃疡的药品，而且还允许送去美国饭菜。战俘们未对杜德进行任何肉体折磨，反而尽一切可能使他过得舒适。此时战俘营里的杜德心里明白，如果科尔森试图以武力解救他，共产党肯定无疑会将他杀掉。幸好科尔森对此已有充分认识。上司命他将一份要求杜德能安全获释的官方声明差人送往集中营，他决定等到天亮再说。　

　5月9日凌晨，科尔森递交了一份官方声明。6小时后没见回音，科尔森又发出一份。最后李学九上校出现在通道门门廓，声言杜德已经承认犯有“虐杀和残暴对待”战俘罪。由于科尔森此时已成为总管，李于是邀请他来集中营与杜德一道参加战俘代表的重要会议。　

科尔森对此严加拒绝。他意识到他必须等待，因而没对李下最后通牒。坦克营要到夜晚才能到达，而采取军事行动，则只有等到天亮以后。他与扬特及第8集团军参谋长略作协商，他们也认为目前只能这样做。　

科尔森决定不再对战俘做过多让步。他下令禁止各集中营战俘之间相互串门、交往等活动。这个决定惹恼了战俘。他们要求杜德询问科尔森是否可以不中断战俘们的往来。如他收回成命，并保证在杜德获释后彼此能相安无事，他们就答应释放杜德。科尔森同意了。　

杜德的审判会就如同一个东方样板的法国革命法庭。杜德被开列了19条虐杀和伤害战俘的罪状。由于翻译起来相当困难，会议议程不得不长达数小时之久。在集中营外面，科尔森调来第38步兵团充实了各营地的防卫力量。所有战略要点都配备了自动枪炮。科尔森还令第38步兵团团长草拟一个捣毁76号集中营的作战计划，使用的武器包括坦克、火焰喷射器、装甲车、30毫米口径的多管火炮、催泪弹以及防暴枪。　

中午刚过，范佛里特飞到巨济岛。他通知科尔森说，他、李奇微以及克拉克一致同意严禁记者采访和拍摄巨济岛上混乱不堪的景况。科尔森打算给俘虏们以和平投降的机会。因此，在动用武力将战俘们赶往邻近一些小集中营之前，他始终没有硬性闯入集中营。虽然他此时很清楚，他有权使用任何必要的武力手段以解救杜德和制服暴乱者。范佛里特为科尔森规定了动武的具体时间，强调说，必须在第二天绑架达到100小时时中断谈判。　

黄昏时分，杜德与科尔森通了话。审讯还在进行，看来整个晚上都不会结束。杜德要求将期限延长到第二天中午。科尔森与第8集团军进行磋商，对方没有松口。最后期限仍定为100小时。　

　20辆坦克冒着倾盆大雨进入预定战斗位置，其中5辆配备了火焰喷射器。16个小集中营已做好接收76号集中营战俘的准备。防毒面具分发下来，心神不定的士兵在安营扎寨后转入休整。杜德与科尔森最后一次通了话。互道再见时两人都明白：杜德在这次行动中是必死无疑了。　

　5月10日天刚破晓，战俘们向科尔森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提出了最新要求。这份请愿书的英文译得既匆忙又蹩脚，有的地方甚至语意不通：立即停止你的军队的　“野蛮暴行，停止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大量虐杀、机枪扫射以及用战俘做毒气、细菌武器和原子武器试验品的做法，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及生命。”也不要再强迫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　

科尔森进退维谷。他毕竟不愿看到惨烈的流血和杜德丧生。于是，他打电话给扬特。战俘们所开列的“罪行”，绝大多数是虚构的，联合国军从未这样干过。“我为什么不通知杜德说这些指控是不真实的呢？”他问扬特。如果扬特被授权宣布放弃有名无实的甄别，战俘们也许能听从劝说将杜德释放。扬特就此主意与第8集团军参谋长进行磋商，后者予以同意。　

科尔森立即给战俘写回信。他首先声言美国人并没有犯那些所谓的罪行。然后他答应对战俘不再进行强迫性甄别。他要求至迟在中午以前将杜德释放。　

战俘们就科尔森复信中的措词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中午过去了。下午也已过去一半。最后杜德——战俘领袖们就坐在他身边——打电话告诉科尔森，说以前曾有一些战俘被杀了。科尔森显然不能否认这些事实。杜德按战俘们的要求修正了科尔森的回信。科尔森最后同意并通知了扬特。　

李奇微了解到战俘们的要求后，企图阻止科尔森予以答复，但为时已晚。范佛里特向他担保说，科尔森的答复决不会承认犯有任何非法和应受谴责的罪行。直到傍晚，仍听不到有关科尔森谈判结果的回音。　

由于翻译的困难和反复讨论，等战俘们研究完科尔森的复信时，夜幕已悄悄降临。最后，战俘们对它表示满意。复信中科尔森承认，“以前确曾发生过几起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士兵曾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对于广大战俘来说，这的确是一场令人眩晕的胜利。　

科尔森在声明上签字后，杜德也被要求署上姓名。当杜德签字后抬起头来时，战俘总翻译官张泽石注意到将军脸上挂着几滴水珠。战俘代表们依次上前与他握手。张走到他跟前，发现那些水珠竟是眼泪。“我忽然觉得在他脸上新增加的皱纹里隐藏着某种人类共有的东西，不由得握紧他的手摇了摇，我希望他能懂得一个中国人的心地。”　

当晚9时30分，神色忧郁的杜德缓缓地步出76号集中营的营门。他的脸上显露着胃溃疡的折磨和煎熬后的痛楚。他的军人生涯就此终结。　

范佛里特似乎看轻了科尔森信件所造成的危害。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被下列事实惊得目瞪口呆：科尔森不仅承认发生过屠杀战俘的事例，而且还承诺今后“给战俘以人道待遇”。　

翌日下午，李奇微夫妇离开了日本。这是一场伤感的道别。夫妇俩对于即将离这么多日本朋友远去而深怀歉意。在送别宴会上，吉田首相感动得不能自持，几乎无法念完他那份言辞谦逊的送别词。李奇微起身致词时，喉头也不免有些哽咽。“我们曾在一起密切工作，共同处理那些意义重大而又极为艰巨复杂的问题。我越来越感受到他那和蔼可亲的性情。这使我无比敬仰他，把他看作一名故交，一位难得的朋友”。去羽田机场的大路两旁到处是挥手致意的人们。“他们表达了一种炽热的情感，这是祝愿和友谊的象征。这么美好的留念我必予以珍藏”。　

李奇微刚步出一个是非之地，又作为北约的首脑走进另一个。在过去的17个月里，他感到了胜利的喜悦，也品味了非难带来的苦涩。人们一面称赞他使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变成了胜利者，一面又责备他在板门店的立场过于强硬。参谋长联席会议早有解除其指挥权的打算，然而最终却把他送上一个几乎与美军参谋长平起平坐的位置。难道只有把他打发走，他那位在东京的、较为顺从的继任者才能达成最后的停战协定吗？但不论怎么说，李奇微仍将全力以赴，就如同他在韩国的所作所为。因为执拗是他的脾气，只要认为正确他就必定去做——从不计较这样做的后果。　

那天晚上，在汉城第8集团军司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仍留有被囚痕迹的杜德将军，讲述了他遭劫及被释的经过。在声明的最后他称，“战俘们的要求微不足道，战俘管理当局所做让步也是区区小事”。　

这些话使克拉克深感震惊。更令他震惊的是，范佛里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竟然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5月13日，克拉克任命美第2师副师长海登·波特纳准将接替科尔森将军任战俘营总管。绰号“公牛”的波特纳是一个中国通。他虽长了一副五短身材，却显得机敏干练。年轻时他在中国呆了6年，当过骑兵侦察分队队长，作过汉语翻译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麾下干过18个月，后来在中国作战指挥部担任过6个月的参谋长。　

接到克拉克的调令时，波特纳正在东京度他的休整假。克拉克向他清楚地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巨济岛正发生公开的暴乱，业已持续数月。接着他给波特纳下达了命令。命令简洁明了，使他不至于误解：“你必须重新控制巨济岛上反叛的战俘，并维持今后的秩序。”　

克拉克进一步阐述道，巨济岛之事威胁了正在板门店进行的停战谈判。他说，巨济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已使美军丢尽了脸，这种局面决不能再容忍下去。　

　“整肃巨济岛意味着要流血”，波特纳答道。　

　“干你必须得干的事。我支持你”。　

波特纳随即飞往釜山，当晚下榻在扬特将军处。两人与杜德一起共进晚餐。杜德是波特纳在西点时的老朋友，他就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向这位新长官作了警告。粗壮的波特纳自感比他的前几任更优越几分。“首先，我直接从克拉克将军处得到明确指示——为重新控制战俘营，他会全力支持我采取任何行动。其次，目前大军云集巨济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远比杜德和科尔森时为大。”他再次强调了在亚洲的9年经历。“我不光会讲汉语，也同样理解东方人的心理。”凭借这些优越之处，“公牛”波特纳对粉碎这个小岛上的密谋充满着自信。　

次日上午，波特纳走进科尔森的办公室。科尔森表现得镇定自若，就像平日里一个老资格的长官在向新来的下属传达特别指令。刚刚在釜山耳濡目染了一场新闻风暴的波特纳，不由地暗自称奇。为对集中营先有一个初步印象，波特纳坐上吉普车去集中营区兜风。忽然，他被映人眼帘的景象惊呆了。战俘营里的气氛不仅紧张异常，而且咄咄逼人。“在战俘营里，俘虏们不时地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游行，挥舞共产党旗帜，一齐大声唱歌、喊叫。营地中央矗立着斯大林和金日成塑像，一旁的旗杆上红旗在迎风飘扬。战俘们试图推倒营地周围的环状栅栏，还不住地咒骂在外边巡逻的韩国士兵。各个集中营都在铁皮棚子顶上安置了一名充当哨兵的战俘，传递和接收着某种信号。从外面望去，营地和营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营地的环状栅栏由一排排几近腐朽的小树干构成，一卷卷倒刺在外的铁丝网相互缠绕其上。圆桶状的岗楼坐落在栅栏以里的角落处。无怪乎那些稍有理智的士兵总要称这里是一塌糊涂。”　

此时宣传战线上也是一塌糊涂。在整个共产党世界，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有关杜德认罪的公告。那份供驻韩国和日本的全体联合国军事人员阅读的《星条旗报》，登载了反映战俘暴乱、死伤以及大量共产党宣传品的新闻图片。在板门店，南日正经历一个特别愉快的时刻。对于杜德的供认不讳，他的兴奋溢于言表。联合国军的一揽子建议，他说，恰恰表明“你方并没有愿就战俘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从而在朝鲜实现停火的诚意。铁的和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的被俘人员正在对你们的非人道待遇进行决然的抗拒，正在同你们的强迫甄别进行正义的斗争。事实证明，你方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充当炮灰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尴尬的乔伊只得答复说，看来很明显，共产党方面仍不打算接受4月28日联合国军提出的公平合理的停战建议。在返回基地兵营的路上他心里清楚，他的一揽子方案，其失败的命运已经昭然若揭。果真如此，他将不得不辞去首席代表的职务。这天的《星条旗报》上没登载慰问辞。有两版篇幅被共产党提供的图片占得满满当当。图片上的联合国军战俘，有的正在做游戏，有的正在自由活动。这些图片旨在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待他们的俘虏是多么的人道。　

那天，在第2后勤司令部，第8集团军的一个军官团裁决杜德和科尔森不受指责。但范佛里特将军却建议给予杜德以行政处分，给予科尔森以惩戒性处分。克拉克对第8集团军的裁决报告极为不满，决定重组调查团前去审理。新调查团将两位准将降级为上校。由于扬特没有删除科尔森声明中那些极具危害性的言辞，调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