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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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委员会主任李世璋，　财务委员会正主任季方、副主任罗任一；侨务委员会主任彭泽民。在会议通过　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中，邓演达明确提出要“造成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　革命军”，以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我们的政治主张》送到各家报刊后，只有日文报纸《上海日报》和《上海　新闻》摘要刊登，并且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为“第三党”，第三　党的名称由此载人史册。
同年11月，邓演达利用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在第三党中组建　专门策反国民党军队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由黄埔军校毕业生余洒度为临时召　集人，陈烈、黄壅负责组织，俞墉负责宣传。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黄埔革命同学　会的加人者和同情者达到5000多人，占全部黄埔毕业生的一半还要多。蒋介　石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军长陈诚，不仅从十八军公积金中每月缴纳5000元党　费，还主动邀请陈烈、施方白、庄明远等人到第十八军任职，先后争取师长罗　卓英、周至柔、旅长萧乾以及团营长60多人加入第三党，计划在江西临川的清　江地区发动起义。
邓演达对于蒋介石造成的更加直接的威胁，是他与十九路军统帅陈铭枢　以及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之间的秘密结盟。他们计划利用蒋介石调十九路军从　江西进攻广东的机会，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蔡元培领衔发表倒蒋通　电。用陈铭枢的话说：“我同邓计议好后，即同蔡元培联系，立得同意，他并派　其秘书杨杏佛到吉安我军中密商。……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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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这一　密计的时间，大约是在八月上旬，距我到江西时还不到一个月。”⑦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先发制人，委派他的铁杆亲信王柏龄及陈群、杨虎　等人，悬赏30万元缉拿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下午4时，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　卖；邓演达在出席上海愚园路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仪式时，被租界当局逮捕。　在随后几天里，黄埔革命同学会的负责人余洒度、陈烈、徐会之、余墉、罗任一　等数十人相继落网，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押往南京。为了维护自己在黄埔军校　学生中的绝对影响力，蒋介石采取对邓演达从严、对黄埔学生从宽的政治策　略，于1931年11月29日向侍卫长王世和下达密令，由王世和派人把邓演达枪　杀于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
12月19日，谢树英在杨杏佛陪同下来到宋庆龄寓所，代表第三党请她出　任该党的领导职务，被她以“我暂时不能出来”为借口予以拒绝。尽管如此，宋　庆龄还是于悲愤中用英文写下一份《宋庆龄之宣言》，交给谢树英拿去发表，　其中严正表示说：“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　动活动。……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至＇于　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　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　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牛兰，本名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然德尼科，又名保罗，鲁埃格，“牛兰”　只是他在中国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期间所采用的许多化名中的一个。他原籍波　兰，出生于乌克兰，是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工作人员，此前曾在共产国　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设立远东局，他奉调来华，在　远东局联络部负责管理秘密电台、地下交通及其经费。他的另一个相对公开　的身份，是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1931　年6月15日，英国巡捕根据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后的供词，在上　海公共租界逮捕了牛兰和妻子汪得利。两人被捕时随身携带有多国护照，并　且在上海拥有多处住所，从而引起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同年8
前往苏联的宋庆龄I
月10日，他们被中国政府引渡并且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8月14日由　上海警备司令部押送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苏联共产国际在充分调动国际著名人士公开声援的同　时，还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驻上海站负责人哈尔德丨左尔格、中共中央　联络员及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迅速制定营救计划，不惜一切代价予以营　救。在左尔格、潘汉年等人的幕后指挥下，被推到前台直接与国民党当局打交　道的，是宋庆龄、史沫特莱、杨杏佛、蔡元培、伊罗生等人。
1931年12月，宋庆龄专程前往南京会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留俄的蒋经　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宋庆　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接连发起宣传攻势。
1932年7月1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认定牛兰受共产　国际指挥，有“赤化”中国的计划。牛兰夫妇于第二天开始第四次绝食，抗议中　国政府拒绝他们聘请外籍律师出庭辩护。
7月10日，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以请客为名，邀请上海文化界著名　人士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人，商讨营救牛兰夫妇。第二天，经左尔格出面联　络，由宋庆龄、杨杏佛、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32人组成的上海牛兰夫妇营　救委员会，在四川路开设办事处，并于当天发表英文宣言：“我侪与欧美各国　之著作家、医学家、法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凡关心牛兰夫　妇案者，共同联络，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而请求应准牛兰夫　妇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须立时应允。今日为牛兰夫　妇在南京绝食之第十日，世界最高思想所系之二人生命，国民政府视之如儿　戏；牛兰夫妇果因绝食而死，任何歉意，任何理解，皆不能涤此污点。我侪欣然　与世界营救总会合作，以达成功。”
8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并援引大赦条例减为“无期　徒刑”。8月25日，宋庆龄、蔡元培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请求特赦牛兰夫　妇”，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正面回应。
1932年11月2日，宋庆龄向外国报刊发出一封英文专函。11月3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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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車
《民国日报》以《宋庆龄之新志愿》为题，转述了其中的内容：“孙夫人函外报，　谓社会仅知营救陈独秀，而不提其同时被捕之十一人，更未追论恐怖时代被　牺牲之斗士。予现拟参加组织一团体；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及清共时　被牺牲者为职志。予盼中外知识阶级及友朋参加是项运动。”
在同一天的北平《民国日报》中，还刊登有陈独秀案的一则消息：“沪公安　局冬晨，将共犯陈善甫、饶志陆、纪维芳、李荣生、苏正梅、吴俊臣、吴陈氏、刘　志福、刘防芳、陈王氏、朱彩弟十一人解京，即交军法司收押，与陈独秀同案，　又获文件四十九件。”
这里的“冬晨”即11月2日早晨，其中的“陈王氏”即帅孟奇，“朱彩弟”即朱　镜如。宋庆龄所要“参加组织”的团体，就是随后于1932年12月17日正式发起　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五、民权保障同盟与共产国际
1932年12月18日，上海《申报》发表标题为《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的新闻报道，全文刊登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以筹备　委员会名义联署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宣言》规定，该同盟的目的主　要包括三项内容：〈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　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　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　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由上海新光书店经营的《社会新闻》，是一家专门与左翼人士和左翼团体　唱反调的反动刊物。1933年3月24日，它以回答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署名“编　者”的《关于民权保障同盟》，披露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背景：
复旦大学陈君鉴：所询“民权保障同盟之背景，及其形成之经过”，兹特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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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如下：
在XX先生回国之初，依旧抱着（三大〗主张，而一切取消派、第三党人，亦　群起向X包围，希望X组织一个新党。但彼时审察环境，尚不可能，且此辈全为　革命队伍中的落伍分子，既无组织才能，又乏斗争勇气，于是由杨杏佛献策，　先组织一可以吸收群众之搭救政治犯机关，一方抨击政府，一方搜罗分子，此　即民权保障同盟之始。现在参加分子，为左翼文艺作家、国家主义青年党、第　三党与取消派之一部分，可以说是一个最复杂的组织。
人皆以民权保障同盟之惟一任务为搭救政治犯，尤其是共产党，因此怀　疑至少同共产党有关，其实非是。X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目下社民党徒在苏　俄虽同样为反革命罪犯，但社民党徒却依旧抱住国际共产党的粗腿，中国民　权保障同盟的表现，也是如此。
这里的“XX先生”即宋庆龄，“三大”主张就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当时的宋庆龄其实已不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民党徒”，而是共　产国际的秘密成员。这其中曲折复杂的历史事实，是以知情人自居的《社会新　闻》“编者”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
宋庆龄逝世于1981年5月29日，最早公开她的共产国际秘密成员身份的，　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儿子、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领导　人、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在《人民日报》海外　版发表纪念文章《我的回忆之二》，其中介绍了　1933年5月廖承志被保释出狱　后，在母亲何香凝家中与宋庆龄的一次秘密对话：
“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　”她只说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　”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
…政学两界人和事
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张狭长的纸上。10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　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　一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在列宁亲自领导下成立的国际性统一战线组　织，总部设于莫斯科。与其相配套的还有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农民国际　和济难国际等。由于共产国际最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大都是从第二国际即“工　人国际”原有支部里面分裂出来的，为了把号召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与提倡　改良主义的工人国际更加明确地区分开来，有时便采用第三国际的称呼。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宣告成立。1922年7月，中共　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正式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　际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共产国际获取援助。
与廖承志的上述回忆相印证，苏联解体后才得以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　明确谈到了宋庆龄的秘密身份。这份档案资料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　一位代表，于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的谈话记录。他在谈话中详　细介绍了设在中国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内部矛盾及秘密工作屡遭破坏　的情况，最后特别提到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关于孙新林（孙夫　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人党是个很大的错　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　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　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⑧
正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与引导下，宋庆龄在此后的岁月　里，坚定不移地站在由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民主主　义革命统一战线的最前沿，为党和国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同时也　把自己造就成了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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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盛永华：《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代序〉，见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本文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大都出自该年谱；特此说明。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　辑》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叶甫根尼‘陈即陈友仁，又译尤金‘陈。
③1981年1月12日致伊斯雷尔丨爱泼斯坦的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911页。另据张国焘回忆：1928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斯大林约瞿秋白和张国焘谈　话，“斯大林问我们：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遇见一个共产党员，会　不会叫警察逮捕他。原来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后，来到莫斯科，正遇着中山大学在进行反国　民党运动，她参加过几次学校的学生大会，有些大学生的发言曾批评过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和作法，为她所不满，并曾公开表示抗议，因此，斯大林才提出这一问题”。张国焘：《我的回　忆》，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　辑》第7卷，第71页。叶努基泽时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成员。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　辑》第7卷，第389、390页。“冯”指冯玉祥。“西西伍”即伍朝枢，他和孙科、胡汉民当时正在去　欧洲途中逗留于土耳其。
⑥《如骤雨之电文，随飓风吹来，全德百余名教授文学家环恳宋庆龄援助牛兰夫妇》，见　上海《文艺新闻》杂志，1931年9月7日。该刊由中共中央特科秘密党员袁殊主编。
⑦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见《文史资料》第9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这里的“择　生〃即邓演达。另据浙江大学教授许为民在《杨杏佛年谱》中介绍，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　国民党要员杨杏佛，秘密参加了第二。党，“并与郑太朴、谢树英等人负责该委员会中央直属　区工作，主要任务为争取蔡元培、于右任等上层人士和教育、科技界知识分子”。《中国科学　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年2月。
⑧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2，卷宗号224。引自杨　奎松教授提供的文章《宋庆龄何时加人共产党？》；文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3　年第4期。
鲁迅与易培基的合作与交往
曹聚仁在《鲁迅与我》一文中回忆说：“我记得三十年前，宋云彬兄生了　病，在桂林医院休养时，纪念会编刊的《鲁迅全集》刚出版，寄到了桂林，他仔　细读了一过，编了一部《鲁迅语录》。后来，我到了桂林，宋兄问我：‘为什么鲁　迅没有骂过你呢？　’我说：‘鲁迅对我说过，他也有真正的朋友的；而且，我要告　诉你，鲁迅从来没有骂过易培基呢！　’”
严格说来，“鲁迅从来没有骂过易培基”是不能成立的，鲁迅只是没有像　针对陈源、胡适、顾颉刚、徐志摩、高长虹、梁实秋、邵洵美、周扬、成仿吾、徐懋　庸等人那样公开点名“骂”易培基，旁敲侧击的嬉笑怒骂还是有过的。
一、易培基与毛泽东的师生情缘
易培基字寅村，别号鹿山，188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南门外白沙井枫树亭，　比鲁迅年长一岁。早年在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攻读日文，毕业后赴日　本游历期间加人同盟会，与正在日本开办“国学讲习会”的章太炎结成亦师亦　友的亲密关系，与鲁迅同属章门弟子，只是从来没有在一起听过课。
易培基的弟弟易培荃，又名坤，字越村，1886年生，由于家住白沙井并且　仰慕明代名儒白沙先生陈献章的言行文章，后改名为易白沙。
易白沙从小刻苦好学，熟读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1903年应邀赴安徽　执教，先主持怀宁中学，随后又担任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堂校长，在安徽　期间与陈独秀、章士钊、潘赞化、柏文蔚、高一涵、柳亚子等人密切交往，并且　先后加人了同盟会和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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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安徽独立，易白沙、高一涵等革命党人召集青年学生组织青　年军，致力于平息战乱、维护省城安庆的社会秩序。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　易白沙奔走于湖南、安徽之间，劝说湖南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起兵讨　伐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与章士钊、陈独秀、杨昌济、高一涵、　刘文典等人共同参与《甲寅》杂志的编辑与撰稿工作。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　年杂志》并于第二年改刊为《新青年》，易白沙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该刊　发表的长篇论文《孔子平议》等文章，认为“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　于历代统治者“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为了打倒思　想学术上的专制主义，他明确提倡“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表现　出了强烈的民主意识’从而率先启动了对孔门儒学的反思批判。1917年，易白　沙回到长沙，与易培基一同担任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的文史教员。
1918年北洋军阀与湖南军阀混战期间，易培基、易白沙兄弟赶往第一师　范组织学生武装护校。由于校中原有的六十支步枪没有子弹，毛泽东急中生　智，带领同学持菜刀上山砍伐毛竹制作梭镖，从此得到易培基的赏识。
1918年夏天，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毕业后一度到北京游学，半年后回　到长沙任修业小学历史教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督军张敬尧召集学联代表训话时因出言无　状而触犯众怒，毛泽东等人乘势扩大风潮，发起罢学驱张运动，得到易培基、　方维夏等前辈师长的大力支持。易培基、毛泽东等人先是到衡阳联络谭延闾　的湘军以及吴佩孚的北洋军，然后又一同率领学联请愿团前往北京，1920年1　月28日在北京发动了一场很有声势的游行请愿行动。一个多月后，张敬尧在　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逃离长沙。
1920年6月，前湖南都督谭延闾率领湘军回到长沙，配合湘军驱逐张敬尧　的易培基，又积极协助谭延闾筹建湖南教育学政委员会，任委员长及第一师　范学校校长。19　21年，易培基被谭延阊聘任为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湖南省图书　馆馆长。受到易培基器重的毛泽东，也于1920年秋天被任命为第一师范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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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主事，1921年下学期开始又被聘为师范部二十二班国文教员。
1920年9月9日，毛泽东、易礼容等人创办的文化书社开业，易培基亲自为　书社题写社名，并且邀请姜济寰、方维夏、朱剑凡等社会名流出席开业庆典。　文化书社前后维持了七年时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与方维夏等人还于1920年秋相继组织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易培基再一次出面联络当地政学两界的著　名人士担任发起人，以此吸引青年学生。两个研究会的会员以第一师范的教　师和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的熊瑾玎、何叔衡、陈　章甫、郭亮、周世钊、夏曦、肖述凡。1949年之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毛　泽东向老同学周世钊表示说：“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　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
二、女师大风潮中的易培基
因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批孔文章而闻名于世的易白沙，一度离开长沙　到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19年又从上海回到长沙，独居祖先墓　庐和岳麓山僻室两年。其间编写《帝王春秋》一书，列举几千年君主专制的丑　陋恶习，被孙中山称赞为“从历史事实，唤起知识阶级诛锄独夫民贼，可谓严　于斧钺矣”。1921年4月底，易白沙只身一人潜赴北京实施谋杀活动，因军警戒　备森严难以得手，只好南下广州要求孙中山“组队赴北方杀贼”。孙中山等人　劝他“宜文章报国，不必赴险”。他顿感绝望，遂于1921年端午节渡船赴明代名　儒陈献章故乡新会县陈村蹈海自杀，时年35岁。
1922年，赵恒惕联合北洋军阀进攻谭延阖，谭延阖败走广州。遭受赵恒惕　排挤的易培基，于1923年南下广州，先在谭延闾的湘军中担任总司令部秘书　长，随后又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