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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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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根本不用护照,与在国内旅行差 不多。到神户后,在中国领事馆办了护照,便搭船去苏联了。”
高仁山遇难时,陈翰笙夫妇正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里 当研究员:“一九二八年一月,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好友高仁山被杀害的消息, 十分悲愤。后来才知道,高仁山在北京天桥被杀后,他的家属不敢去收尸,还 是顾淑礼出面去收尸,将他葬在西山卧佛寺的东面东沟村。……高仁山的儿 子在成都当工程师。女儿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银行工作,女婿在海军研究所 工作。七十年代初,这对夫妇回国,到东华门寓所看我,我领他们去卧佛寺凭 吊了高仁山的坟墓。”③
与陈翰笙的相关回忆相印证,时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委的中共地下党 员李秋生,更加真切地回忆了自己在李大钊遇难之后,与高仁山、陈翰笙的直 接交往:“约在当年八月初,陈翰笙来到天津,准备创办一座中学,藉以推动他 们的运动。无如天津依旧只是保守的商业城市,北大的红教授在当地并无号 召力,办学计划亦即胎死腹中。他同时要和津地国民党联络,协调双方活动。 津方即由笔者和他周旋。记得有一次曾在特一区(前德租界)起士林餐馆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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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小时,交换有关策进组织活动的意见。不久笔者又应邀前赴旧京,作进一步 的具体商谈。一天晚间,我们假挪威银行买办某人寓所从事正式商谈,参加者 有高仁山、陈翰笙和北京农业大学一位教授(姓名已记不起,只记得他是四川 人,对农业经济和我国土地问题很有兴趣。若干年前,据亡友黎天才告知,其 人即是董时进〉,和笔者四人,纵谈政治纲领和进行方式。那是一座北京旧日 内城式的豪华住宅,坐落在东城史家胡同东首路北第一家。……那晚谈到深 夜,分手时还约定次周再继续商谈。乃不久即传来仁山被捕消息。”
关于高仁山在革命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英雄本色,李秋生接着 写道:
在当时故都那种肃杀气氛之下,从事革命运动要冒绝大风险,如共党组 织即完全转入地下。高、陈等人要在文教界中发展,自难严守秘密,尤其是他 们都负有教学责任,高仁山还要兼顾艺文中学校务,身份更难隐秘,乃遭当局 的警骑侦知,高氏即遭逮捕。艺文中学亦被封闭。陈翰笙立即逃避,乃波及北 新书局,亦被封闭并逮捕店员。不久仁山即以进行赤化共产活动的罪名判处 死刑,那是天大的冤枉。他当时和中共负责人至多只是略有交往,他只是从事 国民党左派运动。对他执行死刑不像李守常诸人之秘密绞杀,而是绑赴天桥 刑场枪决。我家一位老家人曾目击那次“出大差”,他从永定门外到我家来,途 中听说要枪决一位北京大学教授,便在路旁观看;据他说高君态度从容,面无 惧色,并向路旁观众说:“给我个好儿吧”,于是众人立即高呼“好! ”“好! ”,有 如平剧戏迷喝彩一样。按过去北方盗匪在绑赴刑场途中,每多显示愍不畏死 气概,高呼“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观众即大声喝彩。押送的军警向 不干涉,不想仁山先生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到临命时也表现出这种草 莽英雄气概。同时也可见他不仅是一位只知教书办学的书生。此案似乎并无 许多林连。其实高、陈运动仅在发轫,并无重大发展。而北方的所谓国民党左 派运动,自此也就烟消火灭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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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生,本名李希逸,又名李玉书,早年在北京大学文科读书期间,与李 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等人同为“北京大学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 委和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负责人。由于长期在天津从事地下政党活动,更由 于地下政党活动的特殊性质,李秋生对于陈翰笙1924年春天应蔡元培邀请, 携妻子顾淑型回国担任北大教授的经历;以及陈氏夫妇自1926年起秘密为共 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的真实身份,都不知情。他对于自李大钊遇难之后已经 处于地下潜伏状态的陈氏夫妇,于1927年10月从塘沽码头前往日本神户再转 往苏联的具体行程,以及陈氏夫妇于1951年1月31日从美国回到北京定居 的人生经历,也同样是不知情的。但是,他与高仁山、陈翰笙的直接交往,足以 证明陈翰笙所说的“我和高仁山于1925年一同加入了国民党,并领到一个党 证,但从来没有开过会”并不属实。李秋生所说的高仁山“当时和中共负责人 至多只是略有交往”,应该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臆断。当年的高仁山至少与李 大钊、于树德等中共负责人之间,还是有着密切交往的。
直到2000年8月,高陶与一直侨居美国的妹妹、妹夫再次来到北京时,才 从北京市党史研究室的史建霞那里,获得了高仁山从事教育活动及革命活动的 较为完整的信息:高仁山1894年9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 17岁时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1917年春自费赴日 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在日本求学期间,与童冠贤等人发起组织以天津南开 学校及天津法政学校校友为主体的新中学会。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留学日 本的高仁山制订了五步计划。第一步,调查中国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浙 江等七省的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第二步,在调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赴 美国学习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国教育状况,然后回国实践;第三步,在本国 实践的基础上再赴欧美进行研究,吸收各国合理的教育思想;第四步,回国调査 西北与云南的实况;第五步,创议中国的新教育制度。随着五步计划的逐步落 实,他于1922年底从欧美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大学校长“由教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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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聘任”,学校设董事会,董事“由教育部长就部员中指派”。条例颁布后,高仁 山与李大钊、顾孟余、谭熙鸿、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六十多位大学教授公 开表示反对:“教育部之所以欲聘任及其所得聘任者,……不外于在野之官 僚,或有力之政客。此等官僚政客,于学术上既未有任何之专长,其对于校内 一切情形,又皆隔不通。”这一条例“蔑视学校及教员之人格,殊为可愤。”
1925年12月,高仁山与陶行知等人创办《新教育评论》,并且在《苏俄教 育制度》一文中,极力赞美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苏俄〉自政治人轨 道以来,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努力求教育的普及。……在俄国教育制度下, 人民完全有同等的机会受教育,决不受贫富或阶级的限制。”苏俄的教育“推 行之广、收效之速,那是不仅在教育行政的本身,实由于政治改革以后彻底 的主张。”
1926年3月18日,艺文中学教务长顾淑型,带领未成年的中学生参加由国 共两党策划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下午一时左右,执政府卫队开枪镇 压,造成打死四十七人、打伤数百人的“三一八”惨案。艺文中学女学生陈时芬 在惨案中当场牺牲;顾淑型本人也受了轻伤。第二天,高仁山与国立九校教职 员代表蒋梦麟、马名海等人,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向政府 当局办理交涉事宜。
同年10月,高仁山在《这是什么政府》一文中愤然写道:“最不堪的,就是 在首都之下,外人经营的协和医学、燕京大学、汇文大学等等,开学开得有声 有色,上课上得兴高采烈,堂堂的中华民国的国立学校,居然逼得奄奄待毙, 鸦雀无声,怪矣哉,……请问这样的政府是不是摧残国家的最重要、最根本事 业^教育^的一个政府?!“
李大钊等二十名国共两党高层人士于1927年4月28日牺牲后,中共地下 党组织在北京建立北方最高统战组织“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高仁山出任 该联盟主席。当时有朋友邀请高仁山出任河南中州大学校长,他始终不愿离 开北京:“我既许身教育,志在救国,就不能畏惧任何艰险。”
1927年9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加入政党、散发传单、有反对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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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嫌疑等罪名,将高仁山逮捕,先后关押在北京侦缉处、警察厅、军事部、陆军 部等处。同年12月9日,高仁山在写给妻子陶曾谷的家书中表示:“自被捕之曰 起,身处囹圄之中,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生三十四载,以十六年之光阴从事 教育研究,以所学所知,未能有裨于社会国家,苟以圄长逝,诚死亦不瞑矣。我 之全部教育计划,因此夭折,思之殊可惜也。……我如‘坐罪而死’,望你将此 信转告教育界诸友,暨予之学生,得知予之心志,或可完成一部分之希望。”
1928年1月25日,高仁山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枪杀于北京天桥。⑤
二、高仁山与新中学会
据张次溪著《李大钊先生传》介绍,在李大钊生前,已经有过一个由中共 地下党组织牵头的统一战线组织“左派联席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 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死硬派(即西山会议派)以林森、邹鲁为首,在南花园一 号,作反共的活动。李先生与劳会同志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各团体,组织了左 联〖左派联席会议〉。当时参加左联的有实践社〔邓文辉等负责〉。新军社(谭 祖尧负责〕。四川革命青年社(杜炎负责〕。新溪社(杨立贤负责〕。革新社(刘 愈负责〉。琼岛魂社(莫同荣负责〉。琼崖协进会(郑兰积负责〉。中山学社(姚 彦负责〗。新中学会〈于树德、刘耀南负责〉。以上九个团体,均有多数共产党 员参加。李先生派李渤海用民校二字为代表号,与各团体联系。谢质如奉李 先生命,与各团体均有接洽,当时各团体在北京翠花胡同开会,有将革命交 给左派的口号。”⑥
李渤海,原名李伯海,山东蓬莱县人。“五四”时期投身于政治活动,与天 津的韩麟符等人共同组织“澄社”,取义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经胡适 介绍,他与韩麟符一同以旁听生的身份进人北京大学文科学习,进而成为北 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后经高君宇、何孟雄介绍,加人社会主义青年 团及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天,李渤海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兼国民 运动委员会书记。此时的李大钊及国共两党的高层人士,已经由北京东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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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胡同迁往苏联大使馆的旧兵营。李渤海作为使馆内的中共组织与外界的 联络人,代理着李大钊兼任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的职务。李 大钊遇难后,他又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7年秋天,李渤海被奉系军阀逮 捕,因为身份暴露而投靠军阀当局,从此改名黎天才,后来成为张学良发动 “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
这里的“民校”二字,其实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党组织秘密开展统一战 线工作时使用的一个代号。他们把国民党视为革命团体的第一级,简称“民 校”。把成立于192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5卩500131181 !^!出 …!^〉,以及于1925年1月改名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丫。即(:出朋记0001…爪110;31 丫011出(:。!〃^〉,简称为“中学〃。把中国共产党〔(:。?。即丨0)01111111^1 ?时丫),简称为“西校”或“大学”。这样一来,被称为“民校”的国民党,便成为中 共党组织的预备队。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在“民校”中开展工作时,要求党、团员 积极宣传左派的政治主张,对于右派言行要“不懈地加以攻击”。在吸收党员 方面,有左派倾向的人才可以被介绍加人“民校”即国民党。国民党中有阶级 觉悟的人,才可以被进一步介绍加入“中学”⑴义。或(:。丫0及“大学”((!?。)。与 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统战工作相比,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虽然人多势众,却 表现得软弱无力。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邵元冲,在1925年12月23 日的日记中表白说:“晚阅《(:;^。之决议案及组织》等,具见其工作之已切近实 际,吾党中散漫无绪,各逞私图,尚何言耶? ”⑦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的极端措施大大刺激了民意的反弹,从 而导致加人国民党及共产党的人数急速攀升。据张次溪介绍说:“当时这九个 左派组织,共有党员一千一百余人,再加上(:。?。同志,有一千余人,总合起来共 有二千余人,共同组织北京的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左派的联合工作,以 实践社的几个首领,如邓文辉、萧忠贞、李寿雍等为中心。例如北京市党部的 名单,就是共产党((:。?。)与实践社确商好的,市党部的正式执行委员吴可(工 人部长(!?。)、谢伯俞(组织部长(!?。)、邓文辉(常委实践社〉、萧忠贞(宣传部长 实践社〉、莫同荣〔农人部长琼岛社魂社〉、谭祖尧(常委新军社〉、郑兰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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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琼崖协进会广刘耀西〔常委新中学会〉、路友于(商人部长大同盟新左派 未就职〉。自左联领导下之市党部组织后,申请入党和报到的新旧党员,增至 四千人,这一个伟大革命团体,在李先生领导下,不断的迈进……”
1927年4月28日与李大钊同时遇难的,大多是“左派联席会议”的骨干成 员。没有被捕的国共两党高层人士,在此之前已经纷纷南下。高仁山在危难时 刻愿意担纲“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的领导职务,既是国共合作的结晶,更 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开展统战工作的成果,同时也是高仁山大无畏的英雄 本色的充分展现。然而,高仁山在国共两党由合作到分裂再到相互争战的历 史夹缝中,挺身而出担当重任的无畏奉献,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历史上,还是在 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没有占据恰当的位置。
作为新中学会的创始会员,出任“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的高仁 山,所代表的其实是上述九个左派组织中的新中学会。据张次溪介绍:“新中 学会,历史颇久,分子不尽是革命的,有党员六十五人,左派分子四十人,(:。?。 四十五人,该会的进步分子,均由李先生介绍加人了(:。?。。”
由杨扶青、李峰、张芥尘、于树德联名发表的《新中学会纪要》,对于该学 会另有说明:“一九二四年童冠贤、马冼凡接受了英国学者拉斯基的政治学 说,想把新中学会改组为一个拉斯基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德国寄回一 个新中学会会宪修正草案,请国内会员在年会时讨论通过。当时会员之中,周 恩来、安体诚等早巳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实际地参加了国民革命运动;其他会 员有的已另有政治结合;有的埋头从事于实业或教育;有的并不明了社会民 主主义的意义;有的事实上已与新中学会脱离关系;因此大家对会宪的修改, 都不怎么感兴趣。当一九二四年夏季,年会通过会宪修正草案时,于树德当场 声明不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要求出会;全场会员因激于多年来的感情, 且深深感到新中学会解体分化危机的到来,都不禁失声痛哭。一九二四年后, 虽勉强举行过一二次年会,都是无精打采而散,从此新中学会就无疾而终了。 ……一九二六年童冠贤、马洗凡等加人国民党,曾联合一部分人组织‘新中革 命青年社’,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派系,不明真相者称它为‘新新中学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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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新中学会是两回事。”⑧
新中学会的创始人童冠贤,早在1925年就回国担任了北大教授,从而与 高仁山、陈翰笙等人成为同事。1926年,他跟随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的北大教授、教务主任顾孟余,赴广州参与国民党中央 的党务工作,又与老会友于树德成为同事。接下来,他受命返回北京任国民党 政治委员会华北分会委员,与丁惟汾、李大钊等人一同经营华北国民党的党 务工作。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高仁山更加熟悉的应该是新中学会的会友 于树德而不是李大钊。在于树德和李大钊之外,与高仁山最为接近的自然是 童冠贤。
于树德,字永滋’ 1894年2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静海县唐官屯。1917年考 取天津法政学堂的公费留学名额,并把自己准备自费留学的三百块大洋转赠 周恩来,从而促成两个人于同年9月一起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两个人先 后加入由童冠贤、高仁山、马洗凡、刘东美、陈铁卿、杨伯安、杨扶青、李峰、黄 开山等人发起组织的新中学会。1921年,于树德从日本回国在天津开展工人 运动。同年冬天经李大钊介绍,以新中学会代表身份赴苏联,参加1922年初在 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从苏联回国 后,他经李大钊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支部,被 推为主任。1924年1月,于树德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任大会宣言审查委员 会委员,并与中共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一起,人选国民党中央的24名执行委 员。同时人选17名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共党员,分别为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 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
1924年4月20日,中共方面的李大钊、于树德、韩麟符等人,与国民党方面 的李石曾、顾孟余、徐谦、丁惟汾、于右任、路友于、朱家骅、马叙伦等人,在北 京成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部。于树德任执行部的青年部即学生部的部 长,直接负责北京、天津的学生运动。1925年秋天,他赴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 常务委员会委员。1926年7月6日,他又在国民党中执委临时全会上当选为中 执委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是中共方面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最高职务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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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国民党对中共实施“清党”之后,于树德与国共两党脱离组织关系并退出 政坛,长期从事农村合作社理论的教学研究。1949年之后,于树德留在大陆, 历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等 职;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2年2月18 日,于树德因病在北京逝世。
1929年3月,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童冠贤,因为反对 中央执行委员圈选制及开除汪精卫的党籍,与一些代表退席抗议,从此不再 参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1948年,他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一度跟随李宗 仁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残局。1949年之后,童冠贤逐渐从政界淡出,任教于香港 崇基学院。晚年他移居加拿大,于1981年8月7日去世。
《新中学会纪要》的落款时间是1961年3月。于树德为了与避居香港的童 冠贤等人画清界线,刻意回避了自己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一度 成为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历史事实,同时也略去了螅噬酱邮碌拇笪尬返母铩∶疃
三、高仁山、陶曾谷与胡适、蒋梦麟
在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录有高仁山用艺文中学信 笺写给胡适的两封书信,内容是邀请胡适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就教育问题发表 暑期演讲。在落款时间为1925年6月23日的另一封短信中,高仁山写道:“适之 先生:艺文中学发起人会记事录二份寄呈。内有先生演说稿,系仁近日回忆, 略事写出。其中不无遗漏舛误之处,请你斧正寄回! ”⑨
1925年7月16日,任鸿隽在写给留美同学胡适的书信中介绍说:“在上海 遇见高仁山,他对于奉浙的军事行动颇注意,欲联合上海各界打电劝他们息 内争。我以为此刻打仗总不至于成事实,不过沪上的事使奉军在上海增了不 少的兵,不免为将来和平的一个威胁罢了。上海罢工工人很多,商会与工会、 学会不能合作,尤为危险。”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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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沪上的事”,就是发生在上海租界的“五卅惨案”,又称“沪案”。“沪 案”发生后,高仁山与李四光、马寅初等45位国立各校教职员致函各校校长, 建议从政府归还各校的150万元中,拨款10万元援助从事罢工示威活动的上 海工人。而领导组织上海工人的罢工示威活动的,恰恰是国共两党的左派人 士,特别是中共方面的刘少奇、李立三、陈云等人。
1925年10月26日,段棋瑞执政府与英、法、美等国举行“关税特别会议”, 由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及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出面召集的“关税自主”游 行示威大会,以“无条件的关税自主”、“反对妥协的加税”为理由,反对召开 关税会议。5万示威民众游行到新华门附近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包括交 通大学学生苏潮、北大教授徐炳昶和高仁山在内的10名师生在冲突中受伤。 手执校旗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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