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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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围货农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　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　见，余意欲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
宋教仁所说的同盟会“前此勉强改为政党”，是1912年3月3日的事情。同　盟会南京本部于当天召开全体大会，通过新党章，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　生主义”为宗旨，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决定大为扩张，以　完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⑤
至于“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对于临时大总统袁　世凯极端妖魔化的谩骂攻击方面。1912年3月28日，由周浩筹资开办的国民党　激进派报刊《民权报》创刊发行，该报主笔戴天仇（季陶〉一上来就以《胆大妄　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为标题，猛烈抨击袁世凯“病民病国　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并且公开告诫同盟会第一　大报《民立报》说：“〈袁世凯〉才足以帝制自为，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　刀杀人。”⑥
湖南籍的革命党人邹永成，对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极度不满，以至于在　上海跳人黄浦江自尽，因被人及时救起才侥幸不死。他在绝命诗中写道：“轰　轰革命十余年，志灭胡儿着祖鞭。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⑦
当时的《民立报》被视为以于右任、宋教仁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的主要舆　论阵地，与宋教仁关系密切的该报主笔徐血儿，反过来告诫激烈派说：“奈何群　俗侥（浇）薄，意气相尚，一有不当己意，即假共和假共和之声喧嚣于国中，挑起　无意识者之同感而隐以破坏大局于不顾也。……今兹新国家存亡绝续之交，创　造艰难，百废待举，民生困苦，疮痍满目，元气未复，补救之道，不可须臾缓。”⑧
二、孙中山挂名理事长
1912年7月21日，辞去农林总长后继汪精卫担任同盟会总务干事的宋教　仁，在已经迁到北京的同盟会本部的夏季大会上表示：“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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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内阁，巳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　为总理，亦赞助之。”⑨
8月11日，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　的代表达成一致意见，合并组织国民党。第二天，远在上海的孙文（中山〉、黄　兴（克强〕联名致电同盟会各支部征求意见：
各支部鉴：据北京本部来电云：“连日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　党协商合并，另行组织，彼此提出条件于下：〈一）定名：国民党；（二）宗旨：巩　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三）党纲五条：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　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四）用理事制，于其中推一人为理事　长。昨日开全体职员评议员联合会，合并条件已通过”云云。文等以上列条件　与本会宗旨毫不相悖。又得此多数政党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　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文等深为赞成。且同盟会成立之始，　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之义在，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更名称者益　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特此通电贵支部，务求同意，以便正式　发表。文等屡承袁大总统遣使持函来邀，已定十七日起程北上，赐复即交北京　同盟会本部为盼。孙文、黄兴。
8月13日，中国同盟会本部、统一共和党本部、国民公党本部、国民共进会　本部、共和实进会本部，联合发表《国民党宣言》；其中的核心理念是这样一段　话：“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　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为志者也，故标其义　曰：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
同一天，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等人致电上海国民公党的岑春煊等人：“名　虽合党，实系新造，……同盟会牺牲一切，从我主张，尤为难得。”⑩
共和党方面的《亚细亚日报》，在此之前公开发表评论说：“宋遁初氏专选　优秀稳健一派而遗其暴烈分子，且欲牺牲其民生主义，以冀有完全之政党出
6　｜良围噶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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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此吾所深欢迎者也。”？
事实上，与黄兴联名致电同盟会各支部表示“深为赞成”的孙中山，对于　宋教仁等人改组国民党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他在随后写给宋教仁的书信中表　白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　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　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　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
在宋教仁、黄兴死去多年之后，孙中山终于说出了自己当年的难言隐痛：　“但当组织国民党之时，我已经辞了临时大总统。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　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当是时极为悲观，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　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　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　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　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　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与陈其美等人一起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对宋教仁另有事后清　算：“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　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　是桃源渔父。”？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来到北京。第二天，国民党成立大　会在湖广会馆举行；公推张继为临时主席。孙中山中途到会发表演说，重点阐　述了同盟会所坚持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今共和成功，民族、民权两　主义皆巳贯彻，此后宜注重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一意味云，故国　民党取民生政策为政纲。但何谓民生政策，人多误会，不知民生政策非均贫富　之意，乃预防资本家专制之意。昔我社会幼稚，经济未发达，因无所谓资本家。　若共和以后，日进文明，此种现象必见，不可不先以适当之政策预防。试观美　国贫富阶级悬绝，资本家之专横垄断，贫民之困苦颠连，不堪言状（引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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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多乂孙君演说至此，有狂人大声疾呼，为警吏挟出我国宜以为鉴。”0
据上海《时报》报道’孙中山的演说大概持续了两个小时，他在演说结束　后休息几分钟便离开会场。会议当场推举理事9人：孙中山、黄兴、王人文、王　芝祥、宋教仁、张凤翗、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参议30人：阎锡山、张继、　李烈钧、胡瑛、沈秉坤、温宗尧、陈锦涛、陈道一（陶遗〉、莫永贞、诸辅成、松毓、　杨增新、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闾、张培爵、徐谦、王喜荃、姚锡光、赵炳　麟、柏文蔚、孙毓筠、景耀月、虞汝钧、张琴、王传炯、曾昭文、蒋翊武、陈明远。　备补参议10人：胡汉民、尹昌衡、袁家普、唐绍仪、唐文治、王绍祖、高金钊、许　廉、夏仁树、贺日昌。
关于国民党成立大会，当年的文字记录存在着很大分歧。另据1913年5月　出版的国民党《国民月刊》第1卷第1号报道，国民党参议名单共29人，其中有　胡汉民、柏文蔚、唐文治而没有沈秉坤、虞汝钧、王传炯。除此之外还有名誉参　议7人：溥伦、徐绍桢、姚雨平、林述庆、钮永建、马安良、张锡鸾。
在国民党本部的300多名干事中，包括总务部主任干事魏辰组、殷汝骊，　干事任鸿隽。交际部主任干事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政事部主任干事谷　钟秀、汤漪。选举科主任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张　耀曾、伍光建、仇鳌。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　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张东荪。这些人大都学有专长，熟悉欧　美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学术，在此后的政学两界发挥过重要影响。
9月3日，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贡桑诺尔布七　名理事共同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请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据杨幼炯　介绍，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同盟会内部“多有痛哭者，乃拟设同盟会俱乐　部于上海’以保存革命之价值，表示不与普通政党相同之义’以安党员。而广　东之同盟会，则直到民国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始更名。”？
在此之前的8月27日’黄兴在孙中山敦促下由上海搭乘铭新轮北上，于9　月11日抵达北京。随行人员有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何成浚、赵铁、徐少秋、　徐申伯、梅同生、杨谱笙、陆惠生、龚禁侵、孙棣山等人。北京方面特派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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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官张仲华、旅长陈元白前往上海迎接，其隆重程度仅次于孙中山。
孙中山在京25天，先后与袁世凯会谈13次。8月28日晚上，袁世凯在总统　府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孙中山和夫人卢慕贞，他在致词中对孙中山倍加赞扬，　宣布双方会谈“极其诚恳”，并且在举杯祝酒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　”孙中山　在乐声中起立答谢，颂扬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表示自己将“极　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希望十年后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后在　一片掌声中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9月25日，经过袁世凯、孙中山、黄兴三巨头的反复讨论，并且征得副总统　黎元洪同意，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公布“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一）　立国采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　先储备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人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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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　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　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根据八大政策，孙、黄、袁之间还订定了四项政治协议：（一）实行统一：各　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饬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　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　（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的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饬由海陆　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　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　自造之目的；〔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　府不及之患。
作为四项协议的具体落实，孙中山公开宣称自己十年不参加总统竞选，　中华民国十年不撤换大总统。袁世凯投桃报李，于1912年9月9日特授孙中山　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孙中山三万银元的超级月薪仅次于袁　世凯本人四万银元的月薪。9月9日当天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的黄兴，随后也　被任命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接替他的湖南同乡谭人凤。按照唐德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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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袁世凯的怂恿之下，“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　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始发现铁道一　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时至今日，　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还未突破7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　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使其浪费国帑，设阱以陷之，这就是　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故有此失”。@
被时人誉为“南北调和”积极成果的“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与　国民党的既定政纲相比较；一是只字未提国民党孜孜以求的政党内阁和议会　制度，二是忽略了国民党五条政纲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发展地方自治。”这是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个重大迷误。
三、国民党的内部危机
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　党经营得有声有色。然而，由此而来的肓目乐观，偏偏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　1912年10月3日，当时最具影响力也最具职业精神的上海《申报》，在《国　民党竞争之暗潮》中报道说：
国民党中之旧同盟会，其人物之分系，原分为孙文、黄兴、宋教仁三派。孙　派以广东为中心，南洋商人、西洋高襟学生属之。黄派以南方为中坚，革命健　徒属之。宋派人物之臭味亦同孙、黄，而同盟派之参议员及政党各员属之。南　北统一以后，孙氏知实力不能敌袁，不欲置身政界，遂籍办理铁路事业飘然而　去，其徒党亦多离中央。宋氏则早入中央，为农林总长，辞职后与袁接近，既欲　组织其理想的宋氏政党内阁。惟黄氏在南方颇持强硬态度，作袁劲敌。近来入　京后大反从前所为，极意与袁联络，袁亦极力与黄互相提携。适陆子兴告病，　袁因与黄商及总理问题，黄举国民党之沈、宋二人以对。袁谓：遞初才华极为　发越，惟临时政府期间内可姑养望，沈某阅历极深，可以担任。黄以己为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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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魁参议员，又占多数，保其必可通过。不料宋教仁闻信暗中运动参议员及国　民党主干员，极力反对沈氏，竟不能通过党议，于是黄派之人闻之大愤。宋之　所为，遂有另行组织政党之意，且宋氏所主张之一政党内阁，亦为自家的政党　内阁。现在国民党之党员欲争总长者二十余人，欲为次长者五十余人，势不能　各得所欲，故宋氏之政党内阁终难达其目的云。
“陆子兴”就是继唐绍仪之后出任临时内阁总理的外交部长陆徵祥。被黄　兴推举出来候选内阁总理的“沈”，就是与黄兴、宋教仁同为湖南人的沈秉坤。　他在清朝末年任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期间被推举为广西都督，由于遭到副都　督陆荣廷的强力排挤，只好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孙中山的南京临时　政府被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取代之后，沈秉坤曾在南京担任过黄兴的留守　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
国民党方面的《民立报》，于10月7日刊登《追记政局之变迁^宋渔父谈　话》；其中介绍说：袁世凯于9月20日前后委托宋教仁的湖南同乡范源濂、刘揆　一劝说宋教仁（渔父〉出任国务总理。孙中山来到北京后也向袁世凯推荐宋教　仁出任总理，黄兴又打来电报劝他上任，都被他坚决拒绝。其理由是：“〔一）因　临时政府期内，为时太促，不能多所展布；（二）因调和南北感情，须有威望素　著之人，始能得人信仰。故力荐黄克强担任内阁，当时所以有黄内阁之说。”黄　兴（克强〉、陈其美（英士〕一行北上时，宋教仁专程到天津迎接，期间曾与前国　务总理唐绍仪讨论总理人选：“余至天津晤唐君’唐力劝余组织内阁。余力荐　黄克强，又与黄克强、陈英士同往访唐，会议良久，余以现在大势如裁兵、借　款、外交各种重要问题，非威望素著如黄君者出任总理，恐不能无他项掣肘，　反于进行有碍，仍请唐君力荐黄为总理。唐、陈两君均极赞成。”
记者接下来问道：“外间言袁总统因黄不担任总理，同时提出沈秉坤、赵　秉钧二人，黄均赞成。君则赞成赵，不赞成沈，其理由安在？　”宋教仁回答说：　“当时国民党多数不赞成沈。我不同意沈者并不是反对个人，而是担心沈任总　理，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党议必然要被破坏，而且对于沈的提名在参议院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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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能够通过。”
话虽这样说，继陆徵祥之后出任内阁总理的依然是国民党人，他就是刚　刚被黄兴争取人党的袁世凯亲信、内务部长赵秉钧。黄兴根据党内意见，向　袁世凯提议由赵秉钧出任临时内阁总理，由沈秉坤任内务总长。袁世凯不同　意把兼有民政权与警察权的内务部交到沈秉坤手中，而是改派他充当有官　无职的浦口商场督办，内务部仍由赵秉钧兼任。宋教仁关于此事的解释是：　“赵虽人国民党，与袁总统实有密切关系，可云袁派内阁；且政府经验甚富，　力量亦较厚于各方面，易收效，当得孙、黄两先生及国民党多数之同意，此所　以赞成之也。”
黄兴在北京期间，曾当面争取袁世凯、杨度加人国民党。袁世凯避而不谈。　袁世凯的亲信、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居中介绍孙中山与黄兴和宋教仁认识的杨　度，随后从北京给黄兴发来电报：“前承不遗，邀入国民党，只才识无似，未敢遽　诺。近日京中贵党干部诸君继续招邀，议及党略，度以为贵党以前之经过，及　以后之行动，皆不免于困难者，实为政党内阁四字所缚。虽云根据学理，然贵　党从前对于项城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亦事实之昭然。度意此后贵党　对于民国，对于总统，宜求根本解决之方，若不信袁，则莫如去袁，而改举总统。　度必劝隐，袁必乐从。若能信袁，则莫如助袁，而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宣布全国，　以求实际沟通，度方可有效力之处。若仍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实于国家大计　有损，非上策也。度姑以党外之人预为建议，自分于贵党党员，关系甚浅，不敢　轻于投身，乞公据度此电，通电全国贵党本部支部，征集意见，若多数赞成鄙　意，见诸实行，方敢追随左右，不仅以此觇贵党之方针，且以此卜一身之信用。　进退所关，伏维裁察是幸。”@
杨度所说的“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堪称是对于用右手让出政权同时又想　用左手收回政权的国民党方面的经典批评。1912年9月16日，宋教仁专门在　《民立报》发表致北京各报馆的公开书信，想要化解的正是他所面临的“相挟　相持，互生疑虑”的现实困境：
“政学两界人和事
连曰各报载国民党事诸多失当，甚且如《民视报》等谓孙中山先生辞理事　职出于鄙人之排斥，《新纪元报》等谓孙、黄有冲突，皆不胜骇异。此次国民党　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故党员无论新旧，　对于孙、黄二公皆非常爱戴。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最多，惟孙先生此后　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　三挽留，始允不辞，现已推为理事长。鄙人与孙先生从事革命几及十年，何至　有意见之争，且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亦何至有　内讧之原因耶？至于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　下皆知，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歧异，更何至有冲　突之事，如各报所云云乎。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　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真正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勉不能成　立。关于政见，各党即互有不同，然总不宜猜忌离间，曰望敌党之不发达。吾人　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　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作此等谣　言之各报，属于何党固不必辨，鄙人总深盼其守政党道德，不再事无谓之猜忌　与离间，平心静气以评论国家事，扶持各党，使渐臻于健全之发达，庶几各党　乃得日即稳固，从容研究。其在议院有正当之主张，不事喧嚣。其对政府有适　当之监督方法，以促成强固有政策负责任之内阁。是岂非国家之大幸事乎，区　区之心乞鉴谅之！宋教仁顿首。
随着国会议员竞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1912年10月15日，国民　党参议员会在北京成立。10月19日，宋教仁、王宠惠等人乘火车沿京汉路南下　从事选举活动。12月29日，宋教仁给留守北京的私人秘书刘白（羹臣〕写信，大　致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在桃源老家为老母亲祝寿“空消十余日，屡接京中　电促，亦未能出山也”。写信时已经离开家乡抵达常德，“为调和西路选举事，　小住数日，拟即赴长沙，再赴汉口，与克强商议一切，然后定行止，或赴日本，　或来北京，尚未定”。
“　“为宪政流血”的宋教仁｜　13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对于党内斗争的分析判　断：“政党形势，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