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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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宪政流血”的宋教仁｜　13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对于党内斗争的分析判　断：“政党形势，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　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　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　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但目下究竟详情如　何，尚乞电示。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政　党政治的制度建设方面，宋教仁在国民党中占有当仁不让的绝对优势；其二，　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制度建设的宋教仁，无形中造成了在　国民党内拥有很大势力的陈其美一派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局面，从而　造成“本党有内讧”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这两方面的估计过于自信的盲目　乐观与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了他自己“为宪政流血”的悲惨结局。
四、宋教仁的阳光宪政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湖南支部发表竞选演说时表示：“现在　民国未经各国承认，于国际上非可谓之成立，然其原因，则内部未能整理之　故也。……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　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　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　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此兄弟之所希望于本党　诸君者也。”？
2月1日是旧历腊月二十六日，宋教仁顾不上与家人共度春节，毅然离开　家乡来到武汉。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发表的演说，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　政党理论：
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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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　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　解，同他们备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队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　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　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　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　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刻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　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　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　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效
2月10日，宋教仁又在国民党湖北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对中央政府　在财政、外交等方面的措置失当提出批评，其中特别提到临时总统袁世凯、国　务总理赵秉钧在外交方面的重大失误：“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　郎往俄締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　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　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国民党理事长孙　中山已经于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考察，随同的有在国民党内以激烈著　称的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人。
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其中特别谈到三权分立　的宪政民主的制度设计：“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　保障也。……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揭晓，在宋教仁的主持和经营下，　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共596人，其中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　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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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　席、跨党者得38席、无党派得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　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　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参、众两院。
3月8日，宋教仁在南京发表演说，再一次阐述自己对于政治体制与权力　架构的基本构想：“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　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　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　无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　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大纲既定，地方问题自迎刃而解。惟道府制即　观察使等官制，实为最腐败官制，万不能听其存在。
宋教仁的上述言论，特别是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长篇演讲，招来北　京方面的匿名批评，上海《时报》北京电指出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是“某当　局”。“某当局”在文章中除了对国民党方面横加指责外，还针对宋教仁展开人　身攻击：“谓与总统有意见乎？吾见其运动内阁，当时媚事总统，惟恐勿至，水　乳相容，已无间隙。谓与现在执政有宿怨乎？吾见其运动内阁，当时款宴访问，　几无虚夕。钝初交际能名，轰传流辈，声气相投，已无隔膜。然则其叹息痛恨，　力诋狂詈，正自有故。……一以发泄旧愤，一以排挤旧人，夫然后目的可偿，总　理可望。其手段奇，其用心苦矣！　”？
宋教仁在没有读到全文的情况下，先在1913年3月12日《民立报》发表一　篇《宋教仁君之时事谈一一驳某当局者》，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某当局又谓余　因争总理未遂，故发此怨愤无稽之言，亦可发噱。余始对于第一次内阁更换　时，主张蔡君元培，二次主张黄君克强及赵君智庵，实未有自为之心。非不为　也，实因余之资望能力皆不及诸人也。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　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　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　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推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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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乎？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　者惟一袁，吾人惟论其有此本事与否，不当论其不宜有此心。其既为之，则只　宜责备其为好总统而已。人之欲为总理、国务员者，亦当待以如是，方为合于民　国时代之常轨。”
3月15日，宋教仁又在《民立报》发表长文《答匿名氏驳词》，其中坦然承　认：“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　盖已久矣。”
接下来，宋教仁话锋一转反驳说：“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　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　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　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　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　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　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　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若乃目为野心，咸起非　笑，则直是视民国职务与君主国之官爵相等。”
关于自己与政府当局之间的良性互动，宋教仁表白说：“吾人非难政府’　非与政府有恶感，只问其行事之若何。若以有恶感，而即故意非难之，则必以　有好感，而故意逢迎之，此乃公等官僚卑劣之故态，吾人岂为之耶？吾人素来　作事，不存权利之见，亦不畏强硬反对，吾惟行吾之素。”
在这篇文章的附言里，宋教仁还谈到有多家报纸刊载北京救国团致各省　都督、民政长、各报馆、各团体的电文，“亦驳予演说，其文辞大抵与某氏文同，　盖与某氏同系统者，而东扯西拉，文理不通则过之”，进而光明正大地表态说：　“凡与人驳辩，须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匿名揭帖，或假造团体名义，皆有似　盗贼之行为。今后再有此，吾人岂屑与较量耶？　”
1913年3月1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发表最后一次演说，其　中所阐述的正是他一直从事的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现代化的制度意识：“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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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均同一为政治的生活。……就吾党与民国政治上　之关系而言，不过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　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　主张，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　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　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吾党现今应有之党略，亦当依此　方针，以谋稳健之进行。”@
五、〃临时约法”的法理缺失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是在南北议和的大背景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按　照南京方面与袁世凯方面事先达成的协议，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孙中山应　该向临时参议院咨请辞职，并且推荐袁世凯继任。1月2日，孙中山致电袁世　凯，明确表示：“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
论。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且附加　了三项条件：“①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②辞　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③　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2月15　日，临时参议院如约选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宋教仁是湖南省参议员，他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　大纲》时极力主张采取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当选临时　大总统的孙中山，坚决反对这种架空自己最高权力的制度设计，一些革命党　人甚至指责年轻气盛的宋教仁想做内阁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临时参议　院审议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仅否决了责任内阁制，而且连内阁总理　也没有设置，由各部总长直接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负责。孙中山依据黄兴的　推荐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不予通过，改由程德全递补当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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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袁世凯即将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情况下，革命党人为了把右手交出去的政　权再用左手收回来，不惜采用临时动议的方式，把“责任内阁”的相关内容强行　塞进了临时参议院制订的“临时约法”草案之中。
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接受孙中山辞职。经过激烈辩论’以多数票通过　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提案，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据胡汉民的记载，黄兴连咨　请再议也嫌麻烦，干脆说：“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　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据当年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回忆：“我急着去找黄　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十二　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　’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　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　努力，当日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十四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⑩
于是临时参议院已经于2月14日“用投票表决法以对于八票之二十票多数　可决”的方式正式通过的设临时政府于北京的定案，到第二天被“公议用记名　投票法表决”的方式加以推翻，于是又有了“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决定。
有了南京政府方面既“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又“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　之”的前车之鉴，当南京临时政府依据“临时约法”派遣蔡元培、宋教仁等人赴　北京敦请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袁世凯也如法炮制，先是嗾使部下兵变，然后再　借助外交使团出面施压，从而制造出非袁世凯不能稳定北方的危险局面。在　这种情况下，南京临时参议院不得不另行决议：“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　”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几千年的老大中国在很多时候都是处于优汰劣胜　的变态社会中，一直致力于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与调和南北的政治努力的宋教　仁，刚刚走到政治人生的辉煌境界，等待他的却是血腥罪恶的政治谋杀。
1913年3月20日晚上，前农林部总长、湖南籍议员、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　仁准备在上海至南京的沪宁火车站乘车北上时遭遇枪击，于3月22日凌晨在靶　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去世。血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紧急展开缉凶活动，以至于　爆发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先是作为国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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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党的国民党惨遭解散，接下来又是国会解散以及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称帝痴梦。
最为可悲的是，当年较为全面地认识到“临时约法”的法理缺失的不是别　人，而是主持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这位先后充当过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中　山的卫队司令、黄兴的兵站助手和袁世凯政府的江苏驻沪巡查长的青帮大　佬，在通过另一位青帮大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递交给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呈　文《制定宪法之必要》中明确写道：
中国改革政体，采用法制，一以防遏总统之专制，一以督促政治之进步，　其用意至为周密。惟《约法》之规定，既采取法制而独不予总统以解散议会之　权，则又大悖于乎法国内阁制度之原则。夫美之所以不予总统解散议会之权　者，以总统当行政之冲，议会握立法之权，是不啻以君主之地位处大总统矣。　若法国内阁制者，行政之机关，既为议会所委托，内阁之总理，既为议会所选　出，使于此而不予大总统以解散议会之权，则议会无所顾忌，其流弊所至，不　为专横之议会，即为敷衍之议会。议会专横，而行政者被其掣肘，议会敷衍，而　行政者无所适从。今日之参议院玩忽泄沓，酿成阒寂之现象者，即敷衍之弊　也。故采取内阁制者，大总统无不有解散议会之权，非为大总统扩充权力，实　籍大总统以为监督。大总统监督议会，而议会不敢怠荒，议会监督内阁，而内　阁不敢专擅，相维相系，而立法与行政二部，乃并流而进，不至有畸轻畸重之　弊，而采用内阁制之精意，乃于是乎得矣。？
南京方面的革命党人把法国式“责任内阁”的相关内容强行塞进“临时约　法”；却偏偏舍弃了法国式宪政制度赋予总统的解散议会的权力。中华民国北　京政府在1912年间先后撤换三届内阁，除了袁世凯与国民党人士占大多数的　参议院议员在宪政民主意识方面都有所欠缺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临时　约法”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着缺失法理的盲区漏洞。举例来说，张振武被袁世　凯和黎元洪合谋杀害之后，与他同为共和党内民社派成员的参议员张伯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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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衔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强烈谴责袁世　凯、黎元洪“口衔刑宪，意为杀人”的违法行径。然而，张伯烈等人很快便陷人　了两难困境之中。为了维持约法的尊严，必须对明显违法的袁世凯及中央政　府提出弹劾。依照约法规定，为了提起弹劾，又必须有超过3/4即95名的议员出　席。而实际上，自参议院开院以来，从来没有超过3/4即95名的议员出席参议院　会议。换言之，守法的参议院根据约法，偏偏不能够有效制止袁世凯及中央政　府的违法行径。
随着宋教仁案的发生和应夔丞的被捕，立足未稳的中华民国很快被捆绑　在“二次革命”的战车之上，宋教仁为之流血牺牲的宪政民主制度反而遭到了　完全彻底的摧毁败坏，并不完善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因此丧失了依法完　善的机会。
注释：
①宋教仁：《我之历史》，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5页。
②徐血儿等编：《宋先生教仁传略》，见蔚庭、张勇整理《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　版，第3页。本文所采用的很多报刊文献引自该书，不再逐一加注。
③黄中恺：《辛壬闻见录》，文载阳海清、孙式礼、张德英编《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中　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版。
④远生：《政谈窃听录》，见《时报》1912年10月5日。
⑤《同盟会致各支部电》，见《民立报》1912年3月5日。
⑥天仇：《奇论：问某记者》，见《民权报》1912年4月24日。
⑦《民权报》1912年4月23日。
⑧血儿：《哀告国民》，见《民立报》1912年5月1日。
⑨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09页。
⑩《民权报》1912年8月14日。
？哲维：《予之政党观》，见《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0日。　⑩《民立报》1912年8月22日。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文载《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1924年7月，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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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戴季陶：《二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著，1938年，第　15页。
？《国民党成立大会纪略》，见《时报》1912年9月1日。　⑩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8页。　⑩《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
⑩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⑩《杨度致黄兴电》〔1912年11月14日〗，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301页。
⑩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33页。
？《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见《长沙日报》1913年1月9日。　？宋教仁：《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56页。　？《宋遯初之危言》，见《民立报》1913年2月13日。　@《宋钝初先生演说辞》，见《民立报》1913年2月20、21日。　？《苦口婆心医国手》，见《民立报》1913年3月11日。　@（宋）教仁：《答匿名氏驳词》，见《民立报》1913年3月15日。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86页。　⑩《民立报》1912年1月6日。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73页。另见陈锡祺主编《孙中　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59、660页。
⑩吴玉章著：《辛亥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151页。
？《江苏都督程德全呈大总统检查报告^附应夔丞家捜获之函电文件五十三通》之第　二十二件，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第97页。
《袁氏当国》的历史谬误
《袁氏当国》是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晚年著作，其中充满了中国大　陆历史学者所少有的独到见解和精辟阐述。只可惜在美国教书育人大半辈子　的唐德刚，把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严于责人、宽于律己的弹性　规则，发挥到以讹传讹的境界，以至于把小说演义中的虚构材料写人历史，对　于一直以“历史学家”自居的唐德刚来说，这种常识性的学术硬伤，是无论如　何都不应该出现的。
一、所谓〃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袁氏当国》中有一个很不严谨的小标题，叫做“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　关”。用唐德刚的话说：“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　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　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20世纪俄国的克格勃、德国　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81或人，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　的。从应夔丞到戴笠，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　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1110（^171丨231丨00〉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　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