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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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良園嘴崧
｜　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　员政府，必据四万万同胞授与之公意，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　行严厉正当之刑法，行使我天赋之神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兹特于三月　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　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　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因此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　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⑤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颇为精辟地总结说：宋教仁案　“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　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　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1919年3月27日，60岁的洪述祖被国民政府大理院以“教唆杀人”的罪名判　处死刑，并于同年4月5日执行绞刑。他在狱中曾为自己题写了两副挽联，其一　为：“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　埃。”其二为：“人地狱乃佛语，知天命是圣言。”
洪述祖死后，他的表弟庄蕴宽在挽联中给出极高评价：“古来才大难为用，　夙世因多可奈何。”他的儿子洪深当时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后来成　为中国影剧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注释：
①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
②袁寒云：《辛丙秘苑》，见《稗海精粹丨闲话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③《金勋致徐树铮报告在沪与国民党人会晤情形密函》，1913年3月14日，见朱宗震、杨　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丨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231　页。
④《洪述祖通电》，见《民立报》1913年5月8日。
⑤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丨12页。
《新青年》教训徐世昌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经通过官方渠道间　接干涉过《新青年》杂志及其所在的北京大学。北大教授特别是《新青年》同人　团队，对于掌握最高权力的徐世昌，也一直采取教训监督、公开批评甚至于嬉
笑怒骂的独立态度。
一、高一涵教训徐世昌
1918年11月24日，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其中充斥着“天地　君亲师”之类政教合一的神道观念，时任北京大学编译员的高一涵，在《新青　年》5卷6号发表《非“君师主义”》，毫不含糊地批驳说：
这几个月来，我是不谈政治的，是不读“总统命令”的。一则因为中国现　在无举国公认的政府，无举国爱戴的总统；二则因为我们所讲求的是法治不　是人治，所研究的是法律不是命令。所以就是总统合法的命令，也不大理会　他，何况这种总统的“上谕”呢！然我看见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大总统令”中有　一大堆“道德”的话头，谓：“牖民成俗，是惟道德，……西哲有言，道德为共和　国之元气，……亟当……揭橥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又有什么“教条”，　又有什么“检束身心以为律度”，又有什么“各秉至诚以回末俗”，又有什么　“教育事业……著教育部通饬京外学校于修身学科，认真教授，并酌择往哲
#文栽《随笔》，2008年第3期，花城出版社
34　｜氏因货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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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言懿行，编为浅说，颁行讲演，以资启迪……”云云。我读了　一遍，觉得这种　“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在中国是很印入人心的，绝不止徐世昌一人独怀　这种意思。
接下来，高一涵引用了前辈文人严复关于中西比较的一段话：“盖西国之　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　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中国帝王下至宰守，皆以其身兼天、　地、君、亲、师之众责，……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　也，犹奴虏矣。”基于此，高一涵在《新青年》同人中较早提出了“思想革命”的　概念：
严氏论事，多执己见，独这一段实写中国君后观念，却无一字虚构的。所　以这种“神圣的”总统，“元后的”总统，“家长的”总统，“师傅的”总统思想，在　中国社会上很占势力。惟其为“神圣的”总统，所以能定“教条”；惟其为“元后　的”总统，所以能“一正心而天下定”；惟其为“家长的”总统，所以云“在下则　当父诏兄勉，以孝悌为辅世之方”；惟其为“师傅的”总统，所以“教育”、“修　身”，皆得由彼“酌择”。然则这次“大总统令”，实为中国旧思想之结晶，所以　不得轻易看过去的。我以为这种“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所以发生的原因　有二：①是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②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
作为结论，高一涵进一步写道：“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　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入民　国以来，总统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亦祀天；皇帝尊孔，　总统亦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　亦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　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我的意见’不是说道德是不必　要的，是说道德不能由国家干涉的；不是说共和国家不必尚道德的，是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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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道德，须由主人自己培养，不能听人指挥，养成奴性道德的；也不是说　现在社会道德是不坏的，是说就是坏到极点，也不能因我们大总统下一道　‘上谕’的命令，就可以立刻挽回的；更不是说道德不该有人倡导的，是说总　统偶吃一次斋，万不能使人人戒杀；偶沐一回浴，万不能使人人涤面洗心；偶　正一刻心，亦万不能使人人的心皆放在正中，而永远不歪的。所以道德必须　由我们自己修养，以我们自己的良知为标准，国家是不能攒入精神界去干涉　我们的。”
撇开“思想革命”的是非功过不谈，可以把高一涵的观点变得更加通俗一　点：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徐世昌，所拥有的只是执政的权力而不是教化本国公民　的权力。他只是全中国人民用纳税钱供养的一名专门为本国公民提供公共服　务的“公仆”，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全中国人民的精神导师。他的职责只是依法行　政，特别是依法管制掌握公共权力的行政官员以及地方军阀，而不是“攒人精　神界去干涉我们”的精神自由、道德修养和宗教信仰。
二、钱玄同谩骂大总统
比起高一涵，北大教授、《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的相关言论，就显得更加　直白、更加透彻也更加极端。他在发表于《新青年》5卷3号的《随感录二十　/^》中写道：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我　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做　“元首”。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须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　来。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　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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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呢？像猫主人养了一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
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和　“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
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迄满清四千年的帝制，便该把四千年的　“国粹”也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只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　之可言。
在《钱玄同日记》中，另有针对徐世昌的私下谩骂。1919年1月5日，教育部　秘书徐森玉在朋友聚会时告诉沈尹默、钱玄同等人，有人请徐世昌出面让北　京大学“改换学长整顿文科”。钱玄同因此大发牢骚：“这几天徐世昌在那里下　什么祈天神！什么‘股肱以膂’！什么‘祈天永命’！什么‘吏治’！什么‘孔道’　的狗屁上谕，这才是你们的原形真相呢。”
第二天，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与教育部佥事陈颂平的对话：“颂平　示我以山西督军阎锡山给国语研究会的信。信中很主张国文改为国语。并阅　阎氏在山西出台白话告示，编国语读本，提倡注音字母。国民学校的国语读本　已经编了四五本了。这样的督军现在总要算是好官了。即使是沽名钓誉也该　恭维他的。请问别的官肯如此沽名钓誉吗？他知道这是有名誉的事，则其知识　比起那……‘祈天永命’的徐总统来无疑大有天壤之别么？　”
第三天，钱玄同又在日记中记录了教育部佥事周豫才即鲁迅，对于自号　“东海”的徐世昌的批评：“和半农同访周氏兄弟。豫才说如其大东海国大皇帝　竟下了吃孔教的上谕，我们唯有逃人耶稣教之一法。豫才说用耶教来抵御中　国旧教，我本来是不赞成的，但彼等如竟要叫大家吃孔教、来研究那狗屁三纲　五常，则我们为自卫计惟有此法而已。颂平说他入耶稣教全为反对丧礼，这是　和豫才一样的意思。”
作为公众人物，徐世昌在就任大总统之前和之后，一直是《新青年》同人　谈论讽刺的对象。在刘半农回答王敬轩即钱玄同的著名双簧信《文学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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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响》中，就用调侃的笔调公开点出过徐东海即徐世昌的名字：“又当代名士　张柏桢，^此公即是自以为与康南海徐东海并称‘三海不出，如苍生何！　’的　‘张沧海先生’一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是送给一位朋友的祖父母的‘重圆花　烛序’，有两联道，‘马齿长而童心犹在，徐娘老而风韵依然！　’敬轩先生，你既　爱骈文，请速即打起调子，吊高喉咙，把这几段妙文拜读几千百遍；如有不明　白之处，尽可到佩文韵府上去查查。”
徐世昌刚刚当上大总统，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即吴敬恒，就在《新青年》5卷　5号发表《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其中写道：“先把一笑话说明：倘有人　问，‘徐锡麟的革命，力量够不够？　’竟在安庆校场杀头，形似不够；但毕竟做总　统的还是徐世昌。总之成了有姓徐的做总统的民国，决不再是有姓爱新觉罗　的做皇上的帝国。……这好比一家同是姓徐，那揎拳攘臂，做出暴徒的行径，　止好苦徐锡麟不着；那徐世昌先生，总得要到了制礼作乐的时候，才好垂绅缙　笏的请他出场的。所以2叩打；！抛乂世界语〉是还不曾开了牛津大学的课堂，戴着　博士帽子，天天教授。热心赞成的，多半是那些中下流的人物。”
胡适此前在《新青年》5卷4号开辟《什么话？》栏目，他所收集的“或可使人　肉麻，或可使人叹气，或可使人冷笑，或可使人大笑”的六项报刊资料中，有三　项涉及新任大总统徐世昌：
其一，“王揖唐复徐世昌函，有一段说，‘抑又闻之，总统之名义，考之腊丁　原文，为伯理玺天德。伯理云者勇于事也。玺天德云者，安于位也。’”
其二，“林传曱上徐世昌‘治安三策’原电中有云：‘在野知人民公意，有治　安三策。第一策：本美国总统减定大总统年俸岁十五万元节存三十三万以立　北京武昌广州三大学。黎宋卿不用此策致失位辱身。第二策，国会议员照英例　取无给主义，则南北皆无所争。另选议员不致行贿。……总统议员不要钱，军　人谁敢不用命？，林君之意以为争总统的只争三十三万的年俸，争议员的只争　每月现洋四成票洋六成的月俸。可谓陋儒的‘要钱主义’了！　”
其三，“徐世昌就总统职宣言书中，有句云/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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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　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画；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光。’”
在由刘半农收集整理的《什么话？》之二中，另有这样的话语：“一九一八　年十一月，欧战终止，北京学界在天安门外开庆祝大会。过了几天，某小学校　教员问学生道，‘你们可知道前几天我们干什么要排了队到天安门去？我现在　告诉你们，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打胜了德国呀！　’同年某日，徐世昌开放三海让　学校里的人进去玩玩。有一间屋子里放广几盘点心，一个小学校的教员和几　个学生看见了，都抢着去吃。第二天，学生上课，那个抢吃的教员便骂道，‘你　们也太不懂规矩了。抢大总统府里的点心吃，还成个什么样子？　’说的时候，　‘大总统府里的’六个字说得特别响一点。”
在没有署名的《什么话？》之五中，还有这样的介绍：“北京《时事评论》上　有一条评论，其文曰：‘东海寿辰，停止庆贺，仰见民胞物与体恤小民无微不至　之苦心。然而饮酒吟诗，亦及时行乐之一法，东海寿日，其有意于此乎？　’”
由此可以看出，《新青年》时代的中国公民，是可以在公共媒体上公开批　评掌握最高权力的大总统徐世昌的。遭受批评的徐世昌，尽管对《新青年》及　《新潮》杂志有所干涉，却不是因为该杂志触犯了他的个人权威，他所采取的　也不再是专制皇帝大兴文字狱的野蛮方式。
三、徐世昌与《新青年》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东海，原籍直隶天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　光绪八年即1882年，他在袁世凯资助下进京应顺天府乡试，与出生于天津盐　商之家的严修（范孙〉同住在北京横街圆通观，两个人因同吃同住而结为“金　兰之好”。考试结果是徐世昌中第154名举人，严范孙中第191名举人。两个人　随后又分别考中了进士。
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徐世昌负责文案处理。1908年11月宣统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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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摄政王载沣当权。袁世凯于第二年被罢官，严范孙也因为替袁世凯申辩　而辞职。老于世故的徐世昌虽然因为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而受到牵连，但他仍　然能够赢得摄政王载沣的信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极力主张起用　袁世凯。1914年5月，他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国务卿。1915年，他窥测出袁　世凯称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便辞职回到河南辉县的水竹村。1916年11　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到京，参与调解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　间的权力争夺，事后移居天津。1918年8月12日，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通电辞　职，段祺瑞认为徐世昌是易于操纵的文人，便指使由安福系主导的国会选举　其为大总统。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继任大总统，他一方面利用北洋军阀　内部的派系斗争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一方面致力于树立和平总统的道德　形象。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成为直系军阀的天下，徐世昌被　迫离职。从1931年到1939年6月去世，日本当局几次设法争取徐世昌的合作，　都被他坚决拒绝。
徐世昌在位期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鼎力支持严修（范孙〕和张伯　苓创办私立南开大学。
1918年12月底，徐世昌专门约请赴美国考察归来的严修交流看法。1919　年1月9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到大学晤半农、幼渔、叔平、百年、秣　陵、孟和、尹默诸人。孟和说严范孙很说《新青年》好，但不赞成我骂‘桐城谬　种’、‘选学妖孽’。这真是可笑万分。我做《新青年》，严范孙有什么资格跑来管　我，况且文章的价值是怎样的，难道他又懂得吗？　”
北大教授、《新青年》轮值编辑陶孟和，是张伯苓在严修的私塾家馆中培　养出来的第一批优秀人才，当时正和他的连襟、同盟会元老黄郛（膺白〉等人　替徐世昌执笔写作《欧战后之中国》。他所传达的严修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徐世昌的意见。
1919年2月7日，徐世昌特约严修和张伯苓到北京与教育部长傅增湘、次　长袁希涛协商“为南开大学立案”之事。陶孟和于第二天专门在六味斋设宴招　待严修、张伯苓两位恩师，北大校长蔡元培、北大教授胡适等人出席作陪。
40　｜良围臂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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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南开大学开办之初，徐世昌不仅带头捐款，还号召北洋部属及各社　团、各银行、公私企业、各基金会捐款助学。资助周恩来等南开学子到法国留　学的“严范孙奖学基金”，就是在徐世昌、朱启钤等人大力支持下设立的。
事实上，对于北京大学及《新青年》杂志最为直接的败坏，并不是来自大　总统徐世昌，而是来自与陈独秀、胡适同为安徽籍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安福　系。1919年3月18日，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在长篇社评《请看北京大学思潮　变迁之近状》中，全文录人林纾（琴南〉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并且进一步点评　说：“日前宣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等三人辞退。但经记者　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唯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　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　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
教育部令北京大学辞退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一事虽然子虚乌有，但是，　在此后不久的1919年3月26日，教育部长傅增湘迫于包括大总统徐世昌、国务　总理段祺瑞在内的高层压力，不得不给蔡元培寄来劝告函：“自《新潮》出版，　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比承过从，获谂尊旨，良用释然。……近　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　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　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
据1919年4月1日《申报》报道，这件事的直接动因，是安福系参议员张元　奇认为鼓吹新思潮的北大教员和学生“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专门到教育　部请教育总长加以取缔：“当时携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证。如教育总　长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　培氏0
蔡元培因“五四运动”爆发而辞职南下后，徐世昌于1919年6月6日签发大　总统令：“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此举虽然不利于蔡元培回北大复职，　从而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但在依法行政的制度程序方面却是无可挑剔　的，并不存在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玩弄专制权术的嫌疑。前北大教授、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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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公学栽培过的优等生胡仁源，在北大师生的坚决反对　下也并没有到校就职。
另据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介绍，1919年6月28日晚8点左右’　大总统徐世昌请北京各校的请愿代表进总统府对话。面对代表们一致反对在　巴黎和约上签字的要求，徐世昌虽然不很情愿却还是选择了顺应民意：“政府　当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　”代表　们立即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　好向同胞交代。”徐世昌万分无奈，不得不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发往巴黎，命令　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
1933年，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目》中回忆说：“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　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琴南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　‘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狱的黑影就渐渐地向我们　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而在事实上，当年的大总　统徐世昌以及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得力干将徐树铮，都没有过分为难“凡事过于　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的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被蔡元培免　除文科学长职务，以及《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并不是由于“称为小徐的徐　树铮”所制造的“文字狱”，反而是由于“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的《新青　年》及北京大学同人的内部争斗。由徐世昌任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基本上　容忍了《新青年》杂志致力于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自由言论。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写道：“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　……到北人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　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　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