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　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　死而后已。”①
这段话语尽管存在着对于鲁迅的严重误解，其中所透露的“某籍某系”与　蔡元培之间“包围”与“被包围”的人际关系，却是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的，而　且直接关系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路径和中国教育文化史的整体走向。
―、“某籍某系”的由来
1925年5月7日，被女学生们驱逐出校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　榆，在临时租用办公的西安饭店召集评议会，决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蒲振　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的学籍。5月27日，由鲁迅撰稿，　并由鲁迅以周树人本名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　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发表。
这一天恰好是星期三，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陈源以西滢署名写作“闲　话”的日子。于是，在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闲话”栏中，出现了这样一段
氺文载台北《传记文学》，2006年11月。原标题为《文人的派系之争^遭受“包围”的蔡
元培》。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43
话：“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　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　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　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　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　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针对陈源的“闲话”，鲁迅当天就写出一篇反驳文章《并非闲话》，其中写　道：“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　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　几句感慨，……
然而，鲁迅与女师大的“相干”程度，并不限于“担任一点钟功课”。在此之　前，许广平在5月27日致鲁迅信中，已经把七人“宣言”记在了自己头上：“今　曰一一廿七一见报上发表的宣言，‘站出来说话的人’已有了，而且七个之　多。……诚恐热心的师长，又多一件麻烦，思之一喜一惧。”③
6月1日，《并非闲话》在孙伏园负责编辑的《京报副刊》公开发表。6月2日，　鲁迅又写作一篇《我的“籍”和“系”》，三天之后发表在他自己负责编辑的《莽　原》周刊第七期。在这篇文章里，从《新青年》时代开始一直采用化名从事写作　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籍”和“系”：“因为应付某　国某君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　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　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　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　成了这样的一个‘系’。”
陈源所说的“某籍某系”只是一个模糊概念，并不限于鲁迅所说的浙江籍　国文系，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以河北籍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首领、以浙江籍　的北大教员为骨干的法日派。1927年2月，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兼士先生与　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我反对伏园、川岛全是为公，而彼对
44　I
｜　^政学两界人和事
人扬言，以为是党争。可见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到了　1950　年，顾颉刚进一步回忆说：
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　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　工作。……法日派的后台乃是李石曾。……他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　校，适值北京政府积欠学校薪水，北大同人无法存活的时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　要插在他的学校里，所以他的势力就逐渐大起来。他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　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办法就是把原来的校　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而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他的　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　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具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　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很会拨弄人，使人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　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　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当时北大有“三　沈”、“二马”之号，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兄　弟。他们是法日派的中坚，鲁迅、周作人所以常写骂人文章就是由他们去刺激　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陈独秀办《新青年》时，他　本来也是写文章的一个。他的新诗很有名，但他看着陈、胡的势力日张，安徽人　压例浙江人（三沈二马均浙江籍〉，总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发动北大取消“分科　制”，校长直接管各系，这案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不得不去职了。因为他能策　划，所以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学校，后来又主持中法庚款。⑤
与顾颉刚的一面之词相印证，“某籍某系”的周作人，也在《知堂回想录》　中回忆说：“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　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　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45
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但就是　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　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　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　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　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⑥
为了证明自己在“某籍某系”中确实是“不足轻重”，周作人接下来表白　说：“1922年3月4日，我应了适之的邀约，到了他的住处，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　雷登与刘廷芳相见，说定从下学年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事。……但是据　所谓‘某籍某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策略，仿佛是调虎离山的意思，……　（我）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又因为没有力量办事，有许多事情都　没有能够参加，如溥仪出宫以后，清查故宫的时候，我也没有与闻，其实以前　平民不能进去的宫禁情形我倒是愿得一见的。”
二、鲁迅笔下的“包围新论〃
与“某籍某系”一样，“包围”是在当年的政学两界中广泛流行的“口头　禅”。1927年9月15日，鲁迅就曾经把“包围”二字写进他的《扣丝杂感》：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　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　庸，有近乎槐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　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论　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　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　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办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　敢动笔。
46　｜良围嘴炙
I　^政学两界人和車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聿。我思索　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　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　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　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　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鲁迅关于中国社会的宿命结论是：“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作为实证；他专　门提到正在帮助蒋介石“清党”的“猛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打倒……打倒　……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　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　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接下来，鲁迅又举出第二个“猛人”袁世凯：“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　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　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　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　天了。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鲁迅认为，比起袁世凯、吴稚晖之类主宰中国社会的“猛人”　’更应该承担　历史罪责的是“永是这一伙”的“包围者”。这其中的逻辑，与他早年在《文化偏　至论》中所提倡的尼采式的“超人之说”一脉相承：“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　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　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作人在接受《大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鲁　迅的思想，“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　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　悲观，……”⑧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47
三、〃包围”失败的周作人
与沈尹默相比，自视甚高的周作人其实是“某籍某系”中最为失败的“包　围者”。1932年1月19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写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　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刘复之笑　话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对，因为他捧住李石曾之后，早不理大家了。……现在　这里是‘现代’派拜帅了，刘博士已投人其麾下，闻彼一作校长，其夫人即不理　二太太，因二老爷不过为一教员而已云。”⑨
“周启明”即周作人，“刘复〃、“刘博士”即刘半农，“废名”即当年的北京大　学讲师冯文炳，“二太太”即“二老爷”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现代”派　拜帅，指的是被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排挤下台的前教育部　长蒋梦麟，在蔡元培等人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上任后，在　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人支持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振兴北大，“现代　评论”派的前北大教授也纷纷表现出回归意向。时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　学院院长的刘半农，于1931年8月19日主动辞职，与周作人、马叙伦、徐志摩等　人一道专任北大文学院的研究教授。一直主导北大文科的“某籍某系”核心人　物沈尹默、朱希祖等人，却不得不先后离开北大讲坛。
由于在日本留学期间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高等教育，周作人进入北　大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只好处于被动打杂的劣势地位。但是，他并　不从自己身上寻找根源，偏偏把罪责全部推卸到前辈同乡蔡元培的身上。　1917年4月5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蔡先生来访，功课殊无著，下午　睡良久，……”4月10日的日记中，又有“午至益昌同大哥午饭，下午乘车至大　学谒蔡先生辞国文事，又告南行，见陈独秀、沈君默二君，又回教育部一谈　……”的记录。⑩
蔡元培聘请绍兴同乡周作人到北大任教，难免有假公济私的嫌疑。清高　自傲的周作人却并不领情，反而因为没有得到重用而怀恨在心。蔡元培逝世
48　｜良闽臂炙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后，他在《记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回忆说：“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　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　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　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　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
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还专门辟出一节“东方文学系”，介绍自己在　北大的遭遇：“我到北京大学里来，到底也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最初是讲欧　洲文学史，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所以不久随即放下了。一九二二　年至燕京大学担任现代文学组的主任，一九二五年答应沈尹默去教孔德学校　中学十年级的国文，即是初来北京时所坚决不肯担任的国文功课，想起来觉　得十分可笑的。随后还在北大染指于国文系的功课，讲明清散文称曰‘近代散　文’，至一九三六年则添一门曰‘六朝散文’，……但是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时　期却很致力于东方文学系的开设，这时间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大约　有十年的光景。……经过好些商议和等待之后，在顾孟余任教务长的时代，乃　叫我做筹备主任，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那时我们预备　在这系里教书的共有三人，即是张凤举，徐耀辰和我，……”
1923年1月，蔡元培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葬徇私枉法而愤然离职，直到　1926年2月3日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从欧洲回到上海。在此期间，沈尹默等人　已经把“包围”对象转移到了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身上。
在此之前的1921年8月，孙中山致信俄国外交部长齐卓鳞（（；的！^丨乂。　（：⑷吐打化），表示对苏俄政府的组织机构、军队和教育很感兴趣。两年后的1923　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跟随鲍罗廷（施吐肚I　^沉…丨…来到广州，帮助孙中　山开展“党化”运动，其中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　化教育”等等。1925年1月，北京教育部代理部务的国民党籍次长马叙伦，在　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杨杏佛、易培基等人支持下’突然宣布免除东南大学　校长郭秉文的职务，从而开创了国民党借第一大党的强势地位在广东省之外　推行“党化教育”的先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部分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49
深层原因，就是李石曾等人打算让易培基接替杨荫榆的校长职位，以便强制　推行“党化教育”。随着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北京学界全面展开，以李石曾、　吴稚晖、顾孟余、易培基、马叙伦、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马廉等人为代表的　法日派，与以胡适、蒋梦麟、王世杰、石瑛、陈源、周鲠生、徐志摩、张歆海、唐有　壬、丁西林、李四光等人为代表的英美派之间，一度形成势不两立的公开对　抗，其直接后果便是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以及段祺瑞执政府　的彻底垮台和张作霖安国军对于北方地区的武力统治。
由于段祺瑞执政府行将垮台和北大内部四分五裂，加上国民党广东政府　正在苏联人的支持下筹备北伐战争，蔡元培便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滞留南　方。随着李石曾、顾孟余等国民党要人纷纷南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以缺乏　经费为由撤销东方文学系，周作人因此陷人无法安身的尴尬境地，只好把前　途命运再一次寄托在前辈同乡蔡元培身上。于是便有了他4月25日致蔡元培　的公开信：“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人漩涡中，　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　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　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　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　也。”
周作人的公开信于4月30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5月15日，蔡元　培写来回信：“启明先生大鉴：奉四月二十五日惠函，语重心长，感荷无已。弟　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慊愧万分。惟现因胃病大发，医生禁为长　途之旅行，一时竟不克北上。稍愈决当首途，容晤馨一切。敬希鉴谅，并祝著　祺。弟蔡元培敬启。”
5月19日，周作人颇为知趣地向北大校方提交告假两年的声明函。在7月　19日出版的《语丝》第88期中，不久前刚刚表示“北大当不至再滚人漩涡中”的　周作人，自相矛盾地以《我们的闲话（二六〉》向蔡元培公开挑战：“北大内部的　党派，已是事实，也不是始于今日，因为有党派所以这才能说无所不包，否则
50　｜氏围唭长
｜　…政学两界人和事
怎么说能包呢？……我知道自己也有毛病，便是不能世故。我在北京混了十　年，至今还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时代的意见与态度，这在现今似乎是不　很通行的了。”
到了　1927年7月29日，一年前自称“至今还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时代　的意见与态度”的周作人，又在致江绍原信中把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一笔　抹杀：
浙江的人（即“某籍”）压根儿就不很行，客气点说一句，他们都太陋，这个　毛病就是吃过多少年的黄油面包也是医不好的。……北大的光荣孟真还以为　是在过去，我则更怀疑，以为它就还未有，近十年来北大的作为实在只是“幼　稚运动”，那种“新文化运动”……实无功罪可说，而有人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　“文艺复兴”，殊属过奖，试观中华之学问艺术界何处有一丝想破起讲之意乎？　北大某系为世诟病，有人以为（校内〕把持之薮，有人以为（非圣无法）捣乱之　源，第一问且不管，若第二问亦大冤枉，我看本预科各教授亦犹是普通教员’　学生亦犹是普通学生，其思想行动无一点异于常人也。安国军现将合并九校，　此举我虽未必赞成，觉得这样办亦无妨，因我也觉得北大或其他各大毁坏殊　不足惜也。⑩
“孟真”即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傅斯年。“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文艺　复兴’”，指的是胡适。接着这段话，自以为有功于国民党的周作人，再一次把　攻击目标锁定在以《现代评论》为舆论阵地的英美派身上：“闻现代诸公在东　南甚得法，新月书店又已开张，喜可知也！殊令有‘蒋总司令’的革命乃是为他　们而革的之感焉。”
1928年7月15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更加明确地站在与英美派为敌　的李石曾一边：“北京已改为‘北平’，但此外无甚改变，我们久居段张治下之　京兆市民，至此已大觉骇异，自然并不骇异其不改变，只是骇异五色旗居然可　以撕去耳。所幸大元帅虽走，犹有阎总司令来卫戌京津，尚能沐直皖之余泽，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51
此诚我京兆人之福也。闻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李玄公于昨日到北平了，想　‘中华大学’可以渐渐组织起来，唯现代派诸‘君子’似因此有点灰心，无再来　平重张旗鼓之势，确否待证。”
“李石公”就是被任命为国立中华大学代理校长的李石曾，“李玄公”即　李玄伯（宗侗〉。所谓“中华大学”，是计划在张作霖时代合北京八校为京师大　学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的新学校，这所并没有真正组建成立的大学随后被改　名为北平大学。周作人在这封书信的正文之后，还特别追加一句话以介绍英　美派的内部歧异：“日前看见外交部张参事歆海，他对于胡适之陈西滢诸公　稍致不敬。”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周作人饶有兴趣、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法日派在学　界斗争中的大获全胜：
“中华大学”尚不知何时成立，虽能否免于欠薪殊不能知，但总希望你们　可以回北平来。朋友中多已高升了，玄伯开滦局长、北平政务分会委员，尹默　河北省政府委员，叔平、兼士、半农古物保存会委员，玄同国语统一会委员，幼　渔管天文台！只有我和耀辰还在做“布衣”，但耀辰恐不久亦须“出仕”，因他虽　无此意而风举等则颇想抬他出来，风举自己尚未有印绶，唯其必有一颗印可　拿则是必然之事，故亦可以“官”论矣，观于每天坐了借来的汽车各处跑，可以　知其贵忙矣。我所等候的只是“中华大学”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