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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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徐谦、谭平山、顾孟　余、经亨颐、于树德、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等40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联合发表《讨蒋通　电》：“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堕于蒋介石　之手，唯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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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局面下，从欧洲经苏联回国的前广东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成为武汉国民　政府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然而，汪精卫随后所采取的，却是与蒋介石南京政　府颇为一致的“分共”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　次会议，正式宣布“分共”决定。宋庆龄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是在前一天以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　的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　是违背丫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　加。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　……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的土地革命　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
7月17日，宋庆龄乘英籍太古轮船公司的航船，秘密离开武汉返回上海。　为了争取宋庆龄的支持，正在追求宋美龄的蒋介石，不仅一再发出函电邀请　宋庆龄参加南京政府，而且于7月25日派遣全权代表何应钦专程面谒，陈述　“欢迎其到宁之意”，被宋庆龄坚决拒绝。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苏联最高　当局也把宋庆龄圈定为极力争取的重点对象。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　局在莫斯科开会，同意“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丨陈1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　费”。②
8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申报》公开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由于三　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　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　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　三大政策。”声明中还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　大的动力”。
当天凌晨3点30分，宋庆龄假扮成贫穷妇女，与美国记者雷娜「普罗梅乘　坐苏联总领事馆派来的汽车前往吴淞口，在那里乘坐苏联货船离开上海。同　行的有陈友仁、吴之椿以及10名苏联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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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宋庆龄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苏联驻中国　大使加拉罕、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以及新闻记者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在车站发　表书面声明说：“孙中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　所以我这次是代表他。……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斗争年月中，苏联人民必须继续　给予我们援助。”
然而，宋庆龄的“苏联人民必须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的“确信”，并没有得到　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直到1981年1月12日，她才在写给传记作者爱泼斯坦的　书信中，披露了自己当年的困境：“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　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　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　革命小组……
1927年9月16日，雷娜在写给丈夫的书信中透露了大致相同的信息：离开　上海前，这些中国人充满期待，以为苏联人会资助他们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他　们拜访重要人物，我猜想，遇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温馨气氛。……现在清　楚了一再清楚不过^基金问题可不像在上海时所宣传的那么简单。我不　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
此前一天即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中国委员会　的经费中拨出4000美元作派遣费用，……叶甫根尼^陈、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苏　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由叶努基泽同志负责”。④
早在汪精卫“分共”之前，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　政治部主任等多项重要职务，一度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邓演达，由于没有　得到来自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充分承认和大力支持，在不能够利用　手中的权力及军队有所作为的情况下，只好留下一份《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　们》的书面声明，化装成检查电线的铁路工人秘密离开。他沿着铁路线从武汉　经郑州转陕西潼关；在那里赶上苏联顾问铁罗尼的车队并于8月15日抵达莫斯　科。两天后，邓演达作为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客人应邀在欢迎大会上作《中国革　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原因概括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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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第一，“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的具体的政纲”；　第二，“左派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　第三，“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　第四，“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装力量的组织，……我们在过去犯了　一个疯　症，就是‘在老虎头上捉虱子’，就是说拉拢封建地主的军队去做土地革　命！！！“
作为结论，邓演达指出：“中国革命现在诚然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　的时期的历史意义是：劳苦的工农及城市的贫苦无产者，已经确实认识他们　一直到现在的联盟者的背叛，确实认识到一切倚恃等待都是怯懦的失败；只　有拿着在自己手里头的组织去和他们的敌人奋斗、战争，结果才能得着地狱　的出口，得着自由之路。”
关于自己的政治选择，邓演达解释说：“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因为整个的　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根据，一概被动摇破坏，因此唯一　的出路是做‘党的革命’。“
在苏联期间，斯大林一度要把邓演达扶植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以　建立新一轮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邓演达却以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为由予以　拒绝，从而失去了斯大林的好感。
11月1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　会的名义，公开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　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　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本委员会特本此意旨与全党同志之　希望，临时组织此行动委员会，……并临时行使革命之机能。”
执笔撰写“宣言”的邓演达，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就变成中共留苏人　员的“敌人”。他应中山大学邀请，到该校作《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　的报告，认为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巳完全被“封建的地主、投机的政客、病态的　教授、大资本阶级、买办官僚……所把持”，“我们应该形成新的力量，寻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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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道路”。为此，他公开表示：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民族要　自求解放，共产国际只能提供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　听由共产国际摆布。
这样一来，邓演达不仅得罪了苏联当局，还引起在场的中共党员的强烈反　对，他们用开闭电灯和脚踏地板的方式表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很快　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柏林从事政治及学术活动。
三、共产国际与宋庆龄
1927年12月11日，在驻广州苏联领事馆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张太雷、　苏兆征、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文雍等人领导发动广州起义。这次起义以张发　奎第四军的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叶剑英及特务营营长梁炳枢掌握的正规军，以及　苏兆征等人领导的工人赤卫队为主力，很快占领了广州市区。起义军在攻克广　州市公安局大院后，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权“广州公社”，主席苏兆征〔张太雷　代理〉、人民外交兼内务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　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理〉、司法陈郁、经济何来、海陆军张太雷、秘书长恽代　英、工农红军赤卫军总司令叶挺、副司令叶剑英、总参谋徐光英。
12月12日，蒋介石电令张发奎“戴罪立功”镇压“广州公社”，中共广东省委　书记、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张太雷，在激战中英勇牺牲，5700多名起义者遇难。　12月13日，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苏联副领事哈西斯及5名外交官被杀害。12月　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绝交令，限苏联领事一星期内出境。停止苏联　国营事业；并将苏联侨民分别遣回及注册，严拿俄籍共产党人士。
12月17日，宋庆龄致电蒋介石：“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　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　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为此，宋庆龄要求蒋介石　遵守孙中山的“临终遗愿”，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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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
12月18日，蒋介石回电说：“对于最近采取和苏俄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的步　骤（他们的代理人就在最近还在广州进行大屠杀〉，我们承担全部的责任。　……我们这里一致认为，作为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你的电报和你继续留在　俄国的决定都不可能出自你本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可以不受胁迫地表达你　自由的见解，你就能为党作更多的贡献。”
12月23日，宋庆龄再次致电蒋介石：“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　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　一样。……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　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发表　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来往信件的建议”。苏联《真理报》于第二天全文刊登了　《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的来往电报》。
1927年12月，由共产国际牵头并由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　国际著名人士联合发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　帝大同盟”）第一次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并且滞　留在莫斯科的宋庆龄，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是于12月10日给大会发去了　一份贺电。12月12日，她前往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随后又因健　康原因推迟了赴德时间。
1928年2月22日，邓演达从德国写信，建议到日本开展政党活动，并且请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贞到日本养病：“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因为一件事做成两　件好事。我最近接到国内无量数的信件和请求^都是叫我转致意给你的。　彭泽民最近有一封很恳切的信来，我明后天就转给你看。总合起他们的意　见，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我以为继续总理从前在日　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因为这个十二分重要的使　命，我必然要和你详细商量；但是我现在必不能到莫斯科去，因为我如果现　在就去，那党的组织必不能成功，你可以知道这种关系的。……我盼望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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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的留意秘密。”
3月23日，斯大林的亲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副主任兼莫斯　科中山大学校长帕维尔^米夫，根据“中国委员会”的决定致函苏联副外交委　员加拉罕，建议“让宋庆龄同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一次谈话，以便弄清她　对共产国际最近一些决议，特别是她对第九次全会决议（关于第三党的条款〉　的态度”。在这份函件中，远东书记处对于“宋庆龄未来政治活动的前景”作出　以下安排：
（”关于吸收她参加社会活动方面的工作。制定在中国成立反帝同盟的　计划，由她主动参加该同盟的工作，并保证可以利用这个广泛的组织作为共　产党人进行工作的某种合法掩护。
（之）关于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利用宋庆龄来瓦解国民党军阀上层分子　和团结所有真正的左派在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情况下进行工作。
〔3〉关于国务活动方面。利用宋庆龄在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问题上对南　京、武汉和冯的中央施加压力。例如，提出在中国成立“苏联之友协会”的主张。　（斗）利用宋庆龄来正确地报道苏联的情况，揭露无论来自国民党首脑（在　土耳其的孙科、胡汉民、西西伍）方面，还是来自帝国主义报刊方面对苏联的　造谣和诽谤。⑤
在同一份函件中，米夫还建议吸收宋庆龄参加正在莫斯科召开的“红色　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且“指定一二名讲解员对她做思想工作”。等到　这些工作取得成效时，“有必要召邓演达来苏联，使他采取与共产党更紧密合　作的方针，以便利用他和宋庆龄一起来达到上述目的”。
正是基于上述建议，斯大林很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　一个多月后的1928年5月15日，德国国家公安监察委员会主席在给普鲁士内　政部的公文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孙宋庆龄夫人是国际工人救援组织的中　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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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4日，宋庆龄移居德国柏林，住进邓演达事先安排的里城堡大　街7号，化名林泰，由陈友仁、邓演达的秘书章克负责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并由　邓演达帮助她补习小时候没有学好的汉语。
同年6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就孙逸仙夫人去中　国参加今年7月举行的孙逸仙葬礼问题，给她发电报，说明她在这种情况下完　全有自由进行她认为需要进行的活动，同时说明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对她　施加压力”。
由于孙中山的遗体安葬仪式被推迟，宋庆龄并没有于1928年7月返回国　内，而是于同年年底，返回莫斯科与苏联朋友一起欢度圣诞节。
1927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决定，将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在12月2日至12日召开的联共（布〕15次代表大会上，又　决定将加米涅夫等75名“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开除出党。随着托洛茨基派在　权力斗争中失败，整个苏联逐渐陷人恐怖之中，共产国际被重组，莫斯科中山　大学被解散，大批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被强制流　放甚至秘密处死。与宋庆龄有过密切交往的越飞，也于1927年11月17日自杀　身亡。曾经在国共合作时期主导过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北伐战争的鲍罗廷，注　定要成为革命失败的“替罪羊”，不久便失去自由直到死在狱中，再不能履行　他离开中国时许下的要与宋庆龄等人共同总结中国革命失败教训的诺言。一　心想寻求苏联共产国际的政治支持和道义援助的宋庆龄，因此陷入被动之　中。1928年7月28日，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陈宽，在共产国际六大十　五次会议上发言时，还极力攻击了孙中山和宋庆龄：
最近一期的《工人画报》（责任编辑是明岑贝尔格同志广由于疏忽大意，　我们却替国民党捧了场。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印有“第三党”头面人物之一孙　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肖像。在照片背面有引自孙中山《建国方略》的语录，而　孙中山的学说是反对阶级斗争的，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是苏维埃革命，中国革命早已不是遵循孙中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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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断得到发展的。恪守孙中山精神的继承　者们，无论是蒋介石之流的右派，还是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这些人恰　恰相反，他们应该是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过程中的失败者。
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左”倾错误路线，国际反　帝大同盟于1928年12月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时，作为该同盟名誉主席并且居　住在柏林的宋庆龄，没有得到参加会议的邀请，而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专门从莫斯科选派黄平、余飞参加会议。黄平在会议发言中，除了谈反帝问　题之外，还根据当时的“左”倾理论，公开表示“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　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会后，黄平等人到康特大街的中国饭店吃饭　时；恰好遇到宋庆龄；他视同路人，连上前打个招呼都不肯。
1929年4月，宋庆龄在临时秘书黄琪翔陪同下，从德国启程经苏联回国，　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葬礼。回国途中，宋庆龄在苏联发表《关于不参与国　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为自己再一次访问苏联埋下伏笔。
同年9月21日，参加过孙中山的奉安大典的宋庆龄，乘法国轮船离开上海。　前来送行的孔祥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孙总理奉安后，曾寄一照片至法　国，交某公司制铜像，定价10万元，已付定洋2万，近驻法代表来电，谓该公司所　制之像，与原照略有走样，故孙夫人躬往料理，孙夫人或将长住法国。
事实上，宋庆龄此次出国的目的地不是法国，而是德国的柏林和苏联的　莫斯科。1929年10月，她在法国马赛登岸后不久，就再次来到了柏林。
四、牛兰案的营救活动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的母亲倪桂贞病逝于青岛别墅，宋庆龄在回国奔　丧途中再一次访问苏联，于8月13日回到上海。
据胡兰畦回忆，7月下旬她陪同宋庆龄经波兰抵达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长　李维诺夫的夫人和加伦将军夫妇到车站迎接，宋庆龄随后与苏联领导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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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谈。当天晚上，宋庆龄和胡兰畦换乘西伯利亚的东行列车回到中国。
8月18日，倪桂贞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与丈夫宋耀如合葬，棺材上覆　盖着国民党党旗。蒋介石“在赣剿赤匪，军务倥偬，一时无暇来沪”，本来准备　“派张群代祭”，在宋美龄的催促下，最终还是赶到上海“克尽半子之礼”。葬礼　结束后，蒋介石、孔祥熙与宋氏家族共进午餐。
同一天，宋庆龄收到美国作家德莱塞、棱因等31人发来的电报：“迫恳女　士关于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及其夫人之逮捕事件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　遇，及求得释放。”
第二天，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来电：“因为你是伟大的孙逸　仙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我希望你会努力的援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局　工作人员。”德国罗弗莱赫儿教授等10多名文艺家也联名来电：“在以下署名　的艺术团体中的作家，迫切的恳求女士对于被逮捕的泛太平洋同盟秘书之恶　劣情况有所减除，及求得他的自由。”
8月20日，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教授与10多名妇女界人士联名来电：“最　紧急的恳祈你去援救被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及其夫人的释放。”法　国著名作家罗曼丨罗兰等人，也于当天发来电报，请求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⑥　8月21日，宋庆龄致信杨杏佛：“请告诉史沫特莱勿将外文稿发表，因我要　亲自重写。至于牯岭和南京之行，由于我将处理某些报告，已打消此意。”
8月24日，上海主要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刊登宋庆龄与共产国际成　员、德国《法兰克福报》美籍记者史沫特莱的访谈记录《与史沫特莱谈话》，其　中重申了她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　那时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
史沫特莱能够登门采访，显然是第三党秘密党员杨杏佛积极联络的结　果。应该说，推动宋庆龄直接从事营救政治犯活动进而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的，并不仅仅是牛兰案，同时还有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于几天前的被捕及　几个月后的遇难。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印度经香港秘密回到上海，租住在保定军校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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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任援道家里，地点是法租界的愚园路愚园坊20号。8月9日，邓演达借用　音乐家黎锦晖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的公寓，以宴客名义召开改组“中华革　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到会代表来　自十个省区，其中包括黄琪翔、章伯钧、朱蕴山、季方、郭冠杰、李世璋、郞兰　甫、潘震亚、杨树松、黎明、江董琴、杨逸棠、王枕心、罗任一、张资平、万灿、谢　树英、李毓九、詹显哲、王人旋、漆其生、黄慎之等30多人。会议选举产生中央　干部会成员25人。其中总干事邓演达；组织委员会主任郑太朴；宣传委员会主　任章伯钧，军事委员会正主任黄琪翔、副主任季方，民运委员会主任李世璋，　财务委员会正主任季方、副主任罗任一；侨务委员会主任彭泽民。在会议通过　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