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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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老师告诉我，每年的考场上总能抓住几个采用这类低级手段的作弊者。当然即使同为原始的“挟带”，今天与过去相比也先进了许多。有监考老师发现，某学生的“挟条”是用复印机特殊处理的，他事先把公式和语文试卷可能要出的古文，全都用复印机缩小在巴掌大的纸片上，字虽小，可看起来十分清晰。几十个数理化公式一微缩，也就手指大小。“亡命者”敢于为此冒风险，“难办的是一些女生”。当了十来年监考的某校王老师说，他在1988年就遇到这样一件事：在监考时，他发现有个女生老掀裙子，这个动作是很容易被联想到作弊的，当时现场监考的共三个人，两男一女。那女考生很有心计，女老师在的时候她不掀裙角，一等女老师出门解手什么的时候，就猛掀裙子。王老师和另一个男老师想上前阻止，可一到女考生坐位前，他们就觉得无从下手，因为一旦人家反咬你一口便够受的。他们赶紧请回那女老师，后来女老师就上前把那女学生“请”出来，让她自己掀开裙子。

“掀就掀！”女考生一点也不紧张地有意当着其他男老师的面把裙子掀得特别的高，连里面的小三角花裤都能看得到，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个机智的女考生其实打了个时间差。

老师们尴尬地相互看看，不知如何收场。而就在这时，那女学生捂住脸大哭大闹起来，边哭边骂监考老师“欺负”她，说什么也不进考场了。这一闹惊动了整个考场，也把考场外的包括那位女考生的家长招来了。好家伙，校长和门口的保安人员一齐上阵维持秩序。因为家长们都向着那考生，说你们这些监考的，不能没有凭证就冤枉人呀！王老师他们有苦说不出，只好忍下这口气，结果是学校校长出面向那考生和考生家长赔了不是，才算平息了此事。“你说我冤不冤？事后学校还把我们几个批评了一通。从那年起，我尽量不跟女考生较劲。不过，有时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就得罪人。弄不好还会丢小命哩！”王老师说，他们学校就有个监考老师，不知是得罪了哪个作弊的考生，有一次她下班回家，半道上走着走着，被人用车“哐当”猛地撞倒在马路边上，当场晕了过去，整整住了三个月医院，她的胳膊才痊愈。这位女老师在倒下时，听到有人狠狠地朝她说了这么一句，“看你在考场上神气！”王老师说，他们学校地处小县城，相互之间都很熟悉。那些记恨的考生认为，是你监考老师跟他过不去才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却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这使得很多老师宁愿不要几百元的监考补助，也不想因为一次监考造成个人和家庭的意外伤害，故尽量把监考的担子推掉。“但再推也总得有人去干，所以我们进了考场心里也发毛。见了作弊者不揭穿，对其他考生是很不公平的，可要揭穿一起作弊，你自己就得增加一份心理负担。作弊其实是最叫人痛恨的事！”王老师说。

考场作弊是历年高考中的顽症，而且现在的形式与方法之多，远远超过了监考老师的能力与经验。先不说老师与考生之间的相互勾结着的作弊，也不说某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本地的升学率而进行的集体犯罪性作弊，单说考生自已的个人行为，现今的作弊技术和手段之高之先进，也已令人叹为观止了。

BP机刚在大陆出现时，有人就用场外的电话给场内的考生BP机上传达信息或答案。后来有了手机，有人就用内外两部手机进行直接“对话”，其准确率远高于BP机。再后来听说有人用遥控装置，把一种微型无绳接收器放在耳孔内、衣袖口进行内外“考答”。这样的考试极其轻松，考生只要轻轻对着藏在隐秘处的小话筒读题，无绳传感器便将考题传到场外的接应者那儿，场外的人迅速通过翻书或查电脑把考题答案告诉场内，这个过程之快捷和它比电扇声音还要小得多的传感效果，可以在监考老师的眼皮底下做得天衣无缝，一丝不露。当然，上面的这几种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作弊，后来都被发现了，但没有发现的又有多少呢？天知道。

有一次我到某大学采访，几位“过来人”给我讲起了他们的“高招儿”，我在现场目击后，简直目瞪口呆。

张和李现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他们给我“演示”了两套作弊招术：

一是利用手势。张和李从小是好朋友，彼此间一抬足，一举手，尽在不言之中就能相互间明明白白。他们表现了如某题错与对的手势：张在为难时，他便详装思考，将一只小手指竖起。一边的李便知道张需要他“通报”。下一步便是张把某题有难告诉对方，用的依然是手势。李一看张的手势便知道其困在何处，于是就能准确无误地发出信号：错为手指在空中一个打×，对便是用手势做一个勾的动作。他们俩人在做这些动作时只须用零点几秒的速度就能完成。张李说，这套“手势”他们用过很多年了，几乎可以打遍“校考”、“市考”、“省考”、“国考”等各种考试。

另一套作弊方法是以桌面上的四个螺丝钉为代号进行“操作”。一般课桌上都有左右上下四个螺丝帽，张李早先就以这四个螺丝帽编好了一套完整的文理“密码”。比如现在计算机统计题分中文理科都有不少是选择题，张、李他们对付这类题是最拿手的：第一道若是对，便在右上方那颗螺丝帽上点一下，假如是错，就做一个划“横线”的动作。当然根据题的难易程度，左右上下螺丝帽合理搭配运用也就是了。

“你们俩人当时高考是不是在一个考场？”我问他俩。

张、李笑了：“我们运气好，总在一起。”

“那你们运用过上面的战术？”

张、李狡猾地一笑：“谁知道！”

我跟着他们笑了。又问：“听说现在大学里作弊现象也特多。你们的合作仍在继续？”

“必要时有可能。”说完，他们又大笑起来。“喂，大作家，我们可什么都没给你说过呀！特别是我们绝不出卖专利，你可千万不要将我们的专利传出去啊！”他们在我临走时不放心地叮咛道。

我也诡秘地朝他们笑笑，心想，你们的把戏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样至少可以防止再有人敢仿效。其实我也知道张、李的手段仅仅是无数作弊“技术”中的一两种而已，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被发现的。

每年高考现场，监考老师都能在考场中捉住一些作弊新招，而同样，也有不少是老师发现不了的。被发现和目击到的，永远是有限的部分。

●目击之六：焚书坑包

对学生来说，什么事最解恨？十有八九会说考完一次大考后最解恨。自然，像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对多数学生来说，那无疑是最解恨的时刻。在高考现场，当三天的大考最后一声铃声响起时，当考生们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在跨出考场后，那种久积而又从未释放的情绪与情感，会如埋在堤煦深处的岩浆突然爆发一般涌出来。

我观察了1999年高考结束时的北京某一考场实景：有人开怀大笑地喊着：“别了死亡，我活过来啦！”有人搂住迎过来的母亲或父亲，失声痛哭起来：“我好苦，现在总算出头了！”有人则低着头，沉默不语地悄然躲开喧哗的人群，独自擦着溢出的泪；也有人又蹦又跳地将手中的笔和纸抛向天空……最让我惊诧的是，我看到有人抢过父亲手中的打火机，发狠地将几本《高考复习题要》连同书包，当场点燃并使之化为烟云，然后又发狠地用双脚踩了数下。有趣的是，站在一旁的父亲微笑着也走过去，协助儿子将半只未燃尽的书包重新挑起来，点上火，再痛快地燃烧了一把。最后，父子俩在熊熊燃烧的烟火中拥抱在一起，他们用这种特殊方式庆贺自己的胜利——儿子的胜利是赢得了考试的顺利过关，老子的胜利是宣告了精神上的彻底解脱。

许多学生和老师都曾目睹过高考结束时一次次庄严而欢悲的焚书仪式、坑包葬礼。

有个农村中学的老师说，他们学校每年在高考结束时，在学校操场上都有学生自发组织起的焚书仪式，而这种特殊仪式校方也阻上下了。“那焚书的场面极为壮观，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同学，每人将宿舍和教室里自己的全部课本和复习资料、考卷统统搬出来，堆放在一起，真的像山一样高。然后同学们把它点着，一样样地烧掉，火焰越燃越大，越燃越高，从白天一直能烧到天黑。有的同学在火堆旁跪着默默地祈求，也有人四足直挺挺地躺在火堆旁一任高温炙烤，也有人在那里相互搂抱在一起痛哭……开始围着的仅是毕业班的同学们，后来其它年级的同学也来了，再后来老师们也围到了火堆前，大家一起默默地流泪，高声地欢呼，那种场面太叫人联想，太叫人想哭，太叫人歇斯底里了。不管是高考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有一种要告别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要告别一段难以忘怀的情结，要告别一段梦想与屈辱的努力……”这位老师用诗一般的语言，向我描述了他所目击的焚书场景及考生们面对焚书的心境。我从他的描述里感受到的东西很多，广大考生和老师在向这种必需又无奈的高等制度，发泄着自己心头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情绪，同时也在为自己付出的巨大代价作最后的葬礼，或者说是祭奠。

书烧了，情了了。高考和为高考付出的每一天，每一题，每页纸，每滴汗，需要有一个碑、一片林来作证。

“来吧，我们每人献出高考前用过的最后一个书包，作为这片土地的肥料与养分，再栽上象征我们全班同学共同生命的小树吧！”在某学校前的一个小山坡上，一群同学们庄严地摘下肩上的书包，一个一个扔进挖好的大坑里，大家轮流往坑里填土，然后在里面栽下一颗挺拔的小树，又细心地用脸盆、茶杯、小勺浇上水，最后排队列在小树的周围，举手宣誓：我们的昨天刚刚结束，生命还在继续，努力吧，像小树一样茁壮成长……

当我听完这段故事，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在想，经历了高考的中国学生们，他们才是度过了真正意义上的“成人节”。因为只有经历过高考的人，才能体味到什么是梦想与光荣，什么是努力与无奈，什么是痛苦与屈辱。经历高考，标志着孩子们开始成熟，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有位城市的考生家长对我说，他孩子考完高考后，也采取了焚书的形式告别中学，起初他和妻子都反对孩子这么做，认为不应把书烧掉，应该留下，或者卖掉也值几个钱，可孩子不同意，坚决要烧掉。后来他和妻子没有阻拦儿子的行动，他们感觉应该尊重孩子。孩子在烧完书本后大哭了一场，间他为什么，他说我只觉得这么多年大苦了，你们当父母的也很苦，我不想再回忆小学、中学所走过的每一步路。上大学了，我要重新做我自己想学想做的事，要不这个世界上就会失去本该是我的我。

我想无论是谁，我们确实应该深思一下这位孩子说的话。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教育形式与内容，改革与未来，而且又何止是教育问题，应该是未来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本源啊！

人类是决定世界所有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因素，而青年一代，则是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的全部因素。

第四章　苦水倒不尽，青春好烦恼

●青春生命的沙哑呐喊

很早以前，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H·G·威尔斯曾这样告诫过我们：“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我们都知道英国是个素有绝对化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国家。而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度向全世界发出如此告诫，足以让我们振聋发聩。

灾难是什么？灾难就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人们在睡梦中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二十几万人就已经命归西天；灾难就像1999年烟台“大舜”号船被一阵狂澜掀至海底，二百几十号人倾刻间死于非命……

灾难是什么？灾难就像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千万人不得不把阳光与爱情抛诸脑后，去投身战争与死亡；灾难就像“文革”那场浩劫，无数善良的人被推到了审判台并且被处以死刑……

灾难有自然的与人为的两种。二十世纪后，人类面临的灾难越来越多。

威尔斯把教育同灾难联在一起，并宣称它们之间在进行残酷的比赛，确实有些耸人听闻。可是当我们回首今天我们正在恪守的那一套教育方式与方法时，就会发现，我们正在教育问题上不断地制造着与天灾人祸一样可恶的无数越来越严重的灾难！

可以置青春生命于死地的灾难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受害者，便是我们的高三学生。

曾经，很喜欢在中午的阳光下，坐在学校的草坪上与学友海阔天空地神聊，高兴了，就去荡一荡操场角落的秋千。而现在，我早已习惯在曾是快乐闲逸的时光里，与同学们互相考着数不清的公式、定理和单词，而那秋千的影子，也不知何时已在我心里生了锈，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常常在抽屉里藏一本厚厚的小说，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翻看，也常常在晴朗的黄昏，邀伙伴去打乒乓球。而现在，我的案头和书架上，五花八门的参考书堆积如山，而我可怜的球拍早已尸骨无存，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每每迫不及待地复回远方一个飞鸿，也热衷于为了博取“寿星”的一笑，在朋友生日之际跑遍一间间精品店，去挑选合意的礼物。而现在，面对青鸟带来的问候，我的信笺一再空白，我的心底一直“SORRY”，也只能一次次用“生日快乐”的敷衍，代替往年带给友人的那一声惊喜的喊叫，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心中默念的是“友谊万岁”，此时心中脑中全是满满的语数外史政，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爱在窗外渐渐沥沥飘着小雨的夜晚，让我的小屋里回旋起儿缕柔柔的旋律，而我在音乐与细雨的感染下涂抹几行空灵的文字；也曾爱策划出一个个诸如“去看海”、“去听音乐会”之类的假日行动。而现在，我的磁带盒上已经积满了一层不薄的尘灰，我的诗干枯了，无法再浪漫了，因为高三。

曾经，我还有许多曾经，可是，我无法再想这些曾经了看看现在的高三日子，心中不禁掠过一丝丝怅然。失去的，好像很多，然而路却是自己选择的——“人生能有几惶飓”？……为了那一瞬的笑颜，我无奈依然紧锁那颗想飞的心，安安稳稳地在蜗居里苦读。只是偶尔有不甘心的瞬间，就狠狠地想一想：哼，等高考完了，我要游内蒙、下海南，疯狂地“报复”一下！

这是我正准备写处在高考最前沿阵地的高三学生的心态时，无意间读到的深圳实验中学心愿同学的一篇作文。

听听这个庞大群体的青春生命的沙哑呐喊，我感到的是一种与这位同学同样的无奈与沉重。我们的官员、老师、家长，还有所有以“有社会责任感”自居的人们，读此小文，也许会想起些什么，也许会明白些什么……

关于高三生，想说的话太多，也太多彩又多悲。平时，我们只注意了他们的升学率，却难有心思平静下来听听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一起来听一听吧，因为这对人们是有好处的。

●作息表：我的“生死牌”

——高三学生诉说之一

其实，我的学习作息表在初三时就有，那是爸爸妈妈为我参加中考准备的。后来我考进了市重点，于是在进入高三后，爸像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前线指挥官似的命令我：现在的“战况”会比中考时要激烈紧张得多，你应该而且必须有张以分秒为计算单位的作息表。

于是我赶紧制作高三的第一张“作息表”，大体如下：

5点：起床。

5点10分：穿衣洗漱。

5点20分：吃早餐。

5点35分：离家骑自行车上学。

6点至8点：自习。

8点至11点半：上4节课程。

12点：自修。

13点至16点半：上完下午4节课程。

16点半至18点：两节强化班课程。

18点至18点半：自行车回家路途。

18点40至19点30分：吃饭外加看新闻联播。

19点30分至21点30分：做作业。

21点：休息10分钟。

21点10分至23点30分：自习。

父亲对这张“作息表”表示初步满意，末了他加了一句话：重在质量。他的话中有话，因为在中考时我也是用类似的“作息表”，结果常常在最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实在困得不行，伏在书本上睡着了

“高三了，一生的命运与前程就在这一搏上，你自己应该清楚。”父亲的话跟老师天天灌的一模一样。我感觉就像希特勒真的要打到斯大林格勒了！

但，大人们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时间表是死的，现实的许多情况是活的，就像战争一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决定能否取得战争预期胜利的最根本因素。比如我从家里到学校需要半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可下雨怎么办？有一次长安街上的警察就是不让横穿，一定要等一队长长的国宾车队走过。整整二十分钟，我因为急着到校，差点让警察把我当作“破坏分子”扣到派出所。那天我心里堵了一肚子火，最后把一个老太太撞倒了，其实我明明看到她在我自行车还离她有一米左右的时候，就“啊呀啊呀”地先倒了下去。这个擦破了一点皮的老太太死赖着让我拉她到医院去看伤。我说我是学生，我要上课去，我把名字留给你，如果需要我出治疗费，我一定让我父母来付给你。可那老太太就是不放，说你留的名字和电话如果是假的呢？我的天哪，当时我真想哭，也真想跪下求她，但没有办法，她还是死死地拉住我的书包带不让我走，更可恶的是，在场的两个中年人也跟着起哄，不放我走。到医院一检查，什么伤都没有，只花了二十块挂号费和一点包扎费。这时老太太才放我走，可已经十一点了。半天课没有上，我就得利用其它时间补回来。

哪有时间补呀？我每天的二十四小时是严格地被安排着，就是拉屎刷牙，也都必须严格控制在五分钟内，否则老爸就会说我是有意磨蹭。那次为了补课，我不得不利用同学中午吃饭和课间休息的间隙，摘抄老师讲课笔记。谁知那几天倒霉事都让我碰上了，可能中午吃的饭冷了些，不争气的肚子就闹起来了。这一折腾我就开始发烧，一直烧到三十九度五。在医院一住就是三天，打针、吃药，吊葡萄糖，那几天里虽然我的脑子迷迷糊糊，但躺在病床上的感觉却是那样地好。因为多少年里，我天天都得无休止地早起晚归，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烈日暴晒，听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填海般地往脑子里装知识——谁知道这种知识以后还能否用得着。看样子爸妈都很着急，看得出，他们大半是怕我耽误太多的课程，而并非关心我的身体。第三天夜间，我的高烧实际上已经全退，老爸从我的饭量上判断我可以出院上学了，就对医生说，明天早晨再测一次体温，如果不烧了可以出院吧。医生说正好他们最近病人特多，床位很紧。我心想，见鬼，这么舒服的地方，我不多呆几天才亏呢。于是我想出了一个计谋……第二天8点左右，小护士过来为我测体温。几分钟后，她从我嘴里拿出体温表一看，那双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怎么，又三十八度四了？”说完，她过来用手摸摸我的头，而这一切，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嗯，这孩子是没退烧。”前来给我准备收拾东西的老爸傻眼了，也露出几分急相，他听完小护士的话后，连忙问：“能不能出院呀？”小护士不高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孩子的烧还高着呢，你怎么让他出院？”我听着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脸上却装出一副极其痛苦的样子，把头紧紧地捂在被子里。当我的目光与老爸那双疑惑的眼睛碰到一起时，赶忙避开……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又“合情合理”地躺过了三天的“作息表”，这是整个高中三年里最舒服的六天时间，也是惟一不用早起晚归的六天，然而我是在病床上争取到的。

你一定在想我的那张“作息表”上漏掉了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周末的两天。对了，这正是我要向你说的。如果说一二三四五的几天里，我是在靠那张用分秒来计算时间的作息表去生活的话，那么周未两天里我的另一张“作息表”简直就是一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斗图。请看——

星期六：

6点起床（比平时我获得了一小时的优待）。

6点10分：洗漱穿衣。

6点20分：早餐。

6点40分：从家出发，倒三次车，赶到宣武东经路的育才中学。

8点30分：开始在那儿上三节英语补刁。

11点半：下课，在附近吃一顿便餐。

12点：乘车往西城黄城根的四中奔。

13点一直至20点：上完四中的“同步班学习”课程（中间有二十分钟休息，能吃一个热狗充饥）。

21点：回到家，半个小时吃完全天惟一的一顿踏实饭。

21点半至23点半：做两个小时的作业。

星期日：

6点起床（同样比平时多获得一小时的优待）。

6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