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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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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看,还行,儿子找的女“演员”还算有点“靓”。管吃管住这是自然的事,父亲掏腰包一天就是几百元。别人嘲笑他傻,这父亲说你们才傻,我现在投资,将来儿子有朝一日当了“张艺谋第二”时,钱算什么东西?一年不挣回几个百万就不是大导演!儿子也很卖力,天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几个女“演员”导演,常常到很晚时间。突然有一天父亲觉得到儿子回屋睡觉的时间了,于是来到“导演棚”里。天哪,自己家的小子正光着身子与一位同样光着身子的女“演员”搂在一起。父亲气急败坏地将儿子从地上拎起来,说我呕心沥血培养你当导演,你他妈狗日的小小年纪不干正事,尽给我丢脸呀!儿子嗡声嗡气地说: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不是都说要当好导演,先得学会睡女人吗?这个父亲气得差点没昏过去
不知是今天的传媒误导了我们广大学生家长和不懂世事的学子们,还是我们今天的大众媒体过多地崇尚明星并给予他们太多光环的缘故,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与艺术和影视专业沾边的大学越来越热门。如北京的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广播学院这些可以诞生明星的高等学府,成了广大学子和他们的家长追求与奋斗的目标。为了能实现进这样的大学而编织的“大学梦”,我们从每一个考生和他们身后的家长那里所听到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的可以轻易进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中。
一对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平房里住了八年的东北父女俩,今年即将搬出这间“八年抗战”的小房子,我听到了这位白先生讲述他的“秘密历程”——
白先生是东北人,身材魁梧,看得出,年轻时是个很酷的男人。事实上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可能被当时下放到东北的一位上海歌舞团女学员看中并做了她丈夫。白先生是实实在在的工人出身,当时在哈尔滨一家肉联厂当搬运工,体力劳动使他的雄性气概更加突出,加上他娶了位相貌出众的上海姑娘做老婆,在结婚的头几年,白先生可谓风头出尽,很快小两口有了一个千金,日子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过着。待到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可以回城了,白先生为了老婆的前程和孩子的未来,1987年他们一家便搬到了上海。全家临时在闸北区苏州河边租了一间房子过日子。白先生的任务是负责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和到一家街道小工厂做临时工。女人是搞艺术的,一出家门就很风光,谁也看不出她生活在上海的“贫民窟”。过惯了那种充满了顶天立地的豪气生活的白先生,觉得上海这块地盘不适应自己,尤其是三口之家的生活实在无法正常维持,孩子是借读生,学校收费比一般的学生要高出几倍,女人收入不多,可每天用在化妆上的费用还得靠他做临时工拿的几个钱补贴。为留与走的问题,白先生没少跟女人吵架,最后俩人达成协议:女人留在上海,他带孩子回哈尔滨。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一场,夫妻俩心里清楚,这一别可能就不再是一家人了。第二年,女人给她寄来一张离婚协议书。信中说,离婚的原因不用说了,孩子可以留在哈尔滨,也可以到上海。白先生说什么也没有同意孩子到上海,他把女儿视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此开始了一个男人艰苦的追求与梦想。
“孩子在气质与长相方面都继承了她妈的优点,同时又从我们东北人的血脉里获得了良好的身材。可以说,先天的条件她都有了。只是她不该留在我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儿艺术细胞的父亲身边。”白先生说完拿出一张女儿的相片给我看。
“真是天生的明星!”照片上的女孩子,既有南方女孩子的秀美,又有北方姑娘的娇艳,非常出众。
白先生听完我的赞美,颇为自愧道:这孩子如果放在你们北京人手里,现在不是赵蔽也应该是陈红了。
白先生陷入那些令他难忘的往事之中,他说在孩子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总有人在他面前说,看这女孩长得多漂亮,将来准能当刘晓庆、巩俐一样的大明星。开始白先生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孩子的学校被一家广告公司看中,做了个食品广告上了镜头。广告公司给学校五千元报酬,上镜头的孩子因此得到一件特别礼物。孩子回家跟父亲说了这事后,白先生琢磨了一夜,正是这一夜,白先生决定了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女儿培养成全国著名的大明星!
从此以后,白先生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培养女儿身上,他心中有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把从离婚老婆身上失去的东西,从女儿未来的光环中追回来!白先生本人对艺术一无所知,但他起码知道两点:一是女儿的学习必须好,二是女儿的艺术才能必须得有专业人士指导培训。前者他自己能做到,那就是严格要求女儿上好每一天的课,做好每一道题。后者他可以通过高薪请人达到目的。为此,白先生凭着强壮的身体,身兼三职,每个月赚回两至三千元来完成对女儿的培养。就这样,白先生带女儿度过了小学六个年头。要上初中了,孩子未来的路怎么走,这可是个大问题。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明星。没有大的舞台就不可能出大的明星。”一位诗人气质的音乐教师对白先生说。这句话让白先生整整几夜没有睡好觉,因为有人对他说,你想把孩子培养成全国著名的大明星,不到北京的最高艺术学府学习深造,就等于白日做梦。
于是,白先生作出了一个令很多东北人称道的选择:辞职陪女儿上北京读书。
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993年9月1日。这天,白先生怀着对北京的一片敬仰和对女儿未来的无限憧憬,住进了北京丰台区的一间农民房子。大城市规定就是多,外地孩子上学只能进私立学校,公立学校不可以上。白先生对此没有怨言,他反认为北京就应该这样严格管理,不过让他不满意的是北京私立学校收费太高,但为了孩子能上完中学,他忍痛把哈尔滨的三间祖传老房子卖掉了,将所得的十二万元的三分之二交给了孩子上学的那所私立学校。
每次接孩子时,白先生看到像潮水一般的接送车队停留在学校门口,他不敢把带女儿的自行车停到附近三百米以内的地方,一旦被孩子的同学们看到了,就等于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一次最沉重的心灵打击。白先生听市民指指点点,说上这个私立学校的家长都是大款,心里总是暗暗叫苦。为了不让孩子受到歧视,他在给学校的家长工作单位和职业一栏里填的是“民营经商户”。显然在私立学校里,大多数家长的职业都是生意人,他白先生也算其中一个吧。学校很会刮这些财大气粗的个体经商户的腰包,一到逢年过节,总要想个法子让这些有钱的家长们慷慨解囊。“六一节”到了,白先生又一次被当作家长代表被学校叫去,老师提了个小要求:希望家长们支持学校在“六一”前为迎接上级检查而修建一座游泳馆出点力,“当然是自愿啊,我们绝对不搞强求!”校长非常严肃地向家长们表示,并说一旦发现有强求之意,大家可以向上级教育局举报。马上就有真正的大款举手,说拿出十万元赞助学校。这边刚落下手,那边的另一位家长立即表示愿意出二十万元无偿支持学校。最后有位据说个人资产达十个亿的学生家长一诺而出五十万元。白先生在会上第一次看到了什么叫有钱人,也第一次领略到了穷人的滋味,从此他再不敢参加什么家长会了,他让女儿以“爸爸业务很忙,出国在外没时间参加”之类的话推辞。
其实,孩子上学仅仅是一方面的开支,白先生要负担的远远不止这些。京城的艺术界大腕太多,名人也太多,一个好的老师可以一夜间把自己的学生捧上天,找不到门道,转一辈子恐怕也不一定进得了艺术殿堂的门槛。白先生来北京时间一长,便多少知道些“圈里”的事,为此他给女儿设计好了几套成才方案,先是练习声乐和舞蹈。这两项基本功据说是未来女明星们必须具备的条件。白先生想要让女儿成为最红的明星,自然要找最杰出的老师。
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收费并不太高却注重人长相的“导师”,条件是学生在学习期间的演出收入归他。白先生觉得这个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让白先生不放心的是,他总觉得这位“导师”的眼里内容不太对劲。唉,艺术家嘛,不都是那个德行!只要为了女儿的艺术才能有长进,就是火坑也得让她跳进去试一试。为了安全起见,白先生想出一个“高招”——他对那位“导师”说他愿意义务为“导师”家做家务。
“导师”眼睛一亮:行啊,说好了,我不付一分钱哟?没错。白先生保证。
女儿就这样交出去了。但白先生越干越不对头,因为那“导师”在给他女儿上形体训练课时,怎么两只魔掌总是在孩子上身乱摸!
回到家,白先生旁敲侧击问孩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孩子说没有呀?于是白先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接着上课吧。
时间过得很快,当白先生又一次将五千元学费交给那“导师”时,对方告诉他说下个月要带学生上南方去演出一次。大约十天时间。白先生一想:反正孩子放暑假了,倒是个实习机会。不过临出门那天,他教给女儿出门在外的几个“注意事项”。天真烂漫的女孩哪知父亲心头的担忧,只顾点头,却并没在意老爸那双眼里隐藏的几多忧虑。
在女儿出去的几天里,白先生心神不定,那天因为想女儿的事而独自呆呆地在冷冻库里忘了出来,结果被同事关在里面,差点出了人命。第二天他便不能上班了,正好这天半夜,女儿突然从外地打来电话,哭着要回来……
到广东顺德一家宾馆终于找到了女儿。还好,白先生见如花似玉的女儿没有出什么大事。只是这回他再不让女儿跟那个“导师”学艺了。女儿告诉父亲,就是这位“导师”在到广东顺德的第一天晚上,便让她进他房间“陪陪”。开始她并不懂“陪陪”是啥意思,后来发现不对劲时,便哭着要走。那“导师”就大发脾气,狠狠地抽了她两记耳光,气呼呼地对她说:“像你这样呆头呆脑的丫头也想出人头地?哼,只要我在圈内,就休想!”
去他妈的!北京有的是比他强的。走,我们重新找人给他看看!白先生让女儿擦干眼泪。
漫长的六年中学生活之后,白先生由初到北京时浑身散发着阳刚之气的东北壮汉,变成了从里到外透着不堪一击的弱朽之躯。“那是人苦心苦给逼成这样的。”白先生说。孩子在北京一年,学费加学艺的费用至少三万元,全靠他一个人挣出来。在北京当临时工最多的收入一年也就在万把元,其余的钱怎么来的,白先生说他不愿意讲。
最后他终于说出了他的秘密:每年他卖三次血,能得五千元;每个周末外出收废品,一年也在八千元左右;除此之外,他帮过一个小哥们在东北做成过一次大豆生意,赚了两万多元。“总之,除了没偷没抢,什么事我都干过。”白先生说。
同时,女儿自己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她利用一个星期两小时为比她小的同学做家教。她自己的学习用具都是靠她自己挣来的钱买的。白先生很自豪地从一个打好包的纸箱里取出几个不同的书包和笔盒给我看:这些都是她用自己的钱买的。
我抚摸着一个个已经磨破的笔盒,感慨万千地想:也许白先生的孩子,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在“贵族学校”靠自己的劳动挣钱的学生了。
“可是你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最后却为什么没有让女儿上艺术类大学呢?”我一直不理解在北京苦苦挣扎了八年,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明星的他,结果在去年女儿考大学时,却把她送进了一所普通大学,而没有送她到他梦寐以求的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或者是舞蹈学院。
“不是不想,而是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想法太过时了,或者说太急功近利了。”白说,触动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是前年他带着女儿去某艺术学院招生现场所看到的一幕。“那天我和女儿本想观摩一下,谁知,那天的一个意外事情使我和女儿都改变了往日的明星梦追求。其实也不算是惊心动魄的大事,这种情景听艺术院校的老师们说年年都可以见到。正因为如此,才真正触动了我和女儿的心哪。那天我和女儿到音乐学院门口看招生,想不到初试的人有几千人!而且这些孩子一个比一个强,女孩子个个长得像花似的,好像都曾在电影电视里见过。结果呢,这些孩子没有多少被录取。我们看到有父女俩抱头痛哭,哭得伤心的程度令在场的人不得不过来劝解。那女孩子一边抹眼泪一边向在场的人说,她父亲已经得癌症三年了,就是为了她考音乐学院,不惜到一个有毒的矿上干重活挣钱才得上的。三年了,他把看病的钱全都花在了女儿的学艺上,这最后的一年,结果她没考上,父亲再也无力到矿上为她挣钱继续学艺和考大学了……那父亲后来不顾脸面地流着眼泪对我们在场的人说,你们也别信啥明星不明星,孩子能有个有幸福的家庭、有个工作做就行了。人死了,还有啥求的?就是儿女成了大明星,当爹当妈的都累死了,能看见些啥呢?就算我们的儿女当了大明星,心里会有欢笑吗?没有,不会有的……”
白先生久久没有从这段往事中收回他的思绪,而我也同样因这个震憾心灵的故事而沉默了。
一个家庭的明星梦的破灭,使白先生父女俩对自己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种选择。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别人的失败也动摇了他们的信心?白先生摇头说:“完全不是。我的女儿的先天条件和后天才能都使我有足够的信心。但我们父女俩都一致同意放弃往日的明星梦,觉得这条路现在被严重误导了。如果说大学高考是千万人抢行的独木桥,那么选择当艺术家、当影视歌明星、主持人等职业的路,其实是比独木梳、比钢丝绳更难走。你想,现在高考录取率全国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的比例,大中城市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可制造明星的艺术类大学的比例是几百分之一,甚至是几千分之一!我自信我女儿可以成为这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但我想,假如我女儿成了这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那不意味着由于她的成功而使他人的梦想彻底毁灭了吗?这太残酷了!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出现这种被人挤压的残酷,但我也不愿意看到我和我孩子使别的孩子和别的家庭出现这种结果,所以我和孩子决定放弃。而且我也借此希望那些仍在苦苦追求把孩子制造成明星的家长们,早早休战吧!那实在是太痛苦的厮杀,杀害的都是我们自己。”
想不到学问不深的白先生说出了如此动听的警世之言。
人为的制造明星,在今天的中国其实是个很泛滥的现象。据说目前在北京几家电视台“寄生”的编外节目制作人大约有上千人,而他们每人手下的“学生”少则十几位,多则上百位,也就是说北京城里的几家电视台外围至少有万人以上的少男少女(以少女居多)在等候哪一天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或者北京电视台的大门给自己留出一条缝来,并期望在某“大导”的提携之下一鸣惊人,红遍神州。北京某台文艺部的一位名导不无苦恼地向我诉说,自从他当了文艺部节目的主审后,就时不时有陌生人跑到他家堵他,“你要是不理他们,说不定某个小报就出来一篇文章把你损得有苦难辩;你要是理吧,他们有的是全家,有的是父女,有的是母女,像藤似的缠着你,说是向你送人才来了,把一个大活人往你面前一推,说这是俺家的千金、公子,如何如何的爱好艺术,如何如何的有灵气,又如何如何的向往影视艺术。有钱的,开口便直截了当地说开什么价都行,只要让我孩子能像‘小燕子’一样演部戏。还说赵薇算什么?要是我孩子演小燕子,准比她强几倍。没钱的也一样慷慨,你大导演只要能让俺孩子演个角色,哪怕在镜头里露个脸,我们全家给你做牛做马都行。有一次我实在被一对父母的执着所感动,同时看看那女孩子相貌也确实可以,便有意让她在一个小节目里试着演个小角色。哪里想到,这位自报是高三生的女孩,竟把二百来字的台词读错了五六个地方。我说你这个文化水平以后怎么进大学呀?她说艺术院校主要是考艺术专业,文化课成绩不是主要的。我一听就跟她急了,谁告诉你的?你以为现在还像前十几年考一二百分就可以进艺术院校?美得你!现在,人们都以为唱一首歌,演个角色,露一次面就可以成为大明星了,就可以名扬四方、财源滚滚!这是天大的误导!中国现有专业影视人员不下一两万人,每年又有数百人从大学毕业,能在影视屏幕上闪闪发光的也就是那么二三十个,加上红火的歌手、乐手和其他艺术家不到一二百人,不久前是我们熟悉的大牌名星几年没戏接的比比皆是。就是赵蔽同班同学和比她高几届的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在影视圈里打杂的也有的是。”这位有责任感的艺术家的一番话,足以让沉浸于明星梦的人们清醒了。
在南京,当我讲起电影学院1999年招生的“后赵薇现象”时,朋友笑说这并不稀奇。前一年,电视剧《小萝卜头》的剧组招聘演员引发了一场争当明星的大战。剧组在重拍这部历史题材电视剧时;导演考虑到“小萝卜头”的特殊形象,“要漂亮,看上去要有三四十年代的感觉,弱弱的小可怜的样子,当然孩子还必须有灵气……”原定开机时间快到了,可主角仍没适合的,于是有人提出公开招聘,这样可能选择的面更宽些。《新华日报》、《扬子晚报》透露消息:剧组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小萝卜头”演员,一个三至四岁,一个七至八岁。岂料从剧组透露信息到开机拍摄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共有十万余儿童少年经家长们之手,参加竞选“小萝卜头”。最后从这十万余名竟选者中,杭州的小唐天被剧组“一眼盯上”,成为一位“一步登天”的小明星。
一个人选十万人争!可见中国人追逐明星梦多么狂热。
对现实生活浅薄的认识、新闻媒介片面而庸俗的误导,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学生和家长产生了做明星可以一步登天的错觉,因而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才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无谓的投入和盲目的追求,如今,已经到了打开这一误区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十分相信神和喜欢造神的中国人,又特别迷信那些制造天才的神话,可谓是急功近利,使尽招术。记不得哪家电视台报道过这么一则新闻: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农民,把自己十二岁的女儿培养成了神童,1998年考进大学,他的招术就是不进学校,因为他的理论是,传统的小学、初中、高中教学目的只是为了高考一关,用十二年时间太长。他便按照历年考大学的要求,自制“教学大纲”,每天把孩子关在一间小屋里进行封闭式教学。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家长的孩子很一般,看不出有特别的灵气。但这位把自己女儿制造成“神童”的家长,还真的把十二岁的女儿送进了大学。这种教育路子培养出的孩子,是否值得提倡,暂且不论,值得关注的是,当这位家长把十二岁的女儿送进大学的消息传出后,湖南、江西、湖北等好几个省的家长带着孩子,要求进由这位农民开的“神童学校”。当地教育部门得知后,说这是非法办校,劝说那些送孩子来的家长把孩子领回去,重新进正规学校。谁知家长们一个也不听教育局官员的话,他们说,我们培养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考上大学,至于选择什么方式谁也管不着,只要能保证孩子考上大学,他(指那农民)用什么方法我们都不在乎。据悉这个电视报道后,该农民的“神童学校”又一下多了两倍的学生。几十位来自各地的孩子正在进行着“神童”的教育与训练,有的孩子家长甚至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陪着孩子到当地住下,他们一心期待两三年后自己的孩子能稳稳当当地走进大学校门……
有人后来问那位农民“校长”为何有此奇想,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科技大学不是也在搞大学少年班?那是国家花大钱在搞,我不花国家一分钱,同样出了少年大学生,利国利民,你们应该表扬我才对头。
有人再问这位农民“校长”:你把女儿培养成“神童”了,她进了大学又能怎样呢?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想过她上了大学以后会怎样,但重要的是她比别的孩子提前好几年上了大学。中国的家长对子女们能有什么愿望?不就是希望他们上大学嘛!我的目的就是:我已经做到了。
瞧,有据有理,头头是道。
是啊,中国人对后代的期望,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那就是成名成家,“学而优则仕”。也许正是这个不朽的心愿,才使我们五千年的古老教育传统里,总有甩不掉的造神模式和造神本身带来的奇特效应。
现在四十岁上下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记得,当1977年国家恢复停止了许多年的高考,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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