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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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现在四十岁上下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记得，当1977年国家恢复停止了许多年的高考，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人狂喜地重新拿起书本，走进新奇而陌生的大学校门时，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少年，也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坐在了比他年岁大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身边。他就是名噪一时的神童——宁铂。这位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发现并向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同志推荐的少年神童，具有超常的智力，两岁半就能背诵三十多首毛主席诗词，三岁能数一百个数，四岁学会四百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七岁开始攻读医书，并掌握许多中草药，八九岁时已经能下围棋、熟讲《水浒》……“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副总理大笔一挥，当年12月底，正值全国恢复高考第一年的最紧张阶段，江西省招生办派出要员，直赴宁铂家乡对这位神童面试，结果发现果真情况属实。这宁铂不仅在文学、数学、医学和棋艺上才能超群，还有相当高的实际能力，主考老师跟他下围棋三盘，老师输了两盘。考试结束后，小宁铂还当场提笔写了一首七律诗。

“好好！太好了！有思想，有观点，有文采。此乃真神童也。”考官大人们不无拍手叫绝。宁铂从此作为中国神童的代表，在科学的春天里广为国人传颂。而也正是他这一神童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迅速冒出了无数的神童来。那时中国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党中央高层人士对智力超常少年给予极大重视，第一个神童大学生班——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便由此诞生。之后，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等著名大学都相继办起了“少年班”，一时间，中国的“神童”到处都是。而像宁铂这样的少年天才的事迹，确实深深地影响和鼓舞了被“文革”耽误了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发愤图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信心与决心。

宁铂式的神童，在中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时期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给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华社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二十周年回眸的一篇报道中这样说：科技大学在二十年间已向全国各地招收共七百一十多名十五岁以下的大学生，已毕业十五届，共五百五十名学生，其中百分之七十二考取国内外研究生，一百多名已获博士学位，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普通本科生。少年班创造了中国教育界的一系列之“最”：十一岁的大学生、十五岁的研究生、二十三岁的博士生、二十六岁的副教授、三十岁的教授，他们渐渐显示出群体优势，在国内外一些著名学府、科研机构和经济领域中崭露头角，担任重要工作。十三岁考进科大少年班的施展，毕业后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举攻克数学界著名的难题“关于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刚届三十岁就已成为法国居里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美国加州大学的科大少年班学生张家杰是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所有这些，都充分让人相信，“神童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的，有辉煌业绩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进入“知本家”时代后，人们对二三十岁的博士在美国华尔街威震世界金融界的一条条诱人的报道，怎不叫国人叹为观止！

二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中国有没有神童，大学少年班的路子是否真的成功了，这些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和议论的焦点。而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这样的话题，就在于中国对造神运动始终情有独钟，它源于我们上一辈人对后一代人寄予的希望之巨、之热切，就像希望孩子像“小燕子”一夜成名那样，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数理化方面有宁铂般的超常能力，中国的各个阶层的家长不免人人都有此心。这就使得“神童”们头上的光环更加神秘。

天才神童真的有吗？

1999年11月中旬，我来到了如今全国惟一的保留少年大学预备班的苏州中学调查。这也是我作为苏州人第一次踏进这所从小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的中国名校。吴江桥下古运河畔的苏州中学，也许是今天中国几万所中学中建校时间最长的中学了。1035年，四十七岁的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到苏州任郡守。范大人在城里转了一圈就选定了一块建宅风水宝地——南园。“妙妙，此地真好，在此建宅，世世代代必生公卿。”一位风水先生在范仲淹面前连连称道。然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回神一想：既然此处风水最好，与其吾家得此富贵，何不在此办所学校，让天下读书人都在此深造而共得此富贵呢？范仲淹不愧是一代名士，他立即将自己的想法上奏仁宗皇帝，请求捐地建学，造就人才。仁宗皇帝甚喜，准得奏章，从此苏州有了学校，“甲于东南”的吴学也由此开始，并一直沿袭至今。范仲淹捐地办学的故事在江南广为传颂，而作为建于此的苏州中学虽几经易名，但其根基在近千年间却始终未移过南园宝地一步。至于这里出过多少名士才人，真可谓不计其数。我只知道仅二十世纪百年间就有孙中山的大秘书陈去病、语言学家吕叔湘、国学大师钱穆；史学家吕思勉、教育家王国维。叶圣陶、政治家孙起孟等一大批学者都在此执教过。在名师熏陶下的苏州中学，莘莘学子中人才辈出。当代名人史学家胡绳、顾颉刚、教育家匡亚明、科学家钱伟长、文学家于伶、严辰、陆文夫和国家女排教练袁伟民等都出师南园宝地。仅苏州中学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有三十一人之多，这个数字与北京大学现有的院士数量不相上下。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苏州中学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还为国家教育事业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即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输送少年大学生，是名符其实的“神童”的摇篮。

那应该是个神秘的地方。走进这所熟悉而又陌生的学校时，我猜测着校长是不是愿意接受我这个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神童”的特殊来访者？不想，倪振民校长一谈“身世”，我们马上成了“自家人”——当年他插队的地方，就离我曾经干过不少年农活的乡村不远。一种天然的亲近，使我有机会比较客观和真实地对中国现存的“神童”现象作出相对准确的结论——我真的很感谢倪校长，他的大智若愚的学者风范使我获益匪浅。

倪校长向我介绍，苏州中学的“大学少年预备班”是当时根据国家教委精神，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创办的，始建于1985年。首先是针对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生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怎样更好更系统地发掘少年天才？是否从小学毕业就开始抓而不是大学招生时才进行培养等等。故而，苏州中学成立了“大学少年预备班”，客观上成了大学神童们的摇篮。事实上，十五年来，他们也的确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倪校长谈起此事颇有自豪感，因为十五年来，每年大学从全国招收的那些特别优秀的少年大学生中，前一至五名几乎都是他们苏州中学出来的，而现在又从大学走向更高学府深造、成为国内外著名人才的，也正是这些少年天才。据说自像苏州中学这样的大学少年预备班建立后，相关大学的“少年班”招生一般不再在社会上直接寻觅与招考了，而是从这些中学预备班里选招，这样减少了很多盲目性，而经历了中学预备班两年时间的系统培养，该是“神童”的也就显露出来了，不像以往某些大学少年班招来的学生，开始确实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天才智力，可上大学后，渐渐地“神童”不神了，怎么也跟不上同班同学，退也不是留也不是，把本来一个还算比较优秀的孩子给毁了，造成多方被动。从中学预备班招生，就避免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中学的“大学少年预备班”的学生是怎样招来的呢？苏州中学在招收时，由中国科技大学与他们本校的老师共同组成主考委员会，开始是跑到各地去招收，后来那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家长和当地的老师、官员都会主动给孩子报名。预备班的学生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年龄。一般来说不能超过十三周岁，同大学少年班入学年龄条件相吻合。二是初中毕业生水平，考生可不受是否是应届生限制，但必须达到初中毕业水平，甚至是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水平，这是为了下一步孩子们能够顺利地接受高中甚至比普通高中更深、更广的知识教育作准备。通常《招生启事》公布后，考生可以自己填写报名，也可以由家长、学校、地方有关机构推荐，这是学校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由学校根据学生情况设置几个考点，进行初试。初试采用笔试，考数学、语文、英语和理化，成绩突出的再进行复试，其比例一般为4：l左右，能进入复试的则有很大可能进入预备班，如苏州中学1985、1986、1987、1988年最初四届的报考人数分别是一百四十五人、一百三十六人、一百五十三人和三百零五人，能参加复试的分别是二十八人、二十二人、二十八人、二十八人。这个比例好像有很大的人为性。倪校长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这主要是考虑他们每年只招收二十人左右一个班，“但从初试到复试筛选的比例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倪校长进一步解释说，在复试后仍有一些学生被刷下来，如苏州中学前四届的最后招生分别是二十一人、十六人、二十人和二十人，宁少勿滥是他们最基本的原则。

进入预备班的孩子，用学校比较规范的话说，都是属于智力超常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神童”。我特别认真地问倪校长：到底有没有“神童”？他听后笑笑。倪校长显然是位严谨的人，他是这样回答我的：“神童”这个概念在教育和科学上是不存在的，但孩子的智力差异是存在的，聪明与不聪明是存在的。他说他考察“预备班”的孩子时发现，这些孩子与同年龄的孩子相比，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坐得住”。

“同样的小孩，一般上四十分钟课就不行了，有的成绩差的孩子在课堂也最多能静得下心二十来分钟，可预备班的这些孩子就大不一样，他们通常可以认真地听你讲三四个小时的课，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能坐得住的时间相当于我们成人，这就使得他们对知识、对事物的学习与研究比同龄学生要强得多。”倪校长进而给我揭示“神童”的秘密，“从我们的预备班生源来看，所谓智力超常者，他们的家庭环境占主导作用。比如教师的孩子或者在家接触较高知识层次的爷爷奶奶等。应该说，这些孩子中真正属于超常智力者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部分是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正是由于这些孩子从小受的环境影响，比如一些山区或者条件不太好的地方的教师自己的孩子，他们因为在家没有人照顾，就被教书的父母带进了学校、带进了教室，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在开始接受初等教育知识，二三岁的小孩，从人的脑力开发科学角度讲，是非常重要的阶段，而这些孩子正是在此时得到了外界有意无意的脑能开发，所以日后他们的智力就明显比同龄孩子要强。一些有爷爷奶奶关照的孩子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童”产生的根源。当然，先天特别聪明的孩子也不是没有，但那种孩子的比例实在太小。我们招收的几百名少年预备班学生中，可能有那么几个而已。”

原来“神童”并不神呀！只要他们有意无意接受了一种特别的环境，就有可能成为天才神童呀！但是当产生“神童”的过程不再成为秘密，像宁铂三岁时就能背诵几百段毛主席诗词、计算很多数学题在今天很多小朋友也轻易可以做到时，人们迷信和刻意制造与追求“神童”的现象，为什么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仍然趋于疯狂呢？

还是来听听培养“神童”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倪校长在我请他回答这个问题时显得非常严肃，他说：他作为一名中国名校的校长和一个有使命感的中国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国家，必须有科学大师、必须有政治和经济包括文学方面的大师，这是时代和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须具有的，大师可以被认为是某一方面的天才人物，这些天才人物确实有超凡的智慧与能力。但是，这样的天才不是制造出来的，靠刻意的制造是永远出不来的。因此，广大家长们要做的是，如何符合科学的思想与规律，较早较好地进行孩子的早期智力开发，把孩子培养成素质型与专业型相结合的人才，这才是根本的任务。倪校长向我透露：目前中国各大学的少年班已经越来越少，只有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还在保留。曾经各地都蜂拥而上的“大学少年预备班”现在基本都停了，只有苏州中学还坚持着。他们之所以坚持办下去，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他们已经办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二是中国如此一个伟大的国家，确实有一些非常超众的人才需要发现和对他们进行早期的有系统的培养。三是中国是个教育大国，其教育模式不应是单一的，应该丰富多彩些。

“目前办少年预备班有很多困难，好多学校办不下去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对孩子入学年龄限制很死，这样要在十三周岁前就能完成初中毕业学习并不容易，而大学少年班的最低年龄定在十五周岁。其二是少年预备班的投资是普通高中班的三倍，一些学校很难承担起这样的负担。生源也是个问题，我们最多一年有五百多人报名，现在只有六七十人报名……另外，现在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个人独立生活能力不断下降，高考又开始改革，以前大学少年班参加高考是不考政治的，3＋X就不行了，这些都是使少年班越办越难的因素……”倪校长坦言苦恼。

看来，二十余年的中国的“神童”之路由兴到衰，也说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少年，并不是靠人为的制造就可以产生出得来的。正如苏州中学倪校长所言：是天才的，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发现与培养，不是天才的，我们也不要刻意去制造和折磨孩子们，让后一代在符合科学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成长，这是最重要和最可取的。

在每一年高考中少一些“神童”，多一些优秀生，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家长就都该知足了。

●三问天：“黑客”何其多？

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先进了？还是我们的网络有太多的空子可钻？但我们不得不清楚地面对一件事：那就是日益严重的智力犯罪现象。只要稍稍注意一下法制报刊，就会发现：高校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犯罪的消息，几乎天天都能看到，而且他们的手段之高明、之隐蔽、之贪婪，都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可以认定，凡先进的技术领域、凡金额巨大的金融案件，不会没有高学历者的参与。那些利用信用卡“搜刮”银行的巨额钱财，那些利用网络进行诈骗，那些专袭无绳通信的高手，哪一个不是高智商者？

“黑客”不仅仅出现在高技术领域，而且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道德行为当中，不信你作一些调查统计就会发现，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发生灾难时，最能献爱心和伸出援助之手的，常常不是通过高智商赚大钱的人，而是那些拿钱不多。自己还不一定过得下去的工薪阶层或者平民百姓；当大街上出现歹徒血淋淋地向你刺杀过来时，第一个上前见义勇为的，也多半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是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平民百姓。在家里，做父母的嘴磨破了，让孩子去擦一次地、刷一次碗会感觉特别的费劲，可当给子女几百元钱花时，他就会笑眯眯地叫一声爹好妈好……如此反差，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我们的孩子知识都在提高，而他们的素质却在普遍下降。尤其是行为规范与道德水准更是在无情地溃退！

与父母的一次口角，可以离家出走；一次不顺心的管教，可以向父母举刀砍去；个人利益受到稍稍的损失，就会大闹天宫，折腾个翻天覆地……所有这些心胸狭窄、无情无义、残忍可憎的种种表现，难道不令我们反思今天的高分低能对整个民族的危害吗？为了实现每年的高考率，为了保证孩子能走过“独木桥”，为了跳龙门的那一瞬间的跃起，中国的教育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到底有多少？

显然，高智力犯罪的增多，并不全部怪罪于我们的教育，但“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废物就绝不收场”的事实仍客观存在，在一次中学生家长会上，一位学生所作如上的大声疾呼，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且不说此话是否有些偏激，它至少透露出学生们是何等痛恨应试教育！

浏览目前的报刊，几乎一谈到“教育改革”，就会有大谈“素质教育”的文章出现，这个口号实际上从80年代初高考走上正规后，国家教委和各学校便天天高喊不止。事实是，宣传上的素质教育声音越喊越高，声势越来越大，而实际状态是应试教育的鞭子越举越高，往学生身上越抽越厉害。

为写本文，我曾留意1999年11月的《法制文摘报》，顺便摘下几则报道，大家读后可以有一种直接的感觉：

报道之一：据《今晚报》报道：天津市第十九中学一个老师因班上有十几名学生考试成绩不及格，便让这些学生站在讲台前，当众自己打自己耳光。有的学生考试成绩26分，就让他从二十六开始，边打边数数，一直打到五十三记耳光——因为这个数到了良好的分数线。有一个同学不敢自己打自己，老师就气愤地上前亲自动手打他。十一名同学放学后，都红肿着脸，直到在家长追问下才说出真情。

报道之二：陕西消息，9月27日上午10时许，陕西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正上数学课，二十二岁的老师葛小侠因他的数学作业未完成，就向全班宣布：每人须向没有完成作业的葛某抽十鞭，于是全班五十个同学中有二十八个同学举起教鞭抽打这个孩子，40分钟后，这位学生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不止，最后被人送回家，至今不敢上晕……

报道之三：安徽消息，大别山某校老师，因为一个学生的作业做得潦草，便令罚做一千遍，并且必须在当天完成。这个学生在做到三百多遍时，已经眼花头晕，但老师坚决不让他休息和吃饭。该学生硬是做到六百多遍时，昏倒在桌上，老师看到后，气愤地走去泼了一碗冷水，训斥学生不许再偷懒，否则再罚一千遍。就这样，这个学生不得不继续做题，直到最后不知人事……老师第二天还在教室里对学生们说：谁不认真做作业，某某同学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

报道之四：11月22日郑州电，记者在葛埠口乡一学校看到，该校教学楼二楼距地面三米多高，楼下是硬土地，上面砖头裸露。11月6日，六名男生没完成家庭作业，数学老师熊某某勒令他们到走廊上去写。过一会儿，这些学生仍没写完，一学生说：“我不会做。”熊老师说了气话：“人家都会你不会？你真笨，跳楼算了。”然后就回教室继续上课。该班教室在二楼，这个学生真的钻过护栏，抓着下边的铁管跳了下去。回到教室后他对老师说：“我跳下去了，让我进班吧。”熊某某表示不信。那学生无奈说：“不信我再跳给你看。”当着老师的面仇又跳了一次楼。熊老师便对其余五名学生说：“你们也做不出来吗？那都跳下去吧！”五名学生便排着队依样跳了下去。其中一名落地时扭伤了脚，当即坐在地上不能走动……

例子太多了，我先后从这个月的报上剪下十几条类似的报道，实在不忍心让这些非人的残酷例子叫读者跟着受罪。据一家中小学教育调查信息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每年发生的教师以残暴的手段摧残学生的案件不下百起，而每一案件所使用的手段与方法，大多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在教师粗鲁的专制教育下，很多学生的心理出现不正常，有人曾对东北三省的四十二所中学、六十所小学的三万余名学生检测，发现百分之三十二的学生有心理疾病。中国中小学生“学生与发展课题组”发布的另一则最新研究成果是：一多半的中学生认为学校的老师教育方法有问题，其中对近三分之一的老师“极不满意”，“他们像电影里的坏人那样对待我们”——学生们说。这个课题组还公布一个数字：高中生仅有百分之四点六三的学生是因为“喜欢学习”而上学的，换句话说，有百分之九十五点七三的同学讨厌学校的老师与老师的教育方法。在升学率和与之相关的提升与提职等因素的影响下，老师以极端手段对待学生，似乎已经在中国中小学里成为普遍的现象。

“亲爱的叔叔们，我时常听你们说憎恨网上的‘黑客’，然而你们可知道，在我们学校，‘黑客’天天在袭击我们。他们道貌岸然，他们彬彬有礼，但那是在他们欢喜的时候，或者看到了他们满意的学习成绩、了不起的名次排序时。我们无比憎恨这样的‘黑客’，因为他们的权威无法使我们有所反抗，每一次稍稍的不从，结果将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