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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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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当然，话说回来，我后来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证书，也有前面那张‘国家承认’的文凭的功劳，不然就不可能直接获得硕士研究生的考试资格和学习机会。一句话，民办大学，对那些无路进入正规大学的学子来说，它是一座通向理想彼岸的‘竹梯桥’——因为那些高考成功者走过的虽然是‘独木桥’，但终究独木桥是木头做的，走在上面是踏实和坚定的，然而‘竹梯桥’不一样，即使你踩在上面也有几分恐慌与不安……”
这位学生所说的，正是中国民办大学目前所处的地位——想爱你但难激起情绪与热情。如果碰上那些本来就专门想坑你害你赚你一把的学校，那民办大学的招牌就更是要大打折扣了。
在京郊一个颇显蛮荒的地方，有所民办大学的分校，我去采访的前些天，学校有两位女同学没请假就擅自溜出了校门，至于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急得校长、班主任满北京找，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派出所。民警一听两个女大学生“失踪”快二十多小时才来报案，就问校方：“你们是怎么回事？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们想拿孩子的命当儿戏？”好在这两个女孩子后来自己回到了学校，一场虚惊就此解除。但事隔一个多月后，派出所民警主动找上了门来，说这两个女孩生活不检点，与一帮卖淫的团伙有染。这事再也瞒不住了，可学校这回坚决站在女孩子一边说话，与执法部门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争执，并且拿出各种可以证明这两位女大学生“一向是优秀学生”的人证物证，最后竟然使这两位有卖淫嫌疑的女学生换来“一身清白”。据说校长后来亲自出面跑到外省的几个民办大学又花了一笔不小的钱，悄悄把这两位女生转出了自己学校。
“民办大学啥都不怕，就怕不好的名声传出去。”一位民办大学女校长对我说，她说她当时与几位同志联手办大学至今，什么事都没有难倒过她，可惟独因为学校出现过一件凶杀案件，生源像滑梯似的连年往下掉，一直到最后连教师和员工的工资都难以发出去。她说本来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学生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正规大学出一件再严重的凶杀案或者强奸案，大家听听也就过去了，可是我们民办大学就不行了，有人若把出过的案件那么一说，生源马上受影响。她说她的一位关系不错的另一个民办大学校长也吃过这样的苦头，那学校一直办得非常不错，生源也连年很旺，那校长还因为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好而当过省人大代表，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但就是因为有一年学校里出了一起恶性强奸案，第二年这个以财会专业闻名的民办大学，一下陷入了困境，女生们纷纷转学，新生和家长们一听“原来那起强奸案就发生在这个学校啊”，即使交了学费的也坚决要求退学。
“生源是我们民办大学的生命泉，少了和断了生源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女校长说，把天大的事捏在手心底下，用一口气把小事当作尘埃吹掉，这几乎是所有民办大学处理棘手问题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办法”。“你说还有什么好招？一点点芝麻大的事，有人给你一传播，我这个校长就得急上三百六十天。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在我们民办大学，哪家出了事，哪家都会捂得严严实实。要不，就会采取有效措施，把有事的学生撵走。”
“我真的感到很闷，倒不是学习的专业或者其它面子上不好听，就是感到民办大学没有一点儿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氛围。说得好听点，学校是出于爱护，才对我们管得非常严，说得不好听些，他们把我们学生当作某种不安定因素甚至像对待劳改犯一样整天有好几双眼睛盯着你。我从小爱结识朋友，也爱组织同学问的集体活动，在高中时当过年级学生会主席，星期天、节假日总爱组织同学们到校外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活动。谁知我到了民办大学后，就整个儿像进了监狱。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趁‘五一’放假两天到天津海边举行一次‘沙滩排球比赛’，这本应得到学校的支持，哪知班主任得知后板着个脸来通知我们，说谁要是到天津，就处分谁。弄得我们差点跟她急。唉，这样的事太多了，校长、老师开大会时一次又一次张着大嘴高喊，让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看重，可在实际的管理中哪有一点是把我们当作一名大学生看待的呀？简直是把我们当托儿所的三岁幼儿，或者像对待监狱的犯人，一点自由和自尊不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与生活，就是拿了一个文凭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谁知道到头来你拿到的文凭能在社会上值几个钱？我就是这样离开了民办大学的。”一位正在通过自学考试争取上北师大的学生向我讲述了他三年前为什么中途放弃民办大学学业的经历。我听后不由得陷入沉思。
1999年夏季，大学招生时，我投入了很大注意力关注夹在风风火火的国立大学窄缝中的民办大学状况。我注意到不知是媒体的有意“导向”还是某些高参作用下的民办大学们的联手“广告宣传”，《北京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在国立大学招生时，连连推出了《在校大学生，半数系‘民门’》、《人无我有，人有我有》等连篇累犊的“北京民办教育巡礼”一类的文章，又是评论又是通讯，外加“知名民校”的整版广告宣传，大有“北大清华算老几，还是到我民大来”之势，可是后来我到民办大学招生咨询现场一看，在那“红旗招展，喇叭声声”之中，学生家长和落榜学生们“问的多，报的少”。一位民办大学的招生人员说：今年是他们最惨的一年，往年可以有四五百新生，时下他们学校招了不足百人。“北京是没戏了。要骗也得到外地去了！”那位小伙子自嘲一声，扛着“××大学”的牌子，喝汽水去了……
与北京的情况相似，1999年高考录取工作刚刚开始，各地的民办大学便纷纷“抢摊”，我看到这一年的新闻媒体连连刊出“给落榜学生和家长提个醒”一类的消息，并把教委批准可以发文凭的民办大学校名公布于众。我还专门看到了新华社引用国家教委发展计划司负责人的介绍，将全国原有和新批准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共计三十七所民办大学名单，以通稿形式载于各报，为广大百姓和学子们提供了不少帮助。
我顺手再把国家教委颁布的仰恩大学（本科）、民办内蒙古丰州学院、民办黑龙江东方学院等三十七所民办大学的名单拿来一看，很有意思地发现：中国的民办大学办得最早、也是办得最好的北京几所著名的大学竟然榜上无名，令人百思不解。《北京晚报》的记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北京民办高校“折”在哪儿？》，文中专门掏出了个中原因：像中外都颇有名气的燕京华侨大学，是北京惟一的一所华侨大学，建校已经十五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很多毕业生还出国留学当了博士生，该校1994年以来，连续被命名为“首都文明单位标兵”，成为首都几百所大中小学校中惟一获此殊荣的单位。但就是这样的民办大学，他们却没有被授予学历教育资格。
问及此事，校长吴吟韶一脸无奈，说是“校舍条件不够格拖了学校的后腿”。1993年的那次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会时，评议会对该校教育成果等方面都满意，惟独对校舍一项不认可，结果就被排除在外。1994年再次评议时，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称，以燕大当时的办学条件请海外人士来参观，“简直是给中国人丢脸！”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又一次“落选”。伤了心的燕大再也不热衷获取授予大学文凭资格了，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另一所大学就是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这所无论从校舍、还是从现有的教学条件和培养的人才看，堪称中国民办大学之首的大学，在校学生连续几年超过万人，其文、理、工、贸、艺、医等学科齐而全，但他们也没有被列入国家承认学历的有办学资格的民办大学中。为什么？原来在评议中规定，由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教育机构，未经国家批准，民办大学校名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和“国际”这类字样。改不改？改就可以批准。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是块老牌子，名牌效益已为中外所知。女校长蒋淑云态度非常坚决，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是全校干部、教师辛辛苦苦创出来的牌子，国内外享有知名度，如果说需要改校名才能有资格批准承认学历，那么我们宁可保留校名而说“不”！蒋淑云校长一说起此事就异常激动：有人骨子里看不起民办高校，我就是不服。不是吹，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实用型人才走到哪个地方都很受欢迎。我是泥腿子，但我这个农民种出来的蔬菜个个鲜灵，人家爱买呀！有“民办大学元老”之称的中华社会大学当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当然也被挤出学历资格之外。
好在国家还有一项政策，那就是允许在一批条件比较好、办学成果突出的民办大学中进行“国家学历文凭试点”。这些学校本身直接发的毕业证书是不具备国家承认文凭学历的，但通过三分之一的“国考”（即全国统一自学考试）诸科目，三分之一的由市教育部门统一出题的科目以及学校专业设置的最后三分之一科目考试合格后，所发的文凭国家承认。然而纵观中国民办大学的前景，我们无法乐观。有位已经在几所“民大”当过教务长和副校长的“老民大”说：中国的民办大学，像石缝里长出的一颗苗苗，如果能长成材，有人会说这有妨全局的雅观，得砍掉；如果成不了材，有人也会说这区区野草留它何用？得砍掉。总之，横竖得砍掉。这就是民办大学的必然结果。
情况到底是否能被这位“老民大”不幸言中，我们有待观望。
第八章 “狼来了”——少年出国留学的忧思
1999年11月12、13、14三日，北京的天气骤然变冷，西北风使刚刚度过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北京人顿时感到严冬的来临，但在很著名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在17号展厅里，你想像不出那儿有多热闹。说人山人海一点不夸张，原来，洋人的洋大学跑到北京来招生了！
“洋大学”到中国抢学子——热闹非凡，喜气洋洋。
北京的各大主流媒体摆出一副过年的架式在为洋人们宣传。
去过之后的我，几天没有缓过气来。不知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太感到伤心了。看到洋人们满脸喜气洋洋的情景，看到自己的同胞对洋学堂表现出的那副媚样与渴望，当时我真想在大厅内大喊几声：同胞们，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费尽心血把自己的子女从小学培养到初中，又从初中培养到高中，最后竟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洋人的大学？你们过去培养孩子所花费的一切一切的心血，难道最后就这么简单地白白拱手送给了洋人们？
可悲的是，当洋人们笑咪咪地向我们的同胞伸手要去三十万、五十万人民币（其实一个少年到国外上好一点的大学一般费用都要在六七十万人民币以上）时，我们的同胞还要向洋人们三鞠躬，并口中喃喃着刚刚学会的一句“Thankyou！”（“谢谢”）
那天我没有在那个“国际教育展”上大声呐喊，是因为我确实底气不足。其实应该说是我们的国家底气不足。因为中国有那么多想上大学的人，都被无情的大学门给挡在了外面！
据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太少。因为大学每年招生名额太少，仅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的百分之十点零五（至2000年），所以教育部门已经下狠心要在今后三年左右时间内达到国际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十五。等于说到那时每年还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孩子绝对是在大学门外拼命想方设法往大学里挤的。然而不好挤呀！大学招生满足不了广大的求知者，社会就业的激烈竞争又让人感到没大学本科以上文凭就等于下等公民的现实，使得家长和孩子们拼死也要圆大学这个梦——没有圆上学的梦，就根本谈不上圆未来理想和前程之梦。美国人的梦是淘金式的发大财之梦，而中国人最集中和最突出的梦想就是上大学。没有大学梦，就等于一生死定，一生不会有太多的出息。
高考竞争太激烈。中国的大学“独木桥”让孩子们感到太可怕，家长们也害怕得要命。你除非全身心投入到帮助和辅导孩子的三年高中（其实大部分家长为了孩子将来能上大学，从小学、初中便开始狠抓了）中去，否则你就劳而无功。可是许多家长自己正处在事业和生意上的关键时期，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或者说你即使有精力、有时间，孩子未必就能闯得过中国高考那座“独木桥”，于是这些家长就苦苦地寻求中国独木桥以外的大学路。此时此刻，洋人们看准了机会，笑咪咪地向他们走来了。
最典型的要算英国绅士了。现在各国都把矛头指向了美国人，其实世界上最厉害的还是英国人，你别看它现在很衰弱似的，但实际上它的野心从来没有停止过膨胀。在它的眼里，这个世界从来就是它英国人的。美国人牛吧？可美洲大陆还不是它英国人最早发现和拓荒的！你中国人不是现在把香港收回了吗？那天交接仪式上布莱尔首相也参加了，在全世界面前他们交还了一块领土，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仪式临结束时布莱尔有意朝中国总理眨了一眼，这一眼很神秘，带着一股并非失败者倒有几分胜利者的微笑。就在参加交接仪式之前，布莱尔在国内一次重要的会议上特意召来一批教育官员，明确告诉他们——我们大英帝国已经结束了在华的领土管辖，可是那儿仍有我们巨大的天地，那就是市场。它就像我们的先辈开着远洋船到世界各地去发现新大陆一样，是永远有利于我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过去我们的先辈们每到一地，以挂起国旗、推广英语为我们的目的，现在我们用不着再做这样容易引起对方反感的事了。占领市场就是不用我们在别人那儿挂起国旗但却同样能获得我们想获得的一切的妙方。中国人从我们的手中收回了香港，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再夺回比一个香港甚至几个香港更大的利益。抢占中国的教育市场，就是我们从中国人那儿可以重新占领的又一个“香港”！
布莱尔说完这番话后，引起了全英国校长们的热烈回应。“市场就是MONEY（钱），我们愿意到中国当21世纪的无冕总督。”
杀回来的洋“狼”不仅有从英吉利海峡来的，也有从北美洲、澳洲、新西兰来的，甚至小小的泰国“狼”也来了。1999年，仅北京一地就举办过两次洋“狼”抢占中国教育领地的大规模“战事”。春天那次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国际高等教育展”，战况之激烈空前，来自英、美、德、法、加、澳、新、瑞等“十六国联军”，同时在中国首都吹响了进军号。2000年春节刚过，“洋鬼子”们又蜂拥而上，2月26日在北京国贸大厦举行的首场“国际高等教育巡回展”，开馆仅一个小时，就有上万人拥入展厅，其火爆的场面超过以往。据说仅今年上半年，就将有三四场这样的“洋大学摆摊”活动，其规模和场次频率也会超过以往。面对如此疯狂的“洋鬼子”的大举进攻，中国人没有任何的抵抗；相反几万人带着笑容、带着美钞连同自己心爱的子女们一起去拥抱这些“洋鬼子”，场面令人感叹。
当我在现场听到和看到中国人在“洋鬼子”面前表现出“特别的爱”时，顿然有种“大国寡民”之感。
在那个人山人海的场面上，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今天的中国在“十六国联军”面前，远远没有了当年的“义和团”勇士的血胆豪风，倒是有很多完全别样的风景线。
有位男士在著名的“天坛红桥市场”做事，他在英国“侵略者”面前涨红着脸说：我早盼着你们来了。这不，我已经积蓄了十年的心血钱，只等你们过来“招兵买马”，看看我这孩子行不行？要行，能给个大学上，钱是小事——他拿出一张信用卡，在英国人面前晃动了几下。“侵略者”的蓝眼睛顿时射出光芒。
另一位是某国家机关的女公务员。四十多岁，风韵依然。她身边十几岁的女儿也长得出水芙蓉一般。在加拿大“侵略者”面前，女公务员一副兴奋不已的样子：你们哈利法克斯的女子学院我早听人说了，我的孩子愿意去。如果不反对，我也愿意陪她一起去。那满脸毛茸茸的北美家伙，心领神会地张开热情的双臂，将这位女士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太欢迎了，漂亮的中国女士！这时，在场很多中国人的脸上充满了羡慕之情，至于“侵略者”们无不欢欣鼓舞。
在中国人有自己尊严的今天，“洋鬼子”们确实改变了以往提刀拿枪进入中国领地的方式，今天他们都是带着诱人的笑容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种新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度上使现在的中国人无形中丧失了民族警惕，成了鱼饵上的被猎物。据国家出国留学生服务中心介绍，我国目前每年公派的拿学位的留学生已经很少了，而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近年也仅在两千人左右。自费出国留学则逐年递增，每年约有二至三万人，按每年每人最低费用计算，这个市场规模每年约有四亿美元左右的文章可做。这指的是成人出国留学。而少年留学则远比上面这个市场大。其一，生源之多。目前在国内“望子成龙”无望的约有两千多万适龄青年学生，他们中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城市学生。这部分人中，能出得起钱或者出不起钱却愿想尽办法也要到国外留学的约占三分之一，共计两百万人左右。当然由于签证等原因不可能使这部分人都能如愿出国留学，但近三年间，少年出国留学的人数连续以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速度在增长。预计2000年接近五万人左右。有位准备把高中的女儿送往新西兰留学的女士算过一笔账：女儿读完高一后到新西兰，五年半后大学毕业，孩子的各种费用至少在六十万人民币以上，而到新西兰留学是比较便宜的，像到英国、美国留学的费用要比到新西兰贵出百分之五十左右。也就是说，每一位少年留学生在国外每年的费用约在一点五万至两万美元，如此一算，现在中国少年留学出国的市场约十个亿美元。“洋鬼子们”对市场的认识远比我们深刻与熟悉得多，这十几亿美元的市场生意做起来非常容易，要比做“空中客车”、“摩托罗拉”等飞机、手机生意麻烦少多了。不同政府做的生意，就不会有太多的政治上的麻烦。一位美国某理工学院驻北京办事处的CQ小姐用中文清楚地告诉我：她的表哥是做电子商务的，但同中国进行一笔两千万美元的通讯设备生意时，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最后还是没有做成，因为这中间不是因为美国国会在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时设置麻烦，就是美国总统又在台湾问题上搞些名堂，最后生意好不容易做成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又出来了。然而她做引进中国中学生留学的事顺手得令她感到欣喜不已。她说她们学院在北京刚刚进驻，1998、1999两年就收到了极其良好的效果，招生计划成倍的完成。学院每年仅从中国市场就可以获得大笔收益。
当我请她谈谈为什么中国家长们疯狂地愿意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往国外留学时，CQ小姐解释得非常清楚：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他们的家长认为在国内孩子上大学太难了，即使上了大学，以后就业还是个问题。研究生、博士生和洋大学的文凭，是以后中国就业市场的基本要求。与其现在费心费力把孩子塞进国内大学，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为孩子的未来就业着想，走在国家的前面送其出国留学，这样既可以避开国内“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高考搏杀，又可为孩子将来就业有个更好的起点。这些家长从另一个角度算了一笔账：在国内上大学，就得从初中抓起，六年中学下来，花在孩子身上的各种学费、培训费、生活费一年下来也是好几万元。问题是这几万元还常常是在打水漂儿呢！孩子一旦中考成绩差了，就得找一所好中学、找一所重点中学，分数不够，还得贴进几万元！六年中学读下来，高考一旦落榜，又得复读，一年复读费还不花掉一两万？就算孩子后来能上大学，四年大学下来也得小十万元。毕业了，你再看看就业市场，人家要不要你普通大学的普通本科生？如果勉勉强强找个工作，当爹当妈的还得给孩子每月贴钱。如此算下来，二三十万元贴进去了，什么都没落着，那还不如现在勒紧裤腰带，多花点钱，求个踏实和省心，更求个保险。这些家长还把自己为了儿女上重点中学、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期间所要花费的精力也计算在里头。特别是工作和事业比较忙的人更有体会，孩子六年中学期间，家长所花费的精力与心力远不是金钱所能计算得出的。这部分家长代表着出国少年留学生中的多数。他们因此会感觉花几十万元钱“物有所值”。另一部分家长是怀有“还愿”之心。比如广州一位女士说，她本人是中国一所名牌大学本科毕业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国留学。可留学是她的一个梦，特别是看到目前中国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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