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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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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CQ小姐分析中国家长们的种种心态非常到位。少年出国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家长们的决定，很少是孩子自己的选择，因为这里面有个根本的问题，即经济条件。家长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把握和权衡着孩子的命运。那么，家长们的心愿真的能够实现吗？
当然，万千世界里，只要人们想到的就有可能做到，总能找出这样的事例。我本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一个华人国际文学研讨会时就碰到过这样一位女士。那天她正为在国立大学上学的孩子送点东西，我闲谈中说到了她孩子的事。她是哈尔滨人，孩子在国内读书时成绩平平，可孩子好胜心特强，结果因为成绩上不去对孩子的心理打击很大，长时间后，性格开朗的孩子变得非常忧郁。中考后，孩子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为了让她能够有个好学校上，家里花了两万元托人进了个“重点”，但因为成绩跟不上，孩子每天显得非常痛苦。于是这位女士和丈夫商量，决定把原来的四十多万元买房子的钱拿出来，给孩子申请到新加坡留学。开始孩子先来，后来当母亲的她也来了，一方面照顾孩子生活，一边打工挣钱，三年下来，她孩子在这儿上学由于受环境影响，心境恢复了，学习成绩快步上扬，成了班上的优秀学生，考大学时也非常顺利。“我们现在全家人都在新加坡，我和先生都有工作可做，孩子上大学的愿望也实现了，我们也购了一套大房子。新加坡使我们全家人原来的愿望都实现了！”这位女士非常幸福地告诉我：“如果当初我们只考虑在哈尔滨买房子，孩子要是不上大学，那等于留给了孩子一张纸上画的饼，她想吃也吃不着。现在呢，我们把孩子送到这儿读大学，等于留给她一张捕鱼的网，即使我们没有为她买好一所房子，她也照样可以用这张网捕鱼生存发财嘛！”
现今住在北京亚运村“贵族”公寓里的张恒先生夫妇，今年才五十多岁，可他们已经在前两年把已有三十多年工龄的两份国家公务员工作辞退了，因为现在他们用不着在乎那一千多块一个月的工资了。张恒与夫人过去在单位里一直是“贫困户”，因为别人有高学历、高职称，他们是高中生、中专生，所以什么都吃亏。为了让下一代不再吃这份亏，夫妇俩在孩子上小学时就开始积蓄心血钱，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后来他们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读高中、读大学，三年前孩子大学毕业后当了澳国一家大公司驻京的中国总代理，年薪近百万元。房子、车子、妻子样样齐全，还特意给父母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苦尽甘来的张恒夫妇每每谈起他们当年的“英明决策”和现在孝顺的孩子时，总是充满了自豪和得意。
也许正是这种出洋也能望子成龙或者出洋子更易成龙的巨大诱惑，加上国内应试教育和高考竞争的巨大压力，使得广大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的家长们对上大学前就把孩子送去出国留学的热忱越来越高，使现在出国留学生的年龄呈现出越趋小龄化的发展势态。据广东高考厅负责人介绍，前几年广东每年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百人，1998年达到六千多人，其中中小学生留学占了一半以上。预计2000年广东全省仅“少年留学”就可达到上万人之多！北京、上海的情况相同，每年都是成倍成倍地在增长。一位搞中国留学生预测调查的澳大利亚专家估计：到2005年时，中国每年中小学留学生将超过十万人。
十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十万人就是近百亿美元的市场！难怪老美、老英、老澳甚至现在连泰国这样的小国，都面带笑容地频频向中国的下一代及他们的家长招手。
21世纪到来之时，我们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一个“狼来了”的时代！
说“狼来了”似乎是个刺激的字眼，因为狼是残忍的，吃起人来张牙舞爪。其实现在的“洋鬼子”装成的狼，早已不像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时的样子了。现在的“狼”都是笑眯眯的，像是充满温情的救世主。然而，狼毕竟是狼，它的本性中有吃人的一面，也有为了吃人而设下种种陷阱的狼子野心……
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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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之一：“汉奸”当道，中介混杂，受骗又受累。
自古以来，“洋鬼子”想直接敲开中国的门非常之难，但又几乎每次行动都能成功，其奥秘何在？这就是“洋鬼子”太会利用中国的“汉奸”了。当年香港、澳门被侵占，就是由于有汉奸从中做了手脚。一百多年过去了，“洋鬼子”们收敛了许多，对中华民族的掠夺的战术大大改变了，但其侵略实质却并没有改变。看看今天铺天盖地的“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某某国某某集团驻华办事处，你就会发现：真正直接在帮助外国公司或老板掠夺中国资源与资金的，常常不是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而是和我们的人种一样的中国“汉奸”。
上面提到的美国某理工大学的CQ小姐就这样说：“几年前，我们大学校长都不知道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要上大学。到我们那儿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们，投资中国教育是最大的对华贸易！所以我们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你们这个东方的神秘国家。但开始我们做留学生生意时很不理想，因为主要是我们不懂得与中国的学生家长们打交道。我们美国孩子的家长和你们中国学生的家长在观念上很不一样。比如开始有人问我们：在孩子留学期间，能不能解决家长的陪读问题？我们觉得很奇怪，便问：你孩子留学已经花费了一大笔钱，为什么还要花更大的一笔家长陪读费呢？孩子能上高中、上大学，就证明已经完全可以独立了，为什么家长还要成天跟在他们的后面呢？于是我们就告诉那些家长：上我们大学和大学下面办的中学都没有成人陪读设置。后来有位在我们那儿留学的中国学生说，CQ小姐你们太傻了，中国学生的家长与你们美国学生的家长在对待子女问题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美国人把儿女关在自己家里会被看作侵犯人权，而我们中国人一旦把自己的儿女往外面赶的话就有可能被视作虐待。再说，你们学校干嘛有钱不赚？把中国的学生拉到你们学校赚进的是一笔可观收入，如果再允许他们的家长到你们那儿陪读，他们就得要房住、要消费，你们不又可以从他们身上赚很多很多钱吗？你们赚了双份钱，中国的家长们还会念你们是“照顾”了他们，这是多好的事你们为何不干？我们把这位中国学生的话跟校长一说，大家的眼睛都亮了好几倍：是啊，真弄不懂中国人是怎样的一种消费观念。我们不懂，也无法理解。后来我们的校长决定：应该让中国人当我们学校在华开展工作的主要管理力量，收效证明，这样非常OK！”
中国“汉奸”对国情熟门熟路，干起来当然总是“Ok”。但既然是“汉奸”，它就有让人讨厌的地方。
这几年随着出国留学的人数聚增，各种以此为业的“中介”服务机构应运而生。据北京1999年夏天开展的“清理出国留学非法机构”专项活动的负责人说，仅北京1998年一年，这类非法“中介”机构一下冒出几十个。他们大部分没有国家教育部门颁发的有效营业证，仅凭外国教育机构一纸“委托”书，就在北京或者其它城市“开张招生”。这类“汉奸”一般都长着几个心眼，先是从“洋鬼子”那儿要一笔可观的“开办费”，同时签订一份每招收一名学生的“比例提成协议”。之后便开始招兵买马，聘得一大批“小汉奸”，再把这些“伪军”派往各个学校、机关单位，进行疯狂的宣传游说，为那些本来正在为“中考”、“高考”烦透心的学生和家长们送去香喷喷的“比萨饼”。于是在这些大小“汉奸”们半拉半推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家长就开始为自己的孩子报名、交钱。当然，什么事还不知道时，就得把第一笔一至两万元的钱先送到这些当“中介”的“汉奸”们手中。“亏啥？你孩子在国内学校能做的就是一台‘考试机器’，人家外国学校就是不一样，对孩子从不施压，让他们在自由中成长。这样的孩子思维活跃，创造发明和自立的能力强。再说，你儿子高中三年下来，就外语这一样能力还抵不上国内的教授水平？”“汉奸”们的嘴上都涂了一层厚厚的糖。孩子们的家长大多数是连国门都没出过的门外汉，听“汉奸”们这么一说，就不再犹豫了。
交了钱就是上了套、进了陷阱。
这几年国家教委和有固炜门接到对“中介”机构的投诉越来越多，投诉最多的内容便是“汉奸”们的行骗与说假。骗是可以明断明了的，但说假就不好识别了。有位家长听了“汉奸”介绍英国伦敦附近的某某学校“历史悠久，名师辈出，风光迷人，条件上乘”等宣传词，在孩子初中毕业后就把孩子送到了那儿。结果发现，此校离伦短膦非“附近”，其历史也并不悠久，只有几年办学时间，最让中国家长生气的是，学校对学生的“自由”简直到了放任和根本不管的程度，这一点连在国内一直高呼要“解放”的孩子本人都认为英国学校“散漫得不像一所学校”。没有专人辅导学业，没有专人管理宿舍，上课的教师对时间的“珍惜”以每秒钟计算，你在他下课之后哪怕多问一句话，人家也会说一声“NO”就转身离去，更没有补课一说。于是孩子的外语始终上不去，而老师对中文又不通，上起课来打哈哈的占了多半时间。一年半下来，孩子坚决要求回国。无奈，家长掏了三四十万元钱等于让孩子出国旅游了一次，而且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不用做作业的学校。这样的孩子不只一两个，他们回来后只好重新就读原来的年级，但那时再走进教室时，发现自己完全是“大学生”了——同学们都比他（她）小一两岁。
家长们气得找“中介”的“汉奸们”理论。“汉奸”却说：你不是想让孩子出国吗？出国就得花钱！什么“中介”费高？这怨得了我们吗？当初你愿出我们愿接，两厢情愿的事，你吃后悔药也没用。那边的学校没人管？人家那叫自我式教育，开放式管理，你们和孩子不是烦透了中国的应试教育吗？怎么，给你们自由你们又受不了了？这能怨我们什么呀？要不给你们再换所学校，这次最好说好了，不要轻易回国，至少也得等上完大学再说嘛！怎么样？再交钱吧！不交？啊，你们不交后面有人交呐！让开让开！
“汉奸”们的这副嘴脸，让人不是气死也会噎死。
现在国内不少单位看到“中介”少年留学可以赚大钱，于是便纷纷打着各种旗号当起“汉奸”来。有的已经从非法变成了正式。像1999年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披露的一起《赴澳留学出国班坑苦学生》的报道中指出的那个“中介”，就是吉林长春市解放路的一所正规学校搞的。1996年，这所学校的初中部向社会散发了宣传单，声称该校初中部与澳大利亚某私立学校联合开办“中澳语言学校”，为学生将来就读澳大利亚高中做准备。除了这样的宣传攻势外，该校校长在家长会上还信誓旦旦地说：三万元读完这个“澳校”后，再花十万元到澳大利亚读完高中。一时间家长们趋之若骛，孩子们跃跃一试，先后共有一百零五名学生每人交了三万元后开始上学。这个学校的“出国班”还曾风靡一时，因为家长们都坚信：这是个公立学校办的。公立学校办的就跟国家办的一样没有区别。然而，区别后来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公立”学校做了一件本不该它做的“中介”。
在这三年之中，一百零五名学生由于渐渐明白过来，他们的家长帮孩子们另想办法离开了这个“出国班”，剩下二十八名学生坚定地留了下来，等候三年后的“澳大利亚留学梦”的实现。据学生家长说，这期间学校曾不断涨学费，很多家长就是因不满意才退学的。三年总算苦盼出了头。但学校以“情况有了变化”这六个字，开口要那些继续想把孩子送往澳大利亚的家长“再出三十九万元，才能到澳读书”。事到如今，也为了孩子的“前程”，家长们只得有苦往肚子里咽。1999年5月，第一批十个学生总算拿到了签证，但后面的学生则被告知“无期”。家长们这惶旎干了，澳方学校一看不对头，连忙来人与家长“对话”，许诺三个月内办妥孩子们的入学签证。可三个月过去了，签证一事仍遥遥无期。被骗的家长们终于将这个“公立”学校和澳大利亚某学校送上了法庭。然而即使法院判定错在“中介”，可孩子们被耽误的学业有谁能赔偿呢？据说这个“出国班”的学业完全没有按照国内统一大纲教学，把语文、政治、历史几乎都砍掉了，当1999年高中升学考试时，这些破碎了出国留学梦的孩子们，又无法参加当年度的高中考试。他们花了三年时间、花了几万元学费，最后连张初中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
教训可谓再深刻不过。
●陷阱之二：算钱有误，负债累累国内国外两头不好过。
在某“中介”机构采访时，有位王女士一开口就眼泪鼻涕一齐流。她哭着求这个“中介”机构的人“再帮帮忙”。机构人员都不理睬她，于是她开始骂人，说你们这些黑心肠，当初你们把出国留学说得天花乱坠，把孩子从我们手中夺走后你们又什么都不管了。你们是强盗！是汉奸！都他妈的不是东西！“中介”的几位小姐忍不住站起来，说你怎么骂人？王女士眼睛一瞪，骂得更响亮：不骂你们这些骗子还骂谁？骗子！汉奸！卖国贼！
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战。混战的结果是人多一方赢了，女士被推出了门外。
王女士因此成了我的采访对象。她告诉我事情的全过程，让我评评理。她说她女儿是前年去加拿大上高中的，是刚才那个中介机构办的手续。当时人家告诉她孩子一年在加拿大上学的各种费用大约十五六万元。这个数字对她家庭来说绝对是笔大钱，但为了孩子，她和丈夫决定把女儿送出去。临走时，她还对孩子说：我们平时再省一点，你在那儿再打点工，苦过三年高中，等考上大学便有奖学金了。女儿也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父母。
枫叶之国是美丽的，学习的条件也非常之好，可是独有一点不好：就是什么都很贵，没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和语言能力，找个工打都十分困难。王女士的孩子到那儿上高中后，很快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极紧：交了学费后连饭钱都非常紧张了，更别说能添置些像样的衣服。女儿只有十五六岁，在家时连碗都从来不刷，所以根本不可能获得母亲计划中的每月“两百元打工钱”。为了过语言关，还不得不每月拿出三百元左右的“补课费”。没有钱的女儿越紧张就越给家里打电话。
这边的父母一听女儿没有钱了就更紧张，一个月其它的不说，光电话费就比以前多花一千多元“国际长途电话像只老虎，我每次都是半夜‘机’叫，可还是让这只老虎一年吃掉一万多块钱。”王女士说。
她和丈夫在国内也就是普通的机关干部，一个月工资加奖金，加上丈夫槁点“外快”，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五六万。女儿第一年出国留学花去约十八万元。其中五万元是王女士向自己的姐姐借的。原想第二年孩子在那儿可以独立挣点打工钱，后来女儿告诉她根本不可能，因为加拿大各地的“政策”都一样，她上学那儿根本不允许未成年人从事打工一类的事，何况即使到了成年人的年龄，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工打。孩子的后援本来就不足，前方又挣不到钱，所以女儿至少一个星期向家里叫急一次。
“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积存起来，准备给你们打电话用。要是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我一个人准死定在异国他乡了！”女儿的话把做母亲的吓坏了。无奈，她一次又一次向外人借钱给女儿寄去。债台就这样越筑越高，到了第三年，王女士为女儿留学已经欠下二十万元的债。夫妻俩到后来都紧张得不敢再去接电话，因为电话不是女儿打来要钱，就是债主来催他们还钱。
有一次女儿急了：“为啥几天你们不接我的电话？是不是让我死在加拿大？”女儿说完就呜呜大哭起来。大哭之后就骂：“你们不是我的父母！是王八蛋！”
做父母的气坏了，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为了你上学，已经快家破人亡了，借的人家的债都可以把我们家门堵住了。你怎么能这样骂父母？你是不是留学了就没了良心啊？
这边一句，那头一句，双方在国际长途电话里对骂了半天，最后是女儿“啪”地挂掉了话筒。
王女士这边有两个星期没有接到那边的电话，于是她和丈夫就有些坐不住了，打电话过去，对方没有人接。这就更着急了，王女士把电话打到那边的“监护人”那里，可人家是“临时”性的“监护”，你付我工钱了吗？没有。没有你就别找我，找你女儿的学校要人嘛！无奈，只好找学校要人。
学校的人说：我们也在找密斯王，你们能提供什么线索吗？
“狗王八蛋要你们学校干什么呀？”王女士气得用中文狠狠骂了对方一通。但又有什么用？女儿没了，还得赶紧找啊！
哪儿去找呀？又不像在国内，骑辆自行车，打个的，或者报个警。即使是国内，大海捞针一般找人也不容易。王女儿心急如焚，通过各种关系买了飞机票，赶到加拿大东部城市某学校。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天她到学校的时候，女儿也回到了学校，只是她身后跟了一位年纪很大、满脸胡须的“老外”。
“你怎么跟一个‘老外’在一起？”母亲严厉地责问女儿。
女儿瞪了母亲一眼：“你才是‘老外’！”
“少废话。你说说这段时间你到哪儿去了？”
“打工挣钱去了。”女儿低着头说。
“打的什么工？”
“打工就打工呗。只要有钱挣就行。”
“你可给我说清楚了：我们是中国人，不挣那些肮脏的钱。”
女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什么中国人不中国人，没有钱还不如狗屎！”
母亲“噌”地站起来：“宁可当狗屎，咱们也不去挣肮脏钱！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到底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女儿沉默。
“说呀！到底干什么去了？”
女儿突然咆哮起来：“你说我干什么去了？给人家当妓女去了！你还要问什么？”
母亲愣住了，两眼发直，浑身也哆嗦起来：“真的？你说实话，是真的吗？”
女儿再不说话了，抱头痛哭。
这一夜，母女俩没有睡在一个房间。
第二天，王女士收拾起东西，对女儿说：我们不读书了，跟我回国。
女儿：不。我不走！
母亲：不走你留在这儿还想干见不得人的事？
女儿愤怒了：我是为了读书！
母亲也愤怒了：这个书我们不读了！
女儿说：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受教育权！
母亲说：我是没有权利剥夺你的受教育权，但我有权教育自己的女儿。
俩人不欢而散。
机场上，母亲和女儿远远地望着，最后都是泪流满面……
“孩子现在还在加拿大上学。可因为家里供不起那么多费用，她后来把实情告诉了我们，说她不得不找个‘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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