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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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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个人的存款和现金达十万亿元之巨，也就是说中国人准备了近五万亿元左右的钱为了子女上大学。五万亿元钱像头猛虎，如果一下冲出来，可以摧毁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摧垮整个市场体系，可以让江山摇摇欲坠，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却温情地将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以无比宽宏的胸怀，一点一滴地、细水长流地交给他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努力读书，读到他们认为可以体面地进入能够获得良好生存条件的大学……
十二亿人几乎都这么想着，这么做着，因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间对大学的理解与刻求，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细，比任何时候都更疯狂，比任何时候都更迷恋，竞争的残酷也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渗透到几乎每一个家庭。
有一次，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先生给我们讲了下面一件事：黑龙江某煤矿城市，有一个姓宋的矿工家庭，全家五口人，仅靠几百元收入勉强度日。宋家有两儿一女，老大老二都是男孩，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都在读初中。女儿最小，读小学五年级。这个经济贫困家庭的父母感到欣慰的是三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在各自的班上名列前茅。可在1996年9月的一天下午，老二和老三突然失踪了，家人找遍了孩子可能去的地方，依然没有踪迹，于是只好报警。公安人员费尽辛苦也没有找到，最后发现老大有些不对劲，被列为怀疑对象。父母坚决否认，说老大是个好孩子，从不招是非，更别说做坏事了。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出来证明这家的老大是好学生。但公安人员的审讯结果却出人意料：老大承认是他亲手活埋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如此残忍地杀害亲弟妹，谁听了都会毛骨悚然。原来这孩子经常听到他父亲说：咱家穷，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你们兄妹谁考上了我就供谁，考不上的就下来干苦力活，供上大学的读书。老大比老二老三早懂事呀，心想兄妹三人成绩都不错，要是有两人能考上大学，就得有一个不能上而老大想自己的成绩可能不如老二老三，这样上大学的希望不等于没了吗？他越想越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竞争对手。主意一定，老大从从容容地设下计谋，诱骗弟弟和妹妹上山，假装玩挖坑埋人的游戏，便将老二老三活埋致死……谁都不愿听这样的悲惨故事，但它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人们议论说这孩子大自私、太冷酷，也有人说他父亲不该在孩子面前说那样的话误导。可不管如何解释，在这个孩子心目中，他有一种强烈的上大学的欲望，为此，他选择了他认为自己目前能做到的惟一也是最好的办法。我们该怪谁？怪这孩子？怪他父亲？也许我们谁都说不清。可有一点是清楚的，除了我们不知道年龄尚小的老二、老三是否明白上大学对他们的重要之外，杀害弟弟和妹妹的老大及其父亲心中是极明白的。父亲因为自己的贫困和无能在为孩子惋叹，老大是从父亲的话中体味到自己可能失去上大学机会的恐惧，正是这父亲的惋叹和儿子的恐惧，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
大学，在这个矿工的家庭是一场噩梦，它毁灭了全家的幸福，也绝了这个家的根。当然，像这样的事例是极少数的，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大学梦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它是一座高山，一座险峰，有人通过这种攀越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有人则把大学作为自身价值取向的始发点、动力源。
说到这儿，我不由得想到一位如今已是风云人物的年轻都市才女，她叫张粲。
我曾对张粲说，如果这本《中国高考报告》中少了她的内容，就是一个缺陷。她当然没有明白过来，因为那时我的书稿尚在边写作边采访之中。
同在一个城市，但要抓住一位驰骋在商场上的女亿万富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甚至估计有可能完不成这个采访计划，因为我仅从一篇有关张集的报道中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其余一无所知。有趣的是无巧不成书：当我托人满北京找这个才女时，突然有一天张粲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公司就在你们作家协会对面呀！”
望着对面高出作协办公楼两倍的“建材大厦”，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世界真的是你们的”感叹——因为张粲说：这29层高的建材大厦就是她盖的！
她在京城盖的大楼不止一栋两栋了，仅她本人的“达因集团公司”下属就有四十多家分公司，遍及高科技、保健药业和房堤禚业，公司员工超过三千人，在美国硅谷都有她的“公司部队＼
那天我推门进她的办公室，第一面见她时差点问她“你们老板张粲在吗”，要不是她抢先说“你是何老师吧？”我想我真会把上面的话说出口。张粲的形象给我感觉就是大公司里那类漂亮年轻和能干的“女秘书”，然而她恰恰是大老板。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的人生中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大学经历。
张粟1982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那时她才十九岁，小姑娘一个，又长得南方姑娘的那种清秀淑雅，聪明而有才气，活泼又机灵，她当上了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在北大能成为这个角色并不容易。我们还记得1985年的国庆大游行中，北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突然向城楼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张粲是那次北大学生组成的两千人集体舞的总指挥。
那时的张粟，青春又单纯，充满活力又性格开朗。
突然，事隔几日，学校通知她：你的学籍已被开除，回家去吧！张粲没弄明白怎么回个，眼前的天已经塌了……
原来，三年前，张粲在第一年高考时她报的第一志愿也是北大，因为才十六七正值青春期的她，在考试时老发无名烧，结果平时成绩很好的她没有考出好成绩，后来被当作“服从分配”分到了东北某学院。上北大是张集的惟一选择，北大也是她从小向往的学府圣地，加上张粲家里确有困难，她是部队干部子女，哥哥姐姐都上外地当兵去了，家中祖母年迈，母亲两眼视力又不好，老父亲和整个家需要有人在身边，故部队出面请求东北某学院按休学为张粲办了退学手续。第二年张粲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她向往的北京大学。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第一年考上并被学校录取的学生就不能在第二年参加高考，也许因为张粟太出名了，有人将她的事告到了北大，校方便在并没有全面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了开除张粲学籍的决走。
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打击？一个前程无量的北大优秀才女，却在一夜之间成了轰动全校的“被开除生”！
尽管张粲和她家人及部队方耐无数次向校方提出申辩，尽管北大全校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了“张粲声援团”为她力争挽留，尽管北大博士班的二十多名博士生主动联合起来集体为张粲向校方提交恳请书，班主任、系领导等一些人，仍铁面无情地一次又一次逼张粲退学高校，搬出校门。
“你们就不能让我留在这儿？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学习、上课还不成吗？”张粲哭着恳求，甚至就差没有跪在那些人面前。
“不行就是不行！”依然是冷面。
张粲眼泪干了，嗓子也沙了，她像散了架似的被好心的同学们架着去“散步”……“那样的场景，只有在八宝山才有呀！”现在的张粲说。
“那时我确实想死的心都有。但我还是挺了过来，一是我太恋北大了，二是同学和一些老师对我太好了。我本来就在学校比较出名，这件事出来后，没有哪个同学对我另眼看待，大家似乎比以前对我更好了，更包容了。正是这两点，我挺了过来。我发誓要在北大读完四年课程。那些日子里，我一边坚持留在学校上课，一边不停地写上诉材料，一有空就跑教委、跑新闻单位、跑各种有用和无用的关系，尽一切可能力图恢复我的学籍。”张粲回忆道：“也许正是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到什么地方都不发怵的本事。我那时小姑娘一个，是学校的博士生们教我的，他们说你就得学会进门就跟人家说话，并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你的故事讲给人家听。有一次到水利部，因为听说那里面有人跟当时兼任教委主任的李鹏认识，但人家有把门的，我没有证件进不去呀！于是同学们就教我，说你只管大摇大摆地往里走，有人问你找谁，你就看都不用看他一眼，对他说‘我找我爸’，你准能平安无事地进去。后来我还真就这样混进了水利部大院……”
我俩都笑了。
张粲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有的老师明知我委屈，却就是不让我进教室上课，你怎么求他也没用。班上组织集体活动，这是我最想参加的，可班主任死活不让我同去，现在想起来我还深深感到心痛……还有人向我中学的班主任发难，给她处分，并在现场大会上点名，要她检查。可我老师说：‘我没错，我相信张粲是个好学生，不信咱们十年后再看。’别人后来把这话传给了我，使我坚强了许多。我一直感谢这样的老师和北大的同学们。因为即使按照上面的精神，像我这种情况也不应该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1984年下半年，教委就已经作出了废除原来规定的在对考生进行‘服从分配’时不与本人和家庭见面的做法，作出对非志愿分配考生必须与学生本人和家长见面的新规定。所以我坚持认为学校对我的处理不公平。我第一次报的也是北大，但因为身体原因没考好，人家不征求我本人和家长意见硬把我分到东北一个我根本不感兴趣的专业上大学。我从小爱小动物一类的东西，后来看爸爸能把一枝杜鹃嫁接得开出好多鲜艳的花儿，就想当位生物学家。第一年高考时我报的就是北大生物系。后来由于报考受了挫折，一气之下，我在第二年考了北大国政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却没有想到我后来的大学梦出了这样更大的意外。我被学校作出开除决定是在1985年3月8日，从这年的‘三八’妇女节起，我在北大便成了一个‘黑人’。但不管他们怎样想把我赶出大学门，我就是不走，直到与班级同学一起读完四年本科全部课程，而且还一门门参加了考试……”
1986年7月，张粲以非凡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但她没有拿到文凭，仅得到一纸证明，证明她坚持学习，成绩合格，及各方面表现不错，不包分配等。
张粲的情况在北大是惟一的一个，像她这样后来被许多老师和同学敬佩的“不读完大学誓不休”的才女在建校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原因，使张粲这样才华出众的女大学生经历了并不公平的曲折磨难，然而她从来就没有倒下过。靠自己优异成绩和在北大人人公认的才能与表现，她顽强地走过了青春最好年华。在同学们欢天喜地的毕业典礼上，没有张粲的身影，那时她已经到市团委、团中央和团校去打工了——她在这些地方干的是骨干工作，却只能拿一天一块多一点的临时工工资，因为她是没有拿到大学文凭的大学生。
大学始终是张粲一个衡量自身价值取向的坐标，因此她即使在经受别的女孩子可能永无能力承受的困难的岁月里，也从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后来她力争通过考回北大研究生的方式来弥补她曾经有过的一段大学裂痕，可是客观因素阻碍了她。在此情况下，张粲仍然没有放弃初衷，一如既往。她从打水扫地开始，从倒卖电脑做苦力生意入手，一步步在自己设计好的大道上迈步走着，直到离开北大十一年后，她又以出色的成绩考进了北大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班，而此时的她已经成为资产过亿的著名民营企业家和团中央表彰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人才之一了……
“读书永远是我的生活，大学是我毕生的内容。”张粲在与我道别时说的话，道出了多数中国人对大学的那份抹不去的情结。
郭小林，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现在中国作家杂志工作。他是我的同事，比我大十岁，但他的副编审职称却晚了我八年才拿到。1999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职称“高评委”又开会工作，身为杂志社负责人之一的我和另外几名领导同志极力把郭小林报了上去。几天后五十三岁的郭小林终于如愿以偿。然而在我祝贺他的时候，这位老大哥没有一点欣慰之色，他说：如果当时我不放弃考大学的话，不仅“高级职称”的事早已解决，而且也许会是位著名的“知青作家”了。
我握了握他的手，默默地点点头。因为我早已从他人那里知道：在当年的“北大荒”知青里，后来非常出名的梁晓声、张抗抗、陆星儿、肖复兴等人，都是郭小林的知青战友，但当年的郭小林诗才横溢，且在当地小有名气，他的诗作出名时，文学圈里还没有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人呢！“当时，我出名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昆明军区创作组等五个单位要调我去，可我却没有去，自己还挺牛的，认为我在北大荒能当个真正的诗人。”郭小林自己说。
郭小林亏就亏在他失去了本不该失去的上大学机会。
其实郭小林的“大学梦”也很强烈，只是他的特殊遭遇，使他几次与上大学的机会失之交臂。
1976年，已经到了河南林县的著名诗人郭小川被当时的批斗弄得心灰意冷，对局势发展不抱任何幻想，决定长期留在林县。为此，他向林县有固炜门提出了调远在“北大荒”的儿子郭小林到身边照顾自己的要求。郭小川这个要求得到了批准，就这样，郭小林来到了久别的父亲身边，并被安排在林县城关中学教书。可是郭小林没有想到，他来到父亲身边仅不到三个月，他亲爱的父亲、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著名诗人郭小川，莫名其妙地在安阳地区革委会招待所里被大火吞噬了生命——他是在四化建设前夕、粉碎“四人帮”后即将出任文化部领导的前夕告别人世的。“郭小川之死”曾震动过中央高层，有关他的神秘死因，一直是人们猜测和疑惑的不解之谜。家庭长期遭受政治迫害和父亲的突然去世，给了刚刚定居林县的郭小林以沉重的打击。而当郭小林还没有从失父的悲恸中醒过神儿来时，1977年的高考消息意外地传到了他的耳边……
我要上大学！郭小林的第一个反应极其清晰和坚决。这也是父亲郭小川对儿子的期望。
那时的林县，交通落后，信息十分闭塞。从郭小林得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向学校提出休假学习时起，离考试开始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教学工作很忙，只能给你三天时间。”学校领导说。
三天就三天吧。天生就有诗人气质的郭小林不以为然。
那会儿我可狂了——早几年在北大荒推荐上大学时，有人问我，如果是省师范学院你上不上？我竟然不屑地说：不，要上就上北大清华！这后来还曾成为团支部批评我骄做自满的证据之一；因我那时已在省级报刊和兵团小报上发表了不少诗歌，在知青中小有名气。转到内地农村中学后，见有的教师对学生这样解释“厦门”：厦门就是中国最大的百货商店……你说，年轻的我能不狂吗？所考四科中，我自信语文、政治、史地毫无问题，也来不及复习了。麻烦的是数学。文革前我考上高中，没有上学就去了农场，十几年用进废退，文字能力颇有长进，但那点初中数学的老底子，早就忘到爪洼国去了。于是手忙脚乱地找书、求人，求县一中高中数学老师给我辅导；三天里没黑没白，一天十几个小时地看书做题，满脑子全是xy、sin、cos……什么眼睛、什么睡眠，全都管不了了，拼了！大考之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是1977年12月7日），我一早赶到十几里之外的另一所农村中学，考场就设在那里。我的心里出奇地平静，大概是自信能考好吧。环顾周围的考生，似乎少有知青模样的，全是二十来岁的农村孩子——而我那年恰满三十周岁。
填写报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大中文系，那时分不分一二三志愿，现在已记不大清了，反正我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不出所料，语文等三科，都是提笔即答，一气呵成：作文我最为得意，因为我在这种现场命题的作文考试中动了真情，落了眼泪。作文题为《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一见我便心中暗喜：这不正是为我预备的吗！稍加琢磨便伏案疾书——“当我翻开新出的画报，见到新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的大幅彩照，我便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我进京瞻仰主席遗容的情景，我的心又飞向了纪念堂……当我站到他老人家面前时，我心中激动地默念着：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可不是一个人来看您的，我是带着两颗心（一颗知青的心和一颗老战士的心）来的！”——接着，我回忆了父亲在林县听到毛主席逝世时的悲恸心情，他让我给中组部打电报请求回京参加遗体告别的情形，以及他因意外事故去世而最终未能见主席一眼的遗憾；我还叙述了当年他在延安如何在主席思想哺育下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和诗人、他如何对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粉碎“四人帮”之后华主席如何率领我们拨乱反正，等等；当然最后结尾时也不忘加上“大颗的眼泪滴落在画报上，使我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我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力量”云云。这篇作文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的时代印记，说了些套话，但我确实是动了真情的，在写到“带着两颗心”处时，我抑制不住自己，眼泪真的夺眶而出，滴落在考卷上。据一个当时被抽调到安阳地区参加阅卷的教师事后告诉我，他听说我这篇作文被当作了全地区的范文，大家都认为写得不错，但由于在“飞”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对华主席歌颂得不够两点，未能得到最高分。考试结果，我落榜了。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本以为即使数学不行，但其它三科考好了，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而且我天真地幻想着，万一我考得不大好，国家不会不考虑刚刚从“文革”废墟上站起的中兴大业是多么需要人才，能不能网开一面让数学虽差却在文学创作上已崭露头角的我被破格录取呢？然而，我的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是多么荒唐！其实，那时教育战线的极左影响还极深，表现之一就是排斥老三届等大龄考生——以二十五岁为界，应届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为150分，大龄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则为250分；年龄相差十岁，分数线却相差了十的平方！据别人告诉我，我的总分是240多分，数学不是0分就是仅二三分，与录取线只差几分。我就此与大学无缘。
倘若是在北京，或许消息灵通一些，我会和老三届们一起，去做拦蒋南翔同志的车之类的事情；或者，今年没考上，来年再考（据说1978年高考形势就有了极大改变，对大龄考生一视同仁了，题也容易一些）；我的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我困守穷乡，信息阻隔，加上我犯了犟脾气，发誓再也不考大学——这种唾面自干的做法，正说明我的愚蠢——从而失去了78、79两年再去争取的极好机会。
今天，已是年过半百，但依然从里到外冒着诗人“傻气”的郭小林这样对我说。
“那时我考大学，与其说是为了学习，不如说是为了调回北京。这是第一个误区。”郭小林剖析自己一生痛失大学生涯时回忆道：“为了调回北京，1980年借调在京期间，我还有过两次考研究生的念头。头一次是写信询问北大的谢冕老师，得到的回答好像是当年他不收研究生；时间隔得太久，记不清了。第二次是得到一份招考研究生的简章之类，匆匆一看就草率决定报考复旦大学吴开晋老师的研究生，好像是中国古典诗词专业；还跑到什刹海附近的老北师大报名站去报了名。可笑的是什么情况也不摸底，就在报名之前给吴老师写了信。在报名站，一位老师看到我的名字便认出了我，原来她是我小学同学的母亲。她见我报得不妥，便问为什么不考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办的研究生院，那是专为新闻系统的子弟而设的，报了准能考上（她知我父亲生前在人民日报工作），我只得据实以告已给上海方面写信了。几天后吴老师终于来信，说是只招一名学生且早已内定了。所以，两次报名结果都是无‘考’而终。两位老师都是我极敬重的，只是我其实根本不具备考研的水平，而且这样轻率，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老师的不尊重。1981年我以对调的办法回到北京，上大学的动力遂告消失……”
我看到一向生气勃勃的郭小林，此时此刻的脸上布满了凝重的阴云。“1982年初，我到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初选读书班做秘书工作，在香山昭庙见到刚毕业分配来作协的77届大学生王超冰，她告诉我，那年他们听说我报考北大，都想着我能来呢。这可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而忘记反省自己的不足，只是一味地埋怨教育界；这种认识在后来一段时间，甚至发展成了混杂着嫉妒和怨恨的偏激情绪——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多了！你们看重文凭，我偏不要文凭！况且，人们把当时社会上一窝蜂地考文凭的做法称之为混文凭，的确有一部分人混到手一张纸之后，实际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我心里也是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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