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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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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使我们不得不远离屈辱之地……”可见，不得不进行的分班教学，是高考前很多学生必须面临的一次近似残酷的考验。
分班带来的战火并不仅仅烧在学生身上，教师之间也常常因此而烽烟不断。
某校刘、王两位女老师原来是少有的好姐妹，她们是同一所师范大学同班同学，又一同分到了同一所中学且同带一个高中班。本来两人你有事我就帮你代课，我有事叫你一声绝不会说“不”字。但进入高二时，刘老师被学校安排教了A班，而王老师则安排到了C班任课，这种差异让王老师无法接受，她怎么也思忖不过来，而且越想越觉得自己一定被“姐姐”刘某算计了，因为她知道校长对刘有好感，于是玉百思不解，最后认定肯定是刘为了达到能任教A班而不惜为校长“献身”，结果把她作了垫底。王越想越无法忍受这等耻辱，尤其让她气不打一处出的是，每当上课铃声响后，刘某还总是笑嘻嘻地朝她打招呼，而且比平时更加亲热。“假惺惺的，少来这一套！”王心里骂得咬牙切齿。差生本来就叫人头痛，王心里不舒畅，再加上班里学生老出乱子，校长不时在大会上批评她，对教A班的刘某则大加赞美，这使得王更加认定：刘出卖了她，刘与校长有见不得人的事。王如此忍气吞声地带完了高考前的C班教学，高考下来，她的班全军覆没，刘的A班则大出风头，有个学生还考了市第一名。不用说，王与刘两人在学校里彻底地成了优差两类教师的代表，刘成了全校的红人，而王则自我感觉正是由于刘的大红大紫，才使校长把她打入“冷宫”。一气之下，王用一夜功夫，写下了三十封状告刘某与校长通奸的诬陷信，并发到市委、教育局、报社等几十个单位。这事闹大了，检查部门派人一调查，纯属诬陷，王因此被开除出校。当她离开学校时，已经原谅了她的刘老师前来为她送行，王搂住刘泣不成声地忏悔……
王走了，但学校新一年的分班工作又开始了，校长说得非常明确：不这么做，谁也确保不了学校的高考率，与其让一些人感到难受，不如让更多人在考上大学和考上重点大学后好受。
校长还说，我们仅仅只是分班，要是搞分流那才真叫见招。
什么是分流？分流就是把一些根据平时学习成绩，加上参照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进行测定，把那些似乎没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学生分流出校，这样做往好听里说也是为了学生未来的前途考虑——有时智力和能力差的确实有，让他们免受高考之苦，明知龙门跳不过，就赶快抓紧时机另抓出路，如考职高呀，念私立学校呀，再在别的学校蹲班复读呀，总之你得离开本校，另谋出路。
分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95年时，国家教委曾发过通知，针对那些很难考上大学的学生，学校可以将其在高考前分流“出局”。这个通知精神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首先是发通知之前，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对分流一事有过任何态度，但分流在各地的学校中已成事实；第二是分流确实能减少高考对全民的压力，使学生。家庭和学校三方面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然而，分流本来就存在很多人为因素，加上不少学校借此作为手中的一根权衡自身利益。调节高考升学率的魔术棒，分流便成了备战高考的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预演”。另外，当时教委下发的允许采取分流的通知曾明确规定“必须经本人和家庭自愿”的原则，问题恰恰就出在下面并没有注意这个“自愿原则”。
因此，分流使学生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激烈。学校在这一问题上几乎都表现积极主动，因为这是决定本校高考升学率的大事。我走访过某省一个偏僻的县级普通中学，在那里你看不出有什么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优势，破旧的校舍据说都是“文革”时扩建的，全校除校长办公室有一台电脑，专用作打印文件外，现代化设施很少，更不用说什么“语音教室”了。学生说他们连做物理实验用的仪器全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坛坛罐罐。至于那些老师的教学能力，更不敢恭维。我问一位英语教师是什么地方毕业的，他说是地区专科学校，选他任教英语是因为学校找不出第二个比他英语更强的人了。他们的老师中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很多人连省城都没有去过。但是这个中学对外称自己的高考录取率能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个比例在大城市当然不算高，可在内地的普通县级学校里，那绝对是个高水平的学校了！后来我一了解才知其中的奥妙：原来他们开设的四个高三班中，有一个五十六人组成的大班是复读班，即专为那些落榜生“回炉”再读而特设的班级。复读班学生一般不在学校应届生的册子上，但学校却等高考一发榜，便将其中考上大学的人一下编入在册之列。而在另三个班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进入高三第二学期，便被强行分流到其它地方去了，个别不愿走的，学校明确说，同意你留在高三班上课，如果毕业会考及格也可以发毕业证，但绝对不准参加高考。如此一进一出，这学校的高考“录取率”一下高出二三十个百分点。到时学校有面子，老师有面子，当地教育局和县长、书记脸上都有光。据调查，目前中小城市的中学里，如此分来分去的做法，已是各自心照不宣的事了，因此有人戏说：越是教学质量差的地方，高考录取率会越高。其中的奥妙全在于它可以借各种手段甚至动用政府行为把那些学校认为的差生分流出列。他们把剥夺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变成了某些利益的魔棒，校长、局长和县长想要什么样的高考录取率，其分流的魔术棒便会怎么个转动，在这样的魔棒下，广大学生成了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我听说过一个并非是笑话的笑话：西北某省有所边远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最大本领不是如何在教学上下功夫提高学生的高考水平，倒是在分流学生这事上招术颇奇。先是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硬软不吃的就来泡磨术——天天派专员到学生或家长那儿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没有做不通的，因为他们手里有特别武器——对那些实在做不通的，交县、乡领导亲自处理，竟然出现过有一位党员的子女坚决不愿分流离校，县、乡两级领导多次找到这位党员家长，说你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做好儿子的分流工作。那党员家长说我儿子愿不愿从学校分流的事跟“讲政治”挨得着边么？县、乡领导很认真地对他说，怎么挨不着边呢？我们县是省上的教育先进单位，如果今年的高考录取率上不去就会影响全县的荣誉，这不就是政治嘛！最后那党员家长被逼无奈只好将儿子送到刚刚开办的职业高中去了。而对待普通老百姓的办法就更多了，你一定不服从分流也可以，我就罚你个够，罚得你心痛，看你还硬不硬！更有甚者，某校为了把个别“难缠”的对象分流出高考之列，竟然让医院开出弱智和“神经有问题”等诊断，彻底判处其“高考死刑”，从而顺顺当当笑摘“高考状元县”、“状元乡”的桂冠。
然而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完全是愚民了，他们知道怎么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2000年元旦刚刚过后的几天，北京市朝阳区机械工程学院附中的女校长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官司轮到了自己头上，告她学校的正是几年前被学校分流出去的女学生、现在已就读北京联合大学的余亭亭。余亭亭在诉讼中陈述的理由是，她在1996年7月被该校高中部录取后，读了两年，到高二升高三时，学校怕一部分学生考不上大学而故意出难题试卷，结果包括她在内的几十名学生，因不及格而无法升高三，被迫分流到了“成人高中”，失去了宝贵的高考机会。余亭亭在家长的努力下不得不转到一家私立学校，并交了两万元赞助费才读上了高三，后来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余亭亭以自己“分流受害者”的亲身经历与事实，起诉该校“剥夺了”她和其他同学读完普通高中和考大学的权利，并因此要求法院判决原中学赔偿她上私立学校所花的两万五千元和精神损失费一万元。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理了余亭亭的起诉。这场官司在本文成书时尚没有结案，但它至少说明了分流的做法多少包含了对学生高考权利的不公正的侵犯，否则国家教委也不会在1999年重新发文要求中学停止分流的做法。而余亭亭上诉后，被告方校长称，她的学校并非像原告所说的分流入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二，实际是百分之三十左右。然而这百分之三十的分流数还算少吗？这等于因为分流而使该校高三学生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被无情地剥夺了高考权利，难道这还不够残酷？
堂堂首都北京市都有学校敢这么干，那些远离皇帝天王老爷的边远地区的学校还不知会干出什么名堂呢！人说“高考黑7月”，这个“黑”字不正是被浓烈的战火硝烟熏黑的吗！
●模拟疯考——登天门的步步台阶
问高考生在高考前什么最令人头疼，他肯定会告诉你是没完没了的模拟考试。冯小刚的三部“贺岁片”今年出笼后，看到他老一套的故事、老一套的广告式宣传腔调，百姓们就群起而攻之、骂之、烦之。冯小刚的“贺岁片”才三部就让人感到“没完没了”，不可容忍，却没有多少人运用媒体宣传工具指责高考前学校里进行的一遍、二遍、三遍……几十、几百遍的模拟考试和练习考试，这真是怪了。
其实说怪也不怪，因为高考前的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的练兵考试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谁也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
一个“考”字，几乎代表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全部内核。看看自古至今在培养人、教育人、选拔人方面，哪一样离开过“考”字？它成了对付人的万能手段，而且值得称奇的是几千年来它从未走样。中国的考试是千古不朽的教育经典。
你问三百六十天天天考有什么可考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教师们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天天考，时间也还永远不够。至于为什么呢，你就得往下看：首先是针对高考的五门课程，如果按一星期抽测两次，二五一十，一星期就是平均每天都得有两次考试，上下午各一次。这太轻松了！怎么可能安排得这么松松垮垮呢？至少每个课程两天一测验，一周一小考，两周一大考嘛！这是学校的规定。于是学生们发现，各门课程考试频率一下增加了一个“二次方程式”，成了每半天有两门以上的考试了！
但任课的老师还是着急：你们这样搞平均主义不行，数学是高考中的关键，数学考试和摸底考试量必须是别的副科一倍以上。于是仅数学就变成了每天上下午各一场小考，每三天一次大考。大考和小考是有区别的，小考是年级组织的，大考是学校组织的，考好考坏都记录在案。同学紧张，老师也紧张。
数学老师刚刚调整考试计划，外语老师又跳了起来：挤啥课程都成，但惟独不能挤了外语。谁都知道外语是高考中分数往下掉得最多的一门课，我们以往高考录取率，低就低在外语考试的分数上不去嘛！怎么大家还不吸取教训？说什么外语考试也不能少于数学，至少是一样多。
既然外语这么重要，那就跟数学课安排一样多的考试吧。学生就此又发现：每半天的考试由原来的两课时，增加到了三课时。
凭什么数学和外语搞特殊呀？高考的每一门都不能随便掉分，语文其实是最重要的课程。俗话说，考试考试，没有不重要的考试。既然每一门都重要，为什么复习和备考时就分重分轻，不公平嘛！
反正高考是统计总分的，哪一门拉了下来都不好交待，所以平时怎么抽考怎么测验各门任课老师自定。校长最后拍板道。
呼啦——会议一散，文数物化外史地政各科教研组老师聚集一起，紧急制订考试计划，瞬间，全校展开了一片考试厮杀，你考我考大家考，早考晚考中午考，今考明考天天考……再往教室一看，学生的头一齐扎进了“卷场”。老师也不轻松，这个卷子还没有收上来，那个老师又哗啦啦地满屋卷子撒了出去。有个学生给我讲了个亲身经历的笑话：那是在他高三时，在班上“最后冲刺”第十周时，平均每天十节课，几乎课课都有考卷发下来。有位同学那天闹肚子，一节课下课后就往厕所跑，上课铃声响后他还没来得及回到教室。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这同学提了裤子赶紧往教室跑，一边跑，一边想着这堂课的外语测试，一进教室便向年轻的外语女教师要卷子。女教师看他那个慌张样，就说回你的座位。这学生以为老师生他的气，不让他考了，便急了起来，连声恳求，并解释拉肚子的事。女教师不耐烦地说你解释半天干嘛？回你的座位。学生一着急，本来就没有系好的内裤外裤稀里哗啦全都掉了下来。教室里的人顿时哄堂大笑，那年轻的女教师红着脸扭头就回到了教研组的办公室。掉裤子的学生心想今天可是闯了大祸，要不马上向老师检讨就再不能参加今天的考试了。想到这儿，他急急慌慌地提起裤子向老师的办公室奔去，见了女教师连连陪不是，最后恳求道：老师你怎么批评和处分我都行，可就得让我把这堂课上的考卷做了。女教师终于忍不住火了，高声嚷嚷着：这堂课哪有考试嘛？那同学张大嘴巴愣了片刻后飞步跑回教室，喊了起来：我得到了一个世界级新闻：这节外语课没有考卷啦！教室里随后又响起一阵哄笑，同学们告诉他，大家早就知道了。可是这位同学仍然欢欣鼓舞地说：这一定是他闹肚子带来的好运！
这件事听起来很滑稽很好笑，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处在高考备战中的学生们早已被整天的考试搅得晕头转向，神魂颠倒，在他们看来天天考、节节课考才是正常的，假如某一天、某一节课不考了，他们就认为是不是可能发生了世界大战。从高考走过来的学生都这么对我说：开始时大家很不习惯天天做卷子、节节课搞考试，后来习惯了，每天坐到教室，每节课铃声响后就是做考卷，要是哪天、哪节课没有了卷子，反倒让学生们不自然地打听起来：是不是老师病了？是不是上面又有更大的摸底考试来了？
就像战争到来之时，有的人因为经受不了战争的残酷，常常未见硝烟先疯了。一次次模拟考试和频繁的练习测试，使得一些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也时常临阵怯战，或半途而退。某校有个女生平时成绩还算不错，在一摸、二摸时的成绩也不断往上升，可在三摸后一下子掉了下来，最后她在上课时一见老师挟着卷子进教室便紧张得浑身发颤，弄得老师不知怎么才好。可是这女学生又很要强，还非想做完每一张卷子；她越想做卷子就越紧张，最后不得不放弃后一个多月的复习练兵。家长急得满城找医院为她治病。医生说这是“考试过敏症”，需要静疗，就是必须安安宁宁地慢养慢治。到了这份上也只能如此，她和家长知道这种情况就没法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于是心神慢慢地安顿了下来。时过一月，医生和老师突然上门来慰问和检疗，大家又有说有笑，什么事都没有，于是医生和老师对那女学生说，你愿意跟我们出去走走吗？那女学生说行啊，我在家一个多月快闷死了。她便跟着医生和老师一起出门了，后来她发现医生和老师把她带到了高考考场，那学生很惊诧地问老师：是不是让我也参加高考？老师朝她笑笑，说是的，医生说你的病现在好了，所以我们给你的报考手续全办好了，今天特意让你来参加高考的。那学生心头好激动，可她又怕自己不能上阵，便回头看看医生，医生朝她点点头，示意她完全可以进考场。接下来那女学生在老师的陪伴下进了考场，发榜时她的成绩达到了录取线，她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应该说这女孩子算是幸运的。我问过我在医院工作的太太，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考试过敏症”的患者，她说当然有，1999年她所在的西城区几所医院里，临近高考时就收过好几例类似的病人，其中十三中就有一个女学生因为得了这种过敏症，浑身上下都起了皮癣，最后连上学都根本不能去了，自然不得不放弃高考。
听听，这难道不是“黑7月”的战火给闹的？
但是教课的老师不这么认为，他们说高考不亚于打仗，既然打仗前的练兵是战争取胜的必要准备，那么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和测验考试是同样道理。有人扛不住倒下了，证明扛得住的学生更有可能在高考中获胜。什么都不要有顾虑，把卷子发下去，明天还继续接着考——考完了本校编的卷子，再考邻校的卷子，考明白了本地的卷子再考像你们北京这样大城市、有名声的外地卷子，考完了历届高考的卷子，再考今年各部门、各出版社、各考试机构提供的新练习卷子，考完了新练习卷子再回头考老卷子……别忙，即使新考卷都已笔试过三遍，那也得再进行口试、面试，口试、面试完了还有开卷考、闭卷考，总之什么时候高考时间没有到就一直考下去，考到你感觉烦得不能再烦，可一天不考心里又空荡荡神慌慌时，考到你离开了考试仿佛就不能进入正常生活状态时，考到你吃饭睡觉做梦都在想着试题考卷时，考到你金榜提名、落榜无泪为止。
“你们这些作家、记者根本不知道高考的竞争有多激烈！不这么一面再、再而三地考试行吗？高考就像登泰山的天门，每一张卷子就是登天门的一个台阶，不走过几百个台阶行吗？”一位老师这样对我说。
●排名——选拔“敢死队员”
考完试你就以为没事干了？错错错，每一次考完后你们就看看那张排名表上自己的位置吧！
排名为何物？就是把全班的考试成绩按名次排列出来。班级排完后再看年级排名，年级排名后再看全校排名。别忙，全校排名后还有全区、全市排名。
如此复杂繁多的排名何用？排名的重要性可以用最复杂的话表述，也可用最简单的话讲明。复杂的话叫做：你不处在竞争的漩涡中，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长、山外的山有多高，你知道、懂得和明细竞争对自己有多重要后，你就会不顾一切、埋头加油、拼命朝前赶。简单的话只有四个字：落后可耻。
谁都不想在排名表上落后，但既然是排名表，便必定有前有后，于是高考前的硝烟便这样越燃越烈……
张玲是某校高三班学习班长，老师对她说，去年本校高考成绩不够理想，今年必须把全校的名次从兄弟学校那儿夺回来，你是班长，要带头，为了你个人的高考荣誉和全校的荣誉，必须次次争取考试排名第一。张玲深感任务无比崇高和艰巨，她努力再努力，进步更进步，一次次模拟、一次次测试，成绩都在全班第一。老师又找她，说班里第一还不够，要争取全校排名第一，张玲又开始努力再努力，进步再进步，终于，她又不负众望，为全班争得了新荣誉。后来老师不找她谈话了，而是校长找她了，说张玲同学，学校根据你的表现，准备发展你入党，这样你就是我们全校惟一的学生党员，建校三十年来头一次有学生党员。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再把排名往上提一提，争取下次模拟考试时，为我们学校在全区拿个排名第一。张玲在红色的党旗下宣誓时，虽然背的是党章规定的那凡句誓词，但脑子里想的是：我必须拿出好成绩，报答校长和老师的器重，争取全区排名第一。她再努力又努力，一直努力到有一天被人抬到了校医那儿……老师和校长后来再不理会她了，因为他们都认为正是她临阵胆怯而使全校的排名落到了第二位。
可耻！校长和老师用目光对她这样说。
真是可耻！张玲自己在心里骂自己。
后来她怎么再努力也没有把自己的名次往前提，反而使她们班在全校的排名一下子降到了第六位。
一天，张玲向兼党支部书记的校长交了一份东西。
什么？你竟敢想退党？校长气得浑身发抖，连声骂道：你是懦夫，彻底的懦夫！
张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与张玲同班的李也同学，被老师认为是可以接替张玲的重点培养对象。
李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接受的是要比别人强上强的教育。但李也的成绩在高一时并没有排在年级前六名之列，这使得在初中全校第一名的她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她恨过去自己的那所中学基础太差，但更嫉妒现在比她高分的那些神气活现的同学。“有什么稀罕，不就是靠老师开小灶嘛！”李也以前看到张玲这样名列前茅的人，打心眼里不服。她暗暗使劲，几乎在高一、高二的两年中放弃了作为都市女孩的全部乐趣，把可以利用的一切时间都用在了赶超同学的分数上。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进入高三之后，李也的分数已经列在张玲和另外一名男生之后，成为全校第三名，她本来就戴近视镜的眼睛前又多了一道圈，同学们因此送她个外号叫“靶子”。这回李也真的成了全校排名的“靶子”了，那天张玲“退居二线”后，校长在全校高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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