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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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仪、蒋坚忍等，都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复兴社组织就是通过他们来掌握指挥这
个系统的特务活动的。关于人事行政，也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
并不过问。政训系统的各级人员除复兴社分子外，也有不少的人并未参加复兴社，
甚至有些军师政训处长并不是复兴社组织的会社员。并且贺衷寒等也都是直接承命
于蒋介石，不受复兴社组织的节制指挥；复兴社组织只是通过他们个人的作用去贯
彻它的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之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也是以陆海
空部队和军事机关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这个系统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的军队
党务处（最初是个科）为总机关，于陆海空军部队师以上单位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
校成立特别党部，由各该单位首长兼任特派员；所有书记长以下人员，则由军队党
务处统一调派，当然主要也是以黄埔学生和复兴社分子为主干，也有由政训处长兼
任书记长的。师以下单位有团党部。营党部、连党部，各有少数专职人员，有些也
是由政训系统人员兼任。国民党各部队所有官佐士兵，虽然大都履行过集体人党的
手续，但是并没有什么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不人党没有什么两样。各部队中虽有
各级特别党部，也因为没有党的基层活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党务活动可言。军队
党务系统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只是利用国民党军队特别党部的这块公开招牌和经费，
占领这个阵地来进行反共和拥护领袖的宣传活动。而且事实上，属于所谓国民党中
央党部组织部下的军队党务处，是由复兴社主要骨干分子黄仲翔负责掌握的，并不
听命于中央党部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组织的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第二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将全国青壮年
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第一步以厉行高中以上的学生军训为主。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
是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设“国民军事训练委
员会”，各县市及各中等以上学校都派驻军训教官。省市国民军训委员会的主任委
员及各级军训教官，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也大都是复兴社分子。各县市成立常备
队，轮流调训青壮年，以3　个月为一期，并实行军事部勒，将全县市青壮年置于军
事管制之下。各县、市长兼任常备队总队长，军训教官任副总队长，实际负责。中
等以上学校，则按学生人数编成总队或大队，由校长和军训教官分任正副总大队长，
军训教官实际负责。各校除实施军事训练外，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国民党政府所
颁布的“中等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实施方案”的第九条规定：“凡受军事训练之学生，
对于军事教官之命令须绝对服从，严守军纪风纪，如有不听命者，得按照陆军惩罚
令及陆军刑法处罚之。”（这是最初的有关法令之一，见1932年广州中等以上学校
军事训练委员会出版的（军训）。）其他还有不少法令规章，目的都在于使学生完
全被控制于军事管制之下。各校军训教官更利用这些规定和他们的权力，对学生的
思想和活动进行监视和管束，并从中发展复兴社组织。因此，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复
兴社组织，大都是由军训教官负责的。除了各校实行的军事训练以外，并于每年暑
期举行各省市本届高中毕业学生和大专学校的在校一年级学生的集中军事训练3　个
月。各省市成立暑期学生集训总队，由训练总监部（实际上是由国民军事教育处）
　　　　指派省政府主席、市长或其他军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任总队长，省市国民军训主
任委员和教育厅长任副总队长，由国民军训主任委员实际负责。总队设训育委员会，
其主任委员则由复兴社总社指派省市分社书记或其他高级骨干分子担任，负责进行
政治教育和训育，总副队长不能于预。1937年的河南省暑期学生集训，即由我兼任
训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总队长是新五军军长部子举，副总队长是省国民军训主任委
员陈春霖和教育厅长鲁荡平，实际上由陈春霖负责。这一期集训学生约2000人左右，
编为几个大队、十几个中队，各级队长都是由各学校及各县市的军训教官调充。训
育委员会的秘书干事、政治教官及各大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则都由复兴社分社挑调
所属干部以及各大专学校教授和中学校长、教员中的复兴社分子分别充任。
　　　　1937年这一期的暑期学生集训正是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主张之
后，同时对日抗战已到了如箭在弦的紧急关头，全国人心激愤，学生的情绪更为激
昂。在这个情况之下，“攘外必先安内”的那个老调子不能再弹了，因此不但在政
治教育和“精神讲话”中已不得不避免公开的反共宣传，即在政治训育工作方面，
也不能再以防制异党活动和侦查异党分子为唯一的重点了。但复兴社在学生中发展
组织，却还是照样进行的。在学生编队的同时，训育委员会的复兴社临时支社即将
各中队官佐和学生中原有的复兴社社员分别编成小组，由中队长或政治指导员任小
组长，开始进行组织活动，主要是侦察学生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并吸收其中条件符
合的分子入社。这一期被吸收入社的学生约共200　余人，履行了入社手续以后，即
编人其所在中队的小组，开始参加小组活动。集训结束时，将他们的组织关系分别
转到所在学校的支社或小组；其无小组可转移的便作为分社的直属通讯社员。其他
各省市学生集训的情况，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
　　　　关于少年儿童的军事教育和管训，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由戴季陶任
会长，刘咏尧兼任主任秘书，负实际责任。复兴社通过童子军各级负责人和教练员
中的复兴社分子，对少年儿童实施法西斯教育和军事管训。
　　　　此外，在军事方面还有交通警察机关和对陆海空交通进行军事管制的部队，税
警机关和部队，以及缉私机关和部队，也都是由特务处直接掌握的。
　　　　关于社会方面的法西斯统制，除复兴社本身各级组织所进行的一般活动外，主
要便是特务处系统在全国各地所布置的特务行动网和康泽的别动队。其次是宪兵部
队、警察机关及各省的保安处，都是由复兴社组织通过其重要骨干分子和会社员分
别掌握使用，对社会各阶层人民实行广泛的统制和残酷的镇压。
　　　　组积内部情况一斑复兴社的组织原则是书记集权制。总会书记长直接由蒋介石
任免，分会书记和区支会书记分别由总会和分会书记提请任免。干事会对于书记的
一切决定并无最后否决权。下级对上级只能绝对服从，绝无要求变更任何决定或自
作决定之余地。因此权力所在，书记职位便成为组织内部进行争夺的焦点。1935年
澧梯任总会书记长时，因原兼湖北分会书记贺衷寒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
经澧梯出以我继贺任。蒋介石批准还没有下来，我即奉命乘轮西上。一到汉口，邱
开基（汉口区缉私处长，黄埔三期，云南人）就告诉我说：“丁柄权和阮齐他们听
到你来湖北分会担任书记，都很不服，说你还只20多岁，年纪太轻，又是六期学生，
资历也浅，恐怕担任分会书记难以服众。他们联合了许多人电请总会另行简选，也
要求过我参加列名，我没答应。现在总会已复电严词申诉。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恐
怕对你还未必肯服，你要注意。”丁柄权是黄埔一期，湖北省保安处中将处长，阮
齐是黄埔二期，湖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都是湖北人。从这件事
看来，他们在湖北所拥有的势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听了邱开基的话后，因年少气
盛，决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以为报复。首先，当他们两人不得不来看我时，
我即拒不接见；接着在召开首次干事会时，也不和他们打招呼，在会议中对他们的
意见也表示不重视。按照惯例，每逢书记召集会社员讲话的场合，要由主持会场的
人于书记到场时喊立正口令并向书记报告人数；散会后书记离场时，又要喊立正口
令，全体肃立，等书记走后听到解散口令才能自由行动。我那次召集武汉的全体社
员讲话，到场后既不请丁、阮等人上台，讲话后也不请他们接着讲，就径自离场，
而他们也就只得同大家一样，在台下肃立，等候解散口令，这一来，可把他们平日
的威风在社员面前完全扫下来了。可是他们对我这一副威严十足的书记架子，却也
奈何不得。丁柄权在干事会的干事分工中是管组织的，他以为只要把组织权掌握在
手，就不怕你书记集权。当我把许多会社员告发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刘汉清贪赃枉
法的案件交他核办时，他就自作主张，故意袒护刘汉清，久延不办，经屡催也不理。
　　　　我便断然下令将刘汉清禁闭听候查办，改派田亚丹去接任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
　　　　丁柄权也无可如何。（这个码头管理所是汉口市政府固定分给复兴社的一个小
小地盘，主任及其下的人员，都是经由复兴社提出任免的。刘汉清是留俄学生，中
共叛徒，其后曾任贵州省的财政厅长。）阮齐更是一个著名的奸险人物，却也迫于
组织纪律和书记集权的威力，不敢有所谋为。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们平日在湖北
的专横把持的威风，也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组织内部的经常工作，并不怎么紧张，甚至可以说，从基层小组到分会，都是
显得松弛散漫，没有什么生气，分会除了无限制发展组织之外，便是照例进行一些
形式主义的训练宣传以及对下级请示报告的批答处理，基本上跟衙门式的国民党党
部并无多大区别。分会的主要力量都消耗在争权夺利的人事纠纷上，只有在这一点
上是显得紧张热烈的。我这个分会书记真是够忙的，整天到晚要接见上百的会社员。
　　　　他们为了工作的问题来汇报请示的很少，大半都是要求谋取这个或那个位置，
或则是为了某些权利冲突来控告其他会社员，要求支持处理，或则是要求我写介绍
信替他们向各军政机关要位置。诸如此类，实在应接不暇，而又非常难办。即在上
层骨干中也是如此，如缉私处长邱开基和特务站长周伟龙为了互相争权的纠纷，就
一直闹得全省全市皆知，传为谈资。缉私处的权限很大，又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
实力也不小，这当然是一个权大利大的肥缺。周伟龙看得眼红，想要邱开基从他的
缉私范围内让出一点权限给特务站（这事的具体内容和纠纷经过已记不清楚了）。
　　　　因邱不答应，周伟龙便多方向邱攻击。邱原是在邓文仪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
课那个特务系统的第二把交椅，又是直接见重于蒋介石的力行社社员和复兴社总社
干事会的干事，虽然邓文仪已垮了台，他却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定地位，当然不肯向
周低头。
　　　　周则仗着戴笠的威势，认为非邱低头不可。两人互不退让，争闹不休。他们都
是湖北分会干事会的干事，也就不断地向我互相控诉，对我用尽种种手段多方包围
拉拢，想把我拉到其一边，以壮声势c　我当时对组织内部这种情况也很忧虑，曾多
次召集武汉的会社员及各地各单位组织的书记干事讲话，大谈其必须如何“发扬革
命精神”
　　　　和接受“领袖精神感召”的一套“大道理”，并提出“舍己为公、不计名利、
艰苦卓绝、埋头实干”之类的一些信条来。他们虽肃然静听，但听完以后还是依然
如故，并无一点振奋气象。有些人因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对组织便更消
极起来，不但小组会议老是请假，即对集合讲话也借故规避，甚至有与组织日益疏
远而无形中自动脱离了关系的。组织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只得置之不问。
　　　　从复兴社内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看来，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特别畏忌的地
方。可是外间只要一听到“复兴社”这几个字，大都谈虎色变，因一般人以为复兴
社组织就是特务处系统，或以为特务处系统是在复兴社指挥之下的。特务处对外要
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
　　　　以河南为例：19341936年间，河南分会书记是萧洒（黄埔一期，河南人，省保
安处副处长），陈棋力助理书记，特务站长是吴康恕，他们的机关都是设在开封东
华门两个相通的大院内。萧洒不大管事，分会的工作完全听任陈棋胡作乱为，竟将
分会机关变成了特务站的御用工具。陈棋和吴赓恕打成一片，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陈棋又将忠义救国会漫无限制地大肆发展，招揽了无数流氓地痞，使之成为特
务站的猎犬。吴赓恕是个嗜杀成性的大刽子手，在开封及各地大肆搜捕革命爱国青
年和进步人士，秘密押人东华门的特务站机关，施行各种极残酷的刑讯。每至夜深
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绝，闻之使人毛骨惊然。他还常在拂晓前将许多被
害人装人麻袋，用卡车载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
他手上，在东华门这个魔窟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这就不仅使一般
人一听到“东华门”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即在复兴社的会社员中，也有不少人为
之触目惊心，因而对组织起了怀疑，态度消极，想要退社。同时忠义救国会吸收的
那些流氓地痞，又仗着特务站的威风，不但看戏进馆子不买票付钱，并且公然贩毒
走私，抗拒检查，只要他们挺起胸部一拍说“我是东华门的”，谁都不敢阻拦他们。
　　　　这批恶棍简直把河南变成了个盗匪横行无忌的世界。不仅那些中下级的军政机
关不敢得罪他们，甚至他们还敢公然到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去闹事。萧洒、陈棋等又
经常随便就为会社员写介绍信给各专员、县长要这要那，这些人就拿着介绍信到各
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强行坐索，非要不可，使得一些专员、县长们敢怒而不敢言，安
身不了。复兴社在河南闹得天怒人怨，风声传到了蒋介石耳边，蒋介石不得不表示
震怒，要复兴社和特务处分别撤换萧洒和吴赓恕等人。
　　　　复兴社和CC团的斗争复兴社不但对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党派一律敌视，对国
民党内和蒋介石系统的其他派系也同样敌视，即使对蒋介石直接掌握的CC团和政学
系，也是充满着明争暗斗的。复兴社是黄埔系的一个组织，实际上就是黄埔系，而
黄埔系一贯自命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地位自居，而把CC团认作是蒋
介石的“螟岭子”，把政学系当作师爷或管家之流看待。对于CC团自然必须坚决加
以排斥。因此，复兴社对CC团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
　　　　蒋介石使用黄埔系，主要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则概不给
与，在各省市也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而且还是逐步分给的。因此复兴社
对CC团的斗争，主要也只在于争活动场所、争群众和争声势、争表现，还说不上是
政权的争夺。实在说，CC团对复兴社的斗争是被动的，因为蒋介石划给复兴社的范
围，CC团绝对打不进，也未必想打进；而复兴社则硬要打进CC团的范围，这样，就
迫使CC团不得不起而抵抗了。
　　　　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对CC团是有意逐步加以培植的，但初步划给他
们的活动范围，则主要还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也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总体系的
另一系统。可是黄埔系却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自己的天下，从而自然不能
坐视CC团来分夺这份嫡传的家业；尽管“老头子”（指蒋介石）暂时没有让这个
“螟岭子”去管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能让他们去独霸。同时
复兴社在文化界和教育界也吸收了不少会社员，不能不替这些人找出路，从而也就
必须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与CC团争夺地盘，双方便不能不经常发生摩擦。1933年我
们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CC团认为这是复兴社的一个攻势，就赶忙组织一个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来抵制。1934年我到上海筹备成立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陈立夫
曾亲到上海主持文化建设协会的发起人会，双方都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
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
面都参加了。但是文化学会的锣鼓却打得更响，活动更积极，特别是文化学会拥有
大批大专学校的学生为会员，比文化建设协会搞得热闹得多，声势竟超过了他们。
　　　　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为此还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当时暨南大学的复兴社
分子与CC团分子也发生了一场争夺学校实权的严重争夺战（事实经过已记不起了），
竟至发展到双方都动起武来。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特别是复
兴社所指派领导这个斗争的人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公
然在学校按照作战部署进行战斗行动，使得CC团分子抵挡不住，甚至被包围封锁得
无法出校。吴醒亚（上海市社会局长，CC团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和潘公展急得没
有办法，只得找复兴社的负责人直接谈判，而复兴社的负责人又故意避不见面。他
们给逼得实在无法可想，最后只得请吴铁城出来转圜，复兴社的负责人才答应与吴、
潘直接进行谈判。吴铁城约集双方，连续谈判了两次，才息兵言和，当时我也是参
加了这个谈判的。复兴社上海组织由于这次争夺战的胜利，声势更壮，气焰也更高
起来，简直把CC团不放在眼里，到处对他们找事生非，进行挑战，使陈立夫恨之人
骨。因此，1934年六七月间邓文仪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时，陈立夫便乘
机向蒋介石控诉，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
多不良影响。于是，蒋介石一方面撤销了邓文仪个人的一切职务，同时下令解散中
国文化学会。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
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即在小学方面也同样不免。
　　　　复兴社与CC团在其他各省市各个方面的角斗情况，强弱胜负各有不同，也有许
多地方是CC团占优势，但凡是CC团伸手所及的地方，复兴社也一定就要跟着伸手去
进行争夺。
　　　　所谓十三太保外间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
而其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指
出是哪十三个人。有人说这十三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
郑介民、葛武络、梁干乔、萧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说曾扩情、
澧梯也在内；还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是，
“十三太保”总不外是这么些人，却是事实。其中滕杰、贺衷寒、刘健群、澧佛、
邓文仪、康泽等曾先后相断任过书记长，刘健群曾任过两次，郑介民也曾代理过一
次。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辅邦、戴笠等十余人曾先后
轮任过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长，戴笠则始终固定任特务处
长。其中也有些人任过省市分会书记。
　　　　复兴社的真正台柱，还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这四个人。关于这四个
真正台柱，将在后面分别介绍，现在先交待一下其他一些“太保”。
　　　　刘健群，因不是黄埔学生，他不可能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也不可能受到黄
埔学生的真正信赖，更不可能取得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各级组织和群众的信仰。他
没有获得过掌握实权实力的职位，不能培植他自己的基本力量，即在他两度任书记
长期间，“书记集权制”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作用，因为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他很会
说，也很会活动，自以为有一套，也确实不是无能之徒。他也煞有介事地跳跳蹦蹦
过一场，但这却只能表明他不过是这组织中一个插科打浑的重要丑角，至多也只能
算是一个“跳加官”的场面人物而已。黄埔学生对一切非黄埔出身的人都视为异己
分子或雇佣性质的人，而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即如自称是黄埔四期学生
的蒋坚忍，以蒋介石的同乡同宗而特受知遇，历任至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职位，而
且对复兴社非常热心，但也因其姓名不见于黄埔四期同学录，便被认为是冒充黄埔
学生而受到排斥，在组织中始终钻不进领导层来。刘健群所具有的条件，还远不如
蒋坚忍，自然也就更无所能为了。
　　　　鄂梯，是黄埔学生中较有才能的突出人物之丫，并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他的
个性乖僻，以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