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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秘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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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筹备委员和三青团成立以后的中央干事、监事。康泽则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处长，
掌握组织实权。三青团虽说基本上是由CC团和复兴社合并而成的，实际上却只能算
是复兴社组织的后身，也就仍然是为黄埔系操纵运用的一个政治工具。因此，复兴
社在井人三青团以后，只是改了一个名称，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而且比以前更变
本加厉地进行公开的恐怖活动了。其原有之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也完全原封不动地
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更成为有着一块堂堂皇皇的公开招牌作
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关于军事谍报部分则划人国防部，称为第二厅。原有军事委员
会政训处这个政工特务系统，则改隶于政治部，称为第一厅，仍由贺衷寒任厅长，
其原有的整个系统和全班人马也同样完全原封未动；抗战结束后又改为国防部新闻
局，由邓文仪任局长。原有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这个军训特务系统，则并人
政治部第二厅，其各省市的国民军训委员会，一律改并于各省军管区司令部为军训
处，也都是全班人马照旧。其他一切有关部门，也都同样只是改换个名称，实际上
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原有的机构和人员，仍然照常进行原有的活动，丝毫未改，也没
有一天停顿过。因此，复兴社组织在宣布解散以后，在形式上是虽然分解了，但由
于各个系统依然由原有的复兴社骨干分子分别掌握，仍然集中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
从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原封不动、名亡实存的整体。部，称为第一厅，仍由贺衷寒
任厅长，其原有的整个系统和全班人马也同样完全原封未动；抗战结束后又改为国
防部新闻局，由邓文仪任局长。原有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这个军训特务系统，
则并人政治部第二厅，其各省市的国民军训委员会，一律改并于各省军管区司令部
为军训处，也都是全班人马照旧。其他一切有关部门，也都同样只是改换个名称，
实际上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原有的机构和人员，仍然照常进行原有的活动，丝毫未改，
也没有一天停顿过。因此，复兴社组织在宣布解散以后，在形式上是虽然分解了，
但由于各个系统依然由原有的复兴社骨干分子分别掌握，仍然集中于蒋介石的统一
指挥，从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原封不动、名亡实存的整体。
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
曾扩情
刘健群到北平组织复兴社1933年3 月，张学良下野后，何应钦继任北平军分会
代理委员长，蒋介石认为是他控制华北地区的时机到了，即以抗日为名，极力准备
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统治机器；随即派刘健群到北平，秘密组织复兴社。刘曾任何
应钦的机要秘书，又为蒋所特别赏识。1931年间，刘为迎合蒋的意图，写了《改组
国民党的刍议》的一本小册子，建议：“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
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蒋见而大悦。次年3
月，蒋令贺衷寒、康泽等在南京成立复兴社，刘健群的建议是起了促成作用的。事
先经过相互填具调查表，送由蒋介石决定。填我调查表的人对我的考语是：“学问
平常，微有经验，但近来腐化不堪，毫无斗志。”因而未被指定。当时我随国民党
中央到了洛阳，没有参加成立会。据参加成立会的陈春霖来洛阳对我说，因康泽讲
情，说我当过黄埔同学会秘书，应留点情面，才决定我任一名监察干事。我颇为失
意，既未参加过干事会议，也未履行监察任务，只听命行事而已。非黄埔学生之被
指定为核心干部者，只刘健群一人。随即发表他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主持全
国军队政工，并命他在南京创办一个“政治训练班”。该班招考高中程度以上学生
1000人左右受训，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为训练的纲领，
毕业后等于黄埔学生身份，一律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备作军队政工的干部。由于刘
与何应钦、蒋介石有如上的关系，又有充分的思想和人事的准备，才不惜由军委会
的政训处处长降而为华北抗日宣传总队长。复兴社，就是在这个名义掩护之下来到
华北的。
蒋介石对复兴社在华北的任务曾交代如下：（一）向驻在华北地区的各军宣传
：只有服从南京政府命令，在统一指挥之下奋勇抗战，才能救亡图存，军队才不致
为日本人各个击破，同归于尽。
（二）从思想上掌握驻在华北地区的军队，使之逐步地中央化：就是要全军官
兵从思想上来拥护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在唯一领袖蒋介石领导之下，与日本人、
和与反对国民党的唯一敌人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如有阳奉阴违，态度不明的军队，
当相机采取分化和瓦解的手段。
（三）从思想和行动上来控制社会各阶层人民，向他们宣传：国民党是唯一救
国救民的党，三民主义是唯一救国救民的主义，蒋介石是唯一救国救民的领袖；如
有从中破坏和反对者即视为公敌，应严厉对付之；尤其要与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
才能保持党和领袖在民众中的信仰，而巩固其统治。
华北抗日宣传总队设于北平，下分若干分队；每分队设分队长一人，队员十余
人，凡驻在华北地区的各军或师，都配属一个分队。长城抗战结束，塘沽协定签订
以后，宣传总队改为军分会政训处，刘健群改任处长；各分队改为各军师政训处，
分队长改任处长。
刘健群根据蒋介石交代的原则，先后在宣传总队和军分会政训处的名义掩护之
下，秘密进行复兴社的组织活动，约略如下：（一）复兴社本身不公开对外，作为
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机器的发动机。其组织简单，设书记一人，负发纵指示之责；
干事数人，负与有关部门联系及推动组织活动之责。
（二）从思想上来掌握华北各军，使之中央化，或从而瓦解之，是通过政训处
来体现的。政训处处长就是复兴社公开活动的代表人，凡遇有大的集会和与有关部
门商谈问题时，都由政训处处长或派人出面。其所辖第一科就是复兴社的宣传机构，
除一般宣传外，着重于对华北各军的宣传和进行思想与政治教育。其第二科就是复
兴社的情报站，派在各军师的政训处为情报分站，负对上汇报情报，对下搜集情报
之责；除搜集一般的情报外，着重于搜集华北各军的有关情报。
（三）对共产党和一切进步人士的镇压和危害行动，是通过宪兵第三团来实行
的。这个团就是复兴社的特务机关，下属三营，分别担任军分会所属部门的警卫；
设有稽查处，负责调查共产党和一切进步人士活动，从而采取镇压和危害的行动。
（四）对工商团体和农村的组织活动，是利用工贼、奸商和地方保甲人员来实
行的。承认他们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及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为合法，而给予支
持，以换取他们为复兴社的组织活动尽力奔走。
（五）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和危害活动，是利用青红帮和会道门的组织来实行
的。认为他们的横行霸道和兴妖作怪为合法而给予支持，以换取他们为复兴社在社
会各阶层的有关活动和发展组织尽力奔走。
此外由戴笠派来娄兆元、卢起勋两人在政训处为挂名科员，专为戴笠搜集情报
和担任有关行动之责，自去自来，不受政训处约束。类似这样的挂名科员，在军分
会所属的部门，几无处不有。这些人不仅从事对外的情报活动，而内部人员的一言
一行，认为有报告之必要时，也无不向戴笠具报。因而军分会各部门的负责人，对
这些人无不存有戒心。
复兴社通过政训处在华北进行的活动北平军分会政训处是华北军队政工的领导
机构。其派赴各杂牌军队的政训处的主要任务，在于说服部队主官，建立他们对国
民党和三民主义的信仰，尤其对蒋介石的竭诚拥戴，以达到杂牌军队的“中央化”。
军队政训处感到行之有效时，一面报军分会政训处，转报蒋介石召见杂牌军的主官，
表示亲切的关怀；一面要求其主官听蒋介石的指调，到庐山训练团受训，以取得如
同黄埔学生的身份，同蒋介石成为师生关系，部队的待遇与中央军相同。如此路不
通，则采取分化和瓦解的措施，如发现其部下人员中对主官情感不好，发生利害冲
突时，就设法吸收那些人为复兴社分子，予以必要的支持，谋取主官而代之，或扯
垮其军队。军分会政训处并规定各军政训处，按半月作如下的一般报告：（1 ）主
官的思想言行；（2 ）主官与部属有无利害冲突；（3 ）士兵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
绪；（4 ）军民的关系如何；（5 ）有无反对党派在军队中活动。
军分会政训处根据这些报告，拟具工作指示。如遇有临时的特殊情形，如长官
与部属有决裂的情势，士兵有暴乱的情形，及发现反动党派有活动时，则随时具报，
并转报何应钦或蒋介石，采取必要的措施。
1934年4 月，刘健群调任南京复兴社书记，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由我继任。
我从四川经平汉路到北平，一切照上述蒋介石对刘健群所指示的原则进行工作。是
年6 月，我到南京参加黄埔军校十周年纪念大会，才得到了蒋介石的当面指示。他
要我“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郭和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将领，以及西北军
的宋哲元、庞炳勋等，表示尊重；各军师政训处处长对其军师长亦要表示尊重，使
对政工人员发生好感；尤应谨慎从事，不得使部队长官有何怀疑”。又说：“至于
你这个人，处事对人，完全是一种官僚作风，与共产党人进行斗争是大成问题的，
应该好好地改正。”此后我即本着蒋的意志同华北的将领们周旋。
对宋哲元，除一般访问外，遇有见面机会总称赞他在长城战役时，以大刀队而
战胜敌人的飞机大炮，使敌人望而生畏；不仅为我所敬仰，“蒋委员长”更倚为国
家干城。对其亲信如秦德纯等，亦特别表示亲切。他们也对我表示好感，如宋哲元
有一次由张家口来北平，特请我吃饭，有秦德纯作陪。我又重复地称颂了他一番，
并说：“蒋委员长要我代为问候。”于是秦德纯说：“曾处长这一番话，对于我们
的鼓舞，比送我们的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大。”
庞炳勋是在蒋、冯、阎战争时脱离冯玉祥而投靠蒋介石的；因此就更对他表示
亲切和尊重，以老前辈称他。我去南阳访问他时，他对我闲谈什么叫唯物主义的问
题，特举一例说：“有一家人死了一头驴子，全家无不痛哭流涕，随又死了一个老
太婆，全家无不欢欣鼓舞。问其原因，则曰：前者是一个生产者死了，我们的生活
无所依靠，故要痛哭。后者是一个消费者死了，我们的生活将会得到改善，故特欢
喜。”他的结论是：“共产党人所宣扬的唯物主义，就是如此而已。”我认为他这
段话，对于反共来说，是有很大的煽动作用的。除当面称扬他外，还为他到处传播。
南京陈立夫、张厉生等闻之，无不对他表示尊重和亲善。
至于对张学良，我不仅表面尊重他，而且认为他是真诚拥护蒋介石的代表人物，
特以第二个领袖来看待他。我在北平与王卓然、于毅夫、黎天才等，会谈有关“四
维学会”问题时，无不开诚相见，我总是说：“我们如弟兄手足一般，要互助互谅，
惟蒋。张两个领袖之命是从。”我到汉口时，无不向张请训，并曾随同他出巡过麻
城一带防地，作为他的随从人员。我还本着他的意旨，会同黎天才招考了东北学生
百名左右，送康泽主办的星子训练班受训，毕业后分派在东北军队中作政工干部。
张的谋士翼翘，当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我同起来往甚密，企图通过其，使张学良
感到我对他的爱戴。其亦视我如好友。至于黎天才，是由张学良经蒋介石的同意，
派来当我的副处长的，惟只负名义，不到处办公。我除每月送他生活费500 元外，
彼此相见，亲切异常，他的女儿是我的干女儿。
我对宋、庞、张等采取上述态度，意在使他们感到蒋介石的干部人员，看待他
们如同看待蒋介石一样。尤其使张学良感到蒋介石是领袖，他亦是领袖，不仅对他
爱戴，对他的亲信人员，亦如弟兄手足一般。这样就会对蒋介石表示真诚拥戴，服
从其调遣，有如中央军一样了。这就是我对西北军，尤其是对东北军进行所谓“中
央化”的活动。至一般的分化和瓦解的活动，仍令各军政训处相机进行。各军的政
训处处长有：商震军为王超凡，于学忠军为林祥霖，冯占海军为余洒度，宋哲元军
为宣介溪，庞炳勋军为陈春霖，何柱国军为黄乃安。
通过我及各军师政训处，对华北各军所采取的上述活动，取得了：政工人员与
军队尚能安然相处，对防止共产党的活动，亦能采取一致的行动；有个别的军官加
人了复兴社；未发现对蒋介石有若何反对的表示。所有各军师长都得到了蒋介石的
召见，受到了很好的招待；临行时还送旅费，多至数万元，少亦数千元；因而感到
蒋不会对他们有何不好的对待，而引以为慰。如冯占海、刘多筌、何柱国等，得到
了蒋的召见后，无不对我们特别表示好感。
对CC派系和其他方面运用复兴社与CC系，因彼此的权利冲突，从来处于敌对的
状态。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为CC的情报机关和特务机关，党部委员如詹朝阳等是
CC的中坚分子。CC为了加强反共和对敌对派系的活动，特派其高级干部张厉生常住
北平，指挥一切。闻刘健群任处长时期，彼此常有权利的冲突，互向蒋介石上情报、
“说坏话，蒋置之不理。我继任政训处处长时，以CC与复兴社同属蒋反共的主要工
具，在反共的共同道路中，不应有什么权利冲突，为共产党造机会。我之作此主张，
不单是为了反共，而是我与CC的关系与其他复兴社分子不同。CC头子陈果夫于1929
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我同张厉生等任组织部秘书，彼此相处甚好。在黄
埔学生中，我之得以首先充当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完全由于陈果夫、
陈立夫和张厉生等的支持。后来，我被任国民党四川特派员，亦是由陈果夫提请指
派的。因此我不仅与CC无权利的冲突，相反地它还是我争权夺利的支持者，这就决
定我在北平时期要与CC和睦相处的原因。除关照复兴社人员要与CC团结一致反对共
产党外，我常与张厉生接触，谈在反共道路中，如不能做到协同一致，也要做到互
不相妨。此外还随时出席市党部纪念周，讲如何团结一致，在唯一的领袖领导之下，
以与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从而反抗日本，以救亡图存云云。我去南阳
访问庞炳勋时，特邀詹朝阳同行，以表示我对CC的中坚分子，如同复兴社人员一样。
这样，我在政训处处长任内，与CC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此外所谓其他方面，如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郭、北平市长袁良、
警察局长余晋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张学良部下）等，则不是复兴社所能随意左右
的。而且余晋和对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权力太大，把警察职责内的事都一手包揽，颇
有怨言。邵文凯本有指挥宪兵团之权，但宪兵团竟为所欲为，几不知有宪兵司令其
人；这使邵文凯牢骚满腹，常怨恨地说：“让蒋孝先来当司令好了。”同时，戴笠
特派廖华平（中共叛徒）任宪兵司令部秘书，从事特务活动，更使邵文凯感到不安。
我为了避免这些人对复兴社的活动有所妨碍，特分别应付和运用如下：（一）对黄
郭：由于蒋介石的关照，特对他表示尊重，常向他请教。他亦把我当成学生一样，
要我对日本人，只宜用柔术，不宜施硬拳，所谓柔能胜刚；不可逞一时的意气，以
闯出无穷的大祸，无可挽救云云。
（二）对袁良：袁良是一个对中共有严重血腥罪行的人。他于1929年间任上海
市警察局局长时，曾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一处，逮捕中共人士彭湃等20余人。除有一
个黄埔第一期同学，蒋介石特派我向袁良交涉释放，企图借此怀柔其他黄埔的共产
党同学外，彭湃以下人士，曾被用尽了非刑拷打，然后一律转送上海警备司令熊式
辉执行枪决。袁良又是一个维护封建礼教的人物，当北平市长时，以评剧艺人白玉
霜所演的戏剧有伤风化，把她赶出北平。由于这些关系，我特对袁表示好感，认为，
他在上海对中共组织的破获，有力地打击了共产党，为国民党立下了大功。又认为
他赶走白玉霜以维风化，不愧为正人君子，堪为当市长的人的榜样。随即要求他与
我们通力合作，并请他关照其警察局局长余晋和，与宪兵团采取一致的行动，以维
持北平的治安。从此他与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三）对余晋和：除请袁良关照他外，特劝宪兵团团长蒋孝先，不仅对他要有
和蔼的态度，而且要分工合作，彼此无妨。因为反共行为，不是宪兵团所能单独作
得了的。同时我亦向余表示好感，请他有事可同我们商量，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使彼此的工作受到影响。他颇表同意，因而彼此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四）对邵文凯：特劝蒋孝先要以长官的礼节来对待他，于必要时还得向他请
示和报告工作情形。因为他只是一个做官的人，并不想在工作中有何表现，只要官
面子保持得住，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廖华平是我的四川同乡，彼此有交谊，特
关照他，既然是邵文凯的秘书，就要对邵文凯所交办的事情认真负责，要这样才能
掩护自己的特务行动，不会受到阻碍。同时我对邵文凯特别表示好感，并为蒋孝先
辩解说：“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不会处人处事，但心地不坏，可用长官的身份来
教导他。”从此，邵文凯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牢骚了。
对日本的情报活动，是由戴笠所掌握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的。关于日本华北驻
屯军司令梅津制造种种借口，向何应钦提出无理要求，迫使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
“何梅协定”等情，我们曾多方调查除公开协定外，是否还有什么秘密条款，终无
所得。何应钦亦死不承认有何秘密条款，在梅津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时，日本的特务
浪人，在平、津一带横行霸道，极尽挑衅之能事。这是与梅津的无理要求紧相配合
的。
复兴社在华北发展组织进行宣传概况复兴社在华北的组织，除军分会政训处与
宪兵第三团为其基本组织外，所有在各大学发展的组织，由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负
责进行。其在社会各阶层所发展的组织，是利用奸商、工贼、青红帮、会道门等来
进行的。凡有社员3 至10人，即成为一小组，由组长一人掌握，以与宪兵团的行动
相配合，为宪兵团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通风报信。至对军队驻在区的民众的组织，
则利用保甲人员来进行，在军队中的组织活动，则由各军师政工人员暗中进行。
复兴社在平、津各大学所搞的军训，名虽灌输学生军事常识，而主要目的却在
于借军训以约束学生和考查学生的思想行为，凡是认为可供利用与共产党作斗争的
学生，即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并在其中物色坚决反共的学生培养成为职业反共分子，
专门从事对共产党学生组织活动的破坏和迫害；并与军警暗通消息，作军警逮捕共
产党学生的引线人。这样的学生，可以得到津贴和升学的便利。每逢夏令集中军训
时，挑选未曾受共产党影响的学生为合格。这是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复兴社组织的大
好时机，并拟定种种专题分组讨论，以考查学生的思想动态。如对讨论的题目有持
异议者，就认为是共产党派来捣乱的学生，予以严厉对待。1934年夏天，在北平黄
寺，集中高中以上学生2000余人从事军训，在讨论“如何安内攘外”的问题时，有
一学生独持反对论调，立即把他绑起来，向众宣布说：“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学生。”
当时主持训练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微，就令把这个学生押送出队。其结果如何虽
未得知，可以肯定，必难幸免。
关于复兴社在华北的宣传活动：除在长城战役时期，有一度抗日宣传外，至塘
沽协定签订、华北宣传队改为政训处后，就转而作一般的宣传。于必要时，散发
“拥护国民党”、“拥护蒋委员长”、“信仰三民主义”等等的传单标语。对南调
到湖北、河南一带的何柱国、董英斌、刘多筌、王以哲、庞炳勋的军队，特着重于
反共的宣传。因为是属于豫、鄂、皖三省剿共的区域，把共产党说成是“苏联的工
具，为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不仅要富人的钱，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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