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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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王天爵向人民政府自首就是例子。
　　　　兰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组织人事郭寄桥为了配合执行国民党中央戒严法
令，在兰州警备司令部设稽查处，由军统、中统、警备司令部、警官学校各派5　人
组成。旋于2　月初扩大编制为50人，处长为钱明新。
　　　　同年5　月，马步芳当了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后，警备司令换成了杨修戎《后为赵
珑》。稽查处长马全海，副处长马秉武，大肆扩充编制，增加了60人。来往乘飞机
旅客都要经过稽查处审查发给准许证，才能乘坐。有关人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
大发横财。6　月间，外勤组的区域小组在原东梢门附近某居民家，以搜查大烟为名，
将金镯一对，金戒指两只，铜元一大缸，全部送稽查处没收。
　　　　外勤组所有特务，随身带有“小派司”（即稽查证），随便出人旅馆、饭店、
娱乐场所，尤其出人妓院、赌场、烟馆等，除特殊招待外，还要敲诈勒索，稍不顺
意，即行陷害。
　　　　7　月间，将永昌茶庄经理贾某，另有四名茶庄经理，捏造一贯道首罪名逮捕，
押于稽查处普通看守所，由第一课长路守缄和军法官杨永亨会同审讯，授意可以取
保释放，但须每人交保证金银元500　元。结果敲诈银元共计2500元。
　　　　8　月20日，由赵珑、马全海率领稽查处全体人员到雷坛河一带突击检查户口。
　　　　凡是没有身份证的或认为可疑的一律逮捕，共捕了200　余人，关押在看守所。
凡贿送钱财物品者释放，其余到兰州解放后才获释。
　　　　破坏学运王永杰是稽查处学运组人员，一面在兰州大学上学，一面搞破坏学运
的勾当。以后又由中统介绍从北平逃来兰州的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来联民等5　人，
均以稽查员名义搞破坏学运的特务活动。1949年春，郭寄娇要发行建设公债银元300
万元。各学校纷纷集会游行，坚决反对。王永杰等人进行监视，不断向稽查处长钱
明新报告。当兰大学生示威游行时，稽查处派出大批便衣人员，跟随监视，暗中破
坏。事后稽查处根据王永杰的报告，专案汇报郭寄娇，得到郭的嘉奖。
　　　　恶贯满盈，仓皇逃散马全海当稽查处长不到3　个月，敲诈勒索了大批财物，于
兰州解放前夕仓皇逃跑。事前由其亲信督察长陈显宗每日在他卧室内用黑麻纸包裹
银元，放人麻袋，整装了一吉普车（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临走前先将该处100　多
人集中于稽查处，听候命令。1949年8　月25日上午8　时许，突然命令各人将行李搬
上8　辆汽车，马全海和贾文溥手持短枪到各宿舍检查后，全部汽车开往黄河北岸，
到达河口后，马全海说不愿跟随去的听其自便。结果只有36人愿意去河西，其中有
些人中途就逃散了。
　　　　兰州邮电检查所1936年以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兰州邮电检查所（以下
简称兰检所）只有七八人，派出人员在兰州邮政局、电报局检查来往信件、包裹和
电报，规模很小。该所每月经费由省政府补助500　元，自行开支。当时特检处长为
阮永棋，兰检所长为常宜中，审查员和检查员由军统、中统人员平均担任。1937年，
所长换成曾昭善，人员增为10余人。
　　　　该所邮电检查活动一般为每日将检获材料登记后，由审查员签具处理意见，送
所长批示，交内勤人员按批示抄送第八战区调查室、重庆特检处、中统各一份。对
重要材料、专案，报重庆特检处处理。检获材料中，大部分系由陇东边区发给内地
的革命宣传品，一律没收；对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来往电报，除照抄外原件放行；发
现形迹可疑的信件，扣留或抄送；对《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疆日报》
均行扣留。1939年，刘珑接替阮永棋为特检处长，从此全国邮电检查工作完全掌握
在军统手中。1945年冬，兰检所停正工作，各办事处人员集中兰州待命。1946年3　
月全国邮电检查所奉命结束。
　
　

　　　　　　　


军统河西站与兰州特训班
　　　　　　　　　　　　　　　　　　　　　　　　　　　　　　王世杰
　　　　　　　　　　　　　　　　　　　　　　　　　　　　军统河西站
　　　　军统在抗战期间设有酒泉组，指挥河西地区军统特务系统，并和本地区公开机
构取得密切联系。河西走廊是通苏联的国际路线，苏联援华物资以及我国羊毛、钨
砂等出口物资，均在酒泉交接。军统特务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方面的情报和监视苏
联人以及国内革命进步人士的活动。
　　　　河西站是秘密组织，没有关防针记，不能对外。经费由保密局直接汇给站长；
军粮拨到酒泉军粮仓库后，提取时须托警察局长代领。
　　　　河西站无所不管，罪恶累累。凡是河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
等情报，无不收集。而且在公开机构内也布置了不少军统特务，以便指挥如意。例
如，我是酒泉警察局长，也是军统特务，河西站经常叫我替它调查密件、某人行动、
路过酒泉各方人员、物资等情况。以下仅就个人经历举些例子：敲诈勒索吴北吾是
酒泉的烟商，山西人。1947年，酒泉组组长魏成德垂涎其财，对他进行敲诈，诬称
据李某密报，吴是共产党人。魏表面上装成郑重其事，要我查复，实际上是要敲竹
杠。我明知这是无中生有，诬陷无辜，请商会会长刘耀亭和山西同乡会会长毛某正
式以书面证明吴不是共产党人，此事才作罢。
　　　　酒泉县田粮处副处长薛得位，平常生活阔气，引起特务眼红。1948年河西站站
长马兆祥借口薛在田粮处以大秤进小秤出，贪污粮食极多，叫我查复。我知道田粮
处的余粮向来由专署和县政府平分秋色，这是公开的秘密，不能归罪薛得位一人，
我们都有份。我要求专员王维塘出面给马兆祥说明情况及后果，此事才罢休。
　　　　收买安插特务抗战期间，酒泉是中苏物资交接点。省贸易公司在酒泉设办事处，
专司其事。并设有招待处，招待苏联友人。据我所知，仅在上述两处，军统酒泉组
就吸收安插了32人作情报员，收集苏联交来的物资数量、苏联人员的行动；我国出
口羊毛、钨砂数量的情报；此外也收集玉门油矿石油生产数量、价格、石油工人情
况，定期电报军统局。
　　　　军统兰州特训班‘　兰州特训班设在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第一分校内，简称兰训
班。开办于1936年，属于戴笠派系（李士珍是另一派系），为军统在西北培养训练
特务人员的机构。因为戴笠认为警察最接近群众，且可避人耳目，将特务训练机构
放在警官学校内最合适。
　　　　兰训班主任由戴笠兼任，但实际是副主任负责。分为班本部及队本部两部分。
　　　　兰训班第一期分为爆破系、情报系、警政系、电政系、俄文系、边疆系。第二
期以后，将爆破系和情报系合并为谍报系，俄文系改为外事系，添设军事系。各系
除学习本身专业课程外，很重视政治训练。
　　　　班内各级人员对学生都有监视控制责任，尤以政训组权力最大。除灌输反动思
想外，就是严格考核学生思想言行，经常通过和学生个别谈话、对学生的公开和秘
密检查、学生之间的秘密报告等进行考查。学生对外通信是绝对禁止的，即使和家
庭通信，也要拆阅检查，才能寄出、收取。学生人校后，头两个月无星期假日，不
能外出。学生之间的接触也受限制，不准随便在一起谈话，否则以违犯纪律论处。
　　　　1941年间，学生冯明因和另一同学谈到陕北解放区的情形，被告发后遭到逮捕，
关押后又转送重庆，一年多时间内受尽了拷打折磨。此事发生后，班里呈现恐怖状
态。
　　　　此外，对学生每隔一两月要大检查一次。各级当权者，还随便借谈话、个别检
查机会调戏污辱女生，或从中物色小老婆。
　　　　兰训班共办了5　期，戴笠来班主持过4　次毕业典礼。只有这天学生才能见到他
们的班主任。戴笠来后，除了解毕业生分发工作情况外，就是对学生讲话。每次讲
话，总要强调他如何受到“总裁”的信任；他的组织已扩大到什么程度；要大级效
忠“党国”，效忠“总裁”，前程远大等等。第三期学生毕业时，戴笠随同蒋介石
来兰，蒋住在九间楼，于是兰训班上下忙了一番。蒋的警卫工作除了侍从室外，加
上宪兵、警察岗哨还不够，临时便衣警卫就由兰训班学生担任。蒋介石在东校杨对
文武官员训话，戴笠也命令三期毕业生听训。用意是使学生认为他们也是蒋介石的
嫡系学生，是蒋介石的亲信。
　　　　兰训班的训练时间没有期限，因此毕业也没有定期。短的四五个月，长的一两
年，而且随时可能未毕业就分配工作。由于兰州警官学校不承认兰训班学生的警校
学籍，所以兰训班虽毕业学生w　余人，都是没有毕业证书的。他们在毕业时填写表
格就算是毕业证明，宣誓就算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此外也要看戴笠什么时候有空来
兰主持毕业典礼，因此毕业时间从来不预定。
　　　　1945年8　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各种检查机构撤销，撤了不少军统特务人员。
　　　　1946年3　月，戴笠乘飞机摔死后，毛人凤继任军统局长。蒋介石对毛人民不如
对戴笠重视，因而受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对特务经费上的限制；加上戴笠平时和李士
珍的矛盾摩擦，李乘机将警察教育权揽到自己手里，将兰训班合并到新疆警官学校
第三分校，换了一批人员来兰州，兰训班从此结束。
　
　

　　　　　　　


　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
　　　　　　　　　　　　　　　　　　　　　　　　　　　　　　王方南
　　　　　　　　　　　　　　　　　　　　　　抗战初期军统上海区的活动
　　　　1937年2　月，戴笠派周伟龙到上海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把我带往上海区
在内勤当助理书记，负责编审情报工作。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原外勤方面
各组组长先后调往内地。后来接任组长的有阮清源、刘健、朱啸谷、刘方雄和我
（情报组组长）。是年夏天，军统局派程一鸣接任上海区书记。不久程调往重庆，
军统局又派郑修元接任书记。
　　　　周伟龙初到上海区，忙于交接工作，调整人事。正要开展活动的时候，适值抗
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上海区只能凭借租界活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了，然而军
统上海区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并未因此而放松。但是我担任情报组长期间，并没有搜
集到中共方面的重要情报，只得到程慕颐搜集来的一些学生情况和秦承志抄来的一
些可疑的信件。除此之外，还由阮清源、朱啸谷搜集了苏联领事馆人员的动态和苏
桥协会的一般情况，内容亦不重要。
　　　　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起用汉奸梁鸿志在上海成立维新政府，苏锡文在浦
东组织伪大道市政府，陆伯鸿等在南市组成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一时，汉奸活动
十分猖獗。戴笠令军统上海区暗杀一些上海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即成立了两个行
动组，由赵理君和林之江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汉奸活动。当时被上海
区打死的汉奸有周凤歧、陆伯鸿、陆连奎、张啸林和唐绍仪①等人。
　　　　在军统上海区的暗杀活动中，刺杀唐绍仪为影响较大的一例。唐绍仪在袁世凯
政府中当过国务总理，与日本外交官员多有相识，南京沦陷以后，唐绍仪与日本有
接触。事为军统上海区情报员谢子磐所悉（谢是唐的亲戚，与唐常有来往），乃报
告上海区。周伟龙得报，决定暗杀唐绍仪。
　　　　上海区的暗杀活动，引起了公共租界当局的不满。1938年夏秋，我和刘方雄先
后被公先巡捕房当作暴徒逮捕。后来军统局出钱贿通了公共租界探警人员，我和刘
方雄才得获释。因身份暴露，我和刘方雄获释后都调往军统香港区。1939年初，周
伟龙也被法国巡捕房逮捕，经疏通后亦获释，周获释后即调往重庆。周伟龙调走后，
由朱啸谷代理上海区区长。不久，军统局派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1940年初，由于
上海区管人事的陈明楚的出卖，上海区被江伪76号特务机关破获，王天木被逮捕后
投降了汪伪政府。军统局又派陈恭澎为上海区区长。不久，陈恭澎也为江伪76号特
务机关逮捕而投降。不少投身汪伪的军统特务在抗战胜利后又都以“地下工作者”
　　　　自居，摇身变为“有功之臣”了。
　　　　上海“八一三”抗战刚爆发，戴笠即带毛人凤、文强等人从南京来上海，伙同
杜月笙等在杜美路（今东湖路）10号成立了一个“苏浙行动委员会”，着手组织反
动武装，周伟龙也参与其事。当时由杜月笙的徒弟陆京士等在上海郊区纠集流氓，
文强去浦东收编游击队，罗宝去太湖收编土匪，合并组成一支部队，定名为“别动
队”，其总指挥为刘志陆。沪宁撤退以后，又成立“忠义救国军”。上海失陷后，
忠义救国军步步后退到安徽，在广德设立总指挥部。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南京成
立了一个交通警察总局，将忠义救国军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由吉章简、周伟龙、
马志超先后担任总队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马志超把原忠义救国军改编过来的
一部分交通警察总队调到上海担任防守，在上海解放战役中，这些反动部队全部被
人民解放军消灭。
　　　　抗战期间军统香港区的活动1。军统香港区组织人事与一般情报活动1938年11月，
军统局把我调往香港担任军统香港区助理书记。此时，香港区区长是郭寿华。1939
年春，郭寿华调往重庆，由李崇诗接任区长，另派曾广勋为副区长。1940年春，李
崇诗调往韶关，曾广勋调往加尔各答，由王新衡和刘方雄分别接任区长和副区长，
刘方雄的书记一职由沈介人接任。香港区外勤设有三个情报组，组长张圣才于1940
年下半年调往菲律宾，由我接任组长。另外，香港区还在澳门、广州、汕头、琼崖、
海口和广州湾各设立一个组。
　　　　香港是一个国际间谍特务集中活动的地区，军统局对于国际情报的搜集非常注
重。香港区曾通过香港英国当局的政治部华籍探员方水（又名廖独航）等人的关系，
从英国方面间接搜集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方面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另有专门搜集
国际情报的章克等人，不断向香港区提供苏联方面的情报。此外，香港区对于中国
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以及工人、学生、进步文化人士的活动也同时注意搜集。香港
区的另一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当时广州、琼崖都已沦入日寇手中，
军统设在两处的情报组就专门搜集日寇在沦陷区的活动情况。同时香港区也注意搜
集华南日军调动的情报。
　　　　1940年下半年，我当情报组组长时，化名为王霖和王汝霖。下辖组员有：香港
英国当局政治部探员方水、潘波、霍保，国民党香港海员党部总务科长冯中达、《
星岛日报》编辑沈秋雁，《珠江日报》编辑刘大炎等人。通过这些组员搜集了不少
情报，均由我亲自撰编转报重庆军统局。
　　　　1941年夏，沈介人调走，由我接任香港区书记，由冯仲达接我的情报组长之职。
　　　　次年1　月，香港被日寇占领，香港区把组织缩小为香港站，由刘方雄为站长。
2　月间，我和王新衡先后奉调离开香港去重庆。
　　　　2。重伤林柏生汪精卫的“艳电”是在汪的亲信林伯生主办的香港《南华日报》
上发表的，军统香港区十分恼怒，决定对林柏生采取行动。香港区本来打算把林柏
生暗杀掉，但恐引起香港英国当局的不满，故决定把林柏生凶殴一顿，予以警告。
　　　　香港区情报员刘大炎在香港《珠江日报》当编辑，郭寿华就要刘利用记者身份
与林柏生接近，另派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随刘大炎跟踪侦查林柏生的日常出人途径，
伺机行动。1939年1　月间的一天，当林柏生在马路上行走时，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
上前用铁棍对准林柏生的头部猛击一棍，将林打成重伤，乃扬长而去。
　　　　3。营救戴笠1940年秋天，戴笠在香港被英国巡捕房扣留了一次。事情是这样的
：戴笠有个女秘书叫余素恒，原是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学员，戴有意娶她为妻，准备
把她送往美国去留学。余素恒在香港办好出国手续，戴笠特地从重庆乘飞机赶来香
港为余素恒送行。他刚下飞机就被英方人员扣留。事情发生后，刘方雄即打电话给
我，要我打听戴笠的下落，设法营救。我马上找到在香港英国当局的政治部当探员
的香港区情报员方水，询问戴笠被扣情由。方水告诉我说，戴笠到飞机场时，英方
人员检查了他的行李箱，发现了大量美钞和港币，认为可疑，乃将其拘留（另有一
说是英方知道他是戴笠，故意将其扣押，给他点颜色看看）。戴笠被扣后，刘方雄
急电重庆毛人凤。后经重庆与英国大使馆交涉，戴笠才被释放。戴笠对此非常气愤，
但亦无可奈何。
　
　

　　　　　　　


军统闽北站始末
　　　　　　　　　　　　　　　　　　　　　　　　　　　　　　林成基
　　　　军统早期在福建的机构有由郑衰雄为组长的浦城直属组和由连谋为组长的厦门
直属组。1933年“闽变”后，浦城直属组发展为军统局闽北站，厦门直属组扩大为
军统局闽南站，两站都直属军统局局本部领导。
　　　　闽北站在1938年以前组织比较精简，先后有郑寰雄、卓飞。张超等为站长，其
中卓飞、张超都兼任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站股成为一体。1937—1938年张超任站
长时，以谍报股股长身份，在闽北闽南各地招徐土匪，收编民军，作为自己的军事
力量；同时与已退役的闽籍海军陆战队将校如金振中等勾结，提出“闽人治闽”的
口号，积极计划驱逐福建省主席陈仪。张超还经常不经保安处批准即以谍报股名义
擅自捕人或把人秘密处决，在福州制造恐怖气氛。后张超因有倒陈活动及越轨跋扈
事实被陈仪以反抗政府罪名执行枪决。
　　　　我于　1938　年　11　月自临浪特训班毕业回到福州时，闽北站与保安处谍报股已
分开，闽北站站长为严灵峰，谍报股股长为庄心田。
　　　　自临游特训班毕业的学生派回后，闽北站开始扩展组织。1939年初成立福州情
报组，严灵峰派郑琦任组长，福州组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沦陷时潜伏福州活动，并秘
密联络运用海军退役军人，准备沦陷后由他们出任伪组织职务，以掩护敌后活动。
　　　　闽北站又以闽东各县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且地处海疆，日军随时可能人侵，
乃派郑浩铭为闽东组组长，组部设宁德。郑浩铭到闽东后不闻有甚发展，不久即调
去息烽训练班任政治教官。后任组长张生亚又自行下海投张逸舟匪部，闽东组即这
样陷于停顿。
　　　　1939年1　月，闽北站派陈国元为预备实习情报组组长，把前由张超保送、刚从
临遣特训班毕业的人员统归该组联络，实习情报工作。
　　　　10月，闽北站又解散福州预备组，成立福州行动组，派杨又凡为组长。1939年
行动组暗杀谢荫坡后，为避免陈仪查究，把凶手调离福州。
　　　　1939年至1940年间，闽北站还在马尾设立情报据点，派周可寄为马尾组组长。
　　　　1940年下半年，原在息烽训练班医务所当护士的王友庚自息烽回福州，闽北站
即派王去马尾开设诊所，以掩护马尾组活动。
　　　　闽北站设有电讯支台担任电讯联络工作。各分台在平时亦每天与总台联络一次，
组的紧要情报可以径报军统局，后再报闽北站。在战时，各组所得的有价值的情报
都先行径报军统局后报站。直至伪维持会成立，福州组运用人员金振中出任伪公安
局副局长（局长是萨福畴），孙少泉（即国源）为伪财政局局长后，行动组组员王
仁贵、陈以鉴等由金振中安插在伪公安局所属派出所当巡官。行动组组长张武之来
往福州通过情报组组长郑倚及王仁贵等与闽北站联络。
　　　　福州沦陷后，南平地位日显重要，闽北站乃成立南平组，派刘崇丰为组长，着
手筹组。当时闽北的建阳亦成为交通要点，而且地处山区，共产党游击队陈枯老
（陈贵芳）部就在附近活动，为了掌握建阳地区的情况，闽北站又设立建阳组。
　　　　福州沦陷后，站和福州的潜伏组联络需要专设人员，乃调福州行动组组员陈其
鸣担任交通，定期来往南平福州间，运送经费、电讯器材等。沦陷期中，福州伪组
织的汉奸很多都与军统特务拉上关系，福州行动组几已失了行动意义，闽北站乃于
1941年6　月间把行动组撤销。那时闽北站所属的公密单位中已经暴露身份及无适当
工作可派的特务分子被大量调去受训。
　　　　上面所说的是闽北站从1938年至福州第一次沦陷时的秘密单位人事布置情形。
　　　　这阶段闽北站掌握的公开机关有：（1　）省保安处谍报股。谍报股虽是保安处
的机构，但一切人事经费都由闽北站控制，所以闽北站是谍报股的真正上司。谍报
股以全省为工作范围，当时闽北站所得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