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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秘闻-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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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先后调训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的武装特务三四万人。
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春，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美国为军
统局训练一批交通警察警官，如军统局高级特务郑锡麟、鲍志鸿、乔家才等。
1949年，国防部保密局逃往台湾。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
为了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派庄士顿上校到台湾台北市和保密局合作。在台北市厦
门街设立中美联合办公处，简称联公处，刘镇芳任处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冲绳岛
也为保密局训练一批特务。同时，美国要求蒋介石支援侵朝战争，设立大陆工作处，
由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兼任处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台北市郊区北投，设立
中美办公处（公开名义西方企业公司），企图在中国大陆进行特种战争。
1955年，国民政府设立国家安全局，美蒋特务合作成立中美情报会报，由此产
生一个中美情报协调中心，设在台北市信义路三段。这个庞大的美国特务机关，以
美国海军通讯辅导中心为掩护，向蒋特提供金钱、物资、技术的援助；以台湾为空
中侦察中国大陆的基地，侦察中国大陆的军事设备，摄取大陆的地形地物。从1958
—1964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从台湾起飞的间谍飞机有RB57A 型、B17 型、RB57D
型、RE10lC型、pV－7 型、U －2 型共10架。
从公审周佛海看蒋伪合流
刘子瑛
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算得上一件轰动一时的时事新闻。笔者当时是国防部军事
新闻通讯总社的新闻记者，曾有机会列席一次公审旁听。
1946年10月间，报纸上发表了要开庭审判周佛海的消息，地点在南京红纸廊朝
天宫。事先向各机关发出了旁听证，拿到旁听证的人可进入朝天宫最后进的正厅内，
开庭审判就在那座大厅内进行。大厅外和大门外都安装有扩音喇叭，没有旁听证的
群众，则聚在大厅外或大门外仁听播音。
一个薄雾浓云的阴云深秋天气，新凉初透，早饭刚过，人们从市区各个角落来
到朝天宫。厅内外，院子里，以至大门外，人群拥挤，等候着开庭审判。
约莫上午8 时左右，大门外开来了押送周佛海的囚车，周逆被武装法警从囚车
上押下走向大厅。周逆一路低着头，垂着手，走到被告席。他穿着一件新灰布薄棉
袍，灰白头发略显蓬松，眼皮浮肿，面色蜡黄。大厅正中上座首席是最高法院特别
法庭庭长石美瑜，两旁列坐陪审及工作人员。周逆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和章的助理律
师及随员列坐大厅左上方。新闻记者和党政机关代表散坐大厅左右两侧，有的仁立
在左右两廊。
审判是由检察官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主文开始起诉，叙述了周逆
从组织“低调俱乐部”破坏抗战，到随同汪道精卫叛国，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
反抗本国的一系列罪状。周逆对所列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着重辩解，诡
称他“通谋敌国”是“图谋保卫本国”，而不是“图谋反抗本国”，在“保卫”二
字上大做文章，曲尽狡赖诡辩之能事。接着他还滔滔不绝地宣扬他那一套“曲线救
国”的投降谬论，列举1941年以后四年间与重庆方面军统戴笠和第三战区顾祝同等
许多往来事实，为己辩护洗刷，说是“效忠党国，有利抗战”。尤其滑稽的是，他
还自我表功，说他组织了十几万税警团部队，在沪宁一线保护京沪国道，阻止新四
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地，重庆方面曾给予赞许等等，要求法庭对他减轻判刑。周道
提出两个主要人证：一个是军统局长戴笠；另一个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
戴笠的死，周道十分惋惜，当庭失声痛哭地说：“如果戴笠不死，可以替我作证。”
经过复审，最后宣判对周佛海处以无期徒刑，监禁终身。不久，周逆病死在南
京老虎桥监狱中。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周逆的公庭对簿来追溯一下周佛海的汉奸历史始末，掀开
这一汪浊水，更可露出在蒋、敌、伪合流下的一堆污泥。
早在抗日战争前，周佛海就是国民党CC系的大将，曾任过一段时期的蒋介石随
从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委员长侍
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战争刚开始，他就主张妥协，反对抗战。他和陶希圣、高宗武
等几个人，躲到紫金山灵谷寺，秘密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胡说什么“战争如
果延长下去，中日双方都有困难，中国感到痛时，日本只不过有点痒痒；等到日本
感到有点痛时，中国已经痛得快要死了！”并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再战必亡”等
汉奸谬论，以配合德国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的诱降。周佛海并向蒋介石建议，秘密
派高宗武去香港打听日方的和平条件。当时蒋介石因为日方所提条件过多地损害他
和英美方面的利益，而没有拍板成交。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对汪精卫一派伸出了诱降之手。这时
周佛海又伙同高宗武、梅思平积极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效力。
1938年冬，先由周佛海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身份，伪称外出视察，跑到昆明，
游说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随即汪精卫本人带同他的班底
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一伙也到了昆明，再去越南河内。这时日本首相近卫又
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立即发表通电响应，这就是1938年12月29日的所谓
“艳电”，公开在香港各报发表。
蒋介石在汪精卫逃到河内后，发表“艳电”前，曾对汪施行软硬两手：先是派
谷正鼎携款50万元和出国护照，劝江出国去欧美旅游考察，阻他去南京上海与日方
单独合作，汪不听；接着，蒋就派军统特务去河内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了曾仲
鸣，吓跑了汪精卫。
周佛海随汪精卫到上海后，又随汪去日本与主子会谈商议，回国后，即着手筹
组江记党政机构组织。1939年夏，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40年伪
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张，汪道自任代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
长兼财政、警政两部的部长。1944年冬，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国府主席，周佛海
任上海市长。
周佛海这个大汉奸，在他近七年（从1938年12月一1945年8 月）的卖国生涯中，
前三年，是大捧汪精卫的丑角，大拍日本主子的马屁，使出浑身解数替日、汪卖力。
可是他嗅觉灵敏，惯会看风使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主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
过，周佛海看准风向，认为投靠汪精卫不如投靠蒋介石，讨好日本不如讨好英美。
所以在陶希圣、高宗武滑脚溜走，重新投人蒋介石的怀抱受到重用后，他也积极与
重庆方面搭桥牵线，另辟后路。而蒋介石也正好利用周佛海替他拉拢日、蒋亲善关
系，搜集沦陷区情报，打击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活动。这就是周佛海在开庭审判时辩
解的所谓“通谋敌国，图谋保卫本国”。
1941年间，戴笠在蒋介石授意下，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从湖南接到贵州，要她
写信给周佛海，叫周要作忠臣（忠于蒋介石），才能算是“孝子”。从此，周佛海
就与蒋介石重新拉上关系，大搞蒋、敌、伪合流的勾当。
以后，周佛海与戴笠称兄道弟，秘密往来函电和人员。周一面在汪记财政部上
海办事处替戴笠设秘密电台，掩护军统特务搜集和发送情报；一面亲自为重庆方面
积极搜集和提供情报。同时，还和在上饶的第三战区顾祝同拉上关系，给该战区人
员搜集情报，贩运私货，大开方便之门。还积极协助顾祝同、韩德勤部队破坏新四
军的敌后抗战活动。特别在“皖南事变”以后到抗战末期，蒋介石一再要戴笠转告
周佛海，一定要打击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活动，阻止新四军靠近沪、宁铁路沿线，
严防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因此，周佛海把他控制的财政部税警团等武装扩大和
加强，与新四军对抗。这些汉奸武装，后来因“保护京沪国道”有功，抗战结束即
被蒋介石收编，摇身一变而为“忠义救国军”。
1944年初，重庆方面派军统上校专员周镐到上海找周佛海，被周委为汪记军委
会的科长，后升任江苏省镇江区行政专员、财政部警卫团团长等要职。1944年秋，
周佛海的母亲病死，戴笠亲自赶去办理丧事，替周充当孝子。周十分感激，更加卖
力给戴办事，为蒋效忠。
周佛海满以为狡免三窟，营藏有术，蒋介石一定会保护他。哪知蒋介石怕他这
种为蒋、敌、伪合流直接牵线的大汉奸揭露内情，以致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急派戴
笠把周佛海带到重庆，转往息烽集中营秘密关押。周佛海以为有戴笠替他作证担保，
有恃无恐，不料戴笠坠机殒命，周才着急起来，伤心地哭了几场。
蒋介石一开始就判了周佛海的死刑，周不服，一再申请复审改判。于是，就导
演了一出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的闹剧。周佛海在公审中，提出他早与重庆方面有往来
的事实证据，本想借此获得减刑轻判，哪知反而触痛蒋介石的心病，使其坚持非枪
毙周佛海不可。这时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亲自去找陈布雷，要陈代她转告蒋介石，
说她和周佛海早已把周在南京、上海期间与重庆方面往来函电，包括戴笠私人函电，
甚至蒋介石的亲笔手谕等件，都拍成了照片，存在香港某银行的保险柜里，如果蒋
把周佛海杀了，她会去香港；就是把她杀了，香港那里也有人会把那些照片登在报
上揭露真相。杨淑慧使出这一着杀手锏，蒋介石招架不住，着了慌，赶忙约见杨淑
慧，亲口答应免周佛海一死。果然不几天后，报上登出周佛海被判处无期徒刑、监
禁终身的消息。
军统局“策反”汉奸周佛海的经过
王安之
周母狱中一封信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玩陵东乡杨树井人。“父早死，跟母亲长大。以后留学
日本，并参加国民党，历任中央委员和政府要职。1940年春，他同汪精卫一起，在
南京组织汉奸政府，出任财政部长等职。
当周佛海等在南京组织汉奸政府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即将周佛海的母
亲从湖南玩陵老家押解到贵州，监禁在息烽县的军统秘密监狱里。
1941年12月8 日爆发了太平洋大战。战事起后的第二天，我在重庆接任军统局
上海实验区区长（前任区长毛万里调福建浦城筹组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后来，上
海区又扩充为华东区，主管华东沦陷区的工作。当时，戴笠一再强调说：“太平洋
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对于南京、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奸，正好利用
时机，进行”‘策反’，并可利用汉奸家属，作为‘策反’汉奸的门路。“
于是，我在1942年2 月初，用周佛海母亲口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
容，只说她（周母）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盼望周佛海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
写上意思双关的四句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阎望子归。”
这封信，先经戴笠批准，再送息烽看守所征求周佛海母亲同意，然后备了公文，从
重庆发到香港军统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到上海第二情报站。第二情报站副站长姜
尚诚是浙江江山人，戴笠的同乡，戴认为可靠。当时指示姜尚诚，待周佛海从南京
回到上海时，就将这信送到湖南路周佛海公馆，信面上写明周佛海亲启。信里另附
一页信，约定在三天内，如有回信，可送交指定地点，转往重庆。但是，这封信送
去之后，当时未见周佛海回音。
周佛海遣使入渝
1943年3 月中旬，有一个名叫程克祥的（江西景德镇人），来到重庆枣子岚漱
庐军统局对外联络机关，说是南京来的，有重要公事，向军统负责人当面报告。军
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指定我去接谈。接谈中，知道程克祥原是军统南京区的情报通
讯员，南京沦陷后，被汉奸特务机关逮捕，押人监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
亲去信（即上面所说的那封信），便向特务机关打听，得知程克祥是军统分子，便
用“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名义，将程克祥解到周佛海公馆，优礼相待，有时由
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谈谈。这样一住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思，便请杨
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
心中反党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 月，周佛
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意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
石。程克祥答应了，所以从南京来到重庆。
程克祥说完，掏出周佛海的信来。我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手笔，便招待程克
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我回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
片，证实程克祥确是军统南京区情报通讯员，于是将经过情形签请毛人风转报戴笠，
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并不是冠冕堂皇的一封信，而是日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上面用
毛笔行楷，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我在签报
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样回南京，利用周佛海关系，在南京建立无
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
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戴笠的阴谋诡计
过了三天，已是1943年的3 月下旬，戴笠通知我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
参加“四一”大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母亲特别优待。戴笠的用意是：
让程克样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预料
程克样要求探望周佛海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我即如法炮制，
—一照办。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求探望周母。我报告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
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后来程克祥回到重庆对我说：“周母生活很好，天天
在吃白木耳呢。”我听了好笑。
签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向曾家岩戴笠住
宅的机要室打听，才知道戴笠已将周佛海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去了。因为事关勾结
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不留任何痕迹，只作口头报告。事实
上他得到蒋介石允许，才通知我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的。可见这事在当时
的确是一件偷偷摸摸的勾当。
“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风和我，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宅晚餐。
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指
蒋介石）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
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报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
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
接着，程克祥问：“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
哪些方面？”
戴笠说道：“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
的钞票一律调换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
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
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
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
备金，到底储备得怎样，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
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
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反正过来，政府是宽大为怀
的。这事你可相机进行。至于情报报道，那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笠于晚餐席上又向程克祥说：“丁默屯在南京的情形怎样？”程克祥
回答：“丁默屯在南京和李土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
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戴笠听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我听到戴笠对程克祥所说这番话，知道他对于策反工作的目的，只是一种政治
投机，利用策反名义，对汉奸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敲诈勒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还是照戴笠的意思，在第二天选派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本和无
线电收发报机，跟程克祥一路去南京了。暗中还指定文书、译电员，随时密报程克
祥和周佛海情形，另又指定电台报务员，随时用台密（电台专用密本）报告文书和
译电员情形，这样层层监视，步步为营。
不尽汉奸滚滚来
程克祥等到南京不久，周佛海又千方百计争夺到上海市长。他在伪政府代主席
陈公博面前坚决表示，宁可不干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非干上海市长不可。这个道
理很明显，周佛海从程克样方面得知了戴笠的意图，所以他一定要干上海市长，可
以大大地直接搜刮一批民脂民膏，作为储备券的六成准备金，来报效戴笠和蒋介石，
作为他立功赎罪的资本。可惜这种办法，只是加重了沦陷区人民的无限痛苦。
关于策反方面，周佛海首先介绍他内弟杨惺华，通过程克祥与军统发生了关系。
杨惺华也是湖南人，因是周佛海至亲，成为周佛海面前第一个心腹之人。周佛海兼
任财政部长，杨惺华名义上是财政部的总务司长，可是他这个总务司长在财政部权
高一切，等于财政部长。如今摇身一变，跟着周佛海也投人军统。
陈公博原是汪精卫死党，汪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原任的行政
院副院长即由周佛海接任，所以周佛海与陈公博是一鼻孔出气的。自从周佛海与军
统发生关系后，陈公博也来东施效颦，于1943年6 月间，派一个姓竺的（四川人）
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也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
策。这封信仍然落在我手里。我签报戴笠后，戴笠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陈
是汪精卫的死党，又是汉奸政府主脑，这事不要理他。”事实上汪精卫死后，陈公
博在汉奸集团中已成鸡肋，所以戴笠不以他为策反对象。事后那个姓竺的回复了陈
公博，从此陈公博知道政治上没有退路，便迷恋声色，醉生梦死。
另一个汉奸鲍文越，辽宁凤城人，保定军校出身，原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曾
任张学良的参谋长和驻京代表。张学良对他很信任，只因1936年西安事变后，不久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从此鲍文越郁郁不得志，逗留在上海。1939年被周佛海拉拢，
出任伪政府的军政部长。当时，张学良正由军统局看管在贵州修文县军统秘密看守
所。戴笠于1939年冬，曾要求张学良写信与鲍文越，劝他与军统发生关系。鲍文越
接信后，虽未拒绝，但也只是敷衍。自从周佛海与军统发生了关系，戴笠再一次要
求张学良写信给鲍文越，同时由周佛海从旁启发，鲍文越与军统也就进一步发生了
关系。
这里有一个插曲，即在1943年秋，张学良已从修文迁到桐梓，戴笠第二次要求
张学良写信与鲍文越。当时张学良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戴笠给他一根好的钓鱼竿，
说是他喜欢钓鱼，可惜没有好的钓竿。张学良这话是有意讽刺戴笠的，就是说钓鱼
也得要一根好的钓竿，如今你把我扣押起来，还要我写信给鲍文越，劝他来归，那
就好比既要钓鱼，又不给好钓竿。戴笠对张学良的意思也知道，可是对于张学良的
要求，难以拒绝，只得派人买了一根可以伸长缩短、左弯右屈的美国钓鱼竿，送到
桐梓看守所给张学良，暗示“大丈夫能屈能伸”。
另一个汉奸了默屯，原是中统局的老牌特务。1939年，他比周佛海先到南京。
他一到南京，就在日本特务机关支配下，和汉奸李士群一起，正式成立特务机关，
也称为调查统计局。这个调查统计局，正与重庆蒋介石集团的军统局、中统局针锋
相对。戴笠知道了，毛骨悚然，所以1943年4 月初，戴笠在程克祥面前曾问起了默
屯的情况。待程克祥说出了默屯已是肺病第三期，说话都没有响声了，戴笠才哈哈
大笑说，且看他悔悟如何？戴笠的用意是暗示程克祥对于丁默屯可以策反，只看他
悔悟如何。果然戴笠这话，先由程克祥传到周佛海，再由周佛海传到丁默哪，于是
丁默屯在1944年便也与军统发生了关系。当他出任浙江省长时，将戴笠派遣特务葛
谷光安插为浙江省会警察局长，从此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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