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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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作过自由修养人，就到过阳朗坝多次。与我同时被提出作自由修养人的，还有中
共党员宋绮云、刘丕光等多人。
　　　　（四）特别优待修养人：这种类型，为数不多。其所以称之为特别者，其一，
因其案情与一般不同；其二，因其生活待遇也与一般有别。而从其住区来说，又可
分为两类：一种是住在集中营之内的，一种是住在集中营之外的。
　　　　先从后一种说起。关于这一类，可以举马寅初先生为例，马寅初先生在抗战中
期因发表一些金融问题的言论被扣押以后，先拘禁在重庆。后来又转送息营。为表
示优待，第一步即住在息营百步外一间小屋。其生活情况，较忠斋优待室为好，但
不及自由修养人，行动完全限制，且不准与外面接触。我们相距虽近在飓尺，并没
有会面。他被禁闭不久，即恢复了自由。
　　　　至于张学良将军，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
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是很严的，除武装警卫外，还特派
一人同住，名为照拂，实则监视，非经他许可，不能接见任何人。他偶尔去过贵阳，
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的。在他押禁息营期间，我只听到有两个人来看过他，
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息，照例要去探看一下，不过是看看情
况，好向蒋报告而已。他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
张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可见其苦闷与愤怒之情。杨
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他的夫人也同居一处，生活
与监视情况，大致与张学良相同；但行动限制，还在张学良之上。其夫人曾在息生
一小孩。她因受刺激过度，有精神失常状态。两个随从人员，都关在息营本部。
　　　　关于住在营内的特别优待修养人，其生活情况，各有不同，但活动范围，则大
致相似。可以举出几人为例。
　　　　（一）蒋介石的胞兄郑绍发：这个神话性的人物，只要你一见面，就可以肯定
确是蒋介石的同胞弟兄。他自1941年从河南跑到重庆来找蒋介石，不特没有会见，
反而被扣，先拘禁在重庆的白公馆，曾与我同住过。以后为保守秘密，又转送息营。
据军统人说，这完全是戴笠的布置，蒋介石并不知道。但实情如何，我们也无从明
了。军统对郑，除衣食住优待外，初次即为其寄200　元回家，以后每月还代他寄几
十元。郑到息营后，自住一小屋，被准许在营内一部分地区走动，但一不许与人接
谈，二不许走近一般监房。这种限制，当然还是为了保密起见。但以后就去向不明
了。
　　　　（二）汉奸周佛海的一家：包括周的母亲、妹子、妹夫、岳父母等一共6　人。
前面说过，在捕来时，除周母、岳母及妹子关在义斋外，其岳父则住忠斋优待，妹
夫在平斋。后来因为周佛海与戴笠有进一步勾结，另在营内建一小房子，使其三家
同住。每月发给生活费，准其自由起伏。但活动范围仍受限制，大致与郑绍发相同。
　　　　（三）戴笠的情妇邹志英：她虽失掉身体自由，但仍有对外通信的自由，同时
还有发牢骚的自由，即主管者亦不敢干涉。至生活情况，与自由修养人类似，但不
参加工作。
　　　　（四）外籍修养人：在押的外国囚犯约在10人以上，国籍则颇复杂。计有白俄
6　人，听说都是流浪贵族，有军人也有神父，被捕原因不明，时间已相当长。捷克
斯洛伐克1　人，名叫米罗斯，住在中国很久，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思想颇进步，
被捕原因可能与党的工作有关。日本籍2　人，听说是间谍嫌疑，大概是日侨。西班
牙1　人，是一个中西混血儿，通几种外国语文，也能讲中国话，原来在汉口当买办，
主要经营猪鬃生意，是在抗战中期被捕的。这些人中除西班牙人被提出在教务所工
作外，其余的都关在一般禁闭室，生活情况与一般修养人无异。
　　　　除此以外，还有若干华侨，以云南及广东两省的为多，是从越南及缅甸回来的
；其中有个别的是军统在海外的干部。
息营的组织与人事
　　　　由于息营的内部情况复杂，它的组织规模也相当庞大。尤其是在周养浩主持以
后，一再扩张，编制超过原来规定的几倍。周养浩接任不久，就提出“监狱学校化”、
“监狱生产化”两个口号，于“加强思想教育感化工作”的同时，也加强生产业务。
除了扩大教务所的组织外，又添设专门机构，来经营生产业务。在建立了一些工厂
以后，进一步更兼营商业和运输。而周养浩也投机发财，息营主任成为军统内部人
所共羡的肥缺了。
　　　　周养浩很清楚，为了发财，就必须剥削囚犯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思
想教育”工作，也需要一批知识分子。因此，他一面将全监的犯人组织起来，参加
生产劳动，一面又调动全监的知识分子来加入工作。当时组织概况如次：息营的最
高负责人是主任。在这个小王国里，主任就是一切。主任之下，有秘书室，是执行
工作的指挥所。某些特别性的工作，还是由主任直接领导的。此外，在主任直接指
导之下的，还有几个具体单位：第一组管总务和医务所。第二组管全营警卫、行动
和监房。第三组管给养。第四组专营生产业务，范围相当大，所有息营的工厂、商
业、运输业的经营，均由该组管理，工作人员也特别多。以工厂而论，有印刷所，
规模并不下于一个报馆。还有缝纫部、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草鞋部、洗衣部
等若干单位。同时还直辖汽车运输队和消费合作社。此外，还有特务队也直接对主
任负责，同时受第二组节制。
　　　　与上述工作平行，而为息营重点工作一环的，则为思想感化与考核工作。这部
分工作基本上由教务所负责，第二组和秘书室也配合协助。教务所的组织，除所长
外，下设三股，即：教导股、编辑股、图书股。在编辑股领导下，有复活月刊社。
教务所原为教诲室，以后才扩大组织，工作人员也由几人增至十余人。
　　　　关于息营的人事，首先从主任周养浩谈起，他是戴笠的小同乡，在上海一个野
鸡大学混混之后，即走上特务之路。凭借裙带关系，在军统局从法官干到司法科长。
为人阴险毒辣，是一名杀人出色的刽子手。在他的刀笔下，不知决定了多少人的死
刑，所以颇得主子的赏识，特派来担任此职。
　　　　第二把交奇。秘书室主任邓文仪秘书李祖卫，都是清一色江山人，李且系军统
局秘书下调协助工作的。邓则是一个少壮派的特务干部，其职权仅次于周养浩。
　　　　第一组组长卢某，也是江山人。组员有张明宪等多人，都是浙江籍，同为军统
特务班出身。医务所只有两个医生、两个看护。其中医师郭某，广东人，美国博士，
是一囚犯被提用者。
　　　　第二组组长陈某，是浙江诸暨县人，军统特务训练班出身，只20多岁。配备的
行动人员很多，都是一些如狼似虎的打手，且有青洪帮人物。这一群杀人不眨眼的
小魔，都是穷凶极恶、无恶不作的人。在平时逮捕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审讯时
用毒刑是他们的专业；杀人时则是刽子手。在押的军统有名的杀人特务朱山猿（解
放后潜伏在上海被捕）也是该组组员之一。
　　　　第三组组长徐某，江山人，因办事不力，贪污有据被拘办，提用在押的东北军
副军长黄显声担任，据说他是为与日正操同志的关系被捕的。吕在参加八路军之前，
是黄的团长。黄为人忠直能干。黄与我同住忠斋很久，颇为接近，无话不谈（解放
前夕为反动派屠杀）。至该组组员在犯人中提用者，计有宋绔云（杨虎城秘书）、
杨醒民（杨的警卫员）和张学良的副官张某，这几位后来也为反动派所屠杀。
　　　　第四组为添设单位，组长人选也是提用在押犯人、军统干部、广东海军舰长郑
某。组员之多，仅次于第二组，除周养浩江山系的乡亲多人外，多在囚犯中提用。
如丁氏兄弟、王某等。丁某原在南京开汽车行，因会开车，所以调作司机。王某则
因干过报馆经理，调任印刷所职务。
　　　　特务大队长，原系浙江詹某，后因事禁闭，改派吴某代理。
　　　　至于教务所，自成立之日起，即由在押囚犯文光甫担任所长。文系四川人，法
国留学生，系邓演达的秘书，与邓同时被捕，为人沉默寡言。反动派认为他修养有
素，所以调充此职。教务所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多数
是在大学毕业或留学的；能通几种外国语文的，颇有其人。绰号“西班牙”的杨某，
通英、德、法、西以及希腊文。孙履平通英文，当美国人来参观时，即由其担任翻
译。周科征通英文，文光甫通法文，我通日文。所以外语班教员，颇不乏人。在教
务所长之下，设有3　个股。（一）教导股，股长系刘丕光，哈尔滨人，北师大毕业，
因从事救亡工作被捕。股员车耀先，是四川军人，中共党员（解放前被屠杀）。蔡
某，湖南人，原系党员。严守三，桂系分子。孙履平是CC系分子，同时与军统有关
系，在抗战时担任外交部驻沪工作，自由后当选伪立委。此外尚有军统干部李楷、
黄民魂、王某（鄂人，吴佩孚的秘书）等3　人。（二）编辑股，股长是我，曾参加
民主反蒋运动。我曾在息营作过一次关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学术演讲。股员有李
楷、周科征等。我受处分后，即由周负责。（三）图书股，由车耀先及王某主管。
以上这些人，完全是在监的囚犯被提出参加工作的。至于间接为教务所服务的知识
分子，为数更多，但主要系为几个刊物写稿。如后为反动派屠杀之罗世文同志和在
白公馆逃出之韩子栋同志等，都是复活月刊和读书指导的经常撰稿人，名义是特约
撰稿，一般都有稿费。至被提出直接参加工作的，则给以不同程度的津贴。
从所谓思想教育到生产活动
　　　　反动派从他们的特务工作实践中，认识到关和杀是不足吓倒中国人民的。他们
认为必须加强思想感化工作，要求一般人在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前提下
统一思想与行动，死心塌地地永远跟着反动派走。这是一方面。再则戴笠想广收人
才，为将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由于这样，所以戴笠才将息营的思想教育工作，提
高到第一位，同时并主动地去争取高级知识分子。教务所的扩大与充实，在他们的
主观愿望上，是完全为实现这种目的与要求而进行的。从教务所的工作内容概括起
来谈，可以归纳为两个重点：第一是思想感化工作；第二是思想考核工作。而其归
结点则为加强思想统制，使人们思想一元化。
　　　　在具体办法上，关于思想感化工作方面，具体的措施是加强反动思想的灌输。
环绕着这个重心，有几个实施项目，主要为读书指导、笔记解答、学术演讲、集体
训话、个别谈话、文艺宣传等。一方面要强调反共，一方面则须研究封建主义、资
本主义的唯心哲学，为中国法西斯独裁找理论根据，以巩固其反动统治的基础。不
管他们采用什么方式方法，都不能离开这个宗旨。因此，总理遗教、总裁言论，就
成了息营必读的圣经，而最后则以《中国之命运》作为神圣的教材。即汉奸周佛海
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戴季陶的反共著作
等，也成为必读之书。同时又配合一些《四朝学典》、《曾文正公全集》之类，作
为参考的资料。周养浩是戴笠的代理人，每周必举行纪念周一次。除了讲解党员守
则或大事攻击共产党发挥其反共的理论外，就是宣传蒋委员长的伟大和老板戴笠的
英明。读书指导所指导的，复活杂志所宣传的，笔记解答所教导的，文艺活动所标
榜的，也不能脱离这个范围。试一检查多年来在复活月刊上，在读书指导上，在养
正周报上所发表报道的东西，可以说是一贯地灌输反动思想。而人们天天在笔记上、
日记上所写的，也是千篇一律的应景违心之语。在那种万恶环境之下，人们为了生
存，只有这种伪装来保卫自己，以待将来。因此，我可以总结一句话，反动派在思
想感化这个工作上，虽然用尽了心机，耗尽了心血，但所得的效果是相反的。连他
们的特务干部，在内心与行动上，都有不同程度在反对自己，如何能感化别人！
　　　　至于思想考核工作，由于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很低，所以考核也是非常空虚的。
其主要内容，大致有个别谈话、修养报告。日记、笔记审查、奖励报告等。以个别
谈话论，一方面是灌输反动思想，但主要则为考核思想。这个工作，反动派是十分
重视的，而且抓得很紧。每天从主任起，到教导股的每一个干部止，几乎是夜以继
日地不断进行。有些人被提出来，往往一谈便是半天，要点都作出记录。教务所的
工作者，不止是在倾听对方的谈吐，同时也在说教，好似牧师要说服一个不信仰上
帝的人。所以，谈来谈去，决不能得出结论：对于个别谈话的人，已被谈得心说诚
服接受了感化，给以一个正面的肯定的考核鉴定。关于修养报告，那是在管理上一
种消极记录，主要是第二组提供的材料。同样，不能以这种材料为根据，就判断某
人思想的转变。一个作为犯人的人，只要不犯监视，不发牢骚，而又参加劳动生产，
被认为是好的表现，但决不能认为是真诚的内心转变，或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至
于日记、笔记的审查，实际上也是不足为凭的。最后谈到奖励报告一项，主要是由
秘书室供给材料，附有他们的考核按语。看来，多是一些隔靴抓痒的话。此外还有
一点工厂方面的考勤记录，不过是请假与工作的登记表而已。
　　　　反动派的手法，是麻醉与收买同时并行的，为配合教务所的思想教育工作，他
们有一套奖励制度。这种奖励大都为金钱、日用品与加菜之类。被提出参加工作的
少数人，包括教务所的工作者在内，一般都是久经考验、经过斗争生活的人，是不
容易被其麻醉软化的。所以整个说来，教务所干的教育思想工作，包括感化与考核
在内，从某一角度看，或者起了一点安定作用，但从反动派的政治目的与要求来说，
基本上是失败的。
　　　　其次，说到息营的生产活动。
　　　　在后一阶段（解放前两年）反动派对于生产业务，是相当重视的，而且大力在
干。这决非为了改良息营的囚犯生活，主要是周养浩想以息管为经济地盘来剥削囚
犯的劳动力——无偿的劳动力，以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
　　　　生产部门最大的业务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工厂，一个是运输和商业。工厂方面
主要为印刷所的经营。他们从贵阳买进了几副圆盘印刷机和几副全套活字，又从贵
阳聘来一些排字工人与印工。即在营内建筑工厂，训练工人。挑选大批有文化的比
较年轻的人犯参加排字与印刷的短期训练。从息烽、贵阳、重庆各处，接受大批印
件。局本部的文件表册，都由息营包办下来。至于息烽县府、息烽训练班一应公文
教材，也由息营一并承印。至于息营本身的东西，如复活月刊、读书指导、养正周
报这几个刊物，当然都一致改为铅印出版了。在人歇机不歇的情况下，印机简直是
日夜不停地工作。工作的人，几十人一班，轮流交替，还忙得不得了。可见生意兴
隆，生财有道。但作为工人的囚犯们，则普遍感到疲劳过度，营养不足与睡眠不足，
大都眼睛红肿，面黄肌瘦。即使在大棒鞭策之下，怠工、破坏机器和将铅字偷出使
无法完成排字上机等消极抗拒行为，则是经常发生的。反动派为了防止这种事故，
建立纠察小组，日夜监视。同时又实行物质奖励办法，来刺激犯人的工作情绪。
　　　　周养浩为了投机倒把，除了将息营的几部大卡车专作运货之用外，同时还买进
了好几部。利用犯人丁某兄弟等为司机，一面又以带徒弟方式，训练临时司机。为
了怕犯人逃跑，每一辆车子都配上一二个刽子手，作为押车人。驱使这般犯人司机
日夜不停地奔驰于贵阳、昆明、重庆之间，为反动派的发财服务。因为当时在抗战
期间，后方交通工具异常缺乏，各处都是货堆如山，无法运输交流。同时，又派出
心腹干部多人，分驻昆明、贵明、重庆各处，坐地打听行情，并用密码电报相互报
告。如他们在贵阳大批收买木炭、纸张等，运到重庆发售；又从昆明购进大批化妆
品，运到贵阳、重庆。转眼之间，获利几倍。周养浩又命令在运货车上挂上军统的
旗子，作为军用品运输，既不缴养路费，又不缴税捐。当时的交通检查都掌握在军
统之手，所以他们敢于胡作非为。
　　　　除上述两大部门之外，在工厂方面，还有几种业务。如缝纫部也动员了几十个
囚犯工人来干。除了息营本部的囚衣外，接受外边大批服装生意，同样是剥削犯人
的无偿劳动，最多支付几个聘来师傅的少数工资。加上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与
草鞋部的几个单位，都与外面挂上了钩，不止是有货输出，而且有时还派人出去工
作。即以内部所设的消费合作社而论，从饮食业到日用品，行行俱全，其实是合作
社其名、商店其实。以上的巨大收人，绝大部分是人了周养浩、戴笠、毛人风等人
的私囊。因此，在军统中，大家都视息营为发财的宝库，可是因为周是戴笠、毛人
凤的宠儿，他的政治地位也和他的经济地位一样，无法动摇。
　各种问题研究会和戴笠的野心
　　　　1944年夏，因苏联的反攻胜利，国际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戴笠曾到
息烽视察，对于息营的全部情况，认为有进一步考虑的必要。尤其是在禁的许多民
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与高级官吏，既不能全部杀光，也不敢全部释放，究竟如何
善后，已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戴笠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能不收揽一些
政治人才。他的策略是，第一步将他们组织起来，第二步再来运用他们。戴与周养
浩作了几度详密研究之后（据周事后谈，戴曾将全监名册详细审阅，在若干人的名
字下，加了批语），就定出了一个计划。先拨3　万元经费，挑选一部分人组织各种
问题研究会。暂时利用他们在此研究各种实际问题，提出方案，以供参考。具体的
措施是：一次拨发9　万元，一方面对这一部分人提高生活水平，维持他们的身体健
康；一方面则添买一批书报杂志，以补充他们的精神食粮，并供研究参考之用。
　　　　开成立会那天，在一个教室里，布成圆桌式的会场，摆上桌布鲜花，在另一个
教室里，则摆好了几桌筵席，水陆杂陈。开会时，周养浩首先讲话，大意是“各位
都是一时人才，因种种关系，暂来此受屈。戴先生觉得很对不起，要我代表向各位
慰问。抗战胜利在望，国家前途是光明的，各位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戴先生希望各
位多多保重身体，高瞻远瞩，将来多为国家出力”云云。这一席话使我们啼笑皆非，
无话可答。以后即进入饮宴之境，大家碰杯猜拳。在那种环境里，我们得到这种待
遇，诚然有点意外，但每个人思想里，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阶下之四，前途命运，
还是未知数。而且这个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还是一个谜。因为在这样一个绝对
秘密的集中营之中，竟然组合我们成立这样的组织，确是破天荒的事。该会自始至
终，都是在周养浩直接掌握之下。即每次大会，都是由他自己主持的。
　　　　自宣布成立以后，下一阶段，即进入具体的组织过程与研究过程。组织的情况
是这样的：在周养浩直接领导下，分设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四个组。各组均
按其性质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结果，提出具体方案，直接向戴报告。关于成员人选，
是经过他们挑选的，从左到右，各色俱有。人事大致如次：政治组：组长是我，组
员为罗世文、杨世荣、奇丕彰、孙壹东、张资平、黄民魂、孙履平、李楷、阎鉴清
等人。
　　　　经济组：组长周科征，组员有宋绮云、何麟书、舒翼、王某等人。
　　　　军事组：组长黄显声，组员有李铁夫等人。
　　　　教育组：组长刘丕光，组员有车耀先、韩子栋、文光甫等人。
　　　　总人数未超过30人，以政治组为最多。内有军统高干数人，如孙履平、黄民魂
等。共产党员及与党有关系者数人，如罗世文、韩子栋、刘丕光、车耀先、宋绮云
等均为禁闭多年之共产党员，而黄显声、周科征等，均直接间接与党有关系者。其
他大致属于中间集团之人，比较突出者，一为周佛海之岳丈杨世荣，一为内蒙古德
王之代表奇丕彰。
　　　　以住区而论，则以忠斋为最多，其他各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