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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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致属于中间集团之人，比较突出者，一为周佛海之岳丈杨世荣，一为内蒙古德
王之代表奇丕彰。
　　　　以住区而论，则以忠斋为最多，其他各斋亦有，且有多人为自由修养人。所以
开会讨论，必须事先报告，经核准后始可提调集中一处。但四个组长，均同住忠斋，
可以随时交换意见。
　　　　至于研究题目的提出，有两种方式。一为自上而下的指定，一为自下而上的请
求核准，两者同时并用。记得政治组第一次的研究题目，先为上面指定：“开展本
团体政治工作方案”，大家本已根据指示，进行分工研究。但正在进行中，周养浩
又临时变更计划，要我们研究“新监改革计划工作方案”，前指定之题，改作下次
研究。于是我们又根据新的指定来进行商讨。经过几次讨论，才完成初稿，由我统
一整理。内容很多。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改革办法，但原则上不外监狱学校化与监狱
生产化两点。在这段时间，我们看了一些中外监狱改革的参考资料。在完成初稿之
后，先送周养浩审阅，再行誉清交去。当第一次研究任务完成之后，接着又搞第二
次研究，题目即上次所指定者。齐稿之后，先由我统一整理，再讨论通过。此次研
究的重点是把军统作为一个政党前身来考虑，最终的目的是，将来要开展组织成一
个独立公开的政党。毫无疑问，这个政党的党魁，就是戴笠自己。方案里最强调的
工作是，一方面要吸收人才和培养人才，一方面要多创办学校、书店，以及出版杂
志报纸等。对于如何从扩大政治影响到进行实际活动，从秘密工作转为公开的政治
运动，也多少提出了一些意见和措施。
　　　　据周养浩和我们说，戴笠已有搞政党活动的兴趣，但并不放弃特工。戴认为特
工是他将来搞政党活动的基础，但只靠特工为基础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进行公开的
活动。所以他以“明了趋势，把握可能”八个字来作行动方针。他对CC与政学系是
根本瞧不起的，矛盾也很大。我在狱中曾看到他们的秘密刊物（家风），其中有戴
笠的演讲，对于CC大加攻击，并要他的部下，对CC展开全面进攻。CC与军统同为蒋
介石的左右手，但戴却以敌人的态度来对待，由此可以看出戴笠的最后目的，恐怕
不止于作一个希姆莱而已。
　　　　另一方面，我且引出狱中的军统高级干部朱某、黄某等的具体看法，作为具体
参考。据他们透露，戴的野心很大，有决心有计划要自成一家。在各方面，已下了
不少功夫，有些是蒋知道的，有些则蒋也不清楚。根据他们的分析，有下列几点：
（一）与胡宗南的紧密勾结。除了他与胡结为金兰弟兄之外，还叫他唯一的儿子拜
胡为义父。胡的妻子，是戴给介绍的军统特务。他们以道地的封建关系为纽带结成
胡戴同盟。在工作上、人事上，都配合一致，尤其在西北方面。（二）他不断扩充
忠义救国军的实力，而且完全美械化，同时还派了不少心腹干部去加强领导。（三）
与当时伪军有许多联系，一旦转变，可以掌握。（四）全国的交通警察机关和部队，
都在其掌握中；对陆、海、空的交通据点，均能控制。（五）税警机关及缉私机关
以及部队，全在戴的指挥之下，力量不小。（六）他的军事谍报工作，不止布满全
国，即在海外使馆，也建立了基础。（七）各省公安局或部队，多数归其掌握，例
外者甚少。（八）他的一般情报工作，已打人全国各省的行政部门，到处扎根。由
此看来，他的作法，实已超出任何国家一个特务情报工作范围之外。他的活动经费，
直接向蒋报销，从不通过军需署，再加缉私所人，所以他的活动用费，不受什么限
制，为发展个人势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他特权在握，为所欲为。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心腹对他都侧目而视。据说，
他与宋子文的关系相当密切，如有紧急需要，可以一次挪动几百万元，毫无问题。
他对宋固然起了保镖作用，但宋对他，也起了保姆作用。他对孔祥熙则是另一种作
法，有时还故意与孔为难。听说孔戴之所以矛盾，主要是为缉私收人问题。
　一次预谋未成的暴动
　　　　在特务们的严密管理下，虽然特别的活动是困难的，但并非无隙可乘。一般说
来，如与室长的斗争，各斋间的秘密通讯，传递消息，以及工厂里的怠工、破坏和
揭发特务们的罪行等活动，有时是相当尖锐的。有些特务犯，由仇视我们而同情我
们，被我们争取过来，与我们一致行动，给我们许多方便。有一次功败垂成的大暴
动事件，可以说是息营自成立以来一次反特斗争的高潮。
　　　　周养浩利用职权调戏在押女共产党员张露萍未达目的，又发觉张与我秘密通信，
于是借机进行报复，将我杖打一百，并罚我二人镣禁和吃盐水饭之后，全营的人包
括一些特务在内，对于周养浩的丑恶面貌与无耻行为，无不愤恨。对于我们所受遭
遇，都表示同情。我当然更积恨在心，等待机会，以行动答复行动。
　　　　我因为在自由修养阶段，可以自由活动，各方面联系比较活跃，和军统干部们
也时有接触，尤其和息营特务队长占志成颇为接近。占是浙江人，却在息烽娶妻生
子，早不想干这种工作，企图别谋出路。但几次请假，都未获批准，对周养浩的专
横亦感不满。他不仅和当地的老百姓搞得很好，而且和袍哥土匪之流也合得来。息
烽一向土匪很多，虽在特务统治之下，仍有集结活动。这些情况和人物，占是了然
在胸的。因为他久有脱离团体之心，不止暗中掩护，而且还有秘密往来。在我受到
处分后，他颇为不平，一次酒后失言，说要把周干掉。事后被周听到，深为震怒，
不久就借其他理由将其禁闭，另派人代理队长职务。
　　　　占志成自被打进监牢后，对周养浩更为愤恨。因与我不在一斋，开始无法会面，
但不久即取得联系，无话不谈。为了表示同心，占和我及另外两个囚犯，结拜为义
兄弟。4　人日夜研究，要相机行事，来一次里应外合的大暴动，并决定几点行动计
划。大致是：（一）由占团结他的心腹部下，组成一个小队，作为发动的基本力量。
（二）与当地土匪头子段某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同时由占设法搞一部分新武器交
段使用。（三）在牢内秘密发展细胞组织，每斋建立行动小组，届时一致行动。
（四）决定在行动前，以火攻为主，办公室与监房、工厂同时纵火，内外同时行动。
（五）由段某组织突击队，事先破坏电线交通，以继绝反动派外援。（六）对外宿
军统干部，同时控制，首先将周养浩一家捉起来。我们并根据情况及地理环境，拟
定了进攻路线及退却路线，和暴动成功以后的作法。
　　　　在这样秘密策动之下，全监参加行动小组的已达60人，都是一些壮健坚强分子，
而以印刷所工人为主。大家以种种方式暗中联络，随时通讯。眼看着占志成禁闭之
期将满，内部已有眉目，一切只待占出去活动。一次我们4　个人于放风时密谈，我
为说明进攻形势，随将竹枝在地下画一地图。正密谈间，忽为一个特务兵士黄某看
到，深为怪异。黄某对占一向有意见，就向周养浩告密。
　　　　周接到告密后，马上到我们谈话地点踏看，但结果是一无所获。接着即提我们
4　人审问，并与黄某对质。可是，我等在知道黄某告密之后，4　人宣誓，无论刑讯
或枪决，决不吐出真相，以免牵动全局。因此，虽经几度讯问，毫无结果。但4　人
则受到分别镣禁的处分，并严密监视。一时监中空气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周养浩对我抱有宿恨，恐将借此开刀，于是秘密通知占等，
嘱其设法越狱逃出，速与土匪段某联系，一面争取部下，采取非常行动，或可死里
求生。对在监的同志们，亦告知作思想准备，以应付万一之变。占志成在同室同志
的协助之下，秘密破镣，并破坏后壁一线，于大家人睡之后，即冒险逃出室外，先
伏在沟中，几经危险，终于越狱成功。第二天早上点名时，反动派才得发觉，大为
震惊。经过监内搜索，了无踪影，于是全监上下，都轰动起来，反动派也手忙脚乱，
发动人员到处搜捕。
　　　　但占志成越狱后，未立即上山联络段某，却先跑回家中。在几经搜索之后，终
于又将他逮捕回来。于是审讯日夜进行，威胁、利诱、棒打，一齐向我们4　人进攻，
但得不出一点内容。除黄某一人告密之外，又别无佐证。周养浩是一个老练法官，
于是改变了审讯计划，对于我暂置不理，对于占等3　人，则由刑讯改为说服，分别
提出来，作了好几次长谈，并对他们保证：决不追究3　人责任，但对我的活动情况，
必须全盘托出，才可以将问题缩小交代云云。可是，周养浩虽然用尽心机，而占等
3　人，依然一致矢口否认，使周一筹莫展。最后又改变办法，交由教务所长文光甫
来进行审理，并刺激文光甫说：“他们成功，你也在杀头之列，如不搞一个水落石
出，不止我对不起老板，而且新监的问题就多了。”文光甫心中有数，无论周养浩
如何催逼，他决不落井下石。因此，在形式上他虽然再三审问，几次对质，最后还
是以得不到佐证为理由，无法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周也不能凭空捏造，这一
场紧张局面，才没有扩大。最后不得已，才以监内纪律问题处理而告结束。而我们
4　人的镣禁生活，却在半年之后才得解除。
　
　

　　　　　　　


　军统兰州秘密监狱见闻
甄载明
　　　　我于1938年2　月13日和1943年3　月9　日两次在兰州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先
后被羁于伪警察局和广武路121　号（现为秦安路79号）军统秘密监狱。现将在被监
禁期间的亲身感触和见闻回忆如下。
　　　　1937年夏，我在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兰州救亡运
动进入高潮，我在中共驻兰代表谢老（觉哉）的教导和进步人士吴鸿宾、杜汉三、
王教五等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救亡活动，遭到了复兴社特务分子杨居敬等人的
嫉视。我随即于二月13日在赴别人宴会后返回军部的途中被捕。被捕后先被拘于警
察队（今兰州市军分区前院），后又转送到警察局，复于当晚天将明时，被塞进警
察局门口的防空洞中。
　　　　我在防空洞中约半个月，无人审问。由于每天只给半斤重的馒头一个，开水一
碗，身体渐渐不能支持。随又将我转移到贡元巷宪兵营后面一个小院子里，既不给
被褥，地上又复潮湿不堪，加以饥饿难挨，身体完全搞垮。、特务们不得不叫来医
生检查。因为病情严重，便派了两名看守监视着，以贾步瀛的假名字送到西北疗养
院治疗。到医院两星期之后，身体逐渐恢复。有天，听见看守闲话说：“马局长
（马志超，兰州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把这家伙弄来，杀又不杀，放又不放，真
是麻烦。听说又要往乡下转移，将来就成了咱们的包袱了。”我听了之后认为，如
果转移到了乡下，后果将不堪设想。就趁医院人杂，瞅空跑了出来，回到了新一军
军部。这天正是5　月6　日，计被拘押了67天。
　　　　我在宪兵营羁押时，曾有一个湖南人来审问过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反对葛武柴
（复兴社头子、甘肃教育厅长）？为什么要反对中等学校教职员受训？为什么要骂
复兴社？为什么要领导学生反对政府？为什么要搞救亡运动等等莫名其妙的问题。
其中骂复兴社和搞救亡运动两个问题，我据实回答了。我说，因为我不同意复兴社
破坏团结抗日的论调；作救亡工作是为了团结抗战，没有错误。由于审问不得要领，
以后再未审问。这个审问的人是第八战区的谍报科长霍立人。在我到医院以后，复
兴社分子杨居敬曾跑来看我一次，还假惺惺地挂着眼泪说：“没想到把你弄成这个
样子了！”
　　　　1943年3　月9　日夜12时左右，我在甘肃省驿运处宿舍，被特务逮捕，当晚羁押
于广武路121　号军统秘密监狱。这里是一所民房，正院原是前后两进，后来把中间
的屏风拆除了，成了一座长院，西南角有门连着一个小跨院，计前后共有房约40间。
除了“特务队”（军统调查行动队）办公和看守人员占用的近10间外，其余各房都
押满了犯人。西跨院房间极小，多是临时改建而成。个子稍微大一些的人，晚上睡
觉还伸不开腿，这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我进去时，共有犯人七八十名。其中属
于所谓“异党”问题的犯人共20余人。有六七人是条城的农民，据说是因红帮聚会
而被当作“异党”活动捕来的，这些人大都用过电刑，有的承认了是共产党，其实
却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当然，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有。在所谓“异党”犯人中，受刑
最多的是吴渊彦。王彦升，长期镣铐的有陆堂安、蔡映瑞。在我被押期间，所谓
“异党”分子，曾有两批被送往西安劳动营受训，人数不详。
　　　　这个监狱归特务队管理。特务队是军统八战区调查室的行动组织，队长先是江
苏人高尚，后为兰州人王永忠，最后为文殿杰。下设三个分队。分队长一为山东人
刘某，两个姓赵（一为青海人，一为河南人），另有一个司务长也姓赵，甘肃径川
县人。这些分队长、司务长大都是军统兰训班毕业的职业特务。
　　　　我原被关在前院里，次年春，因防空紧急，规定“犯人”被带出防空，一律带
了铐子。我曾因此提出抗议，被报告到调查室后，命令将我关进西跨院，一星期后
又移出来。约20多天后，特务调查室司法股长张橡夫把我提出审问了一次。审问的
地点是前院西房队长办公室内。当我走进时，两边有四个特务人员站立，手里拿着
绳子、皮鞭等刑具。当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恐惧，因为我自关进秘密监狱，即将生
死置之度外，何况那时每天已经听惯了难友们被拷打的声音，看熟了难友们在受刑
之后皮开肉绽的痛苦景象。这次审问，由于他们提的问题根本不着边际，我答应用
书面答辩。以后再未审问。旋于1944年8　月，由邓宝珊将军转托地方士绅说情，取
保释放。
　　　　我在广武路监狱总共20个月，移住过5　个号子，对于狱中一些较为重大的案情，
知道一些梗概。大都系特务们借口政治问题，达到其敲诈勒索和残害的目的，实际
以政治问题入狱的并不多。现在摘记几件，以说明特务监狱的真实情况。
　　　　定远营案宁夏定远营（现属内蒙古自治区）有一个姓刘的京货商人，系河北宛
平县人，在狱时年ho多岁。据同案的徐四成（山西人）、李子源（山西人、黄埔军
校毕业）对我谈：刘在定远营经营京产货物，已30多年，与定远营蒙旗达王（达理
扎亚）很要好，因续弦娶了个年轻女人，略有姿色。定远营原驻有特务一个缉私队，
其中有一个特务垂涎刘妻，旋即有染。适晋北某剧团经三边到定远营演出，刘夫妇
经常包座看戏，慢慢与徐四成（剧团领班）、李子源（剧团交际人员）相熟起来。
特务们乃利用这个机会，构成大狱。
　　　　特务首先逮捕了刘某，加以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驻定远营的小
组组长，并诬指徐、李二人是共产党派来进行联系的，准备在定远营暴动。刘因经
不住拷打，也就—一招认，特务们用三只大木箱将三人装运来兰，关在广武路秘密
监狱。刘在监狱中受刑最多，差不多隔一月、半月总要把他提出审问一次。审问时
经常是压杠子、打背花。这个人也很奇怪，每当刑讯一次，他就供出一些财产作为
所谓共产党的“活动经费”贡献给特务们。特务们掌握了他这个特点，就不断刑讯，
因而他一份家当就完全弄光，最后于1944年春因受伤致死，死时通身溃烂，臭气难
闻。据说这人交出的财产光驼毛就3　万多斤，其余的更不用说了。与他同案的徐、
李二人，在刘死后被特务转送西安劳动营“改造”去了。
　　　　文合买提案——艾合买提，维族，新疆人。他于1939年经商来兰，在兰州开设
叶尔羌商行（后改为天山商行X　初以出售新疆土产为主，后亦经营京广杂货，大赚
其钱。另有一新疆人阿不那目，在新疆作过县长，随艾来兰。他本与艾合买提是朋
友，但见艾发了财，心生嫉妒。另有一新疆汉人，冒称维族，亦名阿不那目，为某
特务机关和职业特务。此人与维族阿不那目商量，合伙敲艾合买提的竹杠。因艾不
买账，汉人阿不那目即以通苏的罪名，将艾合买提检举。时朱绍良奉蒋介石命第一
次人新，盛世才积极反苏。于是在通苏的大罪名下，牵连了艾合买提和其他在兰的
新疆籍维族商人巴拉特、肉孜、瑞勒等7　人。巴拉特和肉孜在兰州开设塔里木商行，
巴拉特还有儿子驻在国外。7　人先后被逮。后维族阿不那目被阿合买提以敲诈不遂
反控，也被逮捕，关在广武路秘密监狱。这几个维族商人人狱以后，不仅他们商店
里的存货被特务们任意攫取，连他们家里的财物也都听任劫夺。因此，他们在监狱
中能享受一些优待。文合买提一去就住在优待号（门不经常上锁），同时，还允许
别人帮他写辩诉书。艾合买提人很聪明，经常写条子让特务们到天山商行去取货。
据他告诉我，他曾给特务头子（调查室主任）送了一辆道吉牌小卧车，因而得到了
保外就医的优待，我问他共花了多少钱，他笑而不答。巴拉特和肉孜都和我关在同
一个号子，艾合买提释放之后，他们也被释放了。据肉孜告诉我，他花了7　两金子，
同时塔里木商店内的大部货物也被抢掠一空。巴等出狱不久，塔里木商店就结束了。
巴拉特出狱后全家到了印度。瑞勒则因油水太少，被转到甘肃省第一监狱，直到1947
年才被释放。
　　　　武威大烟案——1944年六七月间，有一天监狱内部异常紧张，连例行的放风都
停止了，特务并规定不准开窗户，如有人从窗孔外望，格杀勿论。两天以后，才恢
复正常，但究竟为了何事，一直弄不清楚。直至1946年才从一个姓赵的（在监狱当
过小队长）口中得知事情梗概如下：1933年，河西王马步青有一批大烟（传说约数
万两）要运往四川。就与缉私处驻武威的负责人韩某商量，由缉私处负责保运，给
酬很高。韩某答应承运后，电报兰州特务机构调查室共同负责保运。不料此项大烟
运出后，马步青已有下台消息，八战区调查室遂派其爪牙吴剑武（当时西北公路局
警察队长）带人前往接运。在兰州西十里店附近，趁夜将马步青的经办人员杀害，
推人黄河，吞没了全部大烟。马步青当然不甘心，请求戴笠查办。戴笠遂手令调查
室主任程某查究。程不得已，派人将武威缉私处韩某押解来兰，送人秘密监狱。1944
年六七月间秘密监狱戒严的这一天，正是将韩某投入监狱的一天。可能是程为了防
止武威缉私处特务的报复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次日，程又将韩解送出潼关，伪称韩
已畏罪潜逃，此案遂不了了之。
　　　　中茶公司案——中国茶业公司系财政部直属机构，抗战后在兰州设立了分公司，
经理由一个军人出身的王蔚文担任。后来甘肃各地茶价大涨，特别是西路的茶价较
兰州高出四五倍。但兰州茶叶系物价管制委员会控制物资，茶叶出售，须先经物价
管制委员会批准，出境时又要经过经济纠察队查验放行。经济纠察队队长余仲施，
是谷正伦的心腹，为了弄钱，串通建设厅主任秘书姜颖初和特务头子程某，大量套
购西运。后来茶叶由省贸易公司专卖，而余、陈等人仍继续西运。贸易公司董事长
为赵龙文，虽同属特务，而矛盾很大，赵遂将此事向谷正伦报告。谷将姜颖初找来
查问，姜说他们（姜本人和程某）只运了一两票（每票800　封），其余都是茶业公
司自运的。谷即将此事电报财政部请予制止。财政部将此案交缉私署办理，缉私署
兰州缉私处处长刘鸿烈遂趁机与程某合伙大整茶业公司。该公司业务主任、会计主
任及西安茶业公司的业务主任都被押进秘密监狱。有一个姓邱的广西人，是兰州茶
业公司职员，被押时与我同号。常与我谈及此案内幕。后来此案移交重庆中央缉私
署办理，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致兰斋案——致兰斋为兰州最殷实的南货点心铺。有人向省政府保安处反映，
该号后院有夹墙一座，内藏大烟不少。谍报股股长李季康（湖南人）遂上报程某，
程即令李率谍报人员前往检查。检查结果是：没有大烟或其他违禁物资，夹墙内只
存放了几缸铜元。但致兰斋经理柴仲圭素与省保安处军法官马某认识，二人在闲谈
中，柴有意识地透露出李季康向他借端敲诈了钱财。马听了之后，因对特务横行霸
道心怀不满，遂向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