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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秘闻-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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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 月前后，中共驻善后救济总署代表林枫从上海坐飞机撤往解放区。保
密局上海站本想在机场扣捕林枫，但林在抵达机场后突然失踪。上海站派情报员四
处寻觅林枫的下落。其时，上海站第四情报组组长肖波夫得到本组运用员张彬的情
报，说从中共内部得悉林枫仍在上海，经常到北京路泥城桥中法大楼办公，张彬本
人愿意引领逮捕林枫。我得到肖波夫的报告后，认为这是个大案件，又向王新衡作
了报告。王新衡指示我去和陶一珊会商，以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的特侦组名
义办理此案。我赶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陶一珊家里，把林枫案告诉了他。陶说，
特侦组尚未正式成立，此案既是上海站得到的情报，还是由上海站办理为好。于是
我带回此案，亲自布置办理。我派上海站侦防组组长钱步新率领行动人员在北京路
泥城桥通商旅馆开一间房间守候；另派肖波夫在通商旅馆隔壁的一家旅馆开一间房
间，作为与张彬联络的地点，只待张彬的消息一到，即由肖波夫通知钱步新带领行
动人员前去逮捕。后来张彬来肖波夫处对肖说，他没有和中共内线联络上，因此线
索断了。我得报后，知道已逮捕不到林枫，就把特务人员撤回了。
国民党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上海党政军联席会报。“联席会报”
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后为陈良）、淞沪警备司
令宣铁吾（后为陈大庆）等负责主持。1949年1 月，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
“联席会报”即由汤主持。参加“联席会报”的机关计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
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保密局上海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
三青团上海市分团、上海市工福会等。在“联席会报”下面设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
专门负责指挥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参加行动委员会的单位有：淞沪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上海市警察局、保密局上海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上海市工福会和三
青团上海分团等。“联席会报”成立后，曾先后主持镇压了1948年2 月的申新九厂
（今上海国棉二十二厂）和4 月的电力公司工潮，8 月的上海学潮；主持了1949年
4 月的大逮捕；并策划了“保卫大上海”的计划。下面分述一下镇压上海电力公司
工潮事件、解放前夕的上海大逮捕和“联席会报”是如何商谋死守上海、抗拒解放
的。
镇压上海电力公司工潮
1948年4 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紧摧残工人运动，指使特务把铁屑放人上海
电力公司的发电机油管内，然后捏控是王孝和等人所为，妄图以此来诬蔑工人运动
和打击共产党的威信，迫害上海电力公司职工。所谓上电工人破坏机器事件发生后，
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行动委员会曾召集了几次会议，策划迫害上海电力公司职工。
第一次会议是由刘方雄代表保密局上海站去参加的，内容是要各单位开具工人
的黑名单，为镇压作好准备。第二次会议，刘方雄要我去参加。赴会前，刘方雄把
上海站根据平日所得的情报材料编造的工人黑名单（约有20余人）交给我。我便带
着这份黑名单去保阳路上海市工福会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上海工福会头子陆京
士召集的。参加会议的除陆京士和我外，还有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副处长陈庆斋，上
海市警察局刑事处科长章承祖，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主任路鹏，水上稽查大
队长冯仲达，上海市政府视察室视察了念之，三青团上海市分团负责人等。会议一
开始，陆京士就拿出一份工福会编造的黑名单放在桌上，我和陈庆斋也把带来的黑
名单交给陆京士。会议先由三青团上海市分团的两人报告上海电力公司风潮的情况。
他们讲的大致内容是，诬告上海电力公司的破坏事件是共产党鼓动起来的，工厂的
机器是被工人放进铁屑而遭致破坏的，主张严厉加以镇压。他们两人报告完毕，陆
京士便在工福会编造的名单中提出几个工人，说他们是工潮的为首人，都是共产党，
要会议通过并报请“联席会报”准予逮捕。这次会议还决定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
处和上海市警察局担负逮捕行动的任务，由各单位派人配合行动。
4 月21日，由陆京士亲自指挥，调动军警和特务，根据黑名单逮捕了共产党员
王孝和等十几个工人。
密谋“保卫大上海”
1949年二三月间，汤恩伯来上海，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复兴路口的一
座花园洋房内先后三次召集“联席会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方治、吴国恢、陈
大庆、上海市社会局长曹沛滋、上海两路局代理局长兼警务处长王兆槐、上海市招
商局总经理徐学禹、三青团上海市分团负责人曹俊、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和其
他机关及国民党军上海驻军代表共约20人。这几次会议都是为了防守上海准备作战
而举行的。汤恩伯在这几次会上都讲了话，要各单位同心协力，为保卫大上海作好
军事部署，抵御解放军的进攻。这几次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
方面：（1 ）筹集经费和建筑材料，在上海周围建造碉堡等防御工事，作好防守准
备；（2 ）准备储存三个月到半年的粮食，以便久守；（3 ）砍去上海郊区外围树
木，以利作战；（4 ）调集足够的车辆和船只，维持交通运输；（5 ）尽力维护社
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序，支援前线作战，等等。
解放前夕的上海大逮捕
1949年4 月下旬，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行动委员会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举行会
议。会议由陈大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上海
市警察局刑事处处长姚恺如，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曹沛滋，王方南，三青团上海市分
团负责人曹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守备司令部（即交通警察总局）、上海两
路局警务处、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上海市工福会等单位也派人参加了会议。陈大庆
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已告破裂，共军已渡过了长江，上海
进入战时状态。为了稳定后方秩序，以利前线作战，要进行一次全市大逮捕。由淞
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指挥行动，各单位提供逮捕对象名单，派人参加配合行动。
他讲完后，姚恺如表示意见，主张这次逮捕的人一律要杀掉，一个也不要放。他说
完后，与会者未表示异议，会议也就散了。
我回到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后，吩咐上海站档案股股长戴声洪就平日所登记的材
料（均为不能编作情报的片断消息材料），编造了一份约40人的黑名单，送往淞沪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份名单中，除一部分为工人外，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不过是
些思想进步或有共产党嫌疑的青年。此外，我还派上海站侦防组长钱步新率领行动
人员刘葆珊等去稽查处参加大逮捕行动。
后来据钱步新报告，4 月26日清晨，陈大庆下令调动警备部队、稽查大队、警
察和交通警察总队在全市进行大逮捕。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市工福会也派了行
动人员参加了这次大逮捕。逮捕了乔利江等6 名学生，送往达仁中学关押。在这次
大逮捕中，被捕学生有300 多人，后来都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处置。
上涂站的潜伏布置
上海站的潜伏布置是在1949年1 月初的一次工作会议后开始的。这次上海站工
作会议是在陕西南路3 号刘方雄家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均为上海站的主要成员，
会议由刘方雄主持。他在作了工作报告之后，提出了应变的问题。刘说，现在形势
发生了变化，上海将来也须放弃。为了应付事变，上海站准备到必要时撤往台湾，
但须留下少数人员潜伏在上海，待上海失守后继续进行搜集情报等活动。潜伏人员
以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有相当的公开职
业掩护而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而能开展活动等条件为标准。此项潜伏布置现
在就要开始部署进行。在这次会议前，刘方雄从未同我谈起过布置潜伏人员的事，
这次会上他提出这个问题，依我推想，大概是他得到了毛人凤的指示或同意。
从这次会议后，上海站便开始进行潜伏布置，最初由刘方雄和我负责。原拟在
上海站原有人员之外物色新人，但一时难于找到合适的人员，只得在上海站原有人
员当中挑选人担任此项潜伏任务。
正当上海站潜伏布置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
总统。李宗仁一上台，不但对保密局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加以限制，而且还要接收保
密局。保密局为了应付李宗仁的接收，调拨了不到100 人组成假保密局（由副局长
徐志道为局长）随同李宗仁的总统府撤往广州，其余局本部人员由毛人凤率领从南
京撤来上海。上海站亦根据毛人风的指示，把上海站划分为两个站。以上海市政府
调查处办公点为第一站，由我任第一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处长；另在南华新村
对号成立第二站，由王仲青任第二站站长（此时，刘方雄奉毛人凤之命，离职去做
生意，以筹集真保密局活动经费，解决因李宗仁的限制而造成的经费困难）。上海
站一些有情报关系的情报员如情报一组。二组、三组和五组的关系等人都拨归第二
站。这样的划分，是准备李宗仁来接收上海站时，把上海市政府调查处第一站交给
他，而第二站仍归毛记保密局指挥。上海站虽然分为两个站，但在工作和人事经费
等方面还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划分后不久，毛人民又要两站合并，由我任上海站
站长，王仲青为副站长。
2 月初，保密局从南京撤退到上海，设立了保密局上海办事处。保密局上海办
事处有个布置组是专门负责潜伏布置的，上海站便把准备布置的潜伏人员移送办事
处，由布置组去直接布置。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布置组先后布置了上海站的潜伏人员。
毛人凤和保密局上海办事处
1949年2 月初，毛人凤奉蒋介石的命令，率保密局一部分局本部人员从南京撤
退来上海，在上海南阳路145 号设立了保密局上海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的工作。
当时，随毛人凤来上海办事处的有局本部人员共100 余人。
从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成立到上海解放前夕期间，毛人凤共召集过两次会议，我
都代表上海站出席了。
3 月17日，毛人凤在愚园路市西中学大礼堂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一天是戴笠
被烧死的日子（自从戴笠死后，每年4 月1 日军统局成立纪念会便改在3 月I7日举
行）。到会的各单位代表二三百人。毛人凤在会上讲话，他要到会的特务本着以往
的“精神”，继续干下去，不要因为形势的变化而气馁，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毛
人风讲完后，保密局高级特务胡靖安接着作了国际形势报告，对苏联力加诽谤，诬
蔑苏联侵略中国，帮助共产党打国民党。他讲完之后，会也就散了。
第二次会议是在四五月间召开的，地点是淮海中路1414号楼下。出席会议的共
约30人。毛人风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坚强，继续和共
产党斗争，以报答领袖平日爱护的苦心。毛并对杜长城在华北破坏共产党的技术爆
破工作大加表扬，要与会者向他学习。毛人凤在会上谈到李宗仁等排斥保密局使之
处于困难境地的时候，很是气愤。他说，我们受到多方的排斥，环境的确是困难的，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工作。他还说，他已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如果李宗仁迫使保
密局解散的话，准备缩小编制，把保密局改名为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成为一个短
小精悍的团体，继续进行工作。毛人风讲了一通之后就散会了。
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曾在上海主持迫害民主人士。民主同盟领导人黄炎培的儿
子黄竞武，就是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根据上海站第二情报组组长黄特提供的情报，逮
捕后杀害的。此外，保密局上海办事处还准备逮捕民主同盟领导人史良，加以迫害。
在1949年5 月中旬的一天，叶翔之在我家吃过中饭时对我和王维一说，在沪西
某处房屋内有一部汽车，他准备运往台湾，要我们去看看。饭后，叶翔之带着我们
到了那里。叶说，这是史良的住宅，这部汽车就是史良的。我看见史良住宅周围有
便衣人员在守候，才知道保密局上海办事处要逮捕史良。后来，王维一把史良的那
部汽车劫运到台湾去了。
四五月之交，我去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向毛人凤请示上海站人员的撤退问题。我
造具了约30个人的花名册要他发给撤退经费。毛人风批了一张纸条，上写发给上海
站撤退人员每人银元10元。我问他上海站的人员应如何处置，他说，在不妨碍工作
的原则下，有些身份已暴露和那些无必要留在上海的人可以尽先退往台湾；但上海
站的工作必须坚持到最后时刻，并要我最后撤退；撤退时档案必须注意，不能带走
的必须烧毁，不能留给共产党。毛人凤还对我说，上海还有些实业界、金融界、社
会名流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现在没去台湾，要注意他们是不是准备赴台，不要让
他们留在上海将来为共产党所利用。讲到这里，毛人凤拿起桌上的一份名单给我看，
要我注意名单上的人走不走。我记得名单上列有吴蕴初、刘鸿生、王晓籁、武和轩、
周伯敏、杨虎、王寄一、孙履平等人。这份名单中我只认得杨虎和王寄一两人。毛
人凤还问我有没有看到保密局的余乐醒，我说，前一个时候还看到过余一次，最近
未见到过。毛人凤说，余乐醒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希望能够把他弄到台湾去，不要
让他留在上海为共产党所利用。毛人民要我碰到余乐醒时把他的意思告诉余，我答
应了。
根据毛人风的指示，我在5 月中旬命文书股长和人事股长将上海市政府调查处
所存的情报档案全部运往武定路923 号上海市政府调查处职员宿舍内的草坪上烧毁。
至于文书、人事和会计档案，则分装在木箱和皮箱内，会同保密局上海站的人
携带，于5 月24日乘毛人凤拨给上海站的两只机帆船运往台湾。
5 月20日前后，保密局负责对美国海军联络工作的高级特务聂淙，带着一个美
国海军士兵到上海市政府调查处来找我。他对我说，奉毛人凤的命令，要把上海市
警察局所有的外侨犯政治案件的档案交给美国海军运走。聂淙要我陪他去警察局。
我便陪同他和那个美国士兵一同到上海市警察局找外事处主任徐文棋接洽。适
徐文棋不在，于是，我便留了一个条子给徐文棋，说是奉毛人民之命要把外侨政治
案卷交美国海军运走，希作好移交准备。我留条后，就同聂等走了。聂一边走一边
对我说，那些政治案卷他明天再来运，交给美国军舰运往华盛顿，这些案卷对于将
来战争方面有用。后来，便由聂淙直接和徐文棋接洽此事，有无运走不详。
5 月23日，毛人凤在动身逃往台湾之前，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要我和王仲青速
到他家里去一次。我和王仲青当即赶到长乐路毛人凤家里。当我们上二楼时，正好
毛人凤送一个穿长袍戴眼镜的人从楼上下来。这时，我听到毛人凤在二楼楼梯口对
那个人说：“再见！要好生干，将来回来请求领袖给你奖励。”那人连连点了几下
头，走出去了。从毛人风这几句话的意思推断，那个人一定是毛人凤布置下来的潜
伏特务。我们上楼到了毛人凤住的房内，只见成希超也在。毛人凤见到我们时，未
及打招呼就问王仲青：“你布置的几个人都弄妥了吗？”王仲青回答说：“都弄妥
了，只是诸善衡要买房子还缺一点钱。”毛人凤转而问成希超还有没有钱，成希超
说一共只有100 多块银元。毛人凤叫成希超把这些银元全部发给王仲青。接着，毛
人凤对我和王仲青说，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他没有留在上海的必要，就要动身去台
湾了。他要我们在上海维持到最后时刻，不要置党国的困难于不顾，要我们最后撤
退。他随即又问我：“上海站还有多少人？”我答道：“还有十几个人，连几个家
属在内。”他又问：“你们准备怎样撤退？”我说：“上海站本来准备好一只小火
轮停在黄浦江，但是因为封锁交通，黄浦江不能停泊，小火轮开出去了，现在正在
另找交通工具。”这时，毛人民就说：“岑士麟（交通警察总局二处处长）那里有
船，我要他拨两只机帆船给你，作为上海站人员撤退之用。”他一面说，一面就写
了一张给岑士麟的纸条，要我去虹口新亚酒店同岑士麟接洽。毛人民又说：“船只
停在吴湖口外，你可搬到虹口去住，等到最后去吴淞口乘机帆船去舟山，再转往台
湾。”他还装出一副沉着的样子，给我打气，说：“共产党的军队刚进城时，先来
的是军人，政工人员在后面。万一你在共产党军队刚进城时走不掉的话，只要在共
产党的政工人员没有来以前，你仍可以逃走。”讲到这里，他看了一下手表，即吩
咐成希超准备动身走。我和王仲青说要去为他送行，他不要我们去。我们告辞而出，
毛人凤和成希超就动身去飞机场坐飞机逃台湾。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就此完结了。这
时，毛人民就说：“岑士麟（交通警察总局二处处长）那里有船，我要他拨两只机
帆船给你，作为上海站人员撤退之用。”他一面说，一面就写了一张给岑士麟的纸
条，要我去虹口新亚酒店同岑士麟接洽。毛人民又说：“船只停在吴湖口外，你可
搬到虹口去住，等到最后去吴淞口乘机帆船去舟山，再转往台湾。”他还装出一副
沉着的样子，给我打气，说：“共产党的军队刚进城时，先来的是军人，政工人员
在后面。万一你在共产党军队刚进城时走不掉的话，只要在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没有
来以前，你仍可以逃走。”讲到这里，他看了一下手表，即吩咐成希超准备动身走。
我和王仲青说要去为他送行，他不要我们去。我们告辞而出，毛人凤和成希超就动
身去飞机场坐飞机逃台湾。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就此完结了。
上海解放前夕的大劫掠和大屠杀
郭旭
大劫掠
1949年4 月间，南京解放后不久，继承戴笠衣钵的毛人风由浙江奉化溪口看了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南阳路145 号国防部保密局办事处，召集该局在上海的
各处处长开局务会议。我当时任该局第五处（经理处）处长，是参加者之一。毛人
凤在会上指示说：“南京现在已经被共军占领了，上海非常危险。估计共军在南京
略事休整，就会来攻打上海。以长江那样的天险，还被共军打过来了，上海是不易
守住的。我这次到溪口见了总裁。总裁指示说，已令汤恩伯保卫上海，至少要守住
一个月，叫汤会同上海市代市长陈良和行政院物资局局长江构，将上海所存的黄金、
白银和物资运往台湾，以免资敌（指解放军）。并给了我以下的任务：1。协助汤、
陈等办理抢运物资工作；2。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木船；3。集中沪杭市一带
的交警部队，以六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两个总队担
任护运物资的工作；4。监视上海的资本家，勿让他们将物资偷运往香港等地；5。发
给应变费金圆券一亿元。关于集中交警部队，控制轮船、帆船和大小木船及护运物
资等工作，我已经命令交警总局副局长郭履洲（当时局长马志超率该局大部分人员
迁往广州，上海方面由郭履洲负责，福州方面由副局长尚望负责）负责办理。关于
调查上海资本家的物资和监视工作，我已经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黄加持
负责办理。关于应变费一亿元，已经由俞局长（原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通知
顾总长（参谋总长顾祝同），希望老郭（指我）迅速前往国防部治领。”
我听到毛人凤的指示后，即于当日前往国防部预算局和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驻
上海办事处，将这项应变费领回来了。
过了几天，毛人凤告诉我说：“汤恩伯召集陈良、江构及有关机关负责人，到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开会，讨论抢运物资事宜。我没有去参加，叫郭履洲、黄加持
去了。听郭履洲报告会议决定事项大致如下：1。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
扫数运往台湾；2。机器设备、车辆、纸张及暖气设备等物资，都运往台湾；3。棉纱、
布匹，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4。所有
招商局及民生公司等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外，其余都交由物资局调用；5。帆船
及大小木船3000多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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