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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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全家解到台湾来继续囚禁。总裁踌躇了一下指示说：”留了他们做什么？还是在
这里（指重庆）把他们秘密搞掉了吧。‘因此我仍叫周文豪（即周养浩）前往贵阳
把杨等接到重庆。于9　月6　日下午到达，就在当天晚上在松林坡（原中美特种技术
合作所内）把杨、宋两家6　人都搞掉了。至杨虎城的两个副官，仍囚禁于重庆渣滓
洞看守所内。“后来，在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大屠杀时这两个副官都被杀害了。
　白公馆集中营的大屠杀
　　　　白公馆看守所的屠杀，是由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和看守长杨进兴等执行的。这个
看守所，就是军统局原来的重庆看守所，所关押的人员，除该所原来囚禁的政治犯
及违纪的军统分子外，1946年秋改组为保密局后，因编制缩小，将息烽监狱所囚禁
的政治犯及判处徒刑的军统违纪分子移押于该所。在渣滓洞看守所未成立之前，重
庆绥靖公署第二处（以后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的革命人士，都关
押在那里。那时候共关押200　余人，以房屋狭小，拥挤不堪。大概在IMS　年春渣滓
洞看守所成立后，移出100　余人，还关押100　人左右。白公馆看守所所押的政治犯，
都是关押了几年或10年以上的。
　　　　1949年11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时，令毛人凤将关押的革命进步人士速予屠
杀；违纪的军统分子，案情轻微的予以释放，严重的并予屠杀。毛人凤派保密局第
六处（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到重庆清理该所人犯，除释放大部分违纪的军统分子
外，经签报蒋介石批准屠杀的，共为30余人。
　　　　毛人民接到蒋介石的批示后，令陈景清于同月25日执行屠杀。这次在屠杀之列
的人，据我所知道的，除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黎剑霜夫妇，
进步人士周均时及几个迷途误人中美合作所被囚禁的重庆国立六中学生等外，还有
军统分子刘笃一。
　　　　周均时是同济大学校长，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共和军事独裁，曾在校内公开说蒋
是倒行逆施。蒋知悉后，约在1944年春令军统局将周秘密逮捕，囚禁于重庆看守所。
朱家骅因和周在德国同学，曾向蒋介石保周，没有批准，朱乃请军统局对周予以优
待。因此，周在看守所内的行动比其他的政治犯较为自由。1949年11月19日，我应
毛人民的电召，由香港飞往重庆兼任保密局重庆办事处处长。我到重庆的第二天下
午，朱家骅（当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偕立法委员杨公达（因杨和我认识）到办事处
找我，请求保释周均时。我当时告诉朱说，办事处只管发看守所的经费、国粮，不
管案件的处理，此事须找毛人凤。朱请我通知毛人凤和他见见面。我即打电话给毛，
毛即邀请朱到嘉陵新村6　号晤谈，事后毛人凤告诉我说：“朱家骅来保周均时，我
当晚向总裁请示可否把周释放，总裁指示说：”不行，早就该把他杀掉的，你赶快
把他搞掉了吧。‘因此叫陆景清于25日把周杀了。“
　　　　刘笃一是军统局兰州训练班毕业，原任保密局汽车队副队长，南京解放前夕，
随保密局一部分职员撤到福州；福州解放时，在逃往广州途中与保密局总务处一职
员的家眷通奸，被人打了“小报告”到台湾保密局。该局打电报到广州办事处叫我
将刘扣押。当时我已准刘前往重庆，经转电重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将刘扣
押，囚禁于白公馆看守所。1949年11月23日上午，刘笃一的妻子到重庆办事处见我，
说刘笃一已被判处死刑，请我代向毛人凤面前说情，将刘释放。当我代向毛人民说
项时，毛对我说：“总裁近日的脾气很大，前天我去为朱家骅保周均时碰了一个大
钉子，不便再为保刘去碰钉子了。”我说：“救人一命，胜造六级浮图，何况刘是
你多年的部下呢。”毛说：“保释不行，可以叫陆景清于执行时不将刘杀死，叫刘
妻将刘领回去。”我即将毛人凤的指示告知刘的妻子。当日下午陆景清来办事处领
取经费时，我即将毛人风对处理刘笃一的指示告诉陆，请他不要杀刘，交刘妻领回
去，并要他再打电话问毛。陆答应了。
　　　　过了几天，陆景清又来办事处领取借款和执行屠杀人犯的奖金（此项奖金是毛
人凤批准的，凡执行屠杀人犯的官兵，每人发给奖金银元二元）。陆告诉我说：
“看守所关押的人犯，原为100　多人，除陆续释放的外，到上月底尚余78人。最近
清理，释放41人，判处死刑的为37人。这37人中，除刘笃一未杀外，其余的36人是
于25日集中在一间房子用机关枪射杀的；个别没有射死的再用手枪补杀死了。刘笃
一是我于临执行扫射前密将你向毛先生保他的情况告诉他，叫他卧于屋角装死，并
交代杨进兴等不要射击刘。刘没有受伤，已交由其妻领回去了。
　渣滓洞集中营的大屠杀
　　　　渣滓洞看守所，名义上隶属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不属于保密局，但因它归长
官公署第二处领导，而第二处是由保密局领导，且该处处长徐远举兼任保密局西南
特区区长，因此，这个看守所实际上是由保密局领导的。看守所所长是李磊。这个
看守所原关押约300　人，重庆解放前夕，先后由毛人风转达蒋介石之命，共屠杀了
两次：一次是1949年10月底，一次是11月27日，共屠杀了140　多人。
　　　　第一次屠杀了革命人士42人，是蒋介石于1949年八九月间第一次到重庆时指示
屠杀的。这42人都是中共干部及党团员，有工委、市委、地委、县委、学运和工运
及军事方面的负责人。这些革命人士，是于1948年春由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以后
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和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合作搜查《
挺进报》，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组织，因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而
被逮捕的。其中交由重庆警备司令部在大坪公开屠杀的，计有淄华辅、邓兴邦、江
竹筠、陈然《挺进报》的负责人）等10人；秘密屠杀的有刘国志、王淄等32人。这
32人是在原中美合作所旧址的东面岚秘密屠杀的。
　　　　第M　次屠杀的为100　人左右，是蒋介石于1949年11月间第二次到重庆时指示屠
杀的。当蒋介石指示毛人凤迅速清理集中营的人犯后，毛人凤派徐钟奇会同西南特
区司法科科长龙学渊、法官张少云（？）等清理渣滓洞所关押的人员。据徐远举告
诉我说，渣滓洞的人犯，于重庆解放前夕释放了一部分，如民革、民盟人士和西南
军政长官公署军法处寄押的军事俘虏及嫌疑犯都释放了；个别的共产党员也有释放
的，如（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就是其中之一。判处死刑的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
共100　人左右，杨虎城将军的两位副官就在其内。这一批人是于同月27日集中屠杀
的。
　　　　在屠杀的前两天，西南特区会计科长李宪章到保密局重庆办事处领款购买汽油
10大桶。我问购汽油作何用途，李告诉我说，一部分准备给载运特区人员撤往成都
的大卡车之用，另一部分准备于屠杀渣滓洞看守所的人犯之后，把那个房子用汽油
烧了。我当将款发给李具领了。
　　　　以后徐远举告诉我说，渣滓洞看守所判处死刑的那一批人犯，是由他派西南长
官公署第二处所属的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于27日前往渣滓洞会同看守所所长李
磊及看守长徐贵林等执行，先将该所判处死刑的人犯集中在一间大房子内，将铁门
锁上，用机关枪扫射屠杀后，然后用汽油将那所房子焚烧了。又听到李宪章说，当
机关枪扫射时，被屠杀的烈士们，有的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
的当时没有被打死的被火烧死了，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连刽子手钟铸人事后都说
：“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因为怕被敌人打死，开机关枪时越打越起劲；在渣滓洞
用机关枪扫射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有些难过，但是上面的
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指挥他们（指开机关枪的特务）扫射，这个玩意真不好干啊！
我们这样的杀人，如果共产党捉了我们，对我们还会饶恕吗？共产党快打到重庆来
了，我是非走不可的。”
　新世界集中营的大屠杀
　　　　新世界看守所，表面上是属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即原来的稽查处），
因该处是由保密局所领导，因此这个看守所实际上也是由保密局领导的。
　　　　这个看守所原关押150　余人，都是在1949年间由重庆丙种会报决定逮捕的。同
年11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指示毛人凤清理集中营的人犯时，由毛人风转知保
防处予以清理，除释放嫌疑犯100　余人外，经签报蒋介石批准判处死刑的革命人士
30余人。这30余人，由毛人凤指示保防处处长周养浩派人于11月26日押赴中美合作
所旧址内的松林坡屠杀后，即在那里挖了一个大坑掩埋。
　
　

　　　　　　　


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特别站
范国栋
　天津特别站的建立经过
　　　　日本投降后，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老军统分子陈仙洲，有一个把
兄弟叫高洪恩，外号叫高大胖子，两人关系密切。高原为军统上校直属通讯员，在
陈仙洲的支持下，在天津组织一个在航运方面进行活动的特务组织，直属南京保密
局，名为保密局直属天津策反行动组，公开的招牌是天津警备司令部航运调查组
（工作人员均佩戴稽查处证章），专门从事对旅大解放区的航运调查情报及策反活
动。高洪恩担任上校组长，凌道章任内勤中尉文书，会计是马路平，由稽查处派来
一名稽查秦质彬任书记，组员有郭凤橄、徐钰麟、海涛、孙世秀、王宗金等，分别
在大连和朝鲜汉城、仁川搜集情报及进行策反活动。小组的地址就设在高洪恩家中
（万全道59号）。
　　　　徐钰麟在大连（已是解放区）潜伏活动中策反了大连船舶管理处（相当于海关）
副处长姜盛三逃津投敌叛变。姜盛三是山东黄县人，出身大地主兼资本家，在大连
开设有饭庄、布店。对姜盛三的策反还包括两艘机帆船，即“胜华号”和“德胜利
号”。这两艘船由大连向朝鲜运送物资，经策划由姜盛三押运，与船长事先勾结好，
船行中途将押船干部杀害，再转道驶往天津。姜盛三叛变来津，在塘沽受到陈仙洲
的代表的欢迎，船被没收，货物被拍卖，货款归保密局。姜盛三被任命为稽查处航
运组中校副组长，参加特务组织，先后曾策动大连几十艘机帆船投敌。
　　　　孙世秀的哥哥孙世文，长期潜伏在大连，在大连港口任检查所长；吴海涛在大
连市政府当科长，是航运组在大连的负责人；还有王宗金在大连港口码头一带活动。
这些人都有公开职业掩护，与其他人员不发生横的关系。姜盛三策反了几十艘机帆
船，就是得力于这些潜伏人员的协助。
　　　　由于姜盛三投敌有功，保密局本部于1947年9　月将姜盛三叫到南京，由第一处
（专管策反情报）处长叶翔之接见，慰勉奖。1947年10月，局本部批准原航运调查
组扩大为“站”的编制，受保密局直接领导和天津稽查处的督导，改称为“国防部
保密局天津特别站”，又称“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航运调查站”。编制是：中校
站长姜盛三，中校副站长杨德邻，后又来一名副站长减玉山。另设三个组，即大连
组、平壤组、汉城组，每组配电台一部。
　航运组的外围组织大中船务行
　　　　大中船务行是个船舶代理行，成立于1946年，地址在今和平区沈阳道辅安里3　
号。这个船行是在白世维担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后，由白的好友张善一和姜盛三
的老友姜砚田合资开办的，后台是稽查处，从处长到督察长、科长都人了股。姜砚
田原在大连代姜盛三经营饭庄、布店等，姜盛三叛变后，他也逃来天津。大中船务
行的业务是在来解放区贩运货物，从中牟利，并在大连搜集情报，出人港口有稽查
处撑腰，生意颇为兴隆。姜盛三利用这些往来于天津、大连之间的船长、船员为他
提供航海情报，因而对旅大解放区船舶航行动态了如指掌。
　　　　1947年下半年，该行被人控告投机倒把贩运通匪物资，天津警察局准备逮捕张
善一。白世维闻讯恐暴露其经商牟利内幕，将张善一先行扣押在稽查处，实际上是
保护起来。大中行因此关闭，出兑给鸿程船务行。
　几次派遣特务潜入大连
　　　　天津特别站的主要任务，是要推进到大连，成为一个潜伏站，再配合汉城、平
壤两组开展策反及情报工作。自1947年10月天津特别站成立后，局本部几次电催姜
盛三向大连推进，姜以冬天封港为由，再三拖延。春暖开冻后，上尉组长徐钰麟奉
命率马路平到烟台再转去大连。两人领取半年的活动经费，在津买成粮食、布匹、
毛巾等物资运到塘沽，再乘机帆船去烟台，落脚处是烟台信船行李世亨处（李是姜
盛三的拜盟兄弟）。徐、马二人到烟台后，花天酒地，逗留不前，经姜盛三再三派
人催促，才不得已乘机帆船去大连。不料船行中途，遇到国民党军舰在渤海湾巡弋，
发现该船是开往解放区的，盘查后予以扣留。徐、马二人最初未敢暴露身份，在被
扣留后，徐始说明自己是国防部保密局的。国民党海军令其出示证明，他只好留下
马路平作人质，回天津向姜盛三报告情况。姜将此事电告南京局本部，后由保密局
电告海军司令部将马路平释放回津。这次行动，宣告失败。
　　　　第一次派人去大连潜伏的计划失败后，姜盛三又利用马路平、姜维家等人网罗
从旅大流亡在津的一些反动分子，组织一个特务外围组织，取名叫在津旅大复员协
进会，由姜维家担任理事长。姜维家原是大连民生轮船公司民生三号船长，于1947
年夏在仁川被该站平壤组的特务凌道章策反来天津，当时船上满载杂货玻璃等物资，
驶来天津后，姜维家得了一笔回扣及奖金，民生三号船被没收，成为天津站的行动
船只。
　　　　姜维家社会联络广泛，出面组织在津旅大复员协进会后，活动极为猖狂。他们
大肆散发传单，制造反共舆论，要求“国军”迅速收复旅大。该会总部即设在天津
特别站内，理事多为东北籍的特务，由马路平任总干事处理日常事务。后因往来人
员太杂，而站部是保密单位，就迁往别处了。
　　　　进入大连建立潜伏站的工作遇到挫折后，局本部多次来电督促迅速开展，最后
来电斥责姜盛三，如再拖延，即以玩忽职守论罪。为此，姜盛三组织一个烟台前进
指挥所，携带一部电台，亲自出马坐镇烟台，开展对大连方面的工作。天津方面由
杨德邻。臧玉山两个副站长负责。
　　　　开展大连工作，必须很快把电台建立起来。姜盛三经过一番策划，与潜伏在大
连的特务联系好，向大连运送电台，方法是将电台用油布包裹严封，系于前往大连
的船只的尾部，不使露出水面，随船运进大连。原计划船到旅大港后，由潜伏在大
连充当海口检查所长的孙世文负责接运。但船到港后，港口检查极为严格，孙世文
不敢贸然行动，最后只好将电台原船退回。这次行动又告失败。
　　　　姜盛三第一次派徐钰麟、马路平去大连失败后，在1948年初又命令大连组中尉
文书张弘、少尉交通员赵仁样二人携带半年经费去大连。临行前在天津将所领的经
费包括薪饷全部购成粮食、布匹、百货等物品，以“鸿祥号”名义，由天津去塘沽，
再转船去烟台，然后搭乘一艘帆船去大连。两人落脚在金县，经常去旅顺港和大连
市刺探各种情报，如飞机场的位置、仓库分布情况、码头船只出人及货物吞吐情况、
苏联驻军动态、旅大各级负责干部名单，以及机关团体编制概况等。张弘还买了架
照相机，拍照了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由于电台一直未能建立起来，经费也用
完，不能维持下去，不得已于1948年七八月间返津。
　　　　1948年夏，天津特别站电请南京局本部派一名报务员来。这人叫孙永必，朝鲜
人。经过一番周折后，孙永必乘船到朝鲜仁川，再转道大连，终于把电台建起来，
直接与烟台姜盛三联系。
　　　　大连潜伏组的活动重点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上层人物进行策反；一是从事于情
报及船只策反活动。为此划分了两个小组：第一组由于子仁担任中校组长，他们的
策反对象是前关东主席及大连市长；第二组从事情报及船只策反活动，由赵宝民担
任上尉组长，原大连组长徐钰麟改为站部直属通讯员。
　　　　赵宝抿原在大连经商，他为了取得共产党的信任，经常把解放区需要的物资运
进大连。赵上任后提出，共产党急需拉轮带，如能从天津运一批到大连，必能取得
共产党的信任。当时拉轮带是天津禁动物资，利润很大，赵宝民拿出几根金条交臧
玉山设法购买。臧玉山写了一个报告给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参谋长严家浩，说明情
况，经严批给警备司令部物资管理处准予发给特别许可证。赵宝民在津购买了一大
批拉轮带，臧玉山派徐钰麟押送到塘沽等候装船，同时将此事电南京备案。不料第
二天南京来密电，拉轮带停止运出，同时命令扣押赵宝抿，其第二组组长职务被撤
销。另委申熙章担任。
组织海上行动大队
　　　　自姜盛三在烟台成立前进指挥所后，工作开展不大，为了应付局本部的一再督
促，姜盛三决定在烟台成立一个海上行动组织。将“寿城号”、“湖南号”、“民
生三号”、“海通号”等机帆船做为该站海上行动船只，调来塘沽警察局督察李克
东任少校行动组长。报请南京批准，准予发给四个中尉的薪饷做为海上行动组的活
动经费，再将抢来船上的物资少报些，留做经费用。
　　　　行动组成立后，为了出人天津港口及购买船上用油及其他补给品，必须有个公
开的名义，经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批准，可以使用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水上巡查队
的名义出人码头，船上官员佩戴稽查处证章，同时通知津塘港口关卡免验放行。
　　　　该行动组成立不久，就在海上抢了一艘朝鲜“海英号”扣在烟台，船上所载大
部分是柴油、汽油，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全部没收。船员数十人，后被押解天津。
姜盛三见海上行动有成效，便决定与烟台警察局合作，扩大海上行动队。姜与烟台
警察局长刘馨吾地是军统分子）取得一致意见后，上报局本部，得到批准。即由烟
台警察局刑事警察总队队长陈实兼任航运站海上行动大队中校大队长，调北平行辕
上尉谍报参谋廖凯为上尉大队副兼政治指导员，原海上行动组长李克东任分队长，
烟台警察局派出一部分水上警察并携有枪支，归海上行动大队指挥。该队将船员集
中在烟台信船行进行军事训练，由廖凯任教官，教以军事常识和射击技能，以便在
海上开展海盗活动。
　　　　1948年夏，陈实乘“湖南号”由烟台来天津，向臧玉山汇报海上行动情况，鼓
吹这种“海盗”行动油水不小，建议臧玉山将指挥中心迁往烟台。经臧玉山上报南
京批准以后，即将天津特别站本部迁至烟台，改名“烟台特别站”。
　　　　与韩国大同青年团特务队的勾结1946年航运组成立后，就向朝鲜汉城、平壤、
仁川派去情报人员。扩大为特别站以后，正式成立汉城组，录用当地人为情报员，
搜集政治、军事、航海交通等情报。在仁川以策反为主，因仁川港是对外联络港口，
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等地都有船只往来，是搞策反的重点地方。
　　　　1948年春，有十几名“韩国大同青年团”的特务队员来天津会见了臧玉山，双
方商议在朝鲜合作开展情报活动。臧玉山请示局本部，准予去南京进一步协商，遂
由汉城组组长郭凤犀陪同乘飞机去南京与局本部叶翔之商议。经协商，保密局出经
费、枪支及爆破器材、通讯设备等，由大同青年团特务队出人，负责搜集军政、经
济。交通等各方面的情报，并负责对北朝鲜进行重点破坏活动。双方在南京签了协
定，大同青年团特务队领了经费返回南朝鲜。
逃往青岛
　　　　1948年秋后，华北战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烟台被围不久之后宣告解放。特
别站的全部人马乘船逃往青岛，依仗美军的军舰保护，又立起了“青岛特别站”的
招牌，站址设在青岛河南路92号源盛行内。天津的臧玉山也带着全部档案逃往青岛。
青岛解放后，又逃出大陆。至此，进行了两年多罪恶活动的保密局天津特别站宣告
结束。
　
　

　　　　　　　


郑介民是靠什么起家的？
　沈醉
　　　　郑介民是戴笠的最重要助手，后来成为戴笠的继承人，在军统局的三巨头中，
他是居唐纵、毛人凤之首的。
　　　　郑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并由蒋介石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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